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

第二章 隨機而變，智慧勝於機巧

　　高手過招，隨機而變：

　　大象無形，未見麵便拆招，靠的是豐富的閱曆和經驗的積累；

　　柳暗花明，就是要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上找到一個平衡點；

　　拒絕不是對立，更非仇恨，而是有立場、有原則、有堅持的表現。

　　以退為進，隻為扳回大局，智慧勝於機巧，唯有英雄方能惺惺相惜。

　　這是玄奘第一次見到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君王。

　　這也是一次令人激動並且充滿玄機的會晤——當整個大唐都在為遼東戰事籌謀之時，東都洛陽的宮殿內也在進行著一場不動聲色的較量。

　　伴君如伴虎，麵對唐太宗的“熱情”，玄奘一如既往地選擇了坦然……

　　在長安的弘福寺休整幾天後，玄奘便帶著他的馬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東行的官道。唐代有兩座都城，分別是西京長安和東都洛陽。長安坐擁三關之險，背靠關中平原，易守難攻，戰略價值更大；洛陽則地處中原腹地，溝通南北大運河，是全國的經濟中心。為了更好地集結全國兵力和物資，唐太宗就把對遼東用兵的大本營設在了洛陽。

　　玄奘所處的時代，中原大地剛剛從隋末群雄戰亂中恢複過來，百廢待興，因此貞觀一朝采取了相對緩和的外交政策。但緩和不代表軟弱，從太原起兵到平定關中，馬背上打下江山的唐太宗豈能容忍被周邊胡族騎在頭上的日子，委曲求全和休養生息隻不過是為了積聚實力的權宜之計，暫時的隱忍並不代表這個新興的帝國喪失了對外擴展的能力和野心，積極進取才是流淌在貞觀君臣骨子裏的血液！

　　在經過十幾年的準備後，大唐帝國開始了一步步的對外攻略，因此，“戰爭”也成了玄奘在回國途中聽到的最多的兩個字：先是自己的義兄、高昌國國王麹文泰在貞觀十四年時因唐軍兵臨城下憂憤而死，高昌國也成為大唐版圖的一部分；此後的幾年間，唐軍逐步控製了整個西域，與雄踞中亞草原的西突厥之間的關係也日益緊張；隨後又聽說皇帝陛下不在長安，而是前往洛陽準備對遼東發動戰爭。貞觀一朝的勵精圖治，終於讓中原王朝有了對周邊民族揚眉吐氣的機會，整個帝國都籠罩在一種近乎亢奮的戰爭氛圍中。

　　作為一名僧人，玄奘顯然不讚同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但是作為大唐臣民，能夠看到自己的祖國在一位英明君主的領導下逐漸強大起來、令四夷臣服，卻令他感到無比自豪，也為能夠生活在這個光榮而充滿激情張力的時代感到驕傲。

　　是的，玄奘是一名僧人，可當他代表的是整個大唐的精神的時候，他所象征和承受的東西便不再是“僧人”二字所能全部囊括的了。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單純地為自己活著，尤其當你有了多重身份之後，如何處理好人際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離開長安前往洛陽的這幾天旅程中，如何與唐太宗進行溝通就成了玄奘的當務之急。

　　唐太宗聽說玄奘來到洛陽後，特意安排官員前往洛水之濱相迎，還讓他們帶去了自己的慰問。當然，唐太宗對玄奘的重視並不是無緣無故的，這裏麵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

　　武德九年五月，唐高祖李淵的一道《沙汰佛道詔》，幾乎將整個中原佛教推入絕境，然而玄武門之變的爆發給了佛教喘息之機，唐太宗繼位後，為了爭取佛教徒的支持，立刻取消了這道詔令，並對佛教采取寬容的態度，當然，這種寬容和支持背後則是高度的警惕和控製。貞觀八年（公元625年），有人上書要求皇帝引“十大德”（十位高僧）上殿，並以天子身份參拜，這等教權直接介入政權並淩駕於政權之上的行為立刻引起了唐太宗的警覺，曾當過道士的魏徵更是引經據典，替唐太宗嚴厲駁斥了佛教徒的要求。

