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毛澤東走下神壇！四千高幹論功過(1)
第一節 “非神化”鄧小平把關寫決議胡喬木執筆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單位的大門口，貼出了一張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毛澤東思想還是不能丟！”鄧小平十分讚同陳雲在幾次公開發言中對毛澤東的客觀評價。陳雲指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開評價“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強烈反響。鄧小平再一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否定毛澤東”的濁流一浪高過一浪
毛澤東――一個與中國革命齊名的世紀偉人。從本世紀30年代起，毛澤東就成為中共最具有權威性的領袖和導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富經驗和集體智慧。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最傑出的代表和核心，毛澤東當之無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
但是，任何事情走向極端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是柯慶施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所作的驚世駭俗之語，此人後來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樂堂給政治教師作報告時首先提出來的，他後來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林彪1965年11月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指示，他後來也做到了“副統帥”，成了“法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將現代造神運動推向峰巔。“三忠於、四無限”，“忠字舞、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一句話，“千條江河歸大海，萬條真理歸‘毛著’”。毛澤東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最偉大的天才”。
正如他的衛士長李銀橋所說：個人崇拜的轎子是被一步步地抬上山頂的。
高處不勝寒。毛澤東就曾對斯諾說過：“崇拜得過分了，搞了許多形式主義，比如‘四個偉大’，討嫌！”
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又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繼續維持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地對待毛澤東的所有言論和決定，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實際上是從“左”的方麵破壞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性。
另一方麵，由於“文化大革命”玷汙了黨的形象和社會主義的形象，在一些人中產生了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曆史地位的懷疑乃至否定的情緒。
對毛澤東的“反思”，比較有影響的事件就是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位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曾被認為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最好的學生”，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居然成了叛國分子和陰謀政變的野心家，不啻引爆了一枚政治原子彈。這個事件所產生的衝擊波不僅使國人震驚，而且也令其他國家難以置信。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林彪之事的政治負效應很快會對中國被愚弄、欺騙的一代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他們自己行為的反思很快就要開始。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布坎南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題為《九？一三事件與中國政治》的專評。他認為：一向手舉紅寶書、萬歲不離口的林彪，被毛親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被憲法欽定的黨內二把手，突然叛逃外域……僅憑這一點，人們就很難接受，昨日的領袖，一夜之間又成為千古罪人，這一大起大落的背向行為，不僅使中共的宣傳機構難以自圓其說，而且一般的平民也會對毛選定的接班人這件事的本身產生質詢，並會演繹成大規模的反思毛澤東這個偉人的一切……
據說當時北京大學有一位老教授見到街上一幅幅巨型批駁林彪的標語後，淚流滿麵地對兒子說：“完了！徹底完了！林彪是毛一手提起來的，批駁林彪，毛主席怎能不受影響，用人失察之過也是一個大的責任啊！”
一位來北京觀光的華僑悲歎：“說林彪如何如何地耍陰謀手段騙得了毛主席對他的信任，豈不等於說毛主席的辨別真假能力太差了嗎……”無奈之餘，他搖了搖花白的頭發。
至於《571工程紀要》中那些觸目驚心的字眼更是讓一部分人焦灼難耐。什麽“紅衛兵是替罪羔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等等。雖然輿論工具不遺餘力地批判這兩句話，但對於數以百計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來說，這種批判反而使毛澤東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黯淡下來。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又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粉碎“四人幫”，徹底解開了人們的“反思”情結。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觀念變革，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毛澤東開始了“深刻的、既理性又不乏感情充溢的全麵反思”。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單位的大門口，貼出了一張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粉碎“四人幫”後全國最早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大字報，“也是‘否定毛澤東’思潮從隱蔽到公開的轉折”。從此，從北京到各省市，“否定毛澤東”的濁流一浪高似一浪。
在首都出現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大字報之後，社會上關於毛澤東的種種流言蜚語也開始廣為傳播，特別是那些對於毛澤東生活作風和思想品質的惡意誣蔑，嚴重地損害了毛澤東在許多人心中的形象。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在極大地解放人們思想的同時，也使一些人在否定毛澤東的路上越走越遠。
鄧小平：“毛澤東思想不能丟”
毫無疑問，如何評價這位曾經有過極高威望、建立過巨大功績而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革命領袖人物，是一個事關中國共產黨和共和國以往的曆史以及今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是一個稍有不慎就會引起全國混亂，導致嚴重後果的重大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
這年秋天，鄧小平找陳雲交換了意見。兩位古稀老人，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都曆經坎坷，麵對這一曆史性的課題，他們深知責任的重大。
“毛澤東思想還是不能丟！”鄧小平十分讚同陳雲在幾次公開發言中對毛澤東的客觀評價。
“丟不得。這項工作要做細。”陳雲若有所思地說：“蘇聯丟了，結果吃了大虧。”
