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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5)
第三，卡特政府打“中國牌”的做法還受到來自蘇聯方麵的壓力，蘇聯批評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種十分輕率的方式”，指責美國對華政策是“目光短淺和危險的”。1978年12月27日，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前幾天，勃列日涅夫給卡特寫了一封措詞非常強烈的信，他在信中警告美國不要向中國出售武器並表示除非美國阻止其盟國向中國出售武器，否則在武器控製方麵的談判不可能有任何進展。這種威脅在美蘇關係史上是少有的。
第四，美國政府內部仍存在意見分歧。布熱津斯基相信與中國建立更牢固的聯合將增強美國對付蘇聯的地位，因為中國的力量“要比蘇聯微弱得多――沒有形成對我們的直接軍事威脅”。萬斯盡管不否認美中關係對製約蘇聯的作用，卻認為應當謹慎處理美中蘇三角關係。他認為應把重點放在保護與蘇聯的更重要的關係上。因此，在美國宣布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剛幾天，他就在日內瓦與葛羅米柯會見時，就試圖消除這位蘇聯外長對美國將如何處理美中蘇三角關係的疑慮，萬斯說：“我們並未打算改變拒絕向中國或蘇聯出售武器的政策，而且在向中國或蘇聯轉讓非軍事技術方麵也將是不偏不倚的。”為此，萬斯極力主張放慢中美關係發展的速度，尤其不要同中國建立反蘇聯盟。他竭力設法使美國在處理與蘇中兩國的關係上給人以“不偏不倚”的形象，並盡量減少對美蘇關係的損害。
到了1979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對蘇和對華政策又發生了新的變化。8月份，蒙代爾副總統訪華時強調美中兩國之間“平行的戰略利益”，並表示任何國家要想在世界事務中采取削弱或孤立中國的立場，將“同美國的利益相對立”。
9月，美蘇兩國就蘇聯作戰旅駐紮在古巴一事發生衝突，它給美蘇關係投下了陰影，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強硬姿態，其中之一就是決定加快同中國建立公開的軍事關係。為此，白宮提前宣布了國防部長布朗將訪問中國的消息，並暗示他將同中國方麵討論向中國轉讓軍民兩用技術事宜。不久，美國政府又透露了五角大樓的一份主張向中國提供軍援的秘密研究報告，以此對蘇聯施加壓力。
11月，伊朗人質危機使美國受到又一次強烈的衝擊。美國朝野普遍認為，伊朗危機是美國國力衰弱和長期放棄戰略優勢的結果，它表明美國在同蘇聯對抗中處於軟弱地位，在對付第三世界動亂的挑戰中束手無策。
12月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引起了美蘇關係中新的危機，美蘇緩和發生了逆轉。美國國內要求聯華抗蘇的呼聲日漸高漲。這一事件也使卡特對蘇聯的看法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他除了要求參議院推遲批準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外，還采取了帶頭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禁運糧食、凍結信貸、壓縮先進技術與設備的出口、中斷科技協定與科技往來等一係列措施。蘇聯的行為也迫使卡特重新考慮其整個對蘇戰略，他提出了以“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必要手段”遏製蘇聯擴張的“卡特主義”。這是美國對蘇政策和全球戰略的一次重大調整，它宣告了美蘇緩和時代的結束，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冷戰時期。
中美關係的發展也因蘇聯入侵阿富汗獲得了新的強大的推動力。美國決心進一步借助中國的力量抗衡蘇聯，把兩國的合作從貿易、科技、文化、民航、海運、領事、教育、衛生等領域擴大到了防務領域。如貿易方麵，1980年中美貿易額比1979年增加一倍多，達48億美元，而蘇美貿易額在同一時期卻減少一半，隻有15億美元。
1980年1月，美國國防部部長哈羅德？布朗訪問中國。盡管美國國務院一些官員希望限製布朗訪華的實質性內容，但布熱津斯基仍然在布朗訪華前夕表示，蘇聯入侵阿富汗賦予了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義”。他指出，進一步密切同北京的安全關係是美國能夠對蘇聯行為作出反應的“主要辦法”。訪華期間，布朗向中國領導人通報：美國準備向中國出售軍民兩用技術與裝備。
為避免引起美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萬斯仍繼續設法限製中美戰略關係的發展。布朗訪華後不久，萬斯就在一次談話中承認中美之間在阿富汗問題上雖然有某種程度的一致行動，但他強調這種一致行動“並不意味著中美之間存在任何軍事聯盟或類似的關係”。
1980年4月，美國政府營救伊朗人質的行動失敗，之後萬斯宣布辭去國務卿職務。萬斯的辭職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政府中反對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的那一派力量。以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聯華抗蘇派在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上取得了勝利。盡管中美關係還存在重大障礙，但此時中國因素在美國對蘇政策中的作用達到了高峰，中美聯合抗蘇的格局終於形成。