　　後來長孫皇後病重，太子承乾提出擴大僧尼道士人數，以求佛祖保佑。皇後卻說：“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為，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皇後尚且如此，何況唐太宗。

　　為了打破傳統士族高門大閥對政治的影響，也為了洗清李唐皇族的“胡族”嫌疑，唐太宗便通過尊崇本土道教來證明皇族純正而久遠的中原血統，而“舶來品”佛教正好成為打擊的靶子。貞觀十一年到十三年，道士們在唐太宗的默許和縱容下開始了大規模地攻擊佛教行動，甚至逼死了當時佛教界的領袖法琳法師。法琳法師一死，佛教勢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後的宗教秩序。

　　然而每個人都有感情，唐太宗也不例外：父親、愛妻的先後去世，兄弟、侄兒死在自己手中，就連幾個兒子也在為太子之位鉤心鬥角，讓唐太宗感到心力交瘁。道家的丹藥養生和長生不老之術雖然神奇，但此時的唐太宗無疑更需要佛家之說來安慰。唐太宗在《為故禮部尚書虞世南齋僧詔》中充分表達了當時的心情：

　　“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誌存忠益。庵從物化，忽移時序。昨因夜夢，倏睹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

　　不久，太宗親臨弘福寺為已去世五年的長孫皇後追福，並召喚高僧數人閑談。高僧們當然不會放過這次感化帝王的機會，讓唐太宗再一次感受到了佛教的義理和溫暖。有了這樣的心理鋪墊，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便不像當初那般激烈，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機會。而玄奘的表文，就是在唐太宗積極籌劃遼東戰事、身心最為疲倦、最需要有人暢談放鬆的時候送到了洛陽。因此，唐太宗是懷著一種既好奇又期待的心情在等待對這位遠涉異邦、舍身求法十九年、滿載而歸的僧人。也許在那時，聰明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等人就已經把玄奘當年上表請求出關的所有資料找來呈在唐太宗麵前，好讓皇帝有充分的準備。

　　那麽玄奘又做了哪些準備呢？除了心理和對話上的準備外，玄奘還給唐太宗準備了一份厚禮。

　　“並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敕引入深宮之內殿。”

　　一般來說，作為一個僧人，從國外回來的時候，除了經書之外，攜帶的應該是沿途各國國王、貴族贈送的國書和珍寶，不然房玄齡也不會安排那麽大規模的一場遊街活動好讓長安百姓瞻仰這些東西。但是我們要知道，一般獻給君王的東西，是不能隨便拿出來給尋常人等看的，這就是說，玄奘在進長安之前，就很可能已經從攜帶的珍寶異物中精心挑選了一部分用來敬獻給唐太宗，這些禮物當中可能還有一部分是玄奘自己挑選的印度和西域特產。可見玄奘送給唐太宗的禮物不但精美獨特，而且數量不菲，否則也不會用馬馱著。“洞悉世情”這四個字並非憑空送給玄奘的高帽子，他早就在為這次麵見唐太宗做準備，而且準備得很是充分。

　　與人打交道，物質準備是第一步，贈送禮物是傳達感情和拉近關係的重要方法，普通人吃這一套，皇帝也吃，所以唐太宗才會“別敕引入深宮之內殿”，給了玄奘一個天大的麵子。

　　一贈一受，可以說是兩位當世最傑出人物在見麵之前的第一次“過招”，玄奘的每一步動作都經過深思熟慮，是建立在幾十年人生閱曆和經驗上的最佳選擇。

　　接下來，玄奘就要去見唐太宗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把玄奘與唐太宗的對話記錄得相當詳細，也相當精彩，可謂寓攻守於無形之中，藏玄機於片言之間，不過唐太宗的開場白著實讓玄奘吃驚不小：

　　“師去何不相報？”

