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三節 精神風貌

　　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直接展現了該時代精神文明的風采，曲折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綜合國力的狀況，尤其值得重視。周秦漢唐作為我國曆史上光彩四耀的時代，時人普遍所具有的積極向上、奮鬥不息的精神狀態，不僅譜寫了當時曆史的瑰麗篇章，而且也給後世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當中，許多內容都屬於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脊梁”精神。

　　一、周秦兩漢時代精神（上）

　　積極進取努力向上，立誌有所作為，是周秦兩漢時代人們普遍具有的精神。當周人居岐下之時，不過是殷商西部的一個小方國，然而從古公？父開始，卻立誌“翦商”。文王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事業。武王繼立後，則進一步興兵伐商，建立了周王朝。周人曆經數代，最終得以滅商興周，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積極進取、奮鬥不息精神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也是不可低估的。

　　秦漢以降，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當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時，旁觀的楚將後裔項籍，立即聲言：“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擔任秦王朝地方小吏的劉邦，在鹹陽看見秦皇帝後，也當場大發感慨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即便是為人傭耕的陳勝，亦抱有“苟富貴毋相忘”的誌向，並自詡為高飛千裏的“鴻鵠”。項、劉、陳三位盡管出身不同，社會地位也各異，但所外露出來的大膽進取精神，實在堪稱為秦漢人的典範。在當時的某些人看來，他們似乎是口出狂言的狂者，然而他們卻都以自己的行動實現了自己的誌言。

　　秦皇、漢武在我國曆史上都是極有作為的帝王，他們的積極進取精神，同樣令人讚歎不已！具有凶禽猛獸般個性，其奮勇搏擊，銳意進取，自在情理之中。普列漢諾夫講：“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的命運。”秦之所以在始皇時實現一統，固然同商鞅變法以來所奠立的強大基礎有關，但始皇本人富於進取的個性所起的作用，亦不可抹煞。實際上，這種進取精神對統一後的事業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的進取精神毫不亞於秦始皇。這裏，且不說他派番陽令唐蒙開通夜郎瞹？的道路，是何等富於冒險；也不說他派人勘察褒水、斜水，試圖新開漕運的打算，是何等富於幻想；單就他遣使通西域這件事而論，其積極進取的熱忱，也就令人目張舌咋了！司馬遷把張騫的西域之行，稱之為“鑿空”。“鑿空”就是探險的意思。這一行動，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但進取精神的作用，實際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由漢武帝組織發起、經張騫力行而開拓的通往西域的道路，以後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對中西文化經濟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譜寫了世界古代史上絢麗的一頁。這樣的曆史後果，當然遠不是前往西域鑿空的組織者和實踐者所能預料到的，然而，秦漢時代的曆史卻正是這樣在進取精神下被創造出來。

　　秦漢時期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

　　湧現出相當一批立功邊疆的誌士仁人，他們的作為，也集中展現了秦漢人的進取精神。這當中，張騫自然是一個典型，此外，班超、班勇的事跡，同樣十分突出。班超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他先後在西域活動了31年，對增進西域各族與中原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做出了重大貢獻。他還曾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雖然隻到了條支的西海（今波斯灣）而還，但這畢竟是中外交往史上值得紀念的一件大事。班勇是班超少子。他堅決反對眾大臣“閉玉門關”、“棄西域”的主張，在重新治理西域的過程中，以其非凡的政治、軍事智慧才能，平定各種反漢勢力，進一步鞏固了東漢在西域的統治，建立了驚人的業績。

