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二節 對青年學生誠摯的關愛

　　魯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同時，除整理碑帖、古籍和寫作外，自1920年起，先後在北京八所大、中學校兼課，至1926年8月離京南下始止。在教學期間，魯迅開始係統地研究中國小說史，並編成了《中國小說史略》一書。

　　1920年秋季，魯迅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教《中國小說史》。從此，魯迅不但以他的文章和廣大讀者接觸，他本人也走到青年學生群中來了。

　　魯迅擔任中國小說史的教學工作，是一個創舉，也是對封建傳統觀念的勇敢挑戰。因為在當時社會，小說一向被排斥和輕視，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魯迅是第一個從事拓荒工作的人。

　　魯迅的研究成果和精辟的見解，不僅為後人研究中國小說奠定了良好基礎，而且還給青年學生以有益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

　　每逢星期二上午，在沙灘紅樓北京大學的課堂上，魯迅和廣大青年見麵的時候，他都受到熱烈的歡迎。

　　魯迅先生講課，聽的人很多，小教室坐不下，換了大教室，還是很擠，本來坐兩個人的座位，常常擠上三四個人，連門邊和走道窗口、窗外都站滿了校內和校外來旁聽的人。那時點名是專人負責，是看座位點名的，遇魯迅先生上課，他就隻好點個“全到”。

　　魯迅經常穿一件黑色的舊布長袍，不常修理的頭發下麵露出方正的前額，兩條粗濃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窩微向下陷，眼角也微向下垂，濃密的短須掩著他的上唇，這一切都令人看不出有什麽奇特的地方。

　　魯迅先生上課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絕，也不是大聲疾呼，但全場鴉雀無聲。當時有不少同學聽了一年魯迅先生的課，第二年又繼續去聽，卻一點也不覺得重複。

　　魯迅講課，總是先把講義發給學生，開始時用的是油印講義，上課時校正個別錯字，然後開始講，但從不照本宣科，而是有重點地分析一些問題，有根據地闡明與別人不同的見解。

　　他講小說史非常風趣，常常講得大家發笑，但他自己卻不笑，使學生們在笑聲中愉快地接受了教育。後來有許多頗有成就的作家和教授，如馮至、曹靖華、章川島等都在北大聽過他的課，得到過他的培育。

　　馮至曾回憶道：“他講課超過一般的教育之上，回憶當年聽的許多課，至今還起作用的，是魯迅先生的課。”

　　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還為北大的刊物《學生會周刊》、《文藝季刊》寫稿，為《國學季刊》、《歌謠周刊》設計過封麵，扶植學生的文學團體，如對新潮社、春光社進行過批評、幫助，培養了不少人才。魯迅還多次參加北大舉辦的講演會、遊藝會等活動。

　　魯迅對待學生非常好，有時候好得都過分了。

　　魯迅和他過去的學生孫伏園外出旅行時，常常是先生給學生打鋪蓋。

　　1922年春，在魯迅的八道灣寓居來了一位客人，他就是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他不僅是一個世界語學者、音樂家，同時又是一個童話作家。

　　魯迅以他的親切關懷，接待了這位遠道來的客人。他時常陪著盲詩人在院子裏散步和談天，對他的寂寞表示了十分的同情。愛羅先珂在魯迅家裏住到了夏天，才回到了故鄉烏克蘭。魯迅在和他相處的一些日子裏，翻譯出了他的多篇童話創作：《狹的籠》、《池邊》、《雕的心》、《春夜的夢》等，後都收入《愛羅先珂童話集》中。

　　1922年10月，北京大學發生了反對學校征收講義費的風潮。結果講義費取消了，參與這場風潮的學生馮省三也被開除了。馮省三當時是北大法文係的學生，熱心於世界語。當時北大經費全由學校負責籌劃，教育部並無貼補。

　　為開源節流，學校想收取一點講義費，以補貼印發講義所需的紙張費及購置圖書之用。由於學校原本免費提供講義，有些科係資料又比較多，講義費成為了一種經濟負擔，因此引起了部分學生，特別是法科學生的反對。

　　10月17日下午，數十名學生湧進會計科提出抗議。18日早晨，又有數十名學生湧進校長室，要求立即停收講義費，雙方情緒都相當激動。

　　人群中有喊“打”的惡聲，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大聲疾呼：“我在這裏！”表示出極大的憤慨。

　　接著，學生會在三院禮堂召開大會，由學生自由辯論，雙方爭執不下。表決的結果，反對收講義費的一方略占多數。在這次辯論會上，馮省三第一個發言。他怒發衝冠，聲如京劇中的黑頭花臉，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即小見大》一文中，可知魯迅是同情馮省三一邊的，因為他成為了群眾的犧牲品。此外，也因為他們在傳播世界語方麵有著共同誌向。

