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四節 水車浮橋利民，書院閣帖育人

　　參與經濟活動是士人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蘭州士人在積極投身地區經濟開發，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如在對蘭州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定型、對蘭州近代工業的形成和發展、對蘭州乃至整個西北東西交通的暢通等方麵都起了重大、甚至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又作為蘭州曆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被長久的保留了下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段續引進並仿製改造的黃河水車。

　　宋元以來，由於蘭州地區濫伐樹木、亂墾牧地、過度放牧以及戰火破壞，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明清時期，蘭州社會經濟中農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得到確立和發展，但是，由於幹旱少雨，水利設施落後，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製約，解決水利問題成了當務之急。水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由士人段續引進並仿製改造成功的。水車的使用有效地發展了當地灌溉和農副產品的加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蘭州地區經濟的發展。

　　水車，又名翻車、天車、筒車。明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凡河濱有製筒車者，堰坡障流，繞於車下，挽水入筒，一一傾於梘（讀見，過水槽）內，流入畝中，晝夜不息，百畝無憂。不用水時，栓木礙止，使輪不轉動”。

　　蘭州黃河沿岸的水車是段續仿製並改造而成的。

　　段續，是蘭州市段家灘人，嘉靖二年癸未科進士，明代著名理學家段堅的侄重孫。考取進士後，出任都察院雲南道禦史，卓有政聲。次年因“大禮議”案獲罪，貶河南郾城縣丞，後遷杞縣知縣，政績顯赫，頌聲載道，先後升湖廣參議、密雲兵備副使等，晚年辭官歸裏。

　　段續在西南諸省任職期間，見筒車提灌十分便利，為家鄉計，便察其構造原理，繪圖帶回蘭州，幾經試製，未獲成功，再赴南方考察學習。回蘭後親手設計製作，反複實驗，方得成功。段續引進改製的水車為木架圓形大輪，根據堤岸高低之不同，輪的直徑10～30米不等。每掛水車都由碼頭（亦名柱）、托梁、車軸、大輻條、綱線與登棍子、括水板、水鬥、掌盤與鶯架、淌水槽等部分組成。對段續引進改造成功的蘭州黃河水車，《甘寧青史略正編》卷30記述甚詳：“至黃河兩岸不能開渠之處，又有水車，其車形如輪，輻二三丈至四五丈不等。輪徑小者四五丈，大者八九丈。用二木夾軸，高擎，下入河流，上出河幹，輪周圍斜掛木桶，水激輪轉，順承倒泄，空中高架木槽，承水引入河幹，分灌隴畝，計一輪可灌七八百畝，雖係人力，亦一水利也。”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段續改製的第一掛水車在段家灣，即今蘭州軍區後勤部以東一裏的黃河南河道開始轉動，黃河水被高大的水車倒挽而上，流進幹涸的土地。此後，以其提灌甚便，黃河兩岸農民爭相仿製，水車數量迅速增加，至清末，蘭州黃河沿岸水車增至157掛，其中河北岸41掛，南岸84掛，河灘32掛。1952年，全市水車猛增至252掛，提灌麵積達10萬畝，既為岸上農田帶來灌溉之利，也給古城增添了獨特的韻致。

　　目前，水車已經成為蘭州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其製作工藝已被國家文化部列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

　　蘭州位處黃河上遊，黃河自西固區達川鄉進入市境，經安寧區和七裏河區、城關區、榆中縣、皋蘭縣，至白銀市白銀區水川鄉蔣家灣東部榆中與白銀交接地帶，經烏金峽出境，境內全長150.7公裏，基本分蘭州為南北兩大部分，成為蘭州地區阻隔交通的天塹。加之黃河兩岸群峰綿亙，溝壑縱橫，數十條洪溝分隔蘭州盆地為許多相對獨立的小塊，非橋渡無以暢通交通。唐代，今河口一帶已有浮橋，唐蕃使臣大多經此橋而渡。宋紹聖四年（1097年），北宋收複蘭州後，為扼守這一軍事重鎮，修複金城關，並在關下架設浮橋。以上橋梁的架設，既有重要的軍事交通意義，也有較大的經濟和生活交通意義。但在中國交通設施建設，特別是跨黃河橋梁建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則是明代建造的鎮遠橋。這座橋的建成，是蘭州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共同努力，為蘭州、甘肅乃至整個西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麵做出的巨大貢獻。