　　秦漢人的積極進取精神還集中反映在他們勇於“毛遂自薦”上，像七十多歲高齡的趙充國自請平亂，馬援自請擊匈奴、烏桓，皇甫規上疏自請奮效等，都是極好的例子。特別是西漢，這種自薦精神更為突出。當時所謂的“自炫鬻者”，就是一批毛遂自薦式的人物。他們憑借著一股積極極進取的熱情，向皇帝上書言得失，居然其中不少人因此由布衣百姓而獲得高官厚祿。“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在眾多的“自炫鬻者”當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過確有真知灼見，對當時文治武功做出貢獻的，亦不乏其人，如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均堪稱佼佼者。他們許多進取性的行為，像終軍向武帝自請“願受長纓”這件事，迄今還被我們用來作為表示自告奮勇、承挑重擔的典故。

　　秦漢人之尚武，也是他們積極進取精神的一種反映。秦漢時期，文武之間遠不像後世那樣分得極其嚴格。每每武將可事文職，而文臣亦常常將兵征戰。故時人對騎射、擊劍等武功，總是從小就進行學習訓練。特別是山西地區（指崤山或華山以西地區，又稱“關西”或“關中”），尚武之俗更為突出，故時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尚武與進取，雖不是全等的同義語，但二者之間的天然聯係，卻顯而易見。

　　重讓敬賢古人認為，“德讓，君子之遺風”；“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瞺降福。”自周秦到漢代，讓德猶如一條紅線，貫穿其中。《史記·周本紀》載，古公之子，太伯、虞仲曾將君位拱手相讓，體現了讓德的最高境界。在文王時代，周人崇讓之風似有新的發展。還是那篇《周本紀》，記有如下的事實：“西伯（指周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一句話，它表明重讓已成為周人的一種社會時尚。

　　當然，周人重讓的同時，也有爭鬥的另一麵，如周公攝政期間，管叔、蔡叔群弟聯合武庚叛亂，以謀君位，便是適例。因此，對周人的重讓，千萬不可絕對化。另外，還要看到，讓德也是因人而異的。例如前述那位推讓君位的太伯，其後代之中，便既有承繼先輩讓德的典型季劄，又有完全違背讓德、采用陰謀手段搶奪君位的公子光。總之，曆史現象極其複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切忌一概而論。

　　秦漢時期繼續沿襲了先秦的重讓之風，把謙讓看做一種極崇高的美德。劉邦即帝位，經“三讓”始登基；文帝“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然後才做了漢天子。這盡管是做戲，但卻反映了對讓德的重視。陳平謝病，讓周勃為右相，位第一；周勃自知能力不及平，複謝病讓之，縱觀秦漢曆史，諸如讓封國、讓官爵、讓財產的事例，舉不勝舉。司馬遷寫《史記》，也明顯貫穿了輕王重讓的思想傾向。由於推崇讓德，還派生出某些讓德的異化物，例如劉寬之“不校”，卓茂之“不好爭”，直不疑、陳重之“不自明”，陳？之仇將恩報，等等。其中某些做法，今天看來似乎是麻木不仁的，不過就當時而論，反倒為謙讓之典型哩！

　　“賢”的本義是多財的意思。《說文》段玉裁注指出：“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周人敬賢的典型，首先要數周文王。文王與呂尚相遇而結識的一段富有戲劇性的經曆堪稱其敬賢的大手筆，從而樹立了後世帝王禮賢下士的基本模式。當然關於文王遇呂尚的經過，有多種不同說法。但正如司馬遷所說：“要之為文武師。”易言之，即其敬賢的精神是一致的。

　　周人敬賢的另一典型，則是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四子，曾輔翼其兄武王滅紂，建立周朝，被封於魯。武王卒，他攝政輔佐年幼的成王。此間平滅管、蔡、武庚叛亂，進行東征，營建成周各邑，為鞏固西周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政績，同繼承發揚其父禮賢下士的好作風密切相關。他自述稱：“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正因為周公具有這種敬賢的素質和修養，故而才能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這也就是古人所謂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秦漢以來，敬賢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劉向《說苑》中有一篇題為《尊賢》的文字指出：“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裏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這段話，反映了秦漢時代對尊賢、敬賢意義的理性認識。