裏根隔著太平洋看中國
1981年，裏根是在美國國內保守思潮興起的背景下，打著“擴軍抗蘇”的旗號上台的。當他入主白宮時，美蘇中三角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時，蘇聯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同中國緩和了緊張關係，而中國也重新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
裏根決心製止蘇聯的擴張，一開始他就決定改變尼克鬆和卡特政府所采取的對蘇聯緩和和讓步的政策，進一步強化抗蘇立場，強調“以實力求和平”，在采取措施重振美國經濟的同時，重新建立美國對蘇聯的軍事優勢。他表示願意同蘇聯談判軍備控製問題，甚至願意達成某些協議，但前提是不得損害美國軍事力量的發展。他還強調要迫使蘇聯作出讓步，否則就用“武器升級”來拖垮它。裏根把同蘇聯全麵對抗，以實力遏製蘇聯擴張定為其對外政策的核心。裏根的右翼保守立場還給美蘇關係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使冷戰氣氛重新加劇。
在裏根政府執政初期，中國因素繼續在其對蘇政策中發揮作用。此時，美蘇關係重新進入激烈的對抗使美國政府對利用中國因素很感興趣，因而支持在戰略和地緣政治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以針對蘇聯為目標的美中關係。這項政策實際上是卡特政府後期以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對華政策的繼續。裏根政府內“聯華抗蘇”派的代表人物――第一任國務卿黑格稱中國“在戰略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他認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他們的允諾的多，給予的少。中國領導人想確切地知道與一個軟弱得既不能阻擋蘇聯在遠東的霸權擴張，又不能對中國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的美國建立關係究竟能獲得什麽好處。”
然而，裏根重視同中國的“戰略關係”是和他強烈的反共意識矛盾的，其對華政策在如何處理台灣問題上出現了一些有豐富文獻記載的混亂狀態。裏根執政後，雖迫於國內外的壓力，不得不放棄競選時所作的要使美國和台灣重建“官方關係”的允諾，但他本人以及以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理查德？艾倫為代表的親台派卻主張增進與台灣的關係，反對以犧牲台灣的利益來發展同中國的合作。裏根還聲稱要充分實施《與台灣關係法》，包括其中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條款。
從1981年下半年起，不顧中國政府一再作出的強烈反應，裏根政府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而且在所售武器的性能上還有所升級。1981年12月4日，中美雙方就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開始舉行談判，中途談判曾陷入僵局，直到1982年8月，經過緊張艱苦的談判終於達成了協議，發表了著名的“8？17”公報，遂使中美關係渡過了一次嚴重的危機。
從1983年起，美國政府由於下列原因而改變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作用的估計。第一，美國認為，與80年代初期相比，美蘇力量對比已經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轉變，美國已不再像70年代那樣處於守勢，它已恢複了在全球的主動地位。而蘇聯則日益處於被動局麵，由於其國內經濟體製的弊端、對外擴張以及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使得蘇聯經濟形勢日趨嚴峻，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尤其是入侵阿富汗，使其在國際社會中陷於空前孤立，形象極為不佳。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感到利用同中國的戰略關係來抵消蘇聯在全球力量對比中的優勢的需要減少了。
第二，裏根執政初期，以黑格為代表的“大西洋主義者”，站在以歐洲為中心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強調中國對於蘇聯在歐洲的威脅的牽製作用。當喬治？舒爾茨繼任國務卿後，美國對外關係開始向太平洋地區傾斜。裏根政府越來越關注太平洋地區，因而強調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