　　鎮遠浮橋先後架設了三次，第一次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蘭州衛守禦指揮僉事趙祥為渡河濟師而建，師還即予以拆除。橋址在城西七裏黃河上。第二次是洪武八年，衛國公鄧愈在城西約十裏造橋以通往來，濟師遣餉，名“鎮遠橋”。最後一次是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蘭州衛指揮僉事楊廉移建於白塔山下。鎮遠浮橋自明初建成至20世紀以前，曆時500多年，一直是黃河上遊“控扼要衝，道通西域”的唯一橋梁，在大河橋梁史上占有光輝地位。自明代以來，這座橋成為由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去長安的主要津梁，中外商人、使臣、遊客等多在這裏過往。清代齊世武《天下第一橋記》中說：“此橋西通張掖、武威、酒泉、湟中諸鎮，凡塞外部落重繹來王者，莫不經此橋而東以達於京師，若置郵商旅藉以濟者，更無俟言。是橋之設顧不重哉。”茅以升《中國古橋技術史》說：“曆史上在黃河修建過的不少著名的浮橋，到清代隻剩下了鎮遠浮橋一座，雖然規模遠不如蒲津橋，但還是稱為‘天下第一橋’。”

　　明代蘭州的文化教育與士人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士人的大力推動，就沒有昌盛的蘭州文化教育事業的開創、形成與發展。據《蘭州市誌·教育誌》載：明代，蘭州經濟發展，文教昌盛。州縣官員屢修儒學，嚴格訂立校規；肅王府例設私學，兼收地方學生；蘭州衛社學，招收軍人子弟入學；蘭縣理學家段堅首辦書院，招徒闡揚理學；蘭州著名學者趙英立私學，慕名求學者甚多。

　　在明代，士人在對蘭州文化教育的大力推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段堅首辦書院這件事，因為段堅容思書院的創辦，對蘭州文化教育的發展有著劃時代的作用。

　　段堅，字可大，號柏軒、又號容思，明代蘭州人，進士出身。“早歲受書，即有誌聖賢”，“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諛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

　　段堅一生信奉儒家的“愛民”、“仁政”、“潔身”等正統思想。在任福山知縣和南陽知府時，“政教大行”，“吏不敢欺”，“士民仰戴”。對官吏中的不法分子，“案問不貸”。經過幾年治理，“民風翕改觀”。他說：“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並題詩：“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

　　段堅一生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做官時，每到一地，首先抓的是文化教育。他任南陽知府時興建了好幾座書院，發展南陽文化教育事業。據《南陽教育》記載：南陽諸葛書院又名臥龍書院，亦稱孔明書院，是元代南陽的最高學府，後被戰火焚毀，明成化八年（1472年），南陽知府段堅在諸葛書院故址東重建之。南陽豫山書院是知府段堅於明成化八年（1472年）以僧寺改建而成的，南陽誌學書院也是南陽知府段堅於明成化十年（1474年）改祠為書院的，取承伊尹之誌，學顏淵之學以命名為誌學書院。明代著名教育家、理學家段堅畫像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年），段堅在蘭州東關段家台（今慶陽路東段）聚徒講學，因材施教，成才者很多，如後來的明兵部尚書彭澤等，皆出其門下，後人稱之為容思書院，為見於史籍最早的甘肅書院。容思書院的創建，對此後蘭州書院的設立和蘭州文化教育的普及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劉爾炘曾撰聯盛讚其對蘭州教育事業的貢獻：“鄒蘭穀颺言而後，開忠義先聲，人皆側耳，韻何遠，情何深，廊廟為憂，萬古河山留絕唱；段柏軒唱道以來，發聖賢遺響，誰不昂頭？曲彌高，和彌寡，林泉可樂。一天風雨唱知音。”在容思書院創建後，金縣知縣張星於崇禎七年（1634年），在金縣城東郊創建增秀書院。

　　在容思書院的影響下，清代蘭州書院興盛一時，至清末已有十多座，其中最有名的有蘭山、五泉、皋蘭、求古四大書院。

　　肅王朱楧是朱元璋的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被封為漢王，後改封為肅王。建文元年（1399年），肅王移藩蘭州蘭縣後，在今蘭州市城關區大興土木，修建王府，修築道路橋梁，營造花園，建設寺廟等，對蘭州城市建設做出了極大貢獻。

　　肅王對文化事業也非常重視，刊布淳化閣貼就是對蘭州文化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因該貼為肅王府刊布，故稱之為肅府本淳化閣貼。肅府本淳化閣貼原名《淳化秘閣法帖》，現珍藏在甘肅省博物館，閣貼集唐以前曆代書法名師大家之作，有極高的藝術造詣，堪稱國之瑰寶。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翰林院侍書學士王著仿照秦、漢、三國（魏）、西晉、東晉十六國、隋、唐各朝著名書法家真跡，匯集刻成，版存於府內，拓本分賜大臣。明初朱元璋賜其子肅王朱楧一部宋拓本，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至天啟元年（1621年），肅憲王朱坤堯、世子朱識兩代肅王主持，曆時七年之久而完成。由姑蘇人溫如玉、南康人張應召二人精刻臨摹於富平石上。溫是吳中名士，工書法，尤擅雙鉤；張稱“玉臂”，師徒共治，珠聯璧合。當時在蘭的山東學者周如錦譽之為“臨摹剞劂，傳神逼真”。用石142塊，合趙子昂《千字文》6塊，共為148塊。刻成後藏於肅王府承運殿遵訓閣內（今蘭州市委後院），被視為珍寶。現存帖石141塊（缺跋），本刻釋文40塊，共181塊，保存了不少極其珍貴的古代名人書法和曆史文獻資料，且有很高的文字藝術考古價值。清順治三年（1646年），關中人費甲鑄將肅本淳化閣貼再刻於西安，現藏西安碑林，稱“關中本”或“陝西本”。