　　1923年，蔡元培、吳稚暉、陳聲樹等創辦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馮省三跟陳聲樹是好朋友，同在該校教務處工作，特請魯迅來校講文學史和文藝理論。

　　1923年9月—1925年3月，魯迅擔任了該校的義務講師和董事。其間，魯迅跟馮省三多有聯係。魯迅曾將他的小說集《呐喊》和譯文《桃色的雲》寄贈馮省三，馮省三經濟拮據時也曾向魯迅借貸。1923年5月10日魯迅日記中，還有“省三將出京，以五元贈行”的記載。可見魯迅對青年學生十分愛護。

　　在1923年7月，有位北大學生在文章中，對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奚落，魯迅先生以為這種行為是不道德的，便寫文章批評了他，後來這位學生認識並改正了自己的缺點，魯迅便對他表示諒解，並跟他建立了很好的友誼。

　　在北京大學講課的日子裏，魯迅和青年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次，北大文科院預科的一個學生跑到魯迅所住的紹興會館，往床上一坐，將鞋子脫下，讓魯迅給他到門口去修鞋。魯迅毫不猶豫地照辦了，可是鞋修好了，這個學生竟然沒道一聲謝，反抱怨鞋修得太慢，讓他久等了。

　　後來有人問起這件事時，魯迅說：“有這回事，現在雖然不再給人去補鞋了，不過我還是要為青年多做些事。”

　　魯迅一直支持北大進步學生的鬥爭，曾被一時還未能控製北大的“正人君子”之流指責為“北大派”。

　　1923年8月，魯迅搬出了八道灣。他先是暫住在磚塔胡同61號一個同鄉熟人的家裏，後又搬入西三條胡同21號的寓居。

　　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的房子，是魯迅向朋友借錢買下的，經過翻新，在1924年5月搬了進去。這裏，便變成了當時北京的青年們，特別是愛好文學的青年們的一個活動中心。

　　自從魯迅住到這之後，來他這裏的青年們一天比一天多，給這條本是寂寞、荒涼的“陋巷”增加了許多生氣。青年們幾乎每隔一兩天就來叩魯迅的家門，他們就像回到了久別的家裏一樣。

　　魯迅的工作很是繁忙。大約每天總要接待青年們到十一二點鍾，然後他才開始工作。如果沒有急迫的事，就稍休息一下，看看書，淩晨2時左右才入睡。他經常工作得很晚，有時甚至天亮了才放下手中的筆。魯迅的不少小說，大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在院子裏種著幾棵丁香花，白的和紫的，三兩株棗樹高出屋簷之上。在不大的三間北屋後麵又接出去一間，人們叫它“老虎尾巴”的“鬥室”，這就是魯迅工作、休息和接待學生的地方。

　　透過這間“鬥室”後牆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沿著後牆的牆角，種著幾株青揚和幾簇榆葉梅。室內的玻璃窗下，是一張單人的木板床，東壁下，貼牆放著一張寫字台，台子旁邊是一把帶扶手的藤椅。西壁下，放著一張茶幾和兩把木椅。這個小屋最多不能超過5個人，否則就坐不下了。

　　魯迅在這裏和青年們談話，顯得無拘無束，他的語言也是那麽簡潔和樸素。由於魯迅談話時總吸煙，所以屋裏充滿了濃厚的香煙味。他恐怕有些青年們不習慣，便笑著起身把窗子打開。

　　魯迅和青年們談天，對於他來說就是一種休息。他還經常勸青年們多留一會，隻要客人有時間，在他是無妨的。

　　在這裏，魯迅經常替青年們進行批稿、審稿、校對的工作。他對於青年們的請求決不推辭，而是非常爽快地答應。

　　魯迅還經常接受青年作家的委托，替他們編選集、編目錄、寫序言，甚至做設計、封麵設計等。

　　青年們從魯迅這裏所得的幫助，總是具體的、無私的、無微不至的。魯迅對於青年們的愛是深厚的、是無私的。

　　1925年12月17日，北大舉行27周年紀念會，魯迅親往出席，並撰寫《我觀北大》一文。

　　魯迅熱情讚揚北大進步師生“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向上的精神”，批判企圖“勒轉馬頭”的逆流。

　　針對“正人君子”之流射來的暗箭，魯迅公開宣稱，如果支持北大進步師生的改革，就算是“北大派”，那我就以“北大派”自居：“北大派麽？就是北大派！怎麽樣呢？”

　　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在歐洲考察，校內新舊鬥爭激烈，魯迅的行動給了北大進步師生以有力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