　　令人注目的是，秦漢時敬賢觀念不僅為統治階級所特有，而且在廣大農民群眾中也影響頗深。盡管不同階級對“賢”的理解標準不同，但其在行為方麵敬賢則是一致的。既便是被統治者誣為“盜賊”的農民起義軍，對於賢者仁厚善者、孝者、著名的經師，都是極有禮貌的，由此可見，敬賢、尊賢在普通秦漢人的心裏也是紮了根的。

　　二、周秦兩漢時代精神（下）

　　喜歌好舞早在氏族公社時期，歌舞便已相當流行了。當進入階級社會之後，這種歌舞的傳統仍被保留下來。

　　周時，作歌之風極盛。古之歌、詩本是一事，故作歌亦即作詩，或連稱作“歌詩”。著名的《詩經》，就是流傳下來的時人作歌的寶貴記錄。周人歌詩，涉及到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麵麵。翻開《史記·周本紀》不難看到如“詩人歌樂思其德”“民皆歌樂之”一類記載，充分反映了周世歌詩的普遍性。最有趣的是，當武王滅商，天下宗周之後，反對派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他們馬上就要餓死了，還念念不忘作歌，足見歌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禮記·樂記》雲：“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可見“歌”與“舞”之間，有著天然的聯係。所以，喜歡作歌也就必然包含著喜歡起舞。周人喜舞，從其創作大型史詩性的樂舞《大武》，可以窺見一斑。該樂舞作於武王滅商之後，主題是歌頌武王伐紂的正義之戰和建國偉業。創作這樣一部發揚蹈厲、氣概雄偉、內容複雜並有若幹人物的史詩性大型樂舞作品，如果沒有全民性的喜好歌舞為基礎，將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周代的樂舞作品還有黃帝的《雲門大卷》、唐堯的《大鹹》（即《鹹池》，有關傳說不一）、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及商湯的《大？》。它們雖為前代之作，但周時更臻完善。這表明西周確乎是古代樂舞的集大成時期，這自然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周人的歌舞之好。

　　秦漢人精神風貌依然具有喜歌好舞的特點。翻開秦漢史籍，有關這一特點的記錄隨處可見。早在春秋時秦人即很喜歡作歌，《詩經·黃鳥》就是他們對穆公人殉不滿的歌詩。至統一前，秦廣泛吸收東方諸國的優美歌舞，“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其歌舞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歌詠也是民眾表示喜怒的重要手段。統一後，麵對沉重的賦役，人們憤怒地唱出“阿房，阿房，亡始皇”的歌謠。史載秦朝宮廷中，“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由此不難想見當年秦帝國歌舞之盛。劉邦稱帝後回到故鄉，“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武帝時與烏孫和親，“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東漢末董卓專權，欲殺弘農王。“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鴆”，“強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宴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撫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後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獨兮心中哀！’”

　　從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歌與舞在漢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而且歌是脫口而出，舞是隨意而起。當時廣大民眾也同樣如此。例如漢初蕭何、曹參相繼為相，實行“無為而治”，“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這裏的“百姓歌之”，便反映了勞動人民作歌的活動。再如：武帝時衛子夫得寵，驕貴無比，“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尹賞在長安收捕“奸滑”，殺人無數，“道路皆？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樊曄任天水太守，“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天水縣）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以上的“天下歌之”“民有作歌”“長安中歌之”“百姓歌之”“涼州為之歌”等，顯然亦為廣大民眾的聲音。現存的漢樂府詩裏，保留著大量的“街陌謳謠”，同樣也是民眾作歌的明證。

　　總之，秦漢時代人們對歌舞的喜好，盡管不同階級、階層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時人喜歡以歌舞的形式表達個人的喜、怒、哀、樂，表達各種感情，而較少壓抑、隱藏這些情感。應該說這是一種較為明朗、健康的精神風貌，是與秦漢時期勃勃向上的時代特點相一致的。