第三，1982年前後，中國對外政策作了重大調整。首先是從70年代末起，中國把國內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方麵，實行了改革開放，因而希望和兩個超級大國都保持良好關係，以便獲得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其次，中國也看到了美蘇力量對比的變化，認為美國在裏根領導下，正在重整國力，而蘇聯則由於其國內的困難已不再像70年代那樣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了。此時，中國既不必擔心美蘇聯合對付中國，又不願卷入美蘇衝突。另外，中國也對裏根政府的某些言行感到極度的不滿和失望。一方麵，“裏根政府在其任期的頭兩年中由於決心抵製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甚至比卡特更加積極地試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成戰略聯盟”，但當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印度支那形勢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日趨惡化後，中國要求同美國進一步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要求卻又遭到了美國的拒絕。另一方麵，裏根政府又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並采取事實上的“一中一台”政策。裏根宣布要“充分執行”《與台灣關係法》，威脅要向台灣出售更先進的武器，並聲稱中國不應該幹涉美國的對台政策，他甚至認為中國為了換取美國的戰略合作會“吞下台灣這顆苦果”，雖然真正的形勢並沒有嚴重到使中美關係“退回到杜勒斯的時代中去”，但這種緊張氣氛卻迫使中國重新考慮美國的可靠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開始采取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也不同它們建立戰略關係的對外政策，這實際上改變了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那種聯美抗蘇的戰略，開始推行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保持較為平衡的政策。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使中國在美中蘇三角關係中的地位得到了改革，美國也喪失了它在70年代三角關係中享有的“左右逢源”的地位。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同時也促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
裏根政府對中國在美國對蘇戰略中的作用進行重新估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舒爾茨於1982年7月接替黑格任國務卿的結果。1983年2月舒爾茨對中國的訪問是裏根政府調整對華政策的一個標誌。雖然這時裏根政府繼續強調建立牢固和持久的中美關係對東亞地區的穩定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長遠利益的重要性，並且決定把中國作為與美國友好的非盟國對待，把中國從美國出口管製分類的“P”組國家改為“V”組，進一步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製，裏根本人也從執政初期的親台保守立場逐步向美國兩黨主流派一致支持的對華政策靠攏，雖然舒爾茨也承認中國在亞洲具有抗衡蘇聯力量的戰略重要性，但舒爾茨並不重視在策略上利用“中國牌”來影響蘇聯的行為的做法。舒爾茨對戰略問題有更廣義的看法，他對政治和經濟因素也給予足夠的重視，他在承認亞太地區對美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的同時，更認為中國主要是一個亞洲大國，因而強調中國在亞洲的地區性作用而不是強調中國的全球重要性。舒爾茨還認為，在構築亞太地區的經濟與政治合作的框架方麵，日本才是美國的真正夥伴；在美國的太平洋戰略中，首先要依靠與日本的聯盟。他還認為美國是一個已經振作起來的越來越得勢的國家，麵對著一個被深刻的結構性經濟困擾和不安寧的盟國所困擾的停滯不前的蘇聯，美國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更積極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這樣，盡管裏根政府仍然承認中國在戰略上對美國是重要的，但實際上已降低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作用。
由於裏根對華政策和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使中美兩國把相互關係作為對付蘇聯的手段的色彩淡化，雖然中美兩國仍然重視雙方關係的戰略意義，但兩國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裏根政府也不再把對華武器銷售和軍事方麵的其他合作當作向蘇聯施壓的手段，而是著眼於通過軍事合作來促進兩國關係的穩定和持久發展。
