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毛澤東走下神壇！四千高幹論功過(2)
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團。
粉碎“四人幫”之初，又把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稱作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這種做法，顯然不利於分清是非，不利於客觀公正地評價曆史。並且使“路線鬥爭”成了“上綱上線”的依據和“上掛下聯”的工具，鬧得人人自危，談“線”色變。
要把黨的曆史，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曆史澄清，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恰如其分地評價曆史人物，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就必須撥亂反正，以黨的決議的形式作出正確的結論。
在葉劍英發表國慶講話之後，起草《曆史決議》的工作也進入準備階段。
從11月起，這項工作在鄧小平主持下開始啟動。起草小組負責人自然非胡喬木莫屬。30多年前他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而今，他又受命主筆撰寫那個決議的“續篇”。起草小組成員有20多人，他們首先從資料工作入手，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召開一係列座談會，為起草《決議》進行準備。
寫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不可回避地要寫十年“文化大革命”，寫“文化大革命”，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劉少奇。然而在當時，劉少奇尚未正式宣布平反。所以起草小組在劉少奇冤案平反之前亦是難以下筆的。這個問題，此前在胡喬木主持起草國慶講話時就已出現，原先打算在講話稿中對黨內外一些重要的先烈、已故的領袖人物提出名單，以表示對他們的懷念。胡喬木等人認為這個名單不能不涉及到劉少奇，如果名單沒有劉少奇，肯定是不合理的。鑒於劉少奇的問題尚未平反，加上其他一些具體困難，隻好改變了羅列一個名單的打算，隻提四個人的名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加上孫中山。但現在是寫建國以來的黨史，所以正式動筆起草《決議》，隻能是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以後的事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為劉少奇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且批準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人的辭職請求，從而為起草《曆史決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3月，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一項關係撥亂反正、繼往開來大局的重大工程進入了具體運作階段。
起草《決議》不同於寫一般的黨內文件，“慎之又慎”，須臾不可掉以輕心。況且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問題，難題之多、難度之大亦不難想見。
1980年3月15日，胡喬木作為起草小組負責人，就起草《決議》中遇到的兩個難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一個是為什麽發生‘文化大革命’。說‘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不難，但是必須答複為什麽發生這個錯誤的問題。不答複這個問題，決議就失去價值。一個鄭重的馬列主義政黨，就得對這個問題有個科學的分析。”
“另一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什麽。我們講堅持毛澤東思想，是講堅持什麽。”“這個問題在這個文件中一定要答複。不答複這個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這個口號就沒有力量。”
胡喬木認為：之所以發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錯誤，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和估計犯了錯誤。與此相聯係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計到不適當的程度，說政治統帥一切。
從國際方麵看，反霸權主義鬥爭是正確的，但是，範圍也擴大化了，表現在“九評”中。
國內的因素還有一個，即國家民主化進程的中斷。在黨內生活方麵，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威信過分突出。國家本身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接下來，胡喬木強調指出：“在文化、教育、知識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麵長期以來的偏向，對‘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海瑞罷官》的批判不會搞得起來。在全國範圍內，由黨中央親自發動批一個劇本，搞得規模那樣大，這在國際上是沒有先例的。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由日丹諾夫出麵，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沒有像中國那樣搞成大運動。解放以來，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到60年代，文藝上批《李慧娘》《謝瑤環》，哲學上批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異議，批‘合二而一’等等，應該說是不正常的。如果當做一種學術文化上的爭論，這不成問題。就是當做普遍的黨內的思想爭論也可以。問題是這種批判帶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簡直使人民不知道黨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裏。‘文化大革命’是同這樣一些特殊的趨勢分不開的。非這樣辦不可，而且全黨都非這樣辦不可。《清宮秘史》的批判沒有能開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來補課。在這個背景下，為什麽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會成為這麽大的鬥爭的導火線，就容易了解了。”
胡喬木對文化戰線的過火批判是深有感觸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就有多處提到江青與胡喬木的鬥爭。
