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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32)
卡特訪華時對中國的美味佳肴讚不絕口，這次很想盡地主之誼，他和白宮禮賓官都多次問鄧小平愛吃什麽，一定滿足。鄧小平本意是想回答：“朝天椒”，又轉念一想，這也是難為美國人，就說：“把你們認為最好的東西拿出來吧。”卡特和白宮禮賓官一起商量許久，一致認定：“最好的，當然是牛排。”
於是，美國就拿出上等牛排來招待中國貴賓，每頓牛排，天天牛排，直吃得中國客人倒了胃口，到休斯敦競技場時，中國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委婉建議改換飯食，這才吃上一頓墨西哥菜。鄧小平一看有辣椒，還有粉絲，肉也是熱的，食欲大增。
2月5日，鄧小平在西雅圖機場發表告別講話，指出他與美國領導人交換對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的看法，肯定共同點，縮小分歧點，收到了良好和巨大的成果。希望中美兩國人民能千萬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維護和平和發展經濟這兩方麵開展合作，中美關係的不斷發展，一定會對太平洋地區以至世界的局勢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鄧小平離開美國時，致電美國總統卡特，肯定他訪美取得圓滿成功，表示中美兩國關係將會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到重大的發展。
美國總統卡特原來對鄧小平訪美顧慮重重，白宮擔心中國會在台灣問題上持不妥協態度，還可能在亞洲其他地區遇到難以預料的複雜問題，甚至發生重大對抗，在美國國會也會遇到政治上的反對。但和鄧小平一接觸，就發現鄧小平有超人的智慧，能更巧妙地做通美國上層人士和議員的工作，因而取得了超出預想的成果。
卡特總統用熱情洋溢的語言說：“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順利。無論在建交前還是建交之後，中國人對我的其他職責，對我們國內的政治現實表現出十分了解。關於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會談，關於解決台灣問題，關於我們新建立的外交關係在太平洋的穩定作用，以及我們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關係的必要性，他們的言論都是有益的……在這個過程中，我懂得了為什麽有人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鄧小平以特有魅力掀起了全美國性的中國熱，美國新聞單位的黃金時間變成了“鄧小平時間”，遠遠超過了丘吉爾、赫魯曉夫訪美盛況，在美國外交史上是罕見的。
與美國新聞界談笑指點江山
1979年1月31日下午3時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沃爾特？克朗凱特，公共廣播公司的吉姆？萊雷爾，美國廣播公司的弗蘭克？雷諾茲和全國廣播公司的戴維？布林克利，在華盛頓布萊爾大廈采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鄧小平副總理。下麵是鄧副總理同他們的談話：
克朗凱特先生：謝謝你，副總理先生，有這個機會和你見麵並采訪你。
鄧副總理：請讓我先講幾句話。
克朗凱特先生：請說，先生。
鄧副總理：我要感謝美國三家主要的電視公司和公共廣播公司給我這個機會，通過電視同美國公眾見麵。首先，我要向偉大的美國人民表示我的親切問候。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一向是友好的。現在，中美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這就為促進我們兩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開辟了良好的前景。
我們兩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都要求我們發展友好合作的關係。我接受卡特總統的邀請來訪問你們的國家，肩負著三個使命：第一是向美國人民轉達中國人民的情誼；第二是了解美國人民，了解你們的生活，了解你們建設的經驗，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第三是同貴國的領導人就發展兩國關係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
我可以告訴美國人民，我同卡特總統和其他美國領導人在過去兩天會談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卡特總統和夫人已接受華國鋒總理的邀請，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正式訪問中國。他們在中國將受到熱情接待。
現在，我準備回答你們的問題。
克朗凱特先生：謝謝，副總理先生，你上周和《時代》周刊的赫德利？多諾萬談話時曾建議：日本、美國和中國簽訂一條約以遏製蘇聯的霸權或可以稱為侵略的行徑。你是否已正式向美國領導人提出這個建議？如果已經提出，那反應是什麽呢？