　　唐太宗這句話問得非常厲害，從字麵上看，他是在舊事重提，問玄奘當年離開大唐前為什麽沒有上報朝廷，我們可以把它念出來，這樣才能更好地體會一下唐太宗當時的語氣——幾分詢問，幾分怪罪，還有幾分試探。如果換成一般人，被皇帝這麽半真半假地一嚇唬，估計當場就不知道該怎麽說話了，但是玄奘沒有慌亂，處變不驚是玄奘最鮮明的性格特色之一，即便皇帝有心發難，他也能從容應對：

　　“玄奘當去之時，已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慚懼。”

　　唐太宗問得厲害，玄奘回答得既誠懇，又巧妙：自己當年離開大唐的時候已再三上書表奏，隻不過是因為誠心不夠，才沒有被允許。玄奘沒有把不被允許出關的責任歸咎於當時的國策和各級地方官員，試想一下，假使玄奘辯解說是皇帝陛下您下旨不允許百姓出關，而現在我功成歸來，那豈不是說唐太宗當年的國策有誤，讓皇帝大大地下不了台階？當然，玄奘也可以說是各級官員沒有審批通過我的請求，這樣一來，唐太宗該怎麽辦，是打哈哈不聞不問，還是順著玄奘的意思懲治那些當年堅決執行自己命令的官員？

　　自己是沒有責任了，卻得罪了一大批當朝官員，這是玄奘願意看到的結果嗎？

　　顯然不是。

　　所以，玄奘這前半句回答，聽起來是在打馬虎眼，實際上卻包含了很多層意思——當時的情況我都明白，現在事情都過去了，皇帝陛下您大可不必多想，所有的責任隻在我“誠願”不夠。相信任何一個領導都願意聽到這樣的回答，但是玄奘沒有一味示弱服軟，他的後半句話才是綿裏藏針：但是實在是因為我太想去學習最精深的佛法，所以才私自偷渡出關，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罪過，至今仍然感到非常的愧疚和害怕。

　　實際上，玄奘是在用誠懇的表白向唐太宗表明不論在哪種條件下自己都一定會出關取經的決心，這種決心的流露，本身就是一種剛強的表現，聰明如唐太宗者又豈會感覺不到。

　　人與人相處有很多巧妙的地方，像唐太宗這等英明強勢的君王，他未必喜歡唯唯諾諾隻會聽命應承的臣子。唐太宗有脾氣，更有氣度，他能容人，所以才會欣賞像魏徵這等剛直倔強的大臣。正所謂英雄惺惺相惜，玄奘在謙恭中隱藏著的堅毅與決心，也許在當時就已經打動了唐太宗。

　　所以，這一問隻不過是唐太宗的一個小小的“見麵禮”，想看看玄奘有什麽反應，他當然不會真的去追究玄奘私自出關的罪過，所以又說：

　　“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

　　玄奘回答得妙，唐太宗給自己找台階下的話就更妙：他既不說當年的國策是對是錯，也不說玄奘偷渡出關的行為是對是錯，而是話鋒一轉，說法師您是僧人，怎麽能跟那些凡夫俗子相提並論，這等於給當年的國策又做了一次解釋——那是針對俗人的，與法師您無關，對您不起作用。再說，法師您不顧危險西行求法本來就是對天下蒼生有好處的事，我讚許、感激還來不及，您大可不必為這個擔心、害怕。

　　一問一答一轉折，是玄奘和唐太宗的第二次“過招”，兩個人什麽都沒有明說，偏偏又把所有要說的意思都表達得清清楚楚，還顧及了對方的麵子，給彼此台階下，這就是智者之間的對話。

　　第二次“交鋒”，雙方又打了一個平手，唐太宗顯然意識到坐在自己麵前的這個和尚不好對付，於是放下試探、嚇唬的心思，把對話的重心轉到了西行上來，好奇地問道：

　　“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

　　意思是說，從大唐到印度路途遙遠、山川阻隔，還要經過風俗民情完全不同的地方，法師您又是如何到達西天的呢？麵對領導和上級的關心和好奇，大多數人先會鬆一口氣，然後暗自慶幸，終於到自由發揮的時候了，於是就會滔滔不絕地講述一路上發生了什麽事情、經曆了哪些艱難困苦，由此博取更大的同情心。但是玄奘沒有這麽說，而是避實就虛地把唐太宗又誇讚了一番：

