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故事總動員

第二節 敢於質疑曆史的陳景元

　　陳景元既不是考古學界的權威，也不是曆史學家，他隻是一個建築學方麵的學者，退休前在江蘇省國土局工作。然而，在兵馬俑的研究界，他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兵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後！

陳景元第一次接觸秦始皇陵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當時，他考入西安建築工程學院建築係。在大學裏，陳景元開始廣泛接觸中國古代史。“建築和其他專業不一樣，必須要研究各種曆史建築的風格，”他說，“所以人文、曆史等很多方麵的知識都要了解。”他還認為：“浩大的秦陵建設，都是建築學上的事，地宮結構、施工方案、土方運輸以及陵墓建築的布局、主軸線方向等，繞開建築專業自搞一套，實際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入學報到後的第二天，他就獨自一人到臨潼東邊，考察荒蕪不堪的秦始皇陵。幾年後，秦始皇陵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由陳景元的老師負責對臨潼縣進行城市規劃設計。對秦始皇陵的保護是規劃的核心問題之一，對於秦始皇陵的規模勘測則是計劃的第一步。雖然曆史沒有準確地記錄下皇陵的規模，但根據秦漢墓穴的時代特點以及他和同學的勘測，以秦始皇陵為中心，特地劃出了30～40平方公裏的保護圈，準備建設一個特別的森林公園。當時為了保護文物，劃定的區域已經遠遠大於陵墓的麵積。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地傳出兵馬俑被發現的消息。但讓陳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卻遠在當初他們劃定的這個區域之外。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馬俑就被認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陳景元非常懷疑，他說：“我們當時特地多劃了很大的區域，就是為了保護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麽遠是不符合常規的。”很多研究材料表明，兵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線距離是1.5公裏。而這1.5公裏還不是兩地的中心距離，他們的估算是按照兩地的邊緣距離，中心區域相距還要超過這個數字。陳景元依據自己的建築學知識產生了懷疑，在家裏，他展示了當年劃出保護圈的測算圖紙，精確到每一米的距離。“如果按照他們的解釋，秦始皇陵有那麽大的話，會把整個驪山也包括進去，這現實嗎？”兵馬俑的發現地點和秦始皇陵園的距離太遠，這是陳景元對此的最大疑點。公開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麵積是56.25平方公裏，周圍包括兵馬俑在內的多處發現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始皇陵真的有那麽大嗎？”陳景元懷疑說。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馬俑的方位卻在秦始皇陵的東麵。作為陪葬品，卻沒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軸線上，這有可能嗎？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驪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築風水學說中是極佳的位置，難道古往今來隻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嗎？憑什麽出土不久就被認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兵馬俑出土不久，考古專家很快就得出結論：“秦俑坑當為秦始皇陵建築的一部分”。據《秦始皇陵東側第一號兵馬俑坑試掘簡報》記：“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東牆1225米，和秦始皇陵內城的東北角成一直線。”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築的一部分”。在此後的宣傳材料上，一致認為兵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為什麽結論會下得如此之快呢？圍繞兵馬俑究竟發生了什麽？

回顧曆史，我們發現，兵馬俑是當地居民無意中發現的。當時，臨潼縣東西楊村一群農民在村子附近打井，發現了兵馬俑。很快，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趕到，他們初步斷定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過距離秦始皇陵太遠，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時代、作用，他們一時也難以判斷，當時也沒有立即上報。兩個月後，有新華社記者了解到情況並寫了內參，刊登在人民日報《情況匯編》，標題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將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於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這位記者在文章中並沒有明確說明，但這篇文章已經將兵馬俑和秦始皇陵緊密聯係在一起了。這個消息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以及當時國務院領導人的重視，要求國家文物局的負責人進行妥善保護。

當時臨潼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感到壓力很大。文化館的同誌講，出土陶俑的地方距離秦始皇陵很遠，對坑的大小、時代、性質和內涵等很多重要問題，他們都說不清楚。他們是反複商討並請示縣領導後才決定不上報，待進一步調查清楚後再向上級匯報。很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與陝西文物部門的專家一起來到臨潼，現場考察後，疑問反而在更廣的人群中擴散：這附近沒有大型的墓葬，隻有不遠處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麽會放在如此遠的地方呢？專家對陶俑的時代、性質、屬主等問題仍不敢下肯定的結語。但在《試掘簡報》中，卻對兵馬俑的主人作出了判斷。

了解這些背景後，陳景元更加堅信自己的懷疑：“當初對兵馬俑的屬性並沒有準確的學術判斷，這難道不叫人起疑嗎？”