鄧副總理：我沒有提這樣的建議。我隻是說，對待蘇聯的霸權主義，我們應該做一些紮紮實實的工作。為了反對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需要聯合起來，認真地對付這種發動戰爭的危險的挑戰。我們不需要一個什麽條約和同盟，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對局勢的共同的理解，並作出共同的努力。
克朗凱特先生：副總理先生，你在美國發表的講話，你過去發表過的聲明和常常對到北京訪問的人的談話，以及你的前任發表的講話都表示，你們並不認為美國了解蘇聯威脅的實質。我不明白為什麽你們認為你們比美國領導人更了解蘇聯的威脅。
鄧副總理：那是美國的問題，不應由我來回答。但是，我們的確希望美國采取更有效、更有力的措施，來對付霸權主義的挑戰。
萊雷爾先生：副總理先生，中國是否由於柬埔寨的局勢而打算跟正在得到蘇聯支持的越南打仗？
鄧副總理：有人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我們采取任何行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不會采取任何輕率的行動。無論是對待全球霸權主義還是對待地區霸權主義，我們都采取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
同時，我可以告訴你們，越南除了明目張膽地動用大量武裝部隊進攻柬埔寨，越南還正在中越邊界製造大量邊境事端，這些事端還在層出不窮地發展。
萊雷爾先生：那我是否可以把這個回答看作是一種肯定的表示，即中國準備為柬埔寨問題打仗？
鄧副總理：我們支持柬埔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至於采取什麽步驟，需要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研究。這樣的問題不是單單由我們一個方麵來決定的。
雷諾茲先生：副總理先生，中國近幾年來已發生很大變化。你本人現在年事已高。你曾兩次非常突然地被剝奪權力。有什麽能使美國確信你將繼續當權，你的實現現代化的政策將繼續容許對西方新的開放，以及和西方合作？
鄧副總理：正確政策的持續不是由個人因素可以保證的。關鍵在於這些政策是否正確，人民是否讚成，對人民是否有好處。如果這些政策是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根本保證就在這裏。
雷諾茲先生：先生，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有些人是致力於使人民同意這些政策的。那末，現在中國的領導人中是不是沒有人對西方影響和西方工業化損壞中國社會的純潔而持保留態度呢？
鄧副總理：我可以明確告訴你，關於這一點，不僅中央領導，而且地方領導和全國人民都是一致的。
在我們各級領導中，有像我本人這樣的年齡較老的老年人，也有中年人、青年人。既然我們現在執行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采取的方針、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確的，可以肯定，這些政策會繼續下去。
布林克利先生：副總理先生，你上周說，美國自70年代初期以來就處於戰略退卻，你能否向我們講講你的想法和這種看法的理由？
鄧副總理：我並不是說戰略退卻。而是說相當一個時期以來，蘇聯是進攻的，而美國處於防禦地位。從這樣的估計出發，我們一向認為，隻有美國和蘇聯兩個國家能發動新的世界大戰，但由於地位變了，目前戰爭的主要策源地是蘇聯。
布林克利先生：根據你以前的回答中提到中國、美國、日本和西歐一起協調對俄國的政策，一旦俄國人感到他們受到包圍和聯合進攻的話，那俄國人的反應將如何？
鄧副總理：他們不能忽視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我始終認為，對霸權主義真正起到遏製或約束作用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條約，這樣或那樣的決議，而是堅決的、紮紮實實的聯合行動。盡管我也認為進行談判，簽訂這樣或那樣的議定，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決議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對這些東西寄托希望，不能在那裏麵求得安逸。
克朗凱特先生：讓我們來看一個有關的具體例子，我們或許會看到反對蘇聯霸權如何聯合行動。我想，副總理先生，你是關心對蘇聯可能有好處的伊朗局勢的，是不是呢？
鄧副總理：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我們同樣是關心伊朗局勢的。伊朗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就中國來說，我們能在道義上表示我們的觀點。我們不能有很多作為，因為我們在那裏無能為力。我認為，凡是那些能有所作為的國家應對伊局勢嚴重注視，並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克朗凱特先生：鑒於美國非常關心伊朗，你也非常關心伊朗，鑒於你建議聯合起來阻止蘇聯的霸權，你是否會提出我們應一起做些事來阻止蘇聯在伊朗的侵略？