胡喬木從1948年起就任中宣部副部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其間還兼任過新華社社長和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等職，他不僅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而且也是宣傳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在這個“容易犯錯誤”的部門擔任要職，自然免不了惹上麻煩。
那個後來被“文化大革命”揪住不放的《海瑞罷官》，就與胡喬木有“密切聯係”。據吳晗自己所說：寫海瑞是喬木同誌約我寫的，說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應該寫。就這樣，胡喬木便成了《海瑞罷官》的“黑後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在劫難逃了。
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不知為黨中央和毛澤東起草、整理、修改了多少文章和文件，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是相當深刻的。
因此，他在談到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時說：毛澤東思想需要先從理論上講。比方說，可以從《實踐論》的貢獻講起。一篇《實踐論》實際上不僅僅是毛澤東同誌個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覺地有係統地開創了黨的思想傳統。我們現在還在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這個事實。
群眾路線，也可以當做一個理論問題來考察。
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這裏首先就有革命與建設的關係問題。現在國外還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對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認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繼續保持了革命的勢頭，革命的勁頭。這個問題需要比較深入的分析。
起草小組來到玉泉山
為了保證《決議》起草工作的順利進行，胡喬木帶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來到了遠離市區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北京西山東麓的一支山脈。山上翠峰嵯峨，楓林茂密，泉水清冽，是一處聞名遐邇的風景勝地。早在12世紀初，金章宗完顏時代就在山頂上修建了一座芙蓉殿。元、明兩朝又在此建造了昭化寺、華嚴寺。清朝又修建了澄心園。1692年改名為靜明園，精心雕鑿了許多樓台廊閣，成為數百年來中國最負盛名的皇家園林之一。
玉泉山風景如畫，曾引得無數文人騷客為它詠詩作賦。當年，風流倜儻的乾隆皇帝遊此山，也禁不住驚歎稱奇，揮毫寫下“天下第一泉”的禦書和“玉泉趵突”的詩。詩曰：“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筆誰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幾曾百丈落雲空……”胡喬木吟讀此詩，不覺又添了幾分凝重。
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但對整個《決議》起草把關定調的核心人物，是鄧小平。
3月中旬，起草小組拿出初步提綱，送鄧小平審閱。鄧小平看過之後眉頭一皺，覺得這個提綱鋪得太寬，有些重大問題需要明確。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起草《決議》的中心思想。
鄧小平的三個“最字”作為著眼點
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鄧小平一開口就抓住了根本，說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誌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第二，對建國30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麽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三個“最”字，清楚地表明鄧小平評價毛澤東的著眼點。
為什麽有人以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來證明“毛澤東思想錯了”呢？這與“文化大革命”中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有關――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引人注意的是，八大報告和八大黨章沒有寫毛澤東思想。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為什麽八大報告反而不提毛澤東思想？
這些問題到“文化大革命”時成了劉少奇的“罪狀”，說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其實，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決非劉少奇一人所為。事後，據劉少奇解釋：中共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有三條原因：（1）解放區分散，不能群龍無首；（2）為了反擊蔣介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論調；（3）為了抵製第三國際教條主義的指揮，強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根據實際情況，當時毛澤東水平最高，貢獻最大，應該提毛澤東思想。八大不提，因為當時黨對搞社會主義建設還沒有經驗，方針、政策還有待於實踐檢驗，還不成為科學體係。因此，經當時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通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八大黨章上隻寫“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沒有寫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毛澤東思想不是劉少奇個人砍掉的，而是黨中央集體的意誌。
所以，當為劉少奇平反時，有人提出非議，鄧小平立即嚴肅指出，“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當胡耀邦等人提到怎樣看待毛澤東多次強調過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時，鄧小平掰開指頭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麽看？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鄧小平對黨的曆史了若指掌，尤其是對建國後黨的曆史更是洞若觀火，這使起草小組的秀才們受益匪淺。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鄧小平呷了一口茶繼續講道：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到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麽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麽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