　　任俠自尊所謂任俠精神，按司馬遷的概括，包括這樣三點：

　　1.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

　　2.不愛其軀，赴士之？困；3.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一般認為，俠源自墨者。任俠從某種意義上講，即墨家主張的變態的發揚光大。然而，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其必然有一個發展過程。事實上，在墨家產生之前，任俠精神的一些因子就已經存在了。譬如“言必信，行必果”的講信義精神，早就是人們遵循的信念。“周公反（返）政成王，北麵就群臣之位”的典故正體現了此種精神。《史記·吳太伯世家》記有這樣一件趣事：“季劄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劄劍，口弗敢言。季劄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係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劄的吾心許之則決不倍吾心，應該說是講信義精神的更高境界了。

　　秦漢時，任俠精神十分普遍，史籍中經常可以看到某某任俠的記載，特別是當時的遊俠，其任俠精神更為典型，《史》《漢》均設有《遊俠傳》，專門記述他們的事跡。這之中，講信義的精神，尤為時人所重。所謂信義，即指講信用，堅持正義，重然諾，有道德。秦漢之際的季布就是這們的人，故人們傳說“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講信義的另一表現是忠於職守，忠於友情。《漢書·霍光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霍光）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這位符璽郎實在是位忠於職守的模範，其精神即便在今天也值得大力提倡。秦漢人忠於職守的高度事業心和責任心，還突出反映在他們匡主危失、犯顏直諫以及疾惡如仇、不畏權勢等方麵。如周昌當麵稱劉邦為“桀紂之主”，崔鈞指責其父入錢拜官為“銅臭”，汲黯進諫“犯主之顏色”，樂恢不肯“素餐立人之朝”，以及許多廉正官員“直法行治，不避貴戚”，甚至不怕皇帝，等等。這裏，最足以反映忠於職守、忠於友情的是魯迅先生曾經感歎中國所缺少的“撫哭叛徒的吊客”的行為，而這種行為在秦漢時則是屢見不鮮的。像欒布之哭祠彭越，孔車之收葬主父，雲敞之棺殮吳章，鄭弘之為焦貺訟罪，廉範之獨殮薛漢，楊匡收杜喬屍，脂習收孔融屍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這種忠貞不渝的品質反映到對國家、民族、集團關係上就表現為氣節、名節。秦漢人重氣節的風氣也十分突出，最著名的莫如蘇武出使匈奴，持節不侮的事跡。其實類似蘇武這樣重氣節、輕生死的人，還有很多，如田橫及其八百壯士恥事漢王，全部壯烈自盡，張騫通西域途中被匈奴扣留十餘載，終於設法逃回，等等。還有更多的人則表現為不貪財、不戀官，而注重名節。

　　上述講信義、重名節的品質不僅為社會上多數人所推崇，而且為統治階級所提倡，即使是與其為敵者，亦不計較。如田橫之不降漢而自剄，漢高帝反敬其氣節，“以王者禮葬田橫”；欒布公然撫叛將彭越屍，“祠而哭之”，劉邦終不加罪，反而“拜為都尉”。就連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是如此。如蘇武堅持不降匈奴，欲引佩刀自刺，匈奴單於“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正是由於社會輿論的推崇和統治者的提倡，所以秦漢時期，尤其是兩漢，講信義、重氣節成為時代風尚。

　　尊重自己，不向別人卑躬屈節，也不容許別人歧視、侮辱自己，這種自尊意識，在周秦兩漢時期也是相當突出的。

　　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最後竟餓死。關於伯夷、叔齊恥食周粟的政治評價，在此姑且不論，單就二人的這種精神來看，實在堪稱自尊意識的典範了。秦漢時期，這種精神依然不衰，有關義不受辱的事例極多，歸納起來，約可分作兩種類型：