鄧小平接著拿出了自己的主見：要像延安時搞的決議一樣，一次性把一些問題定下來。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但關鍵問題在林彪、江青這些人起了壞作用。
對，這既能使全黨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可以客觀、正確地理解黨的曆史和黨的建設問題。陳雲點了點頭。
這些事隻有靠我們來做了，不能拖。鄧小平把話鋒一轉：你是老同誌，出來把曆史問題理一理怎麽樣？
天之降大任於斯人焉，責無旁貸！陳雲神情莊重地說道：延安時期，把許多問題弄清了，定下了，全黨統一了思想，這個東西非搞不可！
搞“決議”勢在必需，但這個“文件”究竟搞到什麽程度，這在當時隻有一個粗線條的設想。
“摸著石頭過河。”
一旦有了思路，就要著手探索。
在1978年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說：
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
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曆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曆史地來看。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曆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鄧小平對上述兩個相互關連的敏感問題的處理看法，成為寫“曆史決議”的初步構想。他的這番話其實也是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展以來，人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及建國以來許多重大曆史問題發表種種議論的明確表態。
陳雲：“毛澤東不是神而是人”
西方輿論認為，自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以後，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和鄧小平的複出，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特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確立，表明中共的所謂“非毛化”色彩日趨濃厚。外電對中國“非毛化”的評論含有太多的臆想成分和複雜的政治因素，大可不必認真計較，不過，正確解答這個問題卻又是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指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旗幟鮮明地表明了“非神化”的立場，並就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從而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1979年1月4日，陳雲在中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會上發表講話，對鄧小平關於毛澤東曆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表示讚同。他說：要求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這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也不符合毛澤東同誌本人的意見。“文革”時期，開會就是翻語錄本，“萬壽無疆”還要喊三次，什麽早請示晚匯報，打電話要先念語錄。就連葉劍英、華國鋒這樣的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澤東，這是黨內極不正常的狀態。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是幫了倒忙的，幫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謹慎。
胡耀邦也是“非神化”的支持者。
在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偉大意義，他說：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的確打中了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係的要害，推進了對林彪、“四人幫”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真理標準的討論在思想理論戰線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的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以及支持這種觀點的言論，是“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嚇人。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理論討論擺出了許多情況，提出了不少問題，對一些同誌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在談到關於毛澤東的評價時，他說：毛澤東同誌的一生，特別是60年代以後，他的思想，他對待問題，有許多事情，我們還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斷，匆忙判斷往往容易吃虧。在這個問題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傾向。
領袖是人不是神。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話雖如此，但是，正確指出並堅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鄧小平提出“撥亂反正”，就是要“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很明顯，撥亂，是糾正錯誤，反正則是繼承。但這決不是全盤推翻曆史，也決不能否定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
在理論務虛會期間，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議論很多，有的言論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擊誹謗毛澤東，詆毀毛澤東思想。一些非法組織和所謂的“民主鬥士”乘機煽風點火，反動標語、傳單、大字報和地下刊物也相當猖獗。一時間，“非毛化”的喧鬧甚囂塵上。
3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了所謂“非毛化”的論調，明確指出中國決不搞“非毛化”，而是搞“非神化”。
3月30日，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作為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為共和國擎起一片藍天。
鄧小平莊嚴地宣告：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這個講話在一年之後成為鄧小平主持製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重要出發點。
在中國，沒有人比毛澤東同鄧小平的關係更富有傳奇色彩。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次起落，都與毛澤東有著直接的聯係。特別是最後兩次起落，濃縮了共和國幾十年的風雨曆程，鄧小平在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主要是由於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受的完全是誣枉之災。但是，他對毛澤東公正求實的科學評價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堅定立場，充分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
鄧小平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鬥爭經驗的結晶。
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這絲毫不排斥人民對於傑出的個人的尊敬；而尊敬，當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當做神。