鄧副總理：我剛才說過，在這個特別的地方，我們的作用很小，甚至可以說是無能為力。如果我們能盡一分力，我們肯定會使一分勁。
萊雷爾先生：副總理先生，有人把你到達這個國家後發表的關於蘇聯的講話，解釋為你想改變卡特總統在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核武器談判的立場。這是你的打算嗎？
鄧副總理：我沒有這個意圖。我剛剛說過，同蘇聯談判或簽訂這種協議，我們並不反對。甚至可以說，有某種必要，我隻是說，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協議上，他們對遏製蘇聯起不了多大作用。
萊雷爾先生：今天上午有一位專欄作家提出一個問題，問副總理先生是否願意請卡特總統訪問中國，並就中國對蘇聯的政策提出批評。
鄧副總理：如果批評對，我們歡迎。何況我們對美國政府並沒有批評。我在美國講的話都不是新話，多少年來，中國領導都是這樣說的。
雷諾茲先生：如果台灣人民，台灣的人民和政府拒絕自願和你們重新統一，而美國甚至在共同防禦條約廢除後，繼續向台灣人民提供防禦性武器，那你們除了使用武力外，還有什麽選擇來求得統一？
鄧副總理：我們力求用和平方式來實現台灣歸回祖國和完成我國的統一。雷諾茲先生：副總理對一旦放棄和平手段，美國就會使用武力進行抵抗有任何懷疑嗎？
鄧副總理：不，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諾我們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於將我們的雙手捆縛起來，結果隻會促使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和平統一。這反而隻能導致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
布林克利先生：副總理先生，除了友誼和善意以外，你最希望在這次美國之行中得到什麽？
鄧副總理：通過這次訪問，主要是由於中美實現關係正常化，我們期望發展我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技術文化以及其他領域的關係能有廣闊的前景。
布林克利先生：你是否相信，你們在西方進口技術時能保持傳統的中國文化？
鄧副總理：肯定要保持。
克朗凱特先生：副總理先生，我們剛剛開始了解你在這裏達成的協議，你就要去白宮簽訂一些協定書。你在和卡特總統的會談中有何分歧？
鄧副總理：我們的方式是讓各方闡明自己的觀點，而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會談是非常融洽的。
克朗凱特先生：你能說說對我們兩國間繼續這種愉快的蜜月時期會有什麽主要危險？
鄧副總理：我看不到危險。蜜月將繼續存在。
萊雷爾先生：但這次采訪不能繼續下去了，副總理先生，我們的時間到了，非常感謝你。
周密的安全計劃
鄧小平訪美是一次曆史性的成功的訪問。美國政府出於國際國內的需要，以及中美建交後在美國國內出現的對中國友好的新熱潮，訪問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重視和熱烈歡迎，受到了相當於國家元首的禮遇。美國官方竭力宣傳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強調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具有曆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國際輿論也認為，這是“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促進亞洲與世界和平的裏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無疑是一次重重的打擊，對於美國國內一小撮反華勢力來說，他們對此不能容忍、不肯甘心，這方麵反應之快出乎意料。中美《聯合公報》公布後的數日內警報就不斷傳來。據中國有關方麵的信息：
――台灣一高級特務聲稱要在鄧小平訪美時“給一點顏色看看”；
――在美國的蔣方人員正策劃收買“意大利槍手”企圖暗害鄧；
――美國一個極左組織揚言：“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
――旅美的親蔣組織和台獨勢力準備收買流氓、打手，並脅迫一些台灣留學生和僑民在華盛頓等地組織“遊行示威”，進行挑釁。
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國的炎黃同胞寄信給在大陸的親友，要求及時向中國政府轉達：“一個盲動的美國極端分子組織，此次有計劃乘鄧訪美時威脅我們副總理的安全”，希望中國政府“能確切地把握及安排，以確保我們鄧副總理的安全……”。這封出於至誠的來信於1月20日即鄧小平訪美前八天由國務院辦公室轉到了中方安全人員的手裏。