但到了80年代後期，美蘇關係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裏根在其第二任期不再把中國看作是製訂對蘇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裏根政府仍然承認，良好的中美關係對於美國維持相對於蘇聯的全球地位來說在戰略上繼續是重要的，但在對華關係方麵每時每刻地考慮策略的做法在處理同莫斯科的關係中已不再被認為是有必要或有用處了。這是美國決策中的一個重大變化，因為從尼克鬆以來美國的決策是建立在對華政策對美蘇關係和蘇聯的行動可能產生什麽影響這種仔細考慮的基礎之上的。
美蘇關係此時進入了一個新的緩和時期，他們恢複了日內瓦武器談判，舉行了兩次首腦會晤，簽訂了中導條約，由此還帶動了整個國際緊張局勢的緩解。
隨著美蘇緩和的出現，中美兩國共同的戰略利益正在減少，美國國內對中國在戰略上對美國重要性的懷疑以及那種認為中國更多地有求於美國的看法開始增長。參議員巴裏？戈德華特在國會強調，不應該把“共產黨中國”看作是西方的一筆軍事資產；那種想把中國的軍事力量建設成一支對付蘇聯的有效的威懾力量的任何嚐試，都是對美國的一種非常可怕和非常費錢的挑戰。隨著戰略因素的減少，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正在增長。這就使得美國政府難以在處理中美關係中采取真正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政策。對美國來說，發展中美關係不再是為對付蘇聯威脅的需要，中國因素也不再是美國對蘇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導致這種變化的最關鍵因素，是亨利？基辛格和賽勒斯？萬斯所說的出現了“大大改善蘇美關係的戰略性機會”。盡管如此，美國政府仍然相信一個強大、穩定和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
“戰略三角關係”的壽終正寢
戰略三角關係時代從亨利？基辛格和周恩來於1971年7月在北京的會晤開始一直延續到1990年。盡管美國、蘇聯和中國對於三角壓力的反應各異，但這個階段的特點在於，在所有這三個國家之間在戰略上的確存在著一種高度的相互依賴性，盡管每一個國家又在三角關係中加進了各自的特殊戰略、意識形態、曆史和國內政治等方麵的特點。
戰略三角關係為美國的對華政策規定了一個框框，在為了對付蘇聯的挑戰而必須進行合作和相應地改變美中談判關係的框架內，美國對華的戰略政策反映了其國內政治、政界上層人士的看法和美國力量的重要性。最根本的是，這種關係是建立在對蘇聯的共同看法的基礎之上的。共同的看法鼓勵了相互妥協並且降低了雙方在次要問題上的衝突的重要性。
戰略三角關係對美國的東西方政策產生的曆史性影響可用這種的話來表示：在尼克鬆執政時期，它成為美國強大的根源；在福特執政時期，它第一次成為增添困難的根源；在卡特執政時期，它成為尖銳內部衝突的根源，卡特政府不得不應付這些困難；而在裏根執政時期，它是美國應付蘇聯正麵挑戰的另一個原因。
尼克鬆和基辛格兩人都非常強調中國對美蘇關係的重要性。尼克鬆曾擔心中美關係的凍結會加快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解凍過程，他提醒布什總統說，如果美國政府不堅定地反對他所說的那些想要對中國政府采取更強硬行動的“一夥奇怪的”話，那麽美國就會“冒促成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可能是災難性的友好諒解的風險。”基辛格也強調說：“中國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太重要了，我們不能因為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拿這樣關係冒險。美國需要中國這樣一種可能的抗衡力來對付蘇聯在亞洲的抱負。”
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1989年2月訪問中國時，公開表示完全不擔心中蘇關係的緩和，他說這種緩和完全無損於美國的利益。他提出的對此不感到擔心的理由是，中國人“在市場刺激方麵早已開始行動了。”布什說：“對於我們來說，‘玩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當時，布什甚至無條件地支持擬議中的中蘇首腦的會晤。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牌”――即使有人仍然有興趣玩――它的價值已經大大降低了。
隨著1989年華沙條約組織的崩潰以及緊接著的蘇聯的解體，出現了一個比過去小而且相對弱的俄羅斯，使中國失去了對於華盛頓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戰略重要性。正如蘇聯的對外政策曾經為美中和解以及後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基礎一樣，蘇聯帝國的消亡也損害了穩定的美中關係的基本基礎。盡管美中關係仍然是美國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麵，但由於雙方合作的戰略基礎的消失，其合作的迫切需要已不複存在。
雖然隨著冷戰的結束，建立戰略三角關係的主要條件之一已不複存在，但另外兩個因素――中國所具有的力量和它在外交上的靈活性――還繼續存在，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了冷戰的結束在戰略三角關係壽終正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從許多方麵來說，中國迅速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使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具有了更大的信心，而且中國對於美國為使它改革政治製度和迎合美國國家利益而施加的壓力還采取了蔑視態度。