“心底無私天地寬”，鄧小平在第三次複出時就曾經說過：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有私心雜念。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曆史選擇了鄧小平。
秀才胡喬木執筆寫講話
197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30華誕的紀念日。古人雲：三十而立。抓住這個時機，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曆史經驗，無疑是一件極富政治意義的事情。
從當年6月起，中共中央就決定，今年建國30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作一個重要的講話。鄧小平很看重這個講話，他要求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兩個“新”字頗有難度。
由誰來執筆呢？
胡喬木！
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一枝筆”，從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擔任毛澤東秘書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前後長達25年，寫下了大量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文獻。
他根據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協助毛澤東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書；
在毛澤東、黨中央指導下，他對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曆史性文獻起了重要作用；
他為延安《解放日報》寫了幾十篇社論。其中1949年新華社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是他在毛澤東指導下起草的；
他參加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八大文件，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他的專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影響也很大。這本書5萬多字，一個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揮而就。
對胡喬木這枝筆，毛澤東十分讚賞。特別是由胡喬木起草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毛澤東曾多次出言稱讚。由他起草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收入《毛選》第三卷，堪稱絕無僅有。
毛澤東認為，胡喬木的思索多於陳伯達，理論高於田家英。有一段時間，甚至對他寫的詩詞也格外偏愛，親筆改了又改，“終日把玩推敲”，江青對此極為不悅。在1966年7月的一次會上，江青當麵斥責胡喬木說：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也許正是因為胡喬木的這枝筆為毛澤東所厚愛，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怎麽“動”他。盡管他也被江青一夥羅織了許多“錯誤”，但比起那些挨整挨鬥的人來說，他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5年6月，胡喬木出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任。這項任命與鄧小平複出有關。曾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手筆亦十分了解和讚賞，稱胡喬木是“黨內第一枝筆”，起用胡喬木來做思想和理論的整頓當然是十分合適的人選。
當時，胡耀邦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鄧力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和國家計委起草的《工業二十條》是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整頓的三個綱領性文件。胡喬木不僅主持修改《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而且提出籌辦《思想戰線》雜誌，擬在創刊號上推出鄧力群的《論總綱》。
後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這三個文件被打為“三株大毒草”。胡喬木作為鄧小平“參謀班子中的理論家”，遭到“半點名”式的批判。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喬木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由他起草的三中全會公報這一曆史性文獻，如今已載入史冊。會後，胡喬木出任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在實現曆史性轉折的新時期，胡喬大再度成為“中共中央大手筆”。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胡喬木於7月上旬約了幾個人來研究怎樣起草葉劍英的國慶講話。以後又組成了一個15人的起草小組來做這項工作。
8月12日，胡喬木牽頭的起草小組拿出了第一次草稿。中央決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來討論，同時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省軍區征求意見。
8月下旬，根據討論意見，起草小組對講話內容作了一次大的修改，等於重寫一遍。
9月1日和10日分別寫出第一、第二次修改稿。鄧小平對這兩次修改稿均提出了意見。主要是就講話稿中對毛澤東在建國20多年各個階段的作用怎麽提法，提出了原則性意見。9月1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講話，並且決定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再作一次修改，然後發給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討論定稿。
在講話的起草和討論過程中，上下各方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見，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和看法開始有分歧，到後來才漸趨統一。其中，關於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最為重要的問題。
有人認為，現在中央對毛澤東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也有人認為，這個講話稿的寫法是“功勞是毛主席的，錯誤是大家的”。有的省在討論中強烈要求在講話中講清毛澤東犯了哪些錯誤；但也有相反意見，認為這個問題最好不講。
鄧小平在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後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無論如何不能發表這樣一個講話，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主席。無論如何不能這樣。這個問題是個關係非常重大的問題。這一點我不需要作解釋。大家都清楚，這對全黨、全國人民的團結，對我們黨和國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態度。
起草小組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在這篇長達2萬多字的講話中，沒有一句對毛澤東的直接批評。因為國慶講話不是對過去30年的全麵、正式總結。但是，講話的字裏行間又暗含了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批評，這也是講話的“新”意所在。
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則是恢複了七大時的提法，即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此外再沒有提出過分的說法。其實，毛澤東本人並不讚成什麽“第三個裏程碑”的說法，對所謂的“四個偉大”也很反感。國慶講話把握好這個分寸，也是很重要的。