接著，胡喬木又問道：關於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黨內外議論很大，究竟該作何評論？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鄧小平很果斷地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改正。但是，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總起來說，對曆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對有些同誌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重要的問題要加以討論。要盡快搞出個稿子來。
鄧小平為曆史決議設框架
4月1日，鄧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
這次談話，鄧小平為曆史決議設計了一個框架。他說，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
鄧小平再一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對建國以後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也更為具體，鄧小平認為，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1957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70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誌對工業70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之前，還搞了農業12條，人民公社60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7000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總之，建國後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此後，起草小組加緊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們調閱了大量文獻資料，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文件草稿，在一些問題上展開討論，有時甚至是爭論不已。決議的草稿到6月份就拿出來了。但這個草稿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第一個十年的成績估計得不夠，對毛病和錯誤寫得分量也比較重。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還可能在黑暗中摸索”
鄧小平在看了決議草稿之後感到沒有體現原先的設想，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沒有寫好。因此提出這個草稿“不行，要重新來”。“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
6月27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的談話中，指出了決議草稿為什麽不行：“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鄧小平的語氣很嚴肅：“1957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麵，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麽內容。”
對毛澤東“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
鄧小平在強調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要實事求是的同時，特別加了“恰當”“很恰當”幾個字。意即掌握評價的分寸，不能過分。我們現在的中央所堅持的一套，就是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問題也要講一講，也要講得恰當。
起草小組認真領會鄧小平這些講話精神，重新組織撰寫。
看得出，鄧小平對這個草稿並不滿意。按他的要求，起草小組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作為站在時代潮頭的曆史巨人，他把目光越過曆史的峰巒，苦苦地探尋著腳下的路……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是曆史的回音。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還在黑暗中摸索。”這是現實的結論。
空穀足音，彌遠彌深。
第二節 毛澤東走下神壇四千高幹論功過
行人中有人喊：“偉大領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毛澤東從此走下了高居多年的神壇，成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
毛澤東畫像被悄悄摘下
1980年的盛夏，改革開放已進入第二個年頭，全國人民都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身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們刻苦鑽研，勤奮學習，創造發明，考研出國，正忙得不亦樂乎。與此同時，北京正在悄然地進行著一個行動。
7月30日，北京繁忙而酷熱，過去一向不許車輛隨便靠近的人民大會堂前，轟隆隆開來了一輛大吊車和一輛加長大卡車。這一異常情況引得行人駐足，驚得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伸頭探望。
吊車的吊鬥不斷升高，把吊鬥裏的人送到了人民大會堂前麵的巨幅毛澤東畫像前，工作人員伸手摘下了畫像。
行人中有人喊：“偉大領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
緊接著，大吊車用鋼繩拴住人民大會堂前兩塊永久性的巨幅標語，用力一撥，從人民大會堂的牆麵上脫下，露出兩塊新痕。又引來一陣責問聲。
同樣的行動在全國各地、各部門、各單位間相繼開展。
毛澤東的畫像被從門楣上摘下來，從教室裏取下來，毛澤東的塑像被拆除，鋪天蓋地的毛主席語錄要麽被覆蓋，要麽被清洗。
十幾年前，各地比著把毛澤東塑像雕得堅固宏大，現在拆除可帶來了大麻煩。據說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隊，因塑像太堅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藥。