第四，美國政府內部仍存在意見分歧。布熱津斯基相信與中國建立更牢固的聯合將增強美國對付蘇聯的地位，因為中國的力量“要比蘇聯微弱得多――沒有形成對我們的直接軍事威脅”。萬斯盡管不否認美中關係對製約蘇聯的作用，卻認為應當謹慎處理美中蘇三角關係。他認為應把重點放在保護與蘇聯的更重要的關係上。因此，在美國宣布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剛幾天，他就在日內瓦與葛羅米柯會見時，就試圖消除這位蘇聯外長對美國將如何處理美中蘇三角關係的疑慮，萬斯說：“我們並未打算改變拒絕向中國或蘇聯出售武器的政策，而且在向中國或蘇聯轉讓非軍事技術方麵也將是不偏不倚的。”為此，萬斯極力主張放慢中美關係發展的速度，尤其不要同中國建立反蘇聯盟。他竭力設法使美國在處理與蘇中兩國的關係上給人以“不偏不倚”的形象，並盡量減少對美蘇關係的損害。
到了1979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對蘇和對華政策又發生了新的變化。8月份，蒙代爾副總統訪華時強調美中兩國之間“平行的戰略利益”，並表示任何國家要想在世界事務中采取削弱或孤立中國的立場，將“同美國的利益相對立”。
9月，美蘇兩國就蘇聯作戰旅駐紮在古巴一事發生衝突，它給美蘇關係投下了陰影，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強硬姿態，其中之一就是決定加快同中國建立公開的軍事關係。為此，白宮提前宣布了國防部長布朗將訪問中國的消息，並暗示他將同中國方麵討論向中國轉讓軍民兩用技術事宜。不久，美國政府又透露了五角大樓的一份主張向中國提供軍援的秘密研究報告，以此對蘇聯施加壓力。
11月，伊朗人質危機使美國受到又一次強烈的衝擊。美國朝野普遍認為，伊朗危機是美國國力衰弱和長期放棄戰略優勢的結果，它表明美國在同蘇聯對抗中處於軟弱地位，在對付第三世界動亂的挑戰中束手無策。
12月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引起了美蘇關係中新的危機，美蘇緩和發生了逆轉。美國國內要求聯華抗蘇的呼聲日漸高漲。這一事件也使卡特對蘇聯的看法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他除了要求參議院推遲批準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外，還采取了帶頭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禁運糧食、凍結信貸、壓縮先進技術與設備的出口、中斷科技協定與科技往來等一係列措施。蘇聯的行為也迫使卡特重新考慮其整個對蘇戰略，他提出了以“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必要手段”遏製蘇聯擴張的“卡特主義”。這是美國對蘇政策和全球戰略的一次重大調整，它宣告了美蘇緩和時代的結束，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冷戰時期。
中美關係的發展也因蘇聯入侵阿富汗獲得了新的強大的推動力。美國決心進一步借助中國的力量抗衡蘇聯，把兩國的合作從貿易、科技、文化、民航、海運、領事、教育、衛生等領域擴大到了防務領域。如貿易方麵，1980年中美貿易額比1979年增加一倍多，達48億美元，而蘇美貿易額在同一時期卻減少一半，隻有15億美元。
1980年1月，美國國防部部長哈羅德？布朗訪問中國。盡管美國國務院一些官員希望限製布朗訪華的實質性內容，但布熱津斯基仍然在布朗訪華前夕表示，蘇聯入侵阿富汗賦予了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義”。他指出，進一步密切同北京的安全關係是美國能夠對蘇聯行為作出反應的“主要辦法”。訪華期間，布朗向中國領導人通報：美國準備向中國出售軍民兩用技術與裝備。
為避免引起美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萬斯仍繼續設法限製中美戰略關係的發展。布朗訪華後不久，萬斯就在一次談話中承認中美之間在阿富汗問題上雖然有某種程度的一致行動，但他強調這種一致行動“並不意味著中美之間存在任何軍事聯盟或類似的關係”。
1980年4月，美國政府營救伊朗人質的行動失敗，之後萬斯宣布辭去國務卿職務。萬斯的辭職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政府中反對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的那一派力量。以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聯華抗蘇派在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上取得了勝利。盡管中美關係還存在重大障礙，但此時中國因素在美國對蘇政策中的作用達到了高峰，中美聯合抗蘇的格局終於形成。
裏根隔著太平洋看中國