葉劍英國慶講話
9月17日，胡喬木就國慶講話稿起草情況向在京中委和候補中委作了說明，進一步統一了大家的認識。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也對講話稿發表了自己的意見。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這個講話稿，一致認為講話稿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麵回顧了建國30年來的戰鬥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蓄意製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對全黨全軍全國工作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曆史文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寫《曆史決議》的“實戰演習”。
葉劍英在9月29日舉行的隆重國慶集會上宣讀了這個重要文獻。他說：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革命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誌就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最傑出的代表。在評述了“光榮偉大的三十年”後，葉劍英說：我們既要正視過去的失誤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計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計我們在戰勝困難和挫折中所取得的勝利。同民主革命時期一樣，我們黨和革命人民並沒有因為困難和挫折而灰心喪氣，我們總結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業的發展更迅速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樣看待過去的三十年，才符合曆史的實際，符合革命的辯證法，符合無產階級戰士不可動搖的革命樂觀主義的世界觀。
在葉的講話中，對當時十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總結。他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這無可厚非。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他們進行的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
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開評價“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突破口的打開，為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解決掃除了障礙。
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曆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
撥亂反正需要一個“曆史決議”
1979年12月，在清華大學校園內曾經張貼了一張署名“民聲”的大字報。作者要求：我們黨的領導人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具有大無畏的氣概，要敢於揭掉毛澤東身上的神秘麵紗，要敢於揭醜，並要求中央搞一個‘秘密報告’，向全國人民講清楚‘文革’到底是誰發動的，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這張企盼中國也搞“秘密報告”的大字報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同年12月7日，北京航空學院也貼上了未署名的七人文章，“呼籲黨的領導人不要羞羞答答，如不清算毛澤東的錯誤，未來的一代人，包括我們仍要遭殃……”
從北京彌漫開來的這股“反叛毛澤東”的社會思潮席卷中心城市和窮鄉僻壤，這種浮躁的情緒和非理性的思維方式，令一些外國人也感困惑。一位美國記者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坦言：“中國人的哲學，我以前一直認為是深邃無比的，可是他們的大腦又如此簡單，要麽肯定，要麽否定。”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思考，無疑是造成民族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否定毛澤東在公開和正式場合是沒有合法性的。但是，在不少文學作品中，在校園文化圈內和形形色色的沙龍中，否定、反叛乃至咒罵毛澤東的言論卻暢行無阻。
毫無疑問，撥亂反正需要一個《曆史決議》，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需要一個《曆史決議》。對黨的曆史作出嚴肅認真、客觀公正的結論，是一件極為慎重的事情，怎樣看待曆史，怎樣看待黨的領袖人物，涉及到方方麵麵的問題，弄不好就會引起思想混亂。
“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的“筆杆子”姚文元肆意篡改黨史，把黨的曆史歪曲為“路線鬥爭史”，在黨內外造成了嚴重的影響。1967年秋，他和張春橋在黨的九大之前曾到上海搞了一個所謂的“調查”，然後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報告”假借群眾之口說：群眾要求在召開九大前先修改黨史。姚文元稱：過去寫黨史都是看《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現在那個東西已經不夠用了。要搞一個適應“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曆史的材料”。這顯然是指1945年的《曆史決議》把劉少奇稱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而言。“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曆史決議》自然也就要推翻。
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國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附發了姚文元的報告。11月，中央文革小組整理了一份通報，由黨中央下發全國。通報中以“群眾意見”的形式否定《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什麽有人建議中央作出新的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取代所謂有錯誤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並稱：九大要大講特講黨的曆史上兩條路線鬥爭，因此需要編寫一本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材料。
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把一部中共黨史描述為“路線鬥爭史”，黨內路線鬥爭成了社會上階級鬥爭最集中的表現，黨內被指為錯誤路線的分子當然地成了革命的主要對象。
於是，講黨史就是講路線鬥爭史，為了服從和服務於路線鬥爭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閹割曆史，導致謬種流傳、危害甚烈。有一所高等學府開設了中共黨史課程，期末考試時，出了這樣一道試題：1924年開始的大革命的革命對象是誰？
“陳獨秀”――有的學員不假思索地就給出了答案。
有中共黨史常識的人都清楚，科學的答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可見，“文革”中隻講路線鬥爭史的做法造成了怎樣的惡果。
這也難怪，教材和老師都隻講路線鬥爭，出現這種答案也就在所難免。
在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黨的曆史就是十次路線鬥爭史：
第一次，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次，瞿秋白左傾機會主義；
第三次，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
第四次，王明左傾機會主義；
第五次，羅章龍機會主義；
第六次，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
第七次，高崗、饒漱石機會主義；