　　1.由於不願忍受某種侮辱而自殺。例如秦二世下右相馮去疾、將軍馮劫獄，案責其罪，二人認為“將相不辱”，遂自殺；李廣恥對刀筆吏，引刀自剄；朱建聞吏到門，自剄身亡；宣帝下蓋寬饒吏，蓋引刀自剄北闕下；蕭望之不願“老入牢獄，苟求生活”，飲鴆自殺；池陽獄掾王立，蒙冤後遂“殺身以自明”；蔡倫恥受辱，飲藥而死等等。

　　2.因不願蒙受某種屈辱嘔血而死。例如周亞夫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申屠嘉悔不先斬晃錯而為錯所賣，嘔血死；韓安國遭斥疏，“意忽忽不樂，病歐血死”；等等。另如司馬談因未能隨漢武帝參加泰山封禪大典，發憤而卒；賈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而亡，亦應屬此類型。

　　另，秦漢人輕財、輕官的行為，從某種視角去考察，同樣是他們強烈的自尊心的一種表現。總之，秦漢人由於受自尊意識的驅使，他們絕不屈就於非義的環境，也從不肯輕易玷辱自己光榮的曆史，在一些緊急關頭，他們把維護自尊心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由此產生了許多令後人目張舌咋的卓特之行，為秦漢時代精神風貌的畫冊平添了悲壯的一頁。

　　三、隋唐帝國風貌

　　博大包容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人們的視野更加寬闊了，兼容並蓄的能力大大提高了，這直接為隋唐帝國博大包容的時代精神風貌奠立了基礎。隋王朝雖然短祚，但無論是文帝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思想，還是煬帝的“宇宙平一”“一六合而為家”的主張，均體現了其天下一家的博大包容胸懷。唐王朝時期，這種博大包容精神又發展到一個新境地。貞觀七年（632）唐太宗歡宴群臣，他令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同時讓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並感慨說：“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他在論及自己成功的原因時指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可見以唐太宗為代表的帝國最高統治層的國家觀和天下觀，是一種包括著“胡越”“夷狄”在內的大一統觀念，這種天下一家的胸懷和思想，大大超越了秦漢以來的各種統一觀念和帝王意識。

　　上述天下一家的思想，不僅是隋唐帝王的認識，而且也得到少數民族首領的認同，他們把隋、唐皇帝看做是“華”“夷”共同的君主。隋文帝時，突厥沙缽略可汗上表講，“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表示願意“永為藩附”。大業三年（607），突厥啟民可汗甚至向隋煬帝表示：“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唐時，少數民族人士的這種認同感，較之隋代更為強烈。貞觀四年（630），回紇等族擁戴唐太宗為“天可汗”——“可汗”原為古代西北各族君主的稱號，“天可汗”意即最高首領。此後唐皇帝遂以“天可汗”與大唐天子兩個頭銜成為各族的共主，這清楚地表明，當時華夷一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更加強化了。

　　無可否認，隋唐時期各族之間曾經發生過不少的衝突，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戰爭，但這畢竟隻是時代交響樂的變調，而其主旋律始終是如上所述的各民族融合、友好交往的實際和華夷一家的思想意識。這裏，不妨再看兩則實例：

　　其一，唐與吐蕃。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唐玄宗開元十七、十八兩年（726、727），吐蕃連續上表，稱其與唐“和同為一家”。唐穆宗長慶初，唐蕃會盟，強調“患難相恤”，“崇姻繼好，懋建遠略，規恢長利”。長慶三年（823）在拉薩建立的唐蕃會盟碑，至今仍屹立在大昭寺門前。

　　其二，唐與回紇。回紇即今維吾爾族祖先。安史之亂，回紇出兵助唐平叛，其可汗尚唐公主，對唐天子自稱“兒”與“臣”。回紇每位可汗也都要經唐朝廷的冊封。

　　從以上唐與今我國境內的兩大主要少數民族藏和維吾爾人的祖先的關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時天下一家的博大包容氣勢與精神，以及各少數民族自認是天下一家中一員的情景。