1981年，裏根是在美國國內保守思潮興起的背景下，打著“擴軍抗蘇”的旗號上台的。當他入主白宮時，美蘇中三角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時，蘇聯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同中國緩和了緊張關係，而中國也重新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
裏根決心製止蘇聯的擴張，一開始他就決定改變尼克鬆和卡特政府所采取的對蘇聯緩和和讓步的政策，進一步強化抗蘇立場，強調“以實力求和平”，在采取措施重振美國經濟的同時，重新建立美國對蘇聯的軍事優勢。他表示願意同蘇聯談判軍備控製問題，甚至願意達成某些協議，但前提是不得損害美國軍事力量的發展。他還強調要迫使蘇聯作出讓步，否則就用“武器升級”來拖垮它。裏根把同蘇聯全麵對抗，以實力遏製蘇聯擴張定為其對外政策的核心。裏根的右翼保守立場還給美蘇關係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使冷戰氣氛重新加劇。
在裏根政府執政初期，中國因素繼續在其對蘇政策中發揮作用。此時，美蘇關係重新進入激烈的對抗使美國政府對利用中國因素很感興趣，因而支持在戰略和地緣政治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以針對蘇聯為目標的美中關係。這項政策實際上是卡特政府後期以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對華政策的繼續。裏根政府內“聯華抗蘇”派的代表人物――第一任國務卿黑格稱中國“在戰略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他認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他們的允諾的多，給予的少。中國領導人想確切地知道與一個軟弱得既不能阻擋蘇聯在遠東的霸權擴張，又不能對中國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的美國建立關係究竟能獲得什麽好處。”
然而，裏根重視同中國的“戰略關係”是和他強烈的反共意識矛盾的，其對華政策在如何處理台灣問題上出現了一些有豐富文獻記載的混亂狀態。裏根執政後，雖迫於國內外的壓力，不得不放棄競選時所作的要使美國和台灣重建“官方關係”的允諾，但他本人以及以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理查德？艾倫為代表的親台派卻主張增進與台灣的關係，反對以犧牲台灣的利益來發展同中國的合作。裏根還聲稱要充分實施《與台灣關係法》，包括其中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條款。
從1981年下半年起，不顧中國政府一再作出的強烈反應，裏根政府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而且在所售武器的性能上還有所升級。1981年12月4日，中美雙方就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開始舉行談判，中途談判曾陷入僵局，直到1982年8月，經過緊張艱苦的談判終於達成了協議，發表了著名的“8？17”公報，遂使中美關係渡過了一次嚴重的危機。
從1983年起，美國政府由於下列原因而改變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作用的估計。第一，美國認為，與80年代初期相比，美蘇力量對比已經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轉變，美國已不再像70年代那樣處於守勢，它已恢複了在全球的主動地位。而蘇聯則日益處於被動局麵，由於其國內經濟體製的弊端、對外擴張以及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使得蘇聯經濟形勢日趨嚴峻，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尤其是入侵阿富汗，使其在國際社會中陷於空前孤立，形象極為不佳。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感到利用同中國的戰略關係來抵消蘇聯在全球力量對比中的優勢的需要減少了。
第二，裏根執政初期，以黑格為代表的“大西洋主義者”，站在以歐洲為中心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強調中國對於蘇聯在歐洲的威脅的牽製作用。當喬治？舒爾茨繼任國務卿後，美國對外關係開始向太平洋地區傾斜。裏根政府越來越關注太平洋地區，因而強調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
