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忙的工作和講學的間隙,魯迅用手中的筆,與封建主義和封建頑固派進行堅決的鬥爭。
在1920年10月,魯迅又寫了兩個短篇,即《頭發的故事》和《風波》。
《頭發的故事》的主題中心思想是在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作者通過小說中那位N先生的意見,評價了辛亥革命,同時也諷刺了當時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一些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魯迅對於辛亥革命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而辛亥革命的失敗,給他帶來了失望,他的痛苦也是很深的。
在這篇小說裏的N先生對於往事的追懷,與他的悲憤、他的感慨、他的惋惜,即所謂“精神上的絲縷”,不是沒有聯係的。魯迅在《呐喊》的《自序》一開頭,便曾寫道:
我在年青的時候也曾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麽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記,這不能全忘卻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呐喊”的來由。
《風波》所描寫的曆史背景是1917年的張勳複辟事件。魯迅借著張勳複辟這件事在當時農村中所引起的風波,揭露了黑暗反動勢力蠢蠢欲動的姿態。
在這兩篇小說之後,魯迅於1921年創作了短篇小說《故鄉》。這篇小說通過第一人稱“我”回故鄉的見聞和追憶,展示了當時農村蕭條、淒涼的生活場景。小說以魯迅童年的朋友章閏土為模特兒,塑造了閏土的形象,主要目的在於探索中國農民的生活道路。
同年,寫下了他的不朽的《阿Q正傳》。
阿Q是個生活在江南小村鎮裏的貧苦農民,相當奇特和滑稽。他在被侮辱和蹂躪的生活中,養成了十分怯懦的習性,卻又常常表現出一種荒唐怪誕的“精神勝利法”。這種富有喜劇性的矛盾和糾葛,在魯迅筆下俯拾即是。
在這篇著名的作品裏,魯迅通過阿Q這一個藝術形象,又批判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曆史,以及產生這個阿Q和阿Q的自欺欺人的失敗主義,即“精神勝利法”的社會根源和曆史根源。
阿Q這個形象在魯迅的心中,已經存在好多年了,隻是沒有機會把他寫出來。這時,正在編輯《晨報副刊》的孫伏園,就請魯迅寫文章。於是,魯迅就寫了第一章:序。第一章登出之後,以後每7天必須寫一點。
當時,魯迅的工作雖然並不十分忙,可是生活頗不安定,夜間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隻有一個後窗,連寫字的地方也沒有,很難靜坐下來去思考。
孫伏園又是一位非常善於催稿的人,每星期必到魯迅這裏來。來時,他就笑嘻嘻地對魯迅說道:“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沒辦法,魯迅隻得寫下去,於是又一章。
後來,魯迅漸漸認真寫起來了,編者也覺得不很“開心”,於是從第二章起,就把它移在《新青年》欄裏。這樣大約繼續有兩個多月。
魯迅實在很想把這故事結束,然而編者不讚成。直至後來,孫伏園因事到別處去了一趟,代替他的是另一位編輯,該編輯對於阿Q素無愛憎,魯迅把“大團圓”送去,他就照登出來了。等到孫伏園回來,阿Q已經被“槍斃”一個多月了,再也無法複活了。
當《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上出現的時候,引起了當時一些上層社會中的“正人君子”、“紳士淑女”、小政客、小官僚等人的恐懼和不安,恐怕它要“罵”到自己的頭上。最後,當這篇文章被明明白白地收在魯迅的第一個小說集《呐喊》裏麵,他們才恍然大悟。
其實,魯迅並沒有罵任何人,他所譴責的是整個舊社會,他所諷刺的也不是某一個人。
魯迅雖說是為阿Q作“正傳”,但是要畫出來的卻是“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要寫出“在他眼裏所經過的舊中國的人生”。
魯迅描繪的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農村變革的巨大畫幅,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農民悲慘的命運。
魯迅通過《阿Q正傳》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說,將中國的新文學創作與21世紀世界文學的進步潮流結合起來了。全世界的讀者了解中國的新文學創作,是從了解魯迅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