第八次，彭德懷；
第九次，劉少奇；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單位的大門口，貼出了一張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毛澤東思想還是不能丟！”鄧小平十分讚同陳雲在幾次公開發言中對毛澤東的客觀評價。陳雲指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開評價“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強烈反響。鄧小平再一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否定毛澤東”的濁流一浪高過一浪
毛澤東――一個與中國革命齊名的世紀偉人。從本世紀30年代起，毛澤東就成為中共最具有權威性的領袖和導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富經驗和集體智慧。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最傑出的代表和核心，毛澤東當之無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
但是，任何事情走向極端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是柯慶施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所作的驚世駭俗之語，此人後來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樂堂給政治教師作報告時首先提出來的，他後來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林彪1965年11月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指示，他後來也做到了“副統帥”，成了“法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將現代造神運動推向峰巔。“三忠於、四無限”，“忠字舞、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一句話，“千條江河歸大海，萬條真理歸‘毛著’”。毛澤東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最偉大的天才”。
正如他的衛士長李銀橋所說：個人崇拜的轎子是被一步步地抬上山頂的。
高處不勝寒。毛澤東就曾對斯諾說過：“崇拜得過分了，搞了許多形式主義，比如‘四個偉大’，討嫌！”
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又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繼續維持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地對待毛澤東的所有言論和決定，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實際上是從“左”的方麵破壞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性。
另一方麵，由於“文化大革命”玷汙了黨的形象和社會主義的形象，在一些人中產生了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曆史地位的懷疑乃至否定的情緒。
對毛澤東的“反思”，比較有影響的事件就是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位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曾被認為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最好的學生”，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居然成了叛國分子和陰謀政變的野心家，不啻引爆了一枚政治原子彈。這個事件所產生的衝擊波不僅使國人震驚，而且也令其他國家難以置信。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林彪之事的政治負效應很快會對中國被愚弄、欺騙的一代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他們自己行為的反思很快就要開始。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布坎南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題為《九？一三事件與中國政治》的專評。他認為：一向手舉紅寶書、萬歲不離口的林彪，被毛親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被憲法欽定的黨內二把手，突然叛逃外域……僅憑這一點，人們就很難接受，昨日的領袖，一夜之間又成為千古罪人，這一大起大落的背向行為，不僅使中共的宣傳機構難以自圓其說，而且一般的平民也會對毛選定的接班人這件事的本身產生質詢，並會演繹成大規模的反思毛澤東這個偉人的一切……
據說當時北京大學有一位老教授見到街上一幅幅巨型批駁林彪的標語後，淚流滿麵地對兒子說：“完了！徹底完了！林彪是毛一手提起來的，批駁林彪，毛主席怎能不受影響，用人失察之過也是一個大的責任啊！”
一位來北京觀光的華僑悲歎：“說林彪如何如何地耍陰謀手段騙得了毛主席對他的信任，豈不等於說毛主席的辨別真假能力太差了嗎……”無奈之餘，他搖了搖花白的頭發。
至於《571工程紀要》中那些觸目驚心的字眼更是讓一部分人焦灼難耐。什麽“紅衛兵是替罪羔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等等。雖然輿論工具不遺餘力地批判這兩句話，但對於數以百計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來說，這種批判反而使毛澤東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黯淡下來。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又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粉碎“四人幫”，徹底解開了人們的“反思”情結。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觀念變革，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毛澤東開始了“深刻的、既理性又不乏感情充溢的全麵反思”。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單位的大門口，貼出了一張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粉碎“四人幫”後全國最早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大字報，“也是‘否定毛澤東’思潮從隱蔽到公開的轉折”。從此，從北京到各省市，“否定毛澤東”的濁流一浪高似一浪。
在首都出現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大字報之後，社會上關於毛澤東的種種流言蜚語也開始廣為傳播，特別是那些對於毛澤東生活作風和思想品質的惡意誣蔑，嚴重地損害了毛澤東在許多人心中的形象。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在極大地解放人們思想的同時，也使一些人在否定毛澤東的路上越走越遠。
鄧小平：“毛澤東思想不能丟”
毫無疑問，如何評價這位曾經有過極高威望、建立過巨大功績而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革命領袖人物，是一個事關中國共產黨和共和國以往的曆史以及今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是一個稍有不慎就會引起全國混亂，導致嚴重後果的重大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
這年秋天，鄧小平找陳雲交換了意見。兩位古稀老人，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都曆經坎坷，麵對這一曆史性的課題，他們深知責任的重大。
“毛澤東思想還是不能丟！”鄧小平十分讚同陳雲在幾次公開發言中對毛澤東的客觀評價。
“丟不得。這項工作要做細。”陳雲若有所思地說：“蘇聯丟了，結果吃了大虧。”
鄧小平接著拿出了自己的主見：要像延安時搞的決議一樣，一次性把一些問題定下來。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但關鍵問題在林彪、江青這些人起了壞作用。