　　由於帝國的博大包容時代精神，使不少少數民族人士願意生活在唐王朝的治下，如於闐王尉遲勝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後，即舍棄王位，留在唐朝廷為官。實際上，在唐擔任官職和將領的少數民族人士極多，僅五品以上的突厥人唐官便達百餘人。

　　隋唐帝國博大包容的精神，還從其盛世無忌的寬廣胸襟上反映出來。特別是開皇、貞觀、開元等治世，統治者政策相對開明，文禁較少，一定程度上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以至詩人白居易寫出了《長恨歌》一類直點皇帝的詩歌。當時帝國在文化方麵采取兼容並蓄政策，廣泛吸收外來文化，也是其博大包容精神的體現。如樂舞上，隋代九部樂中即有西涼、龜茲、疏勒等民族樂舞，並雜有突厥樂舞成分；唐代十部樂又增加了高昌樂舞，且雜有吐穀渾、部落稽等族的樂舞。再如風俗習慣、繪畫、服飾等領域，均有與樂舞相類似的情況。“洛陽家家學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由於隋唐帝國的博大包容，當時周邊各國各族人士紛紛來華學習，其中以日本人最為突出。也正是由於帝國的博大包容，當時國外流行的各大宗教，差不多都在中國建有寺廟，進行宗教活動，如佛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瞝教、景教等，其中佛教是在隋唐之前便已傳入中國的，有許多則是首次傳入。

　　總之，隋唐帝國因其博大包容而創造出來的光輝燦爛文明，在人類舞台上大放異彩，使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國度之一。

　　開放進取隋唐時代又是一個開放進取的時代。最能體現這種開放精神的，還要數當時女性的種種社會作為和生活作為。

　　隋唐，特別是唐代女子，奔放開朗，活潑勇敢，所受封建禮教束縛較少，生活比較開放自由。表現在政治上，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是，婦女參政之事屢屢出現；尤其唐前期，甚至蔚然成風。當時不僅後妃參政，公主、女官們也紛紛幹預政事。在此風氣下，終於造就了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

　　武則天名？，一生從政四十年，臨

　　朝稱製和做皇帝整整二十年，在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跡。她的行為，可謂中國女性政治的極至，在一向男尊女卑的中國古代社會，堪稱空前開放之舉。

　　如果說，唐代開放之風，以女子稱帝為標誌，達到其高度的巔峰的話，那麽，當時婦女的社會生活，則向我們展示了其開放時尚的更廣闊的層麵。

　　唐時婦女尚未完全淪為足不出戶、不聞外事的附屬品。她們自幼大多要接受關於詩書禮法多方麵的教育訓練，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喜好騎馬、射箭、逐獵、打球、拔河等體育活動。當時婦女有著單獨、公開的社交活動，各級官吏夫人經常設宴招待女賓，這類活動有助於協助丈夫處理好公務和人際關係。在交往中，女子與異性接觸、交遊不拘禮法，較為自由隨便。此風首先起自宮廷。原來唐宮後妃、女官都不回避外官，每每與之親近交往。民間女子在這方麵似更為開放。她們一般都不回避男賓，可隨意與異性交往。詩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即寫一位商人妻在丈夫外出時，半夜為一群陌生男客彈奏琵琶。

　　由此來看唐代兩性間關係，其開放的程度亦令人歎止。“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清？”。“瓜田李下之短，唐人不譏也。”特別是上層貴族，此風更甚。武則天在做太宗才人時，便與太子私結戀情；她做女皇之後更是廣置麵首。中宗韋後與上官昭容共同私通武三思，韋後還另有男寵馬秦客等多人。至於唐公主們的私生活，則更是放縱無忌。太宗的女兒合浦公主嫁給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後，又與和尚辯譏、智勖、惠弘，道士李晃私通。另如高陽、襄陽、太平、安樂、郜國、永嘉等公主皆有情人，而且多是男寵成群。宋朱熹分析唐人兩性關係何以如此開放的原因時指出：“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其說雖有片麵的地方，但也不是全無道理。

