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重教興學

第六章 “黨化教育”滲入學校 進步師生爭取民主

　　1931年8月蘭州發生“雷馬事變”，楊虎城、孫蔚如部入住甘肅，次年，隨著邵力子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國民黨政府控製了甘肅省。國民黨南京政府實施“黨國”政治，在教育上極力推行“黨化教育”和“三民主義教育”，排除異己，監視和壓製青年學生的進步思想和行動，實行專製主義教育。

　　在上述形勢下，甘肅省政府製定了實施“黨化教育”的施政綱領，教育廳下發了《關於省內各中小學加授黨義辦法》，規定黨義課範圍主要限於中等學校和高級小學，蘭州各中等學校的黨義課教師由省黨義指導委員會委員擔任，各高級小學黨義課教師由省黨義指導委員會訓練部人員擔任，通令各級學校貫徹執行。從此，蘭州的各級學校全麵推行“黨化教育”。依照省黨義教育研究會擬定的《黨義教育的原則和實施方法》，規定“黨化教育”的目的是“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從而達到“世界大同”，要求實施黨義教育的教員，必須具備相應的資格，各級黨部對當地教育機關實施黨義教育，負有監督指揮的責任，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實施黨義教育，負有指導與執行的職責。

　　為推行“黨化教育”，蘭州的各級學校製定並調整了課程標準。小學黨義課主要講授《三民主義淺說》、《民權初步演習》，初中黨義課主要講授《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淺說》，高中講授《建國方略概要》、《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淺釋》，專門學校及大學黨義課主要講授《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理論與實踐》、《國民黨政綱及重要宣言》、《五權憲法原理及運用》等，各級學校的黨義課，每周至少兩小時。

　　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計民生，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同時規定實施方針為：“各級學校三民主義之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連貫，以史地教科闡明民族之真諦，以集團生活訓練民權主義之應用，以各種之生產勞動的實習，培養實行民生主義之基礎。務使知識道德融合貫通於三民主義之下，以服篤信力行之效。”據此，各級學校依部令改“黨義”為“三民主義”。實際上，無論是“黨義”還是“三民主義”，其本質並無多大區別，都是以國民黨訓練黨員的辦法訓練學生，灌輸“以黨治國”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思想，為國民黨的專製政治服務。

　　在上述背景下，為貫徹“三民主義教育”，蘭州各級學校的教育目標、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都進行了調整，強化了“訓育”的要求。小學的“訓育”內容除公民課外，還有團體活動課，內容包括早會、升降旗、周會、紀念會、野外生活和社會服務等。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還製定了十二個階段的訓練標準，其中第五階段的“有忠心表現”，要求升黨旗、國旗時，看見黨旗、國旗、校旗時，唱黨歌、國歌、校歌時，要敬禮。

　　中學的“三民主義教育”方麵，根據《修正中學規程》規定，中學三民主義教育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的規定，陶融青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國民道德，養成勇毅的精神與習慣。規定公民訓練課的內容是：研究人類的社會規律，了解法律、憲政、經濟等常識，養成公民道德。除公民課教師外，還在校長下設有訓育管理人員。1937年，省教育廳頒發《改進各級學校之訓育》，提出各級學校訓育的範圍是公民道德、課外活動及自習、生產勞動能力和社會服務等，要求通過體育、群育、智育、德育幾方麵來完成。訓育方式要求訓教合一，把道德訓練融化於知識傳授之中，把直接訓練與間接訓練結合起來，通過教師與學生“共同生活”來實現。這就迫使學生完全受製於所謂“三民主義教育”的嚴格限製和控製之下。

　　高等學校的“三民主義教育”比中小學更突出。1928年，蘭州中山大學訓育大綱從思想、精神和態度幾方麵規定訓育的標準，要求學生在思想上要“以黨的意誌為意誌”，“對黨義教育須有精神的研究和深切的認識”。甘肅學院時期的訓育標準是“厲行新生活培養純正人格”，直接訓育的內容包括“團體訓練，個別訓練，名人講演，檢查讀物，主義言行”；間接訓育的內容包括學生自治會，假期服務團，平時勞動服務，參加院內外各種集會等。規定黨義和軍事訓練及體育課為各專業的公共必修課目。黨義課的教師必須通過國民黨黨部或訓練部的推薦，要求黨義課教師必須要有黨義著作或教材，訓育主任兼任黨義課，若無黨義著作或教材，但必須呈繳訓育綱領或訓育方針。為貫徹三民主義教育，蘭州中山大學奉令組織特別區黨部，形成了國民黨員、訓育主任、黨義教員、軍訓教官把持學校政治教育，監督監視師生言論和行動的局麵。