對於鄧小平訪美期間的安全問題，中共中央一開始就給以極大關注。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領導全黨撥正了航向，開啟著中國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黨心民心都關注著他這次的美國之行，希望訪問成功，安全歸來。警報陸續傳來，凡是知情的黨內高級幹部更是憂慮不安。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國務院副總理耿飆、方毅、陳慕華和各有關方麵的負責人黃華、韓念龍、章文晉、伍修權、孔原、朱穆之、羅青長、淩雲以及中央警衛局的負責幹部等開了幾次會，研究有關情況和應對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敵情嚴重，切不可掉以輕心。
對於台灣特務機關的暗害活動，中國是領教過的，有過多次挫敗它的成功經驗，也有過慘痛的血的教訓。1955年萬隆會議時，台灣特務機關蓄意製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們收買香港啟德機場場地工人安放的定時炸彈，企圖殺害赴會的周恩來總理，幸虧周總理沒有乘坐這架飛機，但參加會議的部分工作人員和去萬隆采訪的新聞記者卻不幸遇難，損失慘重。1964年，台灣特務機關又陰謀乘劉少奇訪問柬埔寨，製造爆炸事件，謀殺劉少奇和西哈努克。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雙方合作下，人證俱獲，事先識破了敵人圖謀。現在警報又來了。“收買槍手！”應該作何估計呢？一種可能是故意放風恐嚇；另一種是確有謀劃和行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中國必須立足於第二種可能，采取萬無一失的安全措施。這是當時的決斷。
美國社會情況複雜，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據當時了解，美國2億人口，民間就有1.5億支槍，每2分鍾要響一槍，每24分鍾要打死一個人。美國暗殺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驚心，有林肯、加菲爾、麥金萊、肯尼迪等四位總統遇刺身亡；有傑克遜、T？羅斯福、F？D？羅斯福、杜魯門和福特等五位總統遇刺而幸免於難。暗殺重要政界人士的罪案也屢有發生，1968年4月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遭槍殺身亡就是一起震動美國社會的突出事件。我們與美國隔絕多年，對於他們安全警衛工作的情況知之甚少，這些都增加人們的焦慮和不安。
在一次會議上，耿飆開門見山提出了問題。他說：鄧小平的安危就是國家的安危，遇有情況，別人遇難可以，萬萬不能有他，一定要絕對保證安全。訪美的活動安排，不僅要考慮工作需要，還要考慮安全，不能發生任何意外事件。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中央常委決定派先遣組先期赴美進行安排。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長黃華將常委決定通知了公安部長趙蒼璧，而由淩雲負責安全事務隨鄧小平出訪，並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組的組成人員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衛永清和專員唐龍彬，新聞司專員姚偉，中央警衛局處長滕和鬆等六人。中央電視台也派出陳漢元等三人與先遣組一同去美國攝製和播送電視節目作安排，到美後單獨活動。
先遣組行前，對安全警衛有一個設想，要點是，根據鄧副總理的指示，在美訪問期間的安全責任必須由美方承擔；近身的安全警衛不能借手他人，由我們隨行的警衛人員嚴密部署，並爭取美方的合作；安全警衛工作要與外交禮賓活動安排緊密結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組一行離開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途經東京、紐約，於當地時間1月12日晚上到達華盛頓。先遣組受到我駐美聯絡處柴澤民主任等的熱情接待。當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館黨委和先遣組一起開會，傳達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誌關於確保小平同誌安全訪問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關情況。
據駐美聯絡處的了解，在華盛頓和其他將去訪問的城市，台灣和台獨組織的遊行示威已經具體化了。美國內政部國家公園服務處已發給台灣和台獨組織許可證，許可自1月29日10時至18時在拉斐特公園和中國聯絡處前遊行示威。台灣方麵揚言參加的將有2萬人，估計可能有三四千人，看來勢在必行。另有消息說，台灣正撥發經費，收買流氓打手；不少敵對分子紛紛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亞特蘭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磯和西雅圖，都是小平同誌和方毅副總理將要訪問的地方）糾集隊伍；旅美來蔣組織在紐約還戰立了“聯合支援中華民國行動委員會”，各派台獨組織也在紛紛擾擾進行活動。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組與美方共同工作了五天。在華盛頓三天，一天是會談，兩天是現場考察。然後去佐治亞洲的首府亞特蘭大和德克薩斯的休斯敦。17日晚返回華盛頓，18日就離開美國經東京回國。