　　“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禦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鎮蔥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

　　這段話的前麵一大半都是玄奘對唐太宗的恭維，關鍵在最後一句，意思是正因為有了陛下的德威，所有出發和回來都談不上有什麽特別的困難。玄奘這樣說可能是出於兩點考慮：

　　第一，他不屑於在皇帝和眾大臣麵前絮絮叨叨地講述一路上發生的事情，覺得沒必要。

　　第二，他很清楚跟皇帝談話的技巧，知道第一次見麵該說什麽，要如何說。

　　從心理學來看，玄奘越是輕描淡寫一語帶過，唐太宗對西行取經的故事就越是好奇，無形中加重了他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從當時的實際來看，貞觀十九年正是唐初國力逐漸強盛、大唐在西域及周邊戰事節節取勝的時候，那時候的唐太宗誌得意滿，甚至有些自我膨脹，所以玄奘不露聲色地“捧”一把，正好迎合了皇帝當時的心態——隻有把所有的光環和榮耀都歸於皇帝身上，把皇帝哄高興了，接下來才好辦事。

　　當然，唐太宗並非不明事理之人，馬上謙虛道：

　　“此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

　　接下來，唐太宗就開始詳細詢問玄奘在西行路上的所見所聞和各國的風土人情。這可以說是雙方試探過後的一個緩衝期，到這裏，玄奘才開始不急不緩地對唐太宗講述西行沿途所經曆的風土人情，讓唐太宗有身臨其境之感，甚至忍不住讚歎：

　　“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

　　意思是玄奘的談吐風度一點都不輸給以前那些高僧，甚至還超出他們很多。這時候，有一個人說話了，此人就是唐太宗的大舅子，也是他身邊最重要的大臣之一——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見唐太宗與玄奘相談甚歡，於是不失時機地站出來道：

　　“誠如聖旨。臣嚐讀《三十國春秋》，見敘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眾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

　　長孫無忌是唐太宗、唐高宗兩朝最有權勢的大臣，本身才幹出眾，又是皇親國戚，所以他的話在唐太宗那裏分量極重。他為什麽會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說這段話呢？

　　第一，他懂得把握時機，在最恰當的時候第一個站出來表示對皇帝觀點的讚同——“誠如聖旨”。

　　第二，根據談論的話題引出自己的看法——《三十國春秋》不如玄奘所言。

　　那麽，長孫無忌為什麽會在這個時候提到《三十國春秋》呢？

　　很多時候，領導隻把話說一半，叫做提綱挈領、拋磚引玉，沒有說的話，或者不方便說的話，就需要下屬主動站出來替領導“分憂”。

　　所以，聰明如長孫無忌者自然明白唐太宗在想什麽——對於一個正在對外擴張的帝國來說，對於一個雄心勃勃的帝王來說，玄奘的所見所聞，就是了解當代西域和印度的第一手資料——《三十國春秋》隻不過是個引子，它已經過時了，大唐需要的是最新的資料！

　　這才是長孫無忌說話的用意，既是給皇帝“分憂”，又是在不動聲色地提醒玄奘——你要做好為國家做貢獻的心理準備了，皇帝陛下的禮遇不是那麽好承受的！

　　長孫無忌做了一個大臣能做的，唐太宗當然深表讚同，緊接著又對玄奘提出了要求：

　　“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意思是說：西天佛國離大唐十分遙遠，那裏的佛跡、佛法，現存的典籍記載得並不周全，法師您既然親自去過、看過，何不把這些事物都記錄下來，讓大唐子民也了解那裏的一切呢？

　　這樣的要求，玄奘當然無法拒絕，何況還有長孫無忌的暗示在前。退一步來說，把自己前半生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也是每一個旅行家和探索者（我們完全可以把玄奘看成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旅行家和探索者）的心願。所以，玄奘坦然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並且很快開始準備撰寫曠世巨著《大唐西域記》。