為了使自己的說法更有說服力，陳景元跑到西安現場勘查，可是，現場看見的情況更讓他疑心重重。按照兵馬俑博物館的說法，該俑坑建於秦統一全國的十幾年後。但奇怪的是，坑裏有很多不同輪距的車，這在當時是違法的行為。因為統一之前，秦國自己境內必須“車同軌”，否則無法在境內自由通行，統一六國後，“車同軌”又在全國推行。秦始皇又怎麽會允許自己陪葬品的車軌有寬有窄呢？而且秦始皇自統一中國後，就改正朔，易“服色”，規定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的製度。幾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時卻從上到下都身穿大紅大綠的戰袍，紫藍色長褲，這與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徑庭。秦始皇時隻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騎兵的記載，而兵馬俑坑內的軍陣則是以戰車為主的部隊，兵器上也有可疑之處。

陳景元不斷搜集相關的信息，寫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開始向社會科學院的學術刊物投稿，希望能夠引起學術界對該問題的討論。為了文章的發表，陳景元四處奔走，四處碰壁，沒有學術雜誌願意和他一起冒這個險。《文匯報》的一位記者獲知此事，將該事件發表在內參刊物上。政治局委員、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知道後，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發表，但結果卻杳無音訊。陳景元不服氣，通過知名學者於光遠，向胡喬木再次反映了情況。胡喬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開發表。但很長時間過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終沒有出現這篇文章。為了讓自己的觀點為世人所知，陳景元想出了一個暗度陳倉的辦法，避開社科院，繞到自然科學院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中，陳景元除了質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還根據自己的考證說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後羋氏。《西安府誌》中對此記載：“秦宣太後，葬芷陽驪山，去新豐縣十四裏，則在臨潼界。”在《臨潼縣誌》中也說：“秦宣太後陵……在新豐縣南。”地理位置和兵馬俑出土地點相近。據《史記·樗裏子列傳》記載：“秦昭王，王母宣太後，楚女也。”可知羋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還是個“楚人”。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兵馬俑的發式和服裝與當時的少數民族相似。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後攝政。太後臨終之際，下令近臣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願意。當人殉的要求不能滿足的情況下，為了孝順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個輜重車隊，象征性地讓太後回歸自己的楚國故裏。

該文章激起了軒然大波，國內外的研究者不斷詢問兵馬俑考古隊對此事的看法。更為重要的是，對於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觀點，《中國考古未解之謎》一書中，作者公開將秦俑的屬主列入“未解之謎”。為了扭轉這種輿論壓力，一些兵馬俑研究學者在西安召開研討會，後來傳出消息，到會的專家學者都認為陳景元的觀點不正確。陳景元逐個給參加會議的學者打電話詢問，一一詢問是不是反對自己的觀點，而讓他吃驚的是，參加會議的一些學者和他有相同的疑問。原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告訴陳景元，他本人也對此存在疑惑，並在自己的學術文章“秦俑之謎”中支持陳景元的觀點。謝萬幸、楊飛、張萬鑫等學者在各自的學術著作中，都表達了與主流不一致的觀點。但很快，這些質疑的聲音都被淹沒在當時的輿論浪潮中。當時，《陝西日報》刊登文章“秦兵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學術討論會紀要”。兵馬俑博物館前任館長袁仲一認為，兵馬俑確實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當年兵馬俑考古隊隊長，有“中國兵馬俑之父”之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隨後不久，兵馬俑內發現了寫有‘呂不韋’字樣的戈，秦宣太後比呂不韋早100多年，宣太後的墓葬又怎麽會有後人的東西呢？”陳景元認為：“呂不韋戈發現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層。如果是和兵馬俑一起陪葬的話，那應該是在底部。兵馬俑坑內每年都有淤泥堆積，戈發現的位置可以推斷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後身後的年份，而且兵馬俑遭到破壞，此戈很可能是後來人帶進去的。”

袁仲一認為，在一本古書上曾經記載著，秦始皇前來視察工程進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將陵墓的範圍，向外擴展“三百丈”。經過人們的鑽探測量，發現西楊村發現陶俑的地點，正好在這“三百丈”的距離之內。陳景元則反駁，他找到那本古書的各種版本，根本就看不見有“三百丈”的字樣。退一步說，秦代的1尺隻有現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現在的尺寸，隻有690米，西楊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裏，怎麽可能在“三百丈”的範圍之內呢？雖然勢單力薄，但陳景元還在堅持自己的聲音。

年近七旬的陳景元，始終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看法，其執著的精神令人欽佩。希望考古界能夠以客觀的態度來研究秦始皇與兵馬俑的關係，還原曆史的真相。這件事和發現兵馬俑的意義同樣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