於是，美國就拿出上等牛排來招待中國貴賓，每頓牛排，天天牛排，直吃得中國客人倒了胃口，到休斯敦競技場時，中國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委婉建議改換飯食，這才吃上一頓墨西哥菜。鄧小平一看有辣椒，還有粉絲，肉也是熱的，食欲大增。
2月5日，鄧小平在西雅圖機場發表告別講話，指出他與美國領導人交換對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的看法，肯定共同點，縮小分歧點，收到了良好和巨大的成果。希望中美兩國人民能千萬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維護和平和發展經濟這兩方麵開展合作，中美關係的不斷發展，一定會對太平洋地區以至世界的局勢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鄧小平離開美國時，致電美國總統卡特，肯定他訪美取得圓滿成功，表示中美兩國關係將會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到重大的發展。
美國總統卡特原來對鄧小平訪美顧慮重重，白宮擔心中國會在台灣問題上持不妥協態度，還可能在亞洲其他地區遇到難以預料的複雜問題，甚至發生重大對抗，在美國國會也會遇到政治上的反對。但和鄧小平一接觸，就發現鄧小平有超人的智慧，能更巧妙地做通美國上層人士和議員的工作，因而取得了超出預想的成果。
卡特總統用熱情洋溢的語言說：“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順利。無論在建交前還是建交之後，中國人對我的其他職責，對我們國內的政治現實表現出十分了解。關於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會談，關於解決台灣問題，關於我們新建立的外交關係在太平洋的穩定作用，以及我們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關係的必要性，他們的言論都是有益的……在這個過程中，我懂得了為什麽有人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鄧小平以特有魅力掀起了全美國性的中國熱，美國新聞單位的黃金時間變成了“鄧小平時間”，遠遠超過了丘吉爾、赫魯曉夫訪美盛況，在美國外交史上是罕見的。
與美國新聞界談笑指點江山
1979年1月31日下午3時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沃爾特？克朗凱特，公共廣播公司的吉姆？萊雷爾，美國廣播公司的弗蘭克？雷諾茲和全國廣播公司的戴維？布林克利，在華盛頓布萊爾大廈采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鄧小平副總理。下麵是鄧副總理同他們的談話：
克朗凱特先生：謝謝你，副總理先生，有這個機會和你見麵並采訪你。
鄧副總理：請讓我先講幾句話。
克朗凱特先生：請說，先生。
鄧副總理：我要感謝美國三家主要的電視公司和公共廣播公司給我這個機會，通過電視同美國公眾見麵。首先，我要向偉大的美國人民表示我的親切問候。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一向是友好的。現在，中美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這就為促進我們兩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開辟了良好的前景。
我們兩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都要求我們發展友好合作的關係。我接受卡特總統的邀請來訪問你們的國家，肩負著三個使命：第一是向美國人民轉達中國人民的情誼；第二是了解美國人民，了解你們的生活，了解你們建設的經驗，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第三是同貴國的領導人就發展兩國關係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
我可以告訴美國人民，我同卡特總統和其他美國領導人在過去兩天會談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卡特總統和夫人已接受華國鋒總理的邀請，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正式訪問中國。他們在中國將受到熱情接待。
現在，我準備回答你們的問題。
克朗凱特先生：謝謝，副總理先生，你上周和《時代》周刊的赫德利？多諾萬談話時曾建議：日本、美國和中國簽訂一條約以遏製蘇聯的霸權或可以稱為侵略的行徑。你是否已正式向美國領導人提出這個建議？如果已經提出，那反應是什麽呢？