西方輿論界對此進行了種種評論。有的報刊評論說：“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港台的報刊則大叫：“大陸批毛，勢在必行。”
早在1979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開始著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研究如何評價毛澤東。
這是從一幅反革命標語引發的深層次的思考。當時，幾個思想極右的家夥，打出一幅反革命標語，要求“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徹底批判毛澤東”。
這種自由化思潮使鄧小平警覺，中國不宜再神化毛澤東，該讓多年來被十億中國人民神化了的毛澤東從九重天上重返人間，回到人民中間，但也不允許陷入另一個極端狂熱，徹底否定毛澤東。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體規定下發到全國各地，要求堅持“少宣傳個人”。其中，一段文字專門講到宣傳毛澤東的問題。通知說，毛澤東的畫像、語錄和詩詞，在公開場所掛得太多，這種做法很不莊重，也有損於毛澤東的形象，今後要減少到必要程度。
1979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決議》起草小組，指定由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為組長，鄧力群等20名理論工作者參加起草。
鄧小平在事前把他們找到辦公室，對胡喬木說：“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他吸了兩口“熊貓”香煙，若有所思，緩緩地說：“要對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
鄧小平的措詞十分嚴謹，不輕易地說“是”或“非”，而是要求科學地、曆史地評價毛澤東。不久，鄧小平又重提他在同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把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明確樹起來，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亂。
1980年3月，胡喬木等人苦戰了幾個月擬出了《決議》提綱，3月19日，送給鄧小平審閱。
鄧小平逐條逐字逐句斟酌，之後，約請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他說：“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
鄧小平又說：“對曆史問題，還要粗一點，對有些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
鄧小平表示：毛主席紀念堂不拆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乘坐一輛高級轎車駛進中南海。
這是一位以善於抓住關鍵時機采訪風雲人物的著名女記者。她以獨特的方式采訪過全世界幾十位著名活動家，而且，每次都獲得成功。同行們都稱她為“時髦的記者”。
美國、越南戰爭正酣時，她隻身闖入河內，實地采訪越戰，而後又單飛華盛頓，弄得美國官員頭疼。
中東戰火綿延，危機四伏，她又來到神秘的中東，緊追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和約旦國王侯賽因，讓他們談論中東的和平進程。
東、西德國暗送秋波，眉目傳情時，她又出現在波恩、柏林；西班牙風雲變幻時，她又轉戰到了西班牙。現在，當全世界都注視中國，都注視著中國如何評價毛澤東時，她敏銳地發現，世界風雲人物在北京。
這天，鄧小平正在辦公室伏案工作，秘書進來報告：“意大利女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訪，見不見？”
鄧小平抬起頭“哦”了一聲。他的思維在快速運動。
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後，這是他第一次單獨會見外國記者，回答記者提出的國家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單獨會見記者，成為一個獨特的習慣。在這種場合，領導人的立場、觀點就代表國家，這對外國人來說往往不可理解。
1936年夏秋，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向他介紹中國革命及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從那時起，這種習慣就已經形成了。
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時，當時蘇聯要求中國與蒙古和蘇聯同時發表一個聲明，揭穿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離間中、蘇、蒙三國關係的做法。蘇聯、蒙古發表了，中國沒有書麵文字，隻是由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以與記者談話的方式談了中國的意見。結果蘇聯人很不高興，指責中國人說話不算數。其實，蘇聯人還沒有習慣中國這個獨特的風格。
鄧小平清楚他在會見法拉奇時每句話的分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國家。同時，他又想讓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借一位名記者宣傳出去。
於是，他果斷地說：“見！我來看看，她到底有多厲害。”
鄧小平做出這個決定，是出於他的富於挑戰精神的選擇。鄧小平曾聽說過，外交場上十分厲害的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基辛格，被法拉奇尖銳的提問弄得相當尷尬，以至於事後慨歎：“接受法拉奇采訪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76歲的鄧小平精力旺盛，思維敏捷，稍作思索，已準備了如何對付法拉奇的難題，準備迎接法拉奇的“考試”。
法拉奇來到了鄧小平辦公室。鄧小平招呼她坐下後，她居然不講一點客套，開口就提要采訪的問題。
“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還要永遠保留下去？”法拉奇問。
法拉奇單刀直入，鄧小平也十分幹脆，回答：“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鄧小平稍作停頓，又說：“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毫不客氣，馬上又提出來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鄧小平明白法拉奇的暗示，他毫不躲避地答道：“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