　　同樣一部作品，在君王和學者的眼中有著不同的價值——在玄奘眼裏，《大唐西域記》是十幾年心血的整理；而在唐太宗眼裏，他看重的是整個西域的戰略價值，甚至是更加遙遠的中亞和印度。作為大唐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必須讓玄奘腦子裏的資料變成對國家實實在在有用的戰略信息。因此，《大唐西域記》是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動筆，卻成就了其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唐太宗與玄奘的第三次“過招”因為長孫無忌的出現而柳暗花明，最終在撰寫《大唐西域記》上達成一致，可以說再次打成平手——唐太宗能夠得到西域、印度各國最鮮活的第一手資料，玄奘也能完成記錄西行旅程的心願。

　　計劃和準備是成功的前提，出色的臨場應對是成功的保障，這些玄奘都具備了，也做得很好，但事實的走向卻往往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變化和變故時刻都在發生，玄奘就遇到了這樣的難題。

　　謀事易，謀人難；讓人去做一件事容易，找到一個好的人才去執行很難。

　　作為大唐帝國第一個盛世的締造者，唐太宗深知人才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也具備了鑒別人才的眼光。雖然隻是第一次見麵，但站在麵前的這位中年僧人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知識淵博、談吐得當，不卑不亢、氣度不凡，而且有著崇高的威望。這樣的人，如果僅僅用來寫一部書、一輩子都耗在寺院中做學問、當一名不問世事的高僧，簡直太可惜了！

　　愛才如命，而且機不可失，所以唐太宗當即就提出了希望玄奘還俗，留在自己身邊為國效力的要求。唐太宗不是不知道讓僧人還俗的難度，但是第一，唐太宗愛才，玄奘確實有才華，唐太宗不想放過任何一個人才為自己效力；第二，貞觀後期，跟隨唐太宗打天下的謀臣猛將很多都已去世，國家急需補充高端人才；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唐太宗是個傑出的帝王，但在親情上處理得並不好，先是玄武門兄弟相殘留下陰影，繼而自己的兒子們，前期主要是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後期主要是吳王李恪對太子李治的潛在威脅。朝中大臣們又因為皇子之爭而分成不同的派係，房玄齡很可能是魏王李泰的最大後台，而長孫無忌則支持太子李治。為了彌合朝中派係之爭，唐太宗迫切需要一位身家清白、能力出眾、威望很高的人作為第三方勢力來緩和朝臣的敵對態勢，而玄奘，正是最佳人選。

　　所以，唐太宗還是決定試一試。

　　此時，長孫無忌並沒有再次站出來跟風說話，鼓勵玄奘還俗當官，而是選擇了觀望：首先，他一時還摸不準皇帝是真的想要玄奘還俗，還是隻是對這位高僧客氣客氣，以顯示皇恩浩蕩；其次，有些招數用兩次就會不靈，這是一個當官技巧的把握；再者，從長遠看，他很清楚玄奘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自己身為重臣，以後很可能還會跟玄奘打交道，如果為了拍一時馬屁而給玄奘留下“弄臣”的印象，萬一將來玄奘在皇帝麵前給自己下一個不怎麽樣的評價，這就對自己的仕途大為不利；最後，此時附和，會給群臣留下君臣二人威逼玄奘的感覺。長孫無忌也是人精，早就看出來玄奘不是一個會輕易動搖信念和立場之人，一旦他決意不從，就會讓雙方都很難堪，下不了台階。

　　所以，長孫無忌選擇觀望，他要看看玄奘如何麵對皇帝的“盛情”。

　　退一步說，以玄奘的學識和才幹，如果想當官，年輕時就可以還俗，況且當時正是隋末亂世、群雄並起、李淵父子起兵爭天下最需要用人之時，就連少林寺的武僧都幫過唐太宗的大忙，玄奘以超然身份輔佐明主當然不是什麽難事。但是玄奘沒有這麽做，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精研佛法，在佛學的道路上不斷進取、尋求大法，這才有了偷渡出關前往“西天”取經的舉動。