第三，1982年前後，中國對外政策作了重大調整。首先是從70年代末起，中國把國內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方麵，實行了改革開放，因而希望和兩個超級大國都保持良好關係，以便獲得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其次，中國也看到了美蘇力量對比的變化，認為美國在裏根領導下，正在重整國力，而蘇聯則由於其國內的困難已不再像70年代那樣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了。此時，中國既不必擔心美蘇聯合對付中國，又不願卷入美蘇衝突。另外，中國也對裏根政府的某些言行感到極度的不滿和失望。一方麵，“裏根政府在其任期的頭兩年中由於決心抵製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甚至比卡特更加積極地試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成戰略聯盟”，但當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印度支那形勢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日趨惡化後，中國要求同美國進一步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要求卻又遭到了美國的拒絕。另一方麵，裏根政府又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並采取事實上的“一中一台”政策。裏根宣布要“充分執行”《與台灣關係法》，威脅要向台灣出售更先進的武器，並聲稱中國不應該幹涉美國的對台政策，他甚至認為中國為了換取美國的戰略合作會“吞下台灣這顆苦果”，雖然真正的形勢並沒有嚴重到使中美關係“退回到杜勒斯的時代中去”，但這種緊張氣氛卻迫使中國重新考慮美國的可靠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開始采取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也不同它們建立戰略關係的對外政策，這實際上改變了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那種聯美抗蘇的戰略，開始推行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保持較為平衡的政策。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使中國在美中蘇三角關係中的地位得到了改革，美國也喪失了它在70年代三角關係中享有的“左右逢源”的地位。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同時也促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
裏根政府對中國在美國對蘇戰略中的作用進行重新估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舒爾茨於1982年7月接替黑格任國務卿的結果。1983年2月舒爾茨對中國的訪問是裏根政府調整對華政策的一個標誌。雖然這時裏根政府繼續強調建立牢固和持久的中美關係對東亞地區的穩定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長遠利益的重要性，並且決定把中國作為與美國友好的非盟國對待，把中國從美國出口管製分類的“P”組國家改為“V”組，進一步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製，裏根本人也從執政初期的親台保守立場逐步向美國兩黨主流派一致支持的對華政策靠攏，雖然舒爾茨也承認中國在亞洲具有抗衡蘇聯力量的戰略重要性，但舒爾茨並不重視在策略上利用“中國牌”來影響蘇聯的行為的做法。舒爾茨對戰略問題有更廣義的看法，他對政治和經濟因素也給予足夠的重視，他在承認亞太地區對美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的同時，更認為中國主要是一個亞洲大國，因而強調中國在亞洲的地區性作用而不是強調中國的全球重要性。舒爾茨還認為，在構築亞太地區的經濟與政治合作的框架方麵，日本才是美國的真正夥伴；在美國的太平洋戰略中，首先要依靠與日本的聯盟。他還認為美國是一個已經振作起來的越來越得勢的國家，麵對著一個被深刻的結構性經濟困擾和不安寧的盟國所困擾的停滯不前的蘇聯，美國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更積極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這樣，盡管裏根政府仍然承認中國在戰略上對美國是重要的，但實際上已降低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作用。
由於裏根對華政策和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使中美兩國把相互關係作為對付蘇聯的手段的色彩淡化，雖然中美兩國仍然重視雙方關係的戰略意義，但兩國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裏根政府也不再把對華武器銷售和軍事方麵的其他合作當作向蘇聯施壓的手段，而是著眼於通過軍事合作來促進兩國關係的穩定和持久發展。
但到了80年代後期，美蘇關係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裏根在其第二任期不再把中國看作是製訂對蘇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裏根政府仍然承認，良好的中美關係對於美國維持相對於蘇聯的全球地位來說在戰略上繼續是重要的，但在對華關係方麵每時每刻地考慮策略的做法在處理同莫斯科的關係中已不再被認為是有必要或有用處了。這是美國決策中的一個重大變化，因為從尼克鬆以來美國的決策是建立在對華政策對美蘇關係和蘇聯的行動可能產生什麽影響這種仔細考慮的基礎之上的。