對，這既能使全黨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可以客觀、正確地理解黨的曆史和黨的建設問題。陳雲點了點頭。
這些事隻有靠我們來做了，不能拖。鄧小平把話鋒一轉：你是老同誌，出來把曆史問題理一理怎麽樣？
天之降大任於斯人焉，責無旁貸！陳雲神情莊重地說道：延安時期，把許多問題弄清了，定下了，全黨統一了思想，這個東西非搞不可！
搞“決議”勢在必需，但這個“文件”究竟搞到什麽程度，這在當時隻有一個粗線條的設想。
“摸著石頭過河。”
一旦有了思路，就要著手探索。
在1978年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說：
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
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曆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曆史地來看。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曆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鄧小平對上述兩個相互關連的敏感問題的處理看法，成為寫“曆史決議”的初步構想。他的這番話其實也是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展以來，人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及建國以來許多重大曆史問題發表種種議論的明確表態。
陳雲：“毛澤東不是神而是人”
西方輿論認為，自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以後，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和鄧小平的複出，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特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確立，表明中共的所謂“非毛化”色彩日趨濃厚。外電對中國“非毛化”的評論含有太多的臆想成分和複雜的政治因素，大可不必認真計較，不過，正確解答這個問題卻又是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指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旗幟鮮明地表明了“非神化”的立場，並就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從而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1979年1月4日，陳雲在中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會上發表講話，對鄧小平關於毛澤東曆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表示讚同。他說：要求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這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也不符合毛澤東同誌本人的意見。“文革”時期，開會就是翻語錄本，“萬壽無疆”還要喊三次，什麽早請示晚匯報，打電話要先念語錄。就連葉劍英、華國鋒這樣的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澤東，這是黨內極不正常的狀態。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是幫了倒忙的，幫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謹慎。
胡耀邦也是“非神化”的支持者。
在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偉大意義，他說：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的確打中了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係的要害，推進了對林彪、“四人幫”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真理標準的討論在思想理論戰線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的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以及支持這種觀點的言論，是“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嚇人。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理論討論擺出了許多情況，提出了不少問題，對一些同誌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在談到關於毛澤東的評價時，他說：毛澤東同誌的一生，特別是60年代以後，他的思想，他對待問題，有許多事情，我們還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斷，匆忙判斷往往容易吃虧。在這個問題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傾向。
領袖是人不是神。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話雖如此，但是，正確指出並堅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鄧小平提出“撥亂反正”，就是要“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很明顯，撥亂，是糾正錯誤，反正則是繼承。但這決不是全盤推翻曆史，也決不能否定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
在理論務虛會期間，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議論很多，有的言論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擊誹謗毛澤東，詆毀毛澤東思想。一些非法組織和所謂的“民主鬥士”乘機煽風點火，反動標語、傳單、大字報和地下刊物也相當猖獗。一時間，“非毛化”的喧鬧甚囂塵上。
3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了所謂“非毛化”的論調，明確指出中國決不搞“非毛化”，而是搞“非神化”。
3月30日，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作為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為共和國擎起一片藍天。
鄧小平莊嚴地宣告：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這個講話在一年之後成為鄧小平主持製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重要出發點。
在中國，沒有人比毛澤東同鄧小平的關係更富有傳奇色彩。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次起落，都與毛澤東有著直接的聯係。特別是最後兩次起落，濃縮了共和國幾十年的風雨曆程，鄧小平在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主要是由於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受的完全是誣枉之災。但是，他對毛澤東公正求實的科學評價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堅定立場，充分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
鄧小平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鬥爭經驗的結晶。
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這絲毫不排斥人民對於傑出的個人的尊敬；而尊敬，當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當做神。
“心底無私天地寬”，鄧小平在第三次複出時就曾經說過：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有私心雜念。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曆史選擇了鄧小平。