鄧副總理：我沒有提這樣的建議。我隻是說，對待蘇聯的霸權主義，我們應該做一些紮紮實實的工作。為了反對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需要聯合起來，認真地對付這種發動戰爭的危險的挑戰。我們不需要一個什麽條約和同盟，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對局勢的共同的理解，並作出共同的努力。
克朗凱特先生：副總理先生，你在美國發表的講話，你過去發表過的聲明和常常對到北京訪問的人的談話，以及你的前任發表的講話都表示，你們並不認為美國了解蘇聯威脅的實質。我不明白為什麽你們認為你們比美國領導人更了解蘇聯的威脅。
鄧副總理：那是美國的問題，不應由我來回答。但是，我們的確希望美國采取更有效、更有力的措施，來對付霸權主義的挑戰。
萊雷爾先生：副總理先生，中國是否由於柬埔寨的局勢而打算跟正在得到蘇聯支持的越南打仗？
鄧副總理：有人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我們采取任何行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不會采取任何輕率的行動。無論是對待全球霸權主義還是對待地區霸權主義，我們都采取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
同時，我可以告訴你們，越南除了明目張膽地動用大量武裝部隊進攻柬埔寨，越南還正在中越邊界製造大量邊境事端，這些事端還在層出不窮地發展。
萊雷爾先生：那我是否可以把這個回答看作是一種肯定的表示，即中國準備為柬埔寨問題打仗？
鄧副總理：我們支持柬埔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至於采取什麽步驟，需要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研究。這樣的問題不是單單由我們一個方麵來決定的。
雷諾茲先生：副總理先生，中國近幾年來已發生很大變化。你本人現在年事已高。你曾兩次非常突然地被剝奪權力。有什麽能使美國確信你將繼續當權，你的實現現代化的政策將繼續容許對西方新的開放，以及和西方合作？
鄧副總理：正確政策的持續不是由個人因素可以保證的。關鍵在於這些政策是否正確，人民是否讚成，對人民是否有好處。如果這些政策是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根本保證就在這裏。
雷諾茲先生：先生，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有些人是致力於使人民同意這些政策的。那末，現在中國的領導人中是不是沒有人對西方影響和西方工業化損壞中國社會的純潔而持保留態度呢？
鄧副總理：我可以明確告訴你，關於這一點，不僅中央領導，而且地方領導和全國人民都是一致的。
在我們各級領導中，有像我本人這樣的年齡較老的老年人，也有中年人、青年人。既然我們現在執行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采取的方針、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確的，可以肯定，這些政策會繼續下去。
布林克利先生：副總理先生，你上周說，美國自70年代初期以來就處於戰略退卻，你能否向我們講講你的想法和這種看法的理由？
鄧副總理：我並不是說戰略退卻。而是說相當一個時期以來，蘇聯是進攻的，而美國處於防禦地位。從這樣的估計出發，我們一向認為，隻有美國和蘇聯兩個國家能發動新的世界大戰，但由於地位變了，目前戰爭的主要策源地是蘇聯。
布林克利先生：根據你以前的回答中提到中國、美國、日本和西歐一起協調對俄國的政策，一旦俄國人感到他們受到包圍和聯合進攻的話，那俄國人的反應將如何？
鄧副總理：他們不能忽視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我始終認為，對霸權主義真正起到遏製或約束作用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條約，這樣或那樣的決議，而是堅決的、紮紮實實的聯合行動。盡管我也認為進行談判，簽訂這樣或那樣的議定，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決議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對這些東西寄托希望，不能在那裏麵求得安逸。
克朗凱特先生：讓我們來看一個有關的具體例子，我們或許會看到反對蘇聯霸權如何聯合行動。我想，副總理先生，你是關心對蘇聯可能有好處的伊朗局勢的，是不是呢？
鄧副總理：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我們同樣是關心伊朗局勢的。伊朗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就中國來說，我們能在道義上表示我們的觀點。我們不能有很多作為，因為我們在那裏無能為力。我認為，凡是那些能有所作為的國家應對伊局勢嚴重注視，並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克朗凱特先生：鑒於美國非常關心伊朗，你也非常關心伊朗，鑒於你建議聯合起來阻止蘇聯的霸權，你是否會提出我們應一起做些事來阻止蘇聯在伊朗的侵略？
鄧副總理：我剛才說過，在這個特別的地方，我們的作用很小，甚至可以說是無能為力。如果我們能盡一分力，我們肯定會使一分勁。