美蘇關係此時進入了一個新的緩和時期，他們恢複了日內瓦武器談判，舉行了兩次首腦會晤，簽訂了中導條約，由此還帶動了整個國際緊張局勢的緩解。
隨著美蘇緩和的出現，中美兩國共同的戰略利益正在減少，美國國內對中國在戰略上對美國重要性的懷疑以及那種認為中國更多地有求於美國的看法開始增長。參議員巴裏？戈德華特在國會強調，不應該把“共產黨中國”看作是西方的一筆軍事資產；那種想把中國的軍事力量建設成一支對付蘇聯的有效的威懾力量的任何嚐試，都是對美國的一種非常可怕和非常費錢的挑戰。隨著戰略因素的減少，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正在增長。這就使得美國政府難以在處理中美關係中采取真正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政策。對美國來說，發展中美關係不再是為對付蘇聯威脅的需要，中國因素也不再是美國對蘇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導致這種變化的最關鍵因素，是亨利？基辛格和賽勒斯？萬斯所說的出現了“大大改善蘇美關係的戰略性機會”。盡管如此，美國政府仍然相信一個強大、穩定和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
“戰略三角關係”的壽終正寢
戰略三角關係時代從亨利？基辛格和周恩來於1971年7月在北京的會晤開始一直延續到1990年。盡管美國、蘇聯和中國對於三角壓力的反應各異，但這個階段的特點在於，在所有這三個國家之間在戰略上的確存在著一種高度的相互依賴性，盡管每一個國家又在三角關係中加進了各自的特殊戰略、意識形態、曆史和國內政治等方麵的特點。
戰略三角關係為美國的對華政策規定了一個框框，在為了對付蘇聯的挑戰而必須進行合作和相應地改變美中談判關係的框架內，美國對華的戰略政策反映了其國內政治、政界上層人士的看法和美國力量的重要性。最根本的是，這種關係是建立在對蘇聯的共同看法的基礎之上的。共同的看法鼓勵了相互妥協並且降低了雙方在次要問題上的衝突的重要性。
戰略三角關係對美國的東西方政策產生的曆史性影響可用這種的話來表示：在尼克鬆執政時期，它成為美國強大的根源；在福特執政時期，它第一次成為增添困難的根源；在卡特執政時期，它成為尖銳內部衝突的根源，卡特政府不得不應付這些困難；而在裏根執政時期，它是美國應付蘇聯正麵挑戰的另一個原因。
尼克鬆和基辛格兩人都非常強調中國對美蘇關係的重要性。尼克鬆曾擔心中美關係的凍結會加快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解凍過程，他提醒布什總統說，如果美國政府不堅定地反對他所說的那些想要對中國政府采取更強硬行動的“一夥奇怪的”話，那麽美國就會“冒促成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可能是災難性的友好諒解的風險。”基辛格也強調說：“中國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太重要了，我們不能因為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拿這樣關係冒險。美國需要中國這樣一種可能的抗衡力來對付蘇聯在亞洲的抱負。”
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1989年2月訪問中國時，公開表示完全不擔心中蘇關係的緩和，他說這種緩和完全無損於美國的利益。他提出的對此不感到擔心的理由是，中國人“在市場刺激方麵早已開始行動了。”布什說：“對於我們來說，‘玩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當時，布什甚至無條件地支持擬議中的中蘇首腦的會晤。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牌”――即使有人仍然有興趣玩――它的價值已經大大降低了。
隨著1989年華沙條約組織的崩潰以及緊接著的蘇聯的解體，出現了一個比過去小而且相對弱的俄羅斯，使中國失去了對於華盛頓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戰略重要性。正如蘇聯的對外政策曾經為美中和解以及後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基礎一樣，蘇聯帝國的消亡也損害了穩定的美中關係的基本基礎。盡管美中關係仍然是美國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麵，但由於雙方合作的戰略基礎的消失，其合作的迫切需要已不複存在。
雖然隨著冷戰的結束，建立戰略三角關係的主要條件之一已不複存在，但另外兩個因素――中國所具有的力量和它在外交上的靈活性――還繼續存在，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了冷戰的結束在戰略三角關係壽終正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從許多方麵來說，中國迅速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使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具有了更大的信心，而且中國對於美國為使它改革政治製度和迎合美國國家利益而施加的壓力還采取了蔑視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