　　明代是蘭州地方史誌學的重要啟動階段，主要表現在官修史誌的空前發達。這一時期由地方官府組織或個人編纂所修的誌書和由私人撰寫的史書眾多，如肅王朱楧修的《金城誌》、黃諫纂的《蘭縣誌》、文誌貞纂的《蘭縣誌》、李泰纂的《蘭州誌》、彭澤纂的《蘭州誌》、唐時和纂的《蘭州誌》、王道成纂的《蘭州誌》、王崇古纂的《莊浪漫記》、王之采纂的《莊浪匯記》等。這些誌書的纂修，極大地豐富了蘭州曆史文化內容，並記錄了蘭州的文明史和發展史。雖然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已散佚，但現存的部分卻為今天保存了極為珍貴的曆史文獻資料，是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

　　除地方史誌外，蘭州士人對甘肅、全國的曆史也都予以研究，並撰寫出一些著作，如黃諫著的《帝王紀年纂要》、彭澤著的《西征紀事》、《西平錄》、《讀史目錄》、王鑒潭著的《曆代帝王總紀》等，從不同的方麵和不同的角度記述了不同的曆史事件。

　　蘭州士人對經學的整理在明代也比較鼎盛，在有據可查的明代蘭州士人著作中，經學著作占相當大的比重，對蘭州地區的經學發展作做出了一定貢獻，如明徐蘭所著《書經體要》、《五經文格》、黃諫所著《書經集解》、《詩經集解》、姚誠所著《書經義》、彭澤所著《讀易紛紛稿》等。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唐代則是其輝煌顛峰時代。當時蘭州地區的士人文化並不活躍，即使有一些詩作，也由於資料散失而很難見到。

　　明代，由於大量士人的湧現和士人群體的形成，蘭州文化昌盛，湧現出一大批士人，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當地知名的詩詞高手，創作了大量詩詞楹聯，很多還編輯成冊刊印於世，蘭州詩詞歌賦創作進入較為繁盛時期，在蘭州活動過的外地士人和本地文人學子寫出了許多吟詠蘭州的詩詞。有的通過深入細致的觀察和深刻的體驗，用濃墨重彩的筆觸，描寫了蘭州的山水風光，具有真情實感和濃鬱的地方氣息。

　　明肅靖王朱真淤的《華林寺》詩，以清新高古的筆調描繪了蘭州秋天的壯美景象。其一為：

　　閑登傑閣倚危欄，多少輪蹄去複還。

　　籬落連綿秋色裏，園林高下夕陽間。

　　雨餘船係臨沙柳，風順鍾聞隔岸山。

　　無限壯懷吟不盡，盛遊到此暫開顏。

　　其二為：

　　邊關迢遞對危欄，沙鳥棲禽任往還。

　　古渡驛樓迎送裏，淡煙茅店畫圖間。

　　寺當孤嶼盤幽徑，河折洪流出眾山。

　　安得忘懷遂棲隱，不辭終日醉孱顏。

　　李文的《白塔寺》詩雲：

　　金城關外寺，殿宇枕岩阿。

　　地辟飛沙少，山高怪石多。

　　鍾聲聞紫塞，塔影浸黃河。

　　最愛談禪處，何妨載酒過。

　　該詩歌描繪了白塔山的雄奇秀美。他的《遊五泉》詩雲：

　　四麵峰巒紫翠連，白雲深處有人煙。

　　落花泛泛流雙澗，古塔巍巍出半天。

　　福地近城三四裏，名師卓錫幾千年。

　　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五泉。

　　詩歌著力描繪了五泉山泉流清冽，林木蒼翠的清幽景色和詩人暢遊五泉山的喜悅心情。

　　明代由於社會比較穩定，經濟發展也較快，士人心態比較平衡，所撰對聯多為描繪河山之美，名勝之優，表達個人的胸懷抱負，借景抒情，借景傳意之作。明末代肅王朱識鋐為白衣寺多子塔佛龕所撰聯：

　　玉柱玲瓏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圖。

　　這一聯是從皇家的角度出發，把寺廟建築與封建王朝的鞏固聯係到一起，表達了一種希望皇圖永固的思想，具有明顯的皇家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