他用銳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堅定地說：“我們要對毛主席的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法拉奇又問：“那麽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粉碎“四人幫”之初，又把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稱作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這種做法，顯然不利於分清是非，不利於客觀公正地評價曆史。並且使“路線鬥爭”成了“上綱上線”的依據和“上掛下聯”的工具，鬧得人人自危，談“線”色變。
要把黨的曆史，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曆史澄清，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恰如其分地評價曆史人物，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就必須撥亂反正，以黨的決議的形式作出正確的結論。
在葉劍英發表國慶講話之後，起草《曆史決議》的工作也進入準備階段。
從11月起，這項工作在鄧小平主持下開始啟動。起草小組負責人自然非胡喬木莫屬。30多年前他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而今，他又受命主筆撰寫那個決議的“續篇”。起草小組成員有20多人，他們首先從資料工作入手，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召開一係列座談會，為起草《決議》進行準備。
寫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不可回避地要寫十年“文化大革命”，寫“文化大革命”，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劉少奇。然而在當時，劉少奇尚未正式宣布平反。所以起草小組在劉少奇冤案平反之前亦是難以下筆的。這個問題，此前在胡喬木主持起草國慶講話時就已出現，原先打算在講話稿中對黨內外一些重要的先烈、已故的領袖人物提出名單，以表示對他們的懷念。胡喬木等人認為這個名單不能不涉及到劉少奇，如果名單沒有劉少奇，肯定是不合理的。鑒於劉少奇的問題尚未平反，加上其他一些具體困難，隻好改變了羅列一個名單的打算，隻提四個人的名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加上孫中山。但現在是寫建國以來的黨史，所以正式動筆起草《決議》，隻能是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以後的事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為劉少奇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且批準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人的辭職請求，從而為起草《曆史決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3月，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一項關係撥亂反正、繼往開來大局的重大工程進入了具體運作階段。
起草《決議》不同於寫一般的黨內文件，“慎之又慎”，須臾不可掉以輕心。況且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問題，難題之多、難度之大亦不難想見。
1980年3月15日，胡喬木作為起草小組負責人，就起草《決議》中遇到的兩個難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一個是為什麽發生‘文化大革命’。說‘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不難，但是必須答複為什麽發生這個錯誤的問題。不答複這個問題，決議就失去價值。一個鄭重的馬列主義政黨，就得對這個問題有個科學的分析。”
“另一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什麽。我們講堅持毛澤東思想，是講堅持什麽。”“這個問題在這個文件中一定要答複。不答複這個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這個口號就沒有力量。”
胡喬木認為：之所以發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錯誤，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和估計犯了錯誤。與此相聯係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計到不適當的程度，說政治統帥一切。
從國際方麵看，反霸權主義鬥爭是正確的，但是，範圍也擴大化了，表現在“九評”中。
國內的因素還有一個，即國家民主化進程的中斷。在黨內生活方麵，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威信過分突出。國家本身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接下來，胡喬木強調指出：“在文化、教育、知識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麵長期以來的偏向，對‘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海瑞罷官》的批判不會搞得起來。在全國範圍內，由黨中央親自發動批一個劇本，搞得規模那樣大，這在國際上是沒有先例的。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由日丹諾夫出麵，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沒有像中國那樣搞成大運動。解放以來，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到60年代，文藝上批《李慧娘》《謝瑤環》，哲學上批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異議，批‘合二而一’等等，應該說是不正常的。如果當做一種學術文化上的爭論，這不成問題。就是當做普遍的黨內的思想爭論也可以。問題是這種批判帶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簡直使人民不知道黨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裏。‘文化大革命’是同這樣一些特殊的趨勢分不開的。非這樣辦不可，而且全黨都非這樣辦不可。《清宮秘史》的批判沒有能開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來補課。在這個背景下，為什麽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會成為這麽大的鬥爭的導火線，就容易了解了。”
胡喬木對文化戰線的過火批判是深有感觸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就有多處提到江青與胡喬木的鬥爭。