　　隋唐時代的進取精神，首先體現在時人強烈的創新意識方麵。

　　隋代曆祚雖短，但卻是在不停頓地進行改革和創新中度過的。文帝全麵革新北周官製，創建三省六部製度；廢除九品中正，開始科舉取士；改革府兵製，加強皇權。煬帝盡管是公認的暴君，但他革新的規模和深度都超過了其父。史稱“煬帝即位，多所改革”，並非誇大之詞，如他設進士科；進一步改革均田、租調力役製，除去奴婢、牛和婦女的受田等，均影響深遠。

　　唐人的改革創新精神更為突出。唐太宗全麵革除隋末弊政，發展完善三省六部製，修訂唐律，全麵確立科舉製度。武則天破格用人，大力發展製科，創設武舉，唐玄宗罷斜封官，改革食實封，唐憲宗改革兩稅，整頓漕運，戡定藩鎮。唐武宗大力滅佛，鎮壓藩鎮，革除科舉弊病。不論是唐前期國力蒸蒸日上之時，還是晚唐國運衰敗之時，貫穿其間的一條主線，始終是不斷創新，不斷改革，力圖矯正時弊，有所作為。

　　同隋唐最高統治層的創新精神相呼應，當時大臣們的革新精神也很強烈。隋代名相高？、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皆有改革舉措。玄宗朝的姚崇，被譽為“救時宰相”，對於時政多有改進。以後劉晏改革漕運、鹽稅，楊炎改革稅製，實行兩稅法，“二王八司馬”的“永貞革新”，李德裕的係列改革，等等，皆垂範後世，對曆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些甚至是很大的影響。

　　隋唐人的創新意識實際上在各個領域都有體現。如隋唐文學就是在不斷改革、不斷創新之中得到發展的。隋初擯棄六朝頹靡之風的傾向，唐代創造的格律詩及各種新文體如變文、傳奇、詞等，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等，無不充滿著創新精神。其他音樂、舞蹈、書法、繪畫等亦同樣如此。即使在宗教領域，也充滿著改革創新精神，如唐代佛教不僅在教理上超越了印度，而且其創宗立派，名目繁多，頗能標新立異。至於農業、手工業、科技等方麵，僅從曲轅犁的發明，雕版印刷術的問世、火藥的發現和使用等，即不難窺見其所具有的強烈創新意識了。

　　隋唐時代的進取精神，還集中反映在時人積極的參與意識和頑強的追求精神方麵。

　　隋唐時期的中國，繁榮強盛，社會安定，人們積極入世的參與意識日益強烈。不少人懷縱橫之誌，以將相自許，渴望建功立業；一些人則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日為蒼生憂”（李白語），“忘己愛蒼生”（王維語）。當國家危難之際，許多人投筆從戎，舍身報國，把積極入世的參與意識同愛國主義獻身精神緊密相結合。這種愛國主義情懷，奮發向上的思想，構成當時人們精神世界的主體內容。

　　關於隋唐人頑強的追求精神，最典型者莫過於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經的事跡了。玄奘不畏艱險、頑強追求佛理的精神，給世人以極大的鼓舞。唐一行和尚在測量子午線工作中表現出來的頑強追求精神，同樣令人生敬。他在天文曆法上的成就，正是其奮力拚搏、頑強追求的結果。唐鑒真大師，曆經多次失敗，終於渡海到達東瀛，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傳授佛經，弘揚大唐文化，至今仍深受日本人民的敬仰。他的這種拚搏、追求精神，自然是時代精神風貌的寫照。另如詩人杜甫，追求詩的精美，“語不驚人死不休”；賈島“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這種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對完美的無止境追求，同樣是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的反映。

　　崇文好詩隋及唐初，承緒北朝以來習俗，尚武任俠之風仍盛。但隨著科舉製的確立與發展，世風為之大變，崇文重科舉遂成時尚。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現實，刺激、驅使人們不能不拚命讀書，力圖通過科舉考試，一舉成名天下知，這自然大大激發並促成了整個社會的崇文重科舉風氣。