　　正如長孫無忌所判斷的，玄奘不是一個會輕易動搖信念和立場之人，十九年前是這樣，十九年後也是，因此，麵對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十分誠懇地說：

　　“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禮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單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甚。”

　　玄奘的意思是，我從小學習佛經、佛法，從來沒有接觸過儒家理論和經世治國的方法，陛下現在讓我還俗，就好比把在河流中行駛的船隻搬到陸地上來當車馬使用，不僅無法起到作用，還會讓這艘船很快腐爛毀壞掉。玄奘沒有硬邦邦地當麵拒絕，而是采用了一種佛家講經慣用的打比方的辦法，讓唐太宗明白自己的心意，還婉轉地說明了為什麽不適合還俗的理由，進而向皇帝表達了自己的意願。

　　聽完這話，長孫無忌鬆了一口氣——玄奘的意願是，不願做官，隻願意靠自己的力量來弘揚佛法，以此來報答皇帝陛下對自己的隆恩，這才是自己最大的榮耀。換一個角度來看，從之前的主動發言到現在的沉默觀望，我們很能看出長孫無忌的一些性格特征：身為重臣兼國舅，長孫無忌雖然才幹出眾，但權力欲太強（這一點從唐太宗去世後他將大批政敵牽涉進高陽公主一案中就能看出），比起老成持重的房玄齡來，在胸襟氣量上要差了一大截。正因為如此，唐太宗才讓房玄齡留守長安輔佐太子，而讓長孫無忌跟在身邊。另外，房玄齡已經六十六歲，長孫無忌正當壯年，又是太子李治的親舅舅，未來前途一片光明，他當然不願意看到還俗後一躍成為國家重臣的玄奘對自己的地位發出挑戰。

　　唐太宗見玄奘心誌堅定，不為高官厚祿所動，這才暫時勉強放棄了讓他還俗的打算。

　　第四次“過招”，玄奘憑借堅定和誠懇終於占到了上風，他與唐太宗的對話也進入了“拉鋸”階段，但是對話還沒有結束，唐太宗不會就這麽甘心“放走”玄奘，他決定以退為進。

　　“匆匆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敘，師意如何？”

　　這句話看似懇切，實則暗藏玄機，如果玄奘隻是一個一心問佛而不關心世事的僧人，就可能因為唐太宗的“退”而迷迷糊糊地答應下來。唐太宗為什麽又會提出讓玄奘同行的要求呢？

　　唐太宗可能覺得跟玄奘說話很有意思，這次短暫的會麵聊得意猶未盡，所以想讓其陪伴左右，有空就一起聊聊天；再則，戰爭會讓人心力交瘁，唐太宗需要一位有才學、有見識的高僧陪在身邊說話放鬆，緩解精神上的壓力；最後，玄奘在民間威望很高，把他帶在身邊，正好可以借助佛法減輕戰爭給民眾帶來的創傷。

　　當時，整個大唐帝國的戰略重心已經轉移到了對遼東的戰事上，而洛陽又是這場戰爭的大本營和物資集散中心，整個洛陽城都在為戰爭做準備，唐太宗本人也是日理萬機，所以與玄奘的這次會晤顯得比較匆忙。據史料記載，唐太宗在決定親征高句麗（從兩晉到唐初，朝鮮半島一直是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這裏的高句麗並非明代高麗，中間隔了整整一個新羅王朝）前派人放話給西北邊境的最大的對手薛延陀：朕即將親征高句麗，關中空虛，你要是有膽子，就放馬來攻長安！這是何等的氣勢，唐太宗的話當時就把薛延陀震懾了，嚇得這位一方梟雄不敢輕舉妄動。

　　有人認為唐太宗發動遼東之戰、攻打高句麗是一場錯誤的戰爭，然而縱觀曆史，一個朝代的開國帝王將相往往是這個朝代中最厲害的一批人，而貞觀時期恰好是唐代第一個人才最密集的高峰期。所以唐太宗想趁自己還活著、良將都健在、打天下的那支勁旅銳氣尚未消逝之前開疆拓土是很有道理的。反觀宋朝，沒能在太祖、太宗兩代收複燕雲十六州，幾乎就為三百年被動挨打定下了基調。