胡喬木從1948年起就任中宣部副部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其間還兼任過新華社社長和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等職，他不僅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而且也是宣傳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在這個“容易犯錯誤”的部門擔任要職，自然免不了惹上麻煩。
那個後來被“文化大革命”揪住不放的《海瑞罷官》，就與胡喬木有“密切聯係”。據吳晗自己所說：寫海瑞是喬木同誌約我寫的，說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應該寫。就這樣，胡喬木便成了《海瑞罷官》的“黑後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在劫難逃了。
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不知為黨中央和毛澤東起草、整理、修改了多少文章和文件，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是相當深刻的。
因此，他在談到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時說：毛澤東思想需要先從理論上講。比方說，可以從《實踐論》的貢獻講起。一篇《實踐論》實際上不僅僅是毛澤東同誌個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覺地有係統地開創了黨的思想傳統。我們現在還在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這個事實。
群眾路線，也可以當做一個理論問題來考察。
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這裏首先就有革命與建設的關係問題。現在國外還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對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認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繼續保持了革命的勢頭，革命的勁頭。這個問題需要比較深入的分析。
起草小組來到玉泉山
為了保證《決議》起草工作的順利進行，胡喬木帶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來到了遠離市區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北京西山東麓的一支山脈。山上翠峰嵯峨，楓林茂密，泉水清冽，是一處聞名遐邇的風景勝地。早在12世紀初，金章宗完顏時代就在山頂上修建了一座芙蓉殿。元、明兩朝又在此建造了昭化寺、華嚴寺。清朝又修建了澄心園。1692年改名為靜明園，精心雕鑿了許多樓台廊閣，成為數百年來中國最負盛名的皇家園林之一。
玉泉山風景如畫，曾引得無數文人騷客為它詠詩作賦。當年，風流倜儻的乾隆皇帝遊此山，也禁不住驚歎稱奇，揮毫寫下“天下第一泉”的禦書和“玉泉趵突”的詩。詩曰：“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筆誰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幾曾百丈落雲空……”胡喬木吟讀此詩，不覺又添了幾分凝重。
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但對整個《決議》起草把關定調的核心人物，是鄧小平。
3月中旬，起草小組拿出初步提綱，送鄧小平審閱。鄧小平看過之後眉頭一皺，覺得這個提綱鋪得太寬，有些重大問題需要明確。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起草《決議》的中心思想。
鄧小平的三個“最字”作為著眼點
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鄧小平一開口就抓住了根本，說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誌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第二，對建國30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麽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三個“最”字，清楚地表明鄧小平評價毛澤東的著眼點。
為什麽有人以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來證明“毛澤東思想錯了”呢？這與“文化大革命”中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有關――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引人注意的是，八大報告和八大黨章沒有寫毛澤東思想。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為什麽八大報告反而不提毛澤東思想？
這些問題到“文化大革命”時成了劉少奇的“罪狀”，說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其實，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決非劉少奇一人所為。事後，據劉少奇解釋：中共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有三條原因：（1）解放區分散，不能群龍無首；（2）為了反擊蔣介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論調；（3）為了抵製第三國際教條主義的指揮，強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根據實際情況，當時毛澤東水平最高，貢獻最大，應該提毛澤東思想。八大不提，因為當時黨對搞社會主義建設還沒有經驗，方針、政策還有待於實踐檢驗，還不成為科學體係。因此，經當時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通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八大黨章上隻寫“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沒有寫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毛澤東思想不是劉少奇個人砍掉的，而是黨中央集體的意誌。
所以，當為劉少奇平反時，有人提出非議，鄧小平立即嚴肅指出，“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當胡耀邦等人提到怎樣看待毛澤東多次強調過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時，鄧小平掰開指頭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麽看？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鄧小平對黨的曆史了若指掌，尤其是對建國後黨的曆史更是洞若觀火，這使起草小組的秀才們受益匪淺。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鄧小平呷了一口茶繼續講道：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到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麽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麽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