萊雷爾先生：副總理先生，有人把你到達這個國家後發表的關於蘇聯的講話，解釋為你想改變卡特總統在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核武器談判的立場。這是你的打算嗎？
鄧副總理：我沒有這個意圖。我剛剛說過，同蘇聯談判或簽訂這種協議，我們並不反對。甚至可以說，有某種必要，我隻是說，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協議上，他們對遏製蘇聯起不了多大作用。
萊雷爾先生：今天上午有一位專欄作家提出一個問題，問副總理先生是否願意請卡特總統訪問中國，並就中國對蘇聯的政策提出批評。
鄧副總理：如果批評對，我們歡迎。何況我們對美國政府並沒有批評。我在美國講的話都不是新話，多少年來，中國領導都是這樣說的。
雷諾茲先生：如果台灣人民，台灣的人民和政府拒絕自願和你們重新統一，而美國甚至在共同防禦條約廢除後，繼續向台灣人民提供防禦性武器，那你們除了使用武力外，還有什麽選擇來求得統一？
鄧副總理：我們力求用和平方式來實現台灣歸回祖國和完成我國的統一。雷諾茲先生：副總理對一旦放棄和平手段，美國就會使用武力進行抵抗有任何懷疑嗎？
鄧副總理：不，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諾我們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於將我們的雙手捆縛起來，結果隻會促使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和平統一。這反而隻能導致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
布林克利先生：副總理先生，除了友誼和善意以外，你最希望在這次美國之行中得到什麽？
鄧副總理：通過這次訪問，主要是由於中美實現關係正常化，我們期望發展我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技術文化以及其他領域的關係能有廣闊的前景。
布林克利先生：你是否相信，你們在西方進口技術時能保持傳統的中國文化？
鄧副總理：肯定要保持。
克朗凱特先生：副總理先生，我們剛剛開始了解你在這裏達成的協議，你就要去白宮簽訂一些協定書。你在和卡特總統的會談中有何分歧？
鄧副總理：我們的方式是讓各方闡明自己的觀點，而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會談是非常融洽的。
克朗凱特先生：你能說說對我們兩國間繼續這種愉快的蜜月時期會有什麽主要危險？
鄧副總理：我看不到危險。蜜月將繼續存在。
萊雷爾先生：但這次采訪不能繼續下去了，副總理先生，我們的時間到了，非常感謝你。
周密的安全計劃
鄧小平訪美是一次曆史性的成功的訪問。美國政府出於國際國內的需要，以及中美建交後在美國國內出現的對中國友好的新熱潮，訪問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重視和熱烈歡迎，受到了相當於國家元首的禮遇。美國官方竭力宣傳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強調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具有曆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國際輿論也認為，這是“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促進亞洲與世界和平的裏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無疑是一次重重的打擊，對於美國國內一小撮反華勢力來說，他們對此不能容忍、不肯甘心，這方麵反應之快出乎意料。中美《聯合公報》公布後的數日內警報就不斷傳來。據中國有關方麵的信息：
――台灣一高級特務聲稱要在鄧小平訪美時“給一點顏色看看”；
――在美國的蔣方人員正策劃收買“意大利槍手”企圖暗害鄧；
――美國一個極左組織揚言：“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
――旅美的親蔣組織和台獨勢力準備收買流氓、打手，並脅迫一些台灣留學生和僑民在華盛頓等地組織“遊行示威”，進行挑釁。
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國的炎黃同胞寄信給在大陸的親友，要求及時向中國政府轉達：“一個盲動的美國極端分子組織，此次有計劃乘鄧訪美時威脅我們副總理的安全”，希望中國政府“能確切地把握及安排，以確保我們鄧副總理的安全……”。這封出於至誠的來信於1月20日即鄧小平訪美前八天由國務院辦公室轉到了中方安全人員的手裏。
對於鄧小平訪美期間的安全問題，中共中央一開始就給以極大關注。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領導全黨撥正了航向，開啟著中國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黨心民心都關注著他這次的美國之行，希望訪問成功，安全歸來。警報陸續傳來，凡是知情的黨內高級幹部更是憂慮不安。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國務院副總理耿飆、方毅、陳慕華和各有關方麵的負責人黃華、韓念龍、章文晉、伍修權、孔原、朱穆之、羅青長、淩雲以及中央警衛局的負責幹部等開了幾次會，研究有關情況和應對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敵情嚴重，切不可掉以輕心。
