1924年6月25日,鄧稼先出生於安徽省懷寧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咿呀學語時,他就和兩個姐姐跟隨著母親一起來到北京,住進當時最著名的清華學府西院。父親鄧以蜇是中國現代傑出的哲學家、美學家和教育家,時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小稼先的童年時期,一直在父親身邊長大,深受學者父親和清華校園儒風的熏陶。他十分聰明,又很好學,五歲時就裝著許多一般孩子所沒有的中外文化知識上學讀書,小學階段一直品學兼優。
鄧稼先13歲那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了,北平(即北京)淪陷。日本侵略者一下子遍布京城。
一天,父親原來的一位朋友夾著偽政府的公文包到鄧家來拜。沒想到,那位朋友剛剛進門看到父親,準備要打招呼時,平時一直都很和氣的父親竟勃然大怒,很嚴厲地質問他:“你來這裏幹什麽?”那位朋友一時間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呆在那裏。父親指著朋友的公文包說:“我這裏不歡迎你這樣的人來。”朋友一下子明白了:鄧稼先的父親是嫌棄自己為日本人扶植的偽政府工作。朋友羞得不知道怎麽回答。父親大聲地嗬斥:“你給我出去!”這一聲把房裏看書的鄧稼先兄弟驚呆了。這件事,給小鄧稼先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當時日本侵略者規定:凡是中國的老百姓從日本哨兵麵前走過,都要向其行鞠躬禮。小鄧稼先雖然不能完全明白這是怎麽回事,但是他知道這是一種侮辱,對此很是憤怒,可是他沒有能力免除人們所遭受的這種屈辱。他寧肯繞道走冤路,也不去向日本侵略者行禮,他不能讓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受到玷汙。
國家的危險迫使小鄧稼先時常去思考人生和社會問題,和一群思想激進的同學一起聚會、議論,他的思想越發成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大地上越來越猖狂。每次他們占領了中國的一座城市或者是在戰鬥中打敗了中國軍隊,他們都會強迫中國人上街開會慶祝勝利。這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肉體的屈辱,更是一種心靈的折磨。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不去遊行就會被殺頭。
有一次,日本侵略軍又逼迫市民和學生開會遊行。鄧稼先知道以後很是氣憤,但是沒有辦法,必須得去參加遊行。當遊行剛剛要開始的時候,他就扯碎了發給他們的小紙旗,但是自己心裏覺得還是不解氣,於是他又把破碎的小紙旗扔在地上踩了一腳。鄧稼先這才覺得自己心裏舒服了一點兒,但是沒想到他的這一舉動被穿著便衣的狗腿子看到了。後來,狗腿子就找到了校長,要求校長交出這個膽大的學生,校長知道是鄧稼先做的,但是出於對自己學生的愛護之情,就把這件事情搪塞過去了。後來校長便來到鄧家,對鄧稼先的父親說:“鄧先生,這樣下去太危險了!這件事情早晚會被人密報的,你想個辦法趕快讓他走吧!”
父親看到事情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地步,隻好讓鄧稼先離開北平去避難。臨行前的晚飯很豐盛,但誰也吃不下去,父親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從未有過的眼光看著鄧稼先,過了很久,才堅定地說:“稼兒,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更有用。”鄧稼先把這句話一下子就印在腦子裏了。就這樣,16歲的鄧稼先懷著滿腹的心事離開了生活多年的北平。
那時候,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遷到昆明後,聯合辦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鄧稼先逃到昆明,在朋友的幫助下安頓下來。稼先立即投入緊張的複習迎考當中,第二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係。雖然是抗戰的極端困難時期,學校的條件極為簡陋,生活十分艱苦,但聯大師生都憋著一口氣,捏著一把勁,決心“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因此,教師敬業,學生好學。“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師生們高唱著聯大的校歌工作著、學習著、生活著、奮鬥著。
稼先大學畢業後,在昆明市文正中學及培文中學任教。抗戰勝利之後,北大遷回北京,稼先應聘為北大物理係助教,並被推選擔任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他當時才21歲。
1948年,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赴美到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研究生院進修。正好振寧的弟弟振平要去美國上大學,於是楊父將振平托付給稼先,二人結伴而行。稼先、振平在異國相聚,更是親切異常,他們共同分析著國際物理學發展的新趨向。鄧稼先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人們認識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熱門學科,掌握好這門學問,是到達物理學前沿的必經之路。
認準了方向,稼先便決心攻讀原子核物理。由於他學習成績優異,不足兩年便修滿學分,博士論文《氖核的先致分裂》順利通過答辯。取得博士學位後的第九天,稼先就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衝破重重阻撓,終於在1950年國慶節前夕回到了祖國懷抱。
國慶節過後,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當時,原子核理論在我國還是一塊空白,他潛心鑽研,勤奮努力,為填補這塊空白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與許鹿希[許德珩(héng)的長女]結婚成家,過了幾年寧靜的幸福生活。
1958年8月的一天,錢三強把鄧稼先叫到他辦公室,給他打了一個啞謎:“國家要放個‘大炮仗(爆竹)’,讓你去做這個工作,怎麽樣?”雖沒有明說,但稼先“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全然明白幹這份工作正是他回國的目的、報國的夙願,他當即點頭,二話沒說。
鄧稼先就任後,立即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資料和設計原子彈模型。他對年輕的大學生說:“你們來到這裏,就要做好無名無利的準備,但你們的工作必須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他是領導,也是同事,是老師,也是戰友,凡事都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所以,工作進展極快。1959年6月,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領頭研究計算,步步攻關。無論在實驗室,還是在荒漠沙灘,他的身影都閃現在第一線,他始終戰鬥在最困難最艱苦的地方。
1964年10月16日,神州大漠上升起第一朵蘑菇雲——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它向全世界顯示了中國人民的誌氣和能力,宣告中國從此進入了核強國的行列。
1967年6月17日,又報喜訊:氫彈爆炸試驗成功了!這距離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隻有2年8個月的時間,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中國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這是與“兩彈元勳”鄧稼先的遠見卓識和領導藝術分不開的。
正是有了鄧稼先這樣一批勇於奉獻的“有這麽大的本事”的知識分子,中華民族才挺起了堅強的脊梁。可是,1986年7月29日,積勞成疾的鄧稼先被癌症奪去了生命。一顆科學巨星隕落了,天為之悲,地為之痛,中國人民更是悲痛萬分,時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滿懷悲痛寫下了一首題為《痛悼我國傑出的核科學家鄧稼先同誌》的挽詞: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連克千重關,群力奮戰自當先,捷音頻年傳。蔑視核訛,華夏創新篇,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功勳澤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