　　事實上，重視科舉與崇文世風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二者互相推波助瀾，蔚然成風，為隋唐時代精神風貌的長卷，平添了多彩的一頁。當然，科舉製在隋唐時期尚處在初期階段，當時由科舉而造成的崇文之風，與科舉成熟期明清時代那種病態的崇文風氣相比，尚有很大距離。

　　隋唐，特別是唐代，對詩的喜好，也構成該時代精神風貌的重要內容之一。大凡提到唐，就不能不講這個時代的詩，就不能不講這個時代人們對詩近乎狂熱的喜好。

　　唐人好詩，且有這樣幾個特點：1.詩酒雙全唐人固然好詩，但同時也喜歡飲酒。“詩言誌”；酒亦能抒發心中的喜悅和排遣胸中的鬱悶。二者實際上有著絕妙的相通之處。唐世著名詩人，差不多都是詩酒雙全式的人物。如李白既是詩仙，也是酒仙；詩聖杜甫，幾乎不能一日無酒；賀知章、白居易，均是詩酒俱佳；韋應物，房孺複，人稱詩酒仙，等等。

　　當時的詩人，還喜聚飲。在歡聚之中，他們互相比詩、拚酒，其樂無窮。一次，李白、賀知章、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八位著名詩家，在長安一酒樓聚飲賦詩。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記其事，內中描述八人的醉態雲：“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李？）三鬥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李適之）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以上所述諸事，雖屬文士雅致，但卻真實地反映出唐人對詩、酒的特別喜好。

　　2.詩相唱和

　　唐人好詩，而且喜歡寫唱和詩。當一個人寫了詩，別的人相應作答（大多是按照原韻），叫“唱和”；這樣的詩作，叫“唱和詩”。唐詩中，唱和詩占有較大的分量。如《全唐詩》所收白居易送給元稹的詩就多達130首，與劉禹錫之間互相唱和的詩幾近200首。由此可見唐時唱和詩的盛行。

　　王之渙同王昌齡、高適為摯友，相互常以詩唱和。一次王之渙寫了首《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昌齡即以《出塞》相和：“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高適則以《和王七（即王之渙）度玉門關聽吹笛》相酬：“胡人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月閑。借問落梅凡幾曲，從風一夜滿關山。”從這三首唱和詩，不難領略唐人詩相唱和的一些基本特色。

　　唐時文人還每每寫些戲題詩相贈答。如李白風趣地描述杜甫作詩的辛苦道：“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白居易調侃名僧光上人曰：“紫粉筆含大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相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這類“戲贈”詩，可算得上唐人詩相唱和的一個小插曲了。

　　3.臨勝題詩

　　一般地講，隻要經濟許可，人們喜遊名山大川，登臨勝跡，領略大自然之美，當興之所至，還不免要抒發情感。對好詩的唐人來說，揮毫題詩，自是其理所當然的選擇。

　　唐人臨勝題詩，留下了許多驚世名句。如李白寫黃河：“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寫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寫船過三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岑參寫大雁塔：“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杜牧烏江亭悼項羽：“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赤壁懷古：“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王維寫輞川春夜溪山月出鳥啼的境界：“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常建寫興福寺（破山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就連臨勝後的回憶，也寫得異常絕美，如白居易的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通過上舉的例子，唐人臨勝題詩意境之開闊，思維之敏捷，想象之豐富，感情之深沉，藝術之成熟，已經躍然紙上了。如果由此出發，再將唐人對琴棋書畫、飲茶觀戲、打球郊遊等方麵的愛好聯係起來考察，那麽，你便不能不讚歎他們普遍具有的良好文化素質，便不能不讚歎他們那種充滿豪氣與生氣的精神風貌。正是這樣的人民，才創造出大唐帝國高度發達的文明。

　　§§第七章 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