對於台灣特務機關的暗害活動，中國是領教過的，有過多次挫敗它的成功經驗，也有過慘痛的血的教訓。1955年萬隆會議時，台灣特務機關蓄意製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們收買香港啟德機場場地工人安放的定時炸彈，企圖殺害赴會的周恩來總理，幸虧周總理沒有乘坐這架飛機，但參加會議的部分工作人員和去萬隆采訪的新聞記者卻不幸遇難，損失慘重。1964年，台灣特務機關又陰謀乘劉少奇訪問柬埔寨，製造爆炸事件，謀殺劉少奇和西哈努克。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雙方合作下，人證俱獲，事先識破了敵人圖謀。現在警報又來了。“收買槍手！”應該作何估計呢？一種可能是故意放風恐嚇；另一種是確有謀劃和行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中國必須立足於第二種可能，采取萬無一失的安全措施。這是當時的決斷。
美國社會情況複雜，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據當時了解，美國2億人口，民間就有1.5億支槍，每2分鍾要響一槍，每24分鍾要打死一個人。美國暗殺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驚心，有林肯、加菲爾、麥金萊、肯尼迪等四位總統遇刺身亡；有傑克遜、T？羅斯福、F？D？羅斯福、杜魯門和福特等五位總統遇刺而幸免於難。暗殺重要政界人士的罪案也屢有發生，1968年4月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遭槍殺身亡就是一起震動美國社會的突出事件。我們與美國隔絕多年，對於他們安全警衛工作的情況知之甚少，這些都增加人們的焦慮和不安。
在一次會議上，耿飆開門見山提出了問題。他說：鄧小平的安危就是國家的安危，遇有情況，別人遇難可以，萬萬不能有他，一定要絕對保證安全。訪美的活動安排，不僅要考慮工作需要，還要考慮安全，不能發生任何意外事件。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中央常委決定派先遣組先期赴美進行安排。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長黃華將常委決定通知了公安部長趙蒼璧，而由淩雲負責安全事務隨鄧小平出訪，並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組的組成人員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衛永清和專員唐龍彬，新聞司專員姚偉，中央警衛局處長滕和鬆等六人。中央電視台也派出陳漢元等三人與先遣組一同去美國攝製和播送電視節目作安排，到美後單獨活動。
先遣組行前，對安全警衛有一個設想，要點是，根據鄧副總理的指示，在美訪問期間的安全責任必須由美方承擔；近身的安全警衛不能借手他人，由我們隨行的警衛人員嚴密部署，並爭取美方的合作；安全警衛工作要與外交禮賓活動安排緊密結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組一行離開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途經東京、紐約，於當地時間1月12日晚上到達華盛頓。先遣組受到我駐美聯絡處柴澤民主任等的熱情接待。當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館黨委和先遣組一起開會，傳達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誌關於確保小平同誌安全訪問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關情況。
據駐美聯絡處的了解，在華盛頓和其他將去訪問的城市，台灣和台獨組織的遊行示威已經具體化了。美國內政部國家公園服務處已發給台灣和台獨組織許可證，許可自1月29日10時至18時在拉斐特公園和中國聯絡處前遊行示威。台灣方麵揚言參加的將有2萬人，估計可能有三四千人，看來勢在必行。另有消息說，台灣正撥發經費，收買流氓打手；不少敵對分子紛紛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亞特蘭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磯和西雅圖，都是小平同誌和方毅副總理將要訪問的地方）糾集隊伍；旅美來蔣組織在紐約還戰立了“聯合支援中華民國行動委員會”，各派台獨組織也在紛紛擾擾進行活動。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組與美方共同工作了五天。在華盛頓三天，一天是會談，兩天是現場考察。然後去佐治亞洲的首府亞特蘭大和德克薩斯的休斯敦。17日晚返回華盛頓，18日就離開美國經東京回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