　　“軍訓”與“童訓”是“三民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是學校訓育的重要內容。1929年，中央訓練部頒布《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團組織章程》，規定對高中以上學生實行軍訓，對初中和高小學生實行童子軍訓練。同年5月，甘肅省教育廳轉發了《高中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辦法》，並通過在蘭州中山大學和省立第一中學試點推行。當時軍訓的主要內容限於一般兵式操練和簡單的軍事知識，強調“尚武”精神。不久，軍事訓練課在蘭州各中專、高級中學和職業學校開設。軍訓方式分平時訓練和集中訓練兩種，師範學校平時訓練，每周授軍事學課程3小時，職業學校授軍事學課程2小時。女子師範學校加授軍事看護訓練。1936年，國民政府頒布《高中以上學校軍事管理辦法》，規定高中以上學校學生，不分年級，均實行軍事管理，並規定學校組織軍事訓練團或隊，高級中學按年級班次編隊，專科以上學校組織軍事訓練隊。

　　童子軍訓練於1924年在蘭州的初中以下學校試行，後來一度停頓。1932年國民黨中央成立“中國童子軍理事會籌建處”，隨著“新課程標準”的頒行，蘭州各初中以下學校一律加授童子軍訓練課程。根據課程標準規定，初級中學每周3小時。“童訓”的性質與軍訓一樣，它通過對“盡忠”、“勇敢”、“服從”等信條的灌輸，從小培養“為黨國犧牲”、“無限效忠”和“絕對服從”的觀念，以便於為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服務。

　　民國時期，甘肅廣大人民飽受軍閥混戰的蹂躪以及自然災害的侵襲，時常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哪堪言“教育均等”和受教育的權利。自1932年國民黨勢力深入甘肅以來，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給甘肅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教育事業倍受摧殘。由於一直沒有專項教育經費，少得可憐的經費常常不能按時撥付，教職員工資拖欠數月，致使許多地方教職員生活窘迫到“借東應西，挖補之術已盡”的地步，從而引發了蘭州中等以上七校爭取“教費獨立”的鬥爭。

　　在此之前，甘肅省政府曾議決規定，全省教育經費由榷運局負責撥款，但局長張九如貪汙成性，勾結財政廳長譚克敏從中漁利，使在蘭州工作的教職員拖欠工資達三個月之多。蘭州教聯會派代表交涉，但遭搪塞拒絕，遂引起蘭州教育界人士的憤懣。不久，譚克敏在報刊上誣蔑教師索薪是“歧視票現”。譚還對前往質詢的代表“惡聲相加，遂至動武”，致使教聯會代表受傷，又遭禁閉，製造了“蘭州教界慘案”。

　　1932年11月17日，由甘肅學院發起，聯合省立第一中學、蘭州師範學校、蘭州女子師範學校、蘭州工業專科學校、蘭州農業專科學校1000多名師生上街遊行，號召蘭州各學校罷課，提出懲辦凶手等口號，並搗毀譚的住宅。各校師生們表示“同人等以此事關係全甘教育之根本問題，遂忍痛違心，出於最後罷課之途，誓不達目的不休”的堅強決心。蘭州師生的行動還得到甘籍在京學生的聲援，他們組織了“甘肅留平學生為蘭州教育慘案後援會”，發表宣言，表示全力為後盾，並號召省外支持。後援會還出刊《甘肅教費獨立運動專刊》，揭露甘肅教育的腐敗與黑暗。在上述情勢下，省政府為息事寧人，邀請西寧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鄧寶珊出麵調停，從而以撤銷譚克敏的職務，允發各校欠薪而平息了眾怒。隨後，省教育廳根據省政府的決議，會同省財政廳就榷運局稅收及卷煙特捐撥定為教育經費，擬定了保障辦法，並成立了教育經費保管委員會，接納教聯會代表常駐榷運局，負責稽核教育經費。自此，甘肅的教育經費有了保障，並略有增加，這表明蘭州教育界的“教費獨立”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和促進了甘肅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增進和鍛煉了蘭州廣大師生為民主權利而鬥爭的勇氣和膽量。

　　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蘭州地區的廣大師生將自己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聯係起來，積極投入抗日鬥爭的行列之中。1935年12月，蘭州近千名學生遊行示威，聲援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影響遍及全省各地。抗戰爆發後，蘭州廣大青年學生在第十八集團軍駐甘肅辦事處和中共甘肅工委的領導與影響下，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甘肅青年抗戰團”、“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抗日民族先鋒隊”、“回民教育促進會”等救亡團體，與天津流亡來蘭的“新安旅行團”、“平津流亡學生演劇隊”等抗日救亡團體匯合在一起，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推動了西北大後方抗日救亡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