接著，胡喬木又問道：關於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黨內外議論很大，究竟該作何評論？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鄧小平很果斷地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改正。但是，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總起來說，對曆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對有些同誌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重要的問題要加以討論。要盡快搞出個稿子來。
鄧小平為曆史決議設框架
4月1日，鄧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
這次談話，鄧小平為曆史決議設計了一個框架。他說，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
鄧小平再一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對建國以後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也更為具體，鄧小平認為，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1957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70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誌對工業70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之前，還搞了農業12條，人民公社60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7000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總之，建國後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此後，起草小組加緊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們調閱了大量文獻資料，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文件草稿，在一些問題上展開討論，有時甚至是爭論不已。決議的草稿到6月份就拿出來了。但這個草稿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第一個十年的成績估計得不夠，對毛病和錯誤寫得分量也比較重。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還可能在黑暗中摸索”
鄧小平在看了決議草稿之後感到沒有體現原先的設想，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沒有寫好。因此提出這個草稿“不行，要重新來”。“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
6月27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的談話中，指出了決議草稿為什麽不行：“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鄧小平的語氣很嚴肅：“1957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麵，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麽內容。”
對毛澤東“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
鄧小平在強調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要實事求是的同時，特別加了“恰當”“很恰當”幾個字。意即掌握評價的分寸，不能過分。我們現在的中央所堅持的一套，就是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問題也要講一講，也要講得恰當。
起草小組認真領會鄧小平這些講話精神，重新組織撰寫。
看得出，鄧小平對這個草稿並不滿意。按他的要求，起草小組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作為站在時代潮頭的曆史巨人，他把目光越過曆史的峰巒，苦苦地探尋著腳下的路……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是曆史的回音。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還在黑暗中摸索。”這是現實的結論。
空穀足音，彌遠彌深。
第二節 毛澤東走下神壇四千高幹論功過
行人中有人喊：“偉大領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毛澤東從此走下了高居多年的神壇，成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
毛澤東畫像被悄悄摘下
1980年的盛夏，改革開放已進入第二個年頭，全國人民都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身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們刻苦鑽研，勤奮學習，創造發明，考研出國，正忙得不亦樂乎。與此同時，北京正在悄然地進行著一個行動。
7月30日，北京繁忙而酷熱，過去一向不許車輛隨便靠近的人民大會堂前，轟隆隆開來了一輛大吊車和一輛加長大卡車。這一異常情況引得行人駐足，驚得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伸頭探望。
吊車的吊鬥不斷升高，把吊鬥裏的人送到了人民大會堂前麵的巨幅毛澤東畫像前，工作人員伸手摘下了畫像。
行人中有人喊：“偉大領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
緊接著，大吊車用鋼繩拴住人民大會堂前兩塊永久性的巨幅標語，用力一撥，從人民大會堂的牆麵上脫下，露出兩塊新痕。又引來一陣責問聲。
同樣的行動在全國各地、各部門、各單位間相繼開展。
毛澤東的畫像被從門楣上摘下來，從教室裏取下來，毛澤東的塑像被拆除，鋪天蓋地的毛主席語錄要麽被覆蓋，要麽被清洗。
十幾年前，各地比著把毛澤東塑像雕得堅固宏大，現在拆除可帶來了大麻煩。據說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隊，因塑像太堅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藥。