　　對於一個僧人而言，能夠陪伴在君王身邊無疑是莫大的榮耀，玄奘也不會不知道帝國的戰爭機器已經發動，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麽，接下來該做的是什麽，所以他再次以遠道而來身體狀況不佳為名委婉地拒絕了唐太宗。從今天的眼光看，玄奘找的這個身體不適的借口並不怎麽樣，聰明點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托詞，不過這也從另一個方麵看出玄奘雖然精於世情，但始終是個不擅“說謊”的厚道人。唐太宗當然不會當麵揭穿他，隻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

　　“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

　　意思是說：法師你一個人都能夠到如此遙遠荒蕪的地方去，眼下您跟我同行，有大軍保護，對您來說就跟動一動腳趾那麽容易，還有什麽好推辭的呢？一句話，就把玄奘的小把戲點破了。玄奘沒辦法，他也不打算繼續“編”理由，隻好實話實說：

　　“……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效，虛負途路費損之慚。加以兵戎戰鬥，律製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

　　玄奘的話很實在，行軍打仗他幫不上什麽忙，待在軍隊裏還白白耗費錢糧，自己都覺得愧疚，何況佛教規定僧人不能觀看戰爭，這是違背戒律的。這麽一說，唐太宗也就不好再勉強玄奘了，但這一回合的“過招”沒有結束，唐太宗很快當麵拒絕了玄奘想去嵩山少林寺譯經的請求。

　　玄奘之所以會提出在少林寺譯經，是因為少林寺既離東都洛陽不太遠，又避開了大城市的嘈雜俗務，而且山水明秀，是譯經的上佳場所，加上少林寺本身佛學精深、藏書眾多，其中還包括了不少梵文經書，對玄奘的譯經工作大有幫助。另外，少林寺離洛陽和玄奘的故鄉偃師都不遠，既能解思鄉之情，又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免得遭人猜忌。

　　而唐太宗不讓玄奘在少林寺譯經，直接安排他入住長安的弘福寺的原因也很簡單：弘福寺是當時長安最大的寺院，與皇家關係密切，是唐太宗給太後祈福的地方，足見他對玄奘的看重；同時，唐太宗也不想讓這位高僧離自己太遠失去控製，因為玄奘的威望實在太高，作為帝王不得不多個心眼兒。

　　第五次“過招”，兩人各拒絕對方一次，還是難分高下。所謂不打不相識，英雄惺惺相惜，拒絕不是仇恨的開始，而是相知欣賞的開始。拒絕不是對立和矛盾，而是有立場、有原則、有堅持的表現。

　　如果把第四次和第五次“過招”連起來看，唐太宗指定玄奘入住長安弘福寺其實是扳回了玄奘拒絕還俗為官這一局的劣勢。所以，五次“過招”，兩人最終還是打了個平手。

　　這場對話最後是以一個比較戲劇性的結尾收場，玄奘在“不大情願”地答應前往弘福寺後，又提出希望唐太宗能在自己居住和譯經的地方外麵派上護衛，以免京城百姓和慕名前來的“粉絲”們成天前來拜訪，打擾寺內僧人的清修和正常的譯經工作。

　　不難想象，當時肯定有不少在場的大臣會想：這個玄奘法師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不但跟陛下討價還價，竟得寸進尺地想讓人來保護，你以為你是什麽人？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唐太宗不但很爽快地答應了玄奘的請求，還覺得他的顧慮十分有道理，當場承諾所有譯經所需人力物力、費用開銷全部由國庫支出，並派人去讓房玄齡馬上著手準備相關事宜。

　　貞觀十九年，當大唐帝國的遠征軍浩浩蕩蕩地開赴遼東戰場的時候，玄奘離開洛陽，再度前往長安弘福寺，開始了自己後半生漫長的譯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