西方輿論界對此進行了種種評論。有的報刊評論說：“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港台的報刊則大叫：“大陸批毛，勢在必行。”
早在1979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開始著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研究如何評價毛澤東。
這是從一幅反革命標語引發的深層次的思考。當時，幾個思想極右的家夥，打出一幅反革命標語，要求“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徹底批判毛澤東”。
這種自由化思潮使鄧小平警覺，中國不宜再神化毛澤東，該讓多年來被十億中國人民神化了的毛澤東從九重天上重返人間，回到人民中間，但也不允許陷入另一個極端狂熱，徹底否定毛澤東。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體規定下發到全國各地，要求堅持“少宣傳個人”。其中，一段文字專門講到宣傳毛澤東的問題。通知說，毛澤東的畫像、語錄和詩詞，在公開場所掛得太多，這種做法很不莊重，也有損於毛澤東的形象，今後要減少到必要程度。
1979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決議》起草小組，指定由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為組長，鄧力群等20名理論工作者參加起草。
鄧小平在事前把他們找到辦公室，對胡喬木說：“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他吸了兩口“熊貓”香煙，若有所思，緩緩地說：“要對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
鄧小平的措詞十分嚴謹，不輕易地說“是”或“非”，而是要求科學地、曆史地評價毛澤東。不久，鄧小平又重提他在同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把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明確樹起來，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亂。
1980年3月，胡喬木等人苦戰了幾個月擬出了《決議》提綱，3月19日，送給鄧小平審閱。
鄧小平逐條逐字逐句斟酌，之後，約請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他說：“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
鄧小平又說：“對曆史問題，還要粗一點，對有些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
鄧小平表示：毛主席紀念堂不拆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乘坐一輛高級轎車駛進中南海。
這是一位以善於抓住關鍵時機采訪風雲人物的著名女記者。她以獨特的方式采訪過全世界幾十位著名活動家，而且，每次都獲得成功。同行們都稱她為“時髦的記者”。
美國、越南戰爭正酣時，她隻身闖入河內，實地采訪越戰，而後又單飛華盛頓，弄得美國官員頭疼。
中東戰火綿延，危機四伏，她又來到神秘的中東，緊追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和約旦國王侯賽因，讓他們談論中東的和平進程。
東、西德國暗送秋波，眉目傳情時，她又出現在波恩、柏林；西班牙風雲變幻時，她又轉戰到了西班牙。現在，當全世界都注視中國，都注視著中國如何評價毛澤東時，她敏銳地發現，世界風雲人物在北京。
這天，鄧小平正在辦公室伏案工作，秘書進來報告：“意大利女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訪，見不見？”
鄧小平抬起頭“哦”了一聲。他的思維在快速運動。
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後，這是他第一次單獨會見外國記者，回答記者提出的國家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單獨會見記者，成為一個獨特的習慣。在這種場合，領導人的立場、觀點就代表國家，這對外國人來說往往不可理解。
1936年夏秋，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向他介紹中國革命及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從那時起，這種習慣就已經形成了。
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時，當時蘇聯要求中國與蒙古和蘇聯同時發表一個聲明，揭穿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離間中、蘇、蒙三國關係的做法。蘇聯、蒙古發表了，中國沒有書麵文字，隻是由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以與記者談話的方式談了中國的意見。結果蘇聯人很不高興，指責中國人說話不算數。其實，蘇聯人還沒有習慣中國這個獨特的風格。
鄧小平清楚他在會見法拉奇時每句話的分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國家。同時，他又想讓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借一位名記者宣傳出去。
於是，他果斷地說：“見！我來看看，她到底有多厲害。”
鄧小平做出這個決定，是出於他的富於挑戰精神的選擇。鄧小平曾聽說過，外交場上十分厲害的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基辛格，被法拉奇尖銳的提問弄得相當尷尬，以至於事後慨歎：“接受法拉奇采訪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76歲的鄧小平精力旺盛，思維敏捷，稍作思索，已準備了如何對付法拉奇的難題，準備迎接法拉奇的“考試”。
法拉奇來到了鄧小平辦公室。鄧小平招呼她坐下後，她居然不講一點客套，開口就提要采訪的問題。
“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還要永遠保留下去？”法拉奇問。
法拉奇單刀直入，鄧小平也十分幹脆，回答：“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鄧小平稍作停頓，又說：“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毫不客氣，馬上又提出來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鄧小平明白法拉奇的暗示，他毫不躲避地答道：“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
他用銳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堅定地說：“我們要對毛主席的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法拉奇又問：“那麽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