秀才胡喬木執筆寫講話
197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30華誕的紀念日。古人雲：三十而立。抓住這個時機，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曆史經驗，無疑是一件極富政治意義的事情。
從當年6月起，中共中央就決定，今年建國30周年國慶，由葉劍英作一個重要的講話。鄧小平很看重這個講話，他要求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兩個“新”字頗有難度。
由誰來執筆呢？
胡喬木！
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一枝筆”，從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擔任毛澤東秘書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前後長達25年，寫下了大量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文獻。
他根據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協助毛澤東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書；
在毛澤東、黨中央指導下，他對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曆史性文獻起了重要作用；
他為延安《解放日報》寫了幾十篇社論。其中1949年新華社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是他在毛澤東指導下起草的；
他參加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八大文件，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他的專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影響也很大。這本書5萬多字，一個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揮而就。
對胡喬木這枝筆，毛澤東十分讚賞。特別是由胡喬木起草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毛澤東曾多次出言稱讚。由他起草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收入《毛選》第三卷，堪稱絕無僅有。
毛澤東認為，胡喬木的思索多於陳伯達，理論高於田家英。有一段時間，甚至對他寫的詩詞也格外偏愛，親筆改了又改，“終日把玩推敲”，江青對此極為不悅。在1966年7月的一次會上，江青當麵斥責胡喬木說：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也許正是因為胡喬木的這枝筆為毛澤東所厚愛，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怎麽“動”他。盡管他也被江青一夥羅織了許多“錯誤”，但比起那些挨整挨鬥的人來說，他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5年6月，胡喬木出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任。這項任命與鄧小平複出有關。曾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手筆亦十分了解和讚賞，稱胡喬木是“黨內第一枝筆”，起用胡喬木來做思想和理論的整頓當然是十分合適的人選。
當時，胡耀邦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鄧力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和國家計委起草的《工業二十條》是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整頓的三個綱領性文件。胡喬木不僅主持修改《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而且提出籌辦《思想戰線》雜誌，擬在創刊號上推出鄧力群的《論總綱》。
後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這三個文件被打為“三株大毒草”。胡喬木作為鄧小平“參謀班子中的理論家”，遭到“半點名”式的批判。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喬木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由他起草的三中全會公報這一曆史性文獻，如今已載入史冊。會後，胡喬木出任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在實現曆史性轉折的新時期，胡喬大再度成為“中共中央大手筆”。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胡喬木於7月上旬約了幾個人來研究怎樣起草葉劍英的國慶講話。以後又組成了一個15人的起草小組來做這項工作。
8月12日，胡喬木牽頭的起草小組拿出了第一次草稿。中央決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來討論，同時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省軍區征求意見。
8月下旬，根據討論意見，起草小組對講話內容作了一次大的修改，等於重寫一遍。
9月1日和10日分別寫出第一、第二次修改稿。鄧小平對這兩次修改稿均提出了意見。主要是就講話稿中對毛澤東在建國20多年各個階段的作用怎麽提法，提出了原則性意見。9月1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講話，並且決定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再作一次修改，然後發給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討論定稿。
在講話的起草和討論過程中，上下各方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見，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和看法開始有分歧，到後來才漸趨統一。其中，關於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最為重要的問題。
有人認為，現在中央對毛澤東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也有人認為，這個講話稿的寫法是“功勞是毛主席的，錯誤是大家的”。有的省在討論中強烈要求在講話中講清毛澤東犯了哪些錯誤；但也有相反意見，認為這個問題最好不講。
鄧小平在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後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無論如何不能發表這樣一個講話，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主席。無論如何不能這樣。這個問題是個關係非常重大的問題。這一點我不需要作解釋。大家都清楚，這對全黨、全國人民的團結，對我們黨和國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態度。
起草小組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在這篇長達2萬多字的講話中，沒有一句對毛澤東的直接批評。因為國慶講話不是對過去30年的全麵、正式總結。但是，講話的字裏行間又暗含了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批評，這也是講話的“新”意所在。
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則是恢複了七大時的提法，即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此外再沒有提出過分的說法。其實，毛澤東本人並不讚成什麽“第三個裏程碑”的說法，對所謂的“四個偉大”也很反感。國慶講話把握好這個分寸，也是很重要的。
葉劍英國慶講話
9月17日，胡喬木就國慶講話稿起草情況向在京中委和候補中委作了說明，進一步統一了大家的認識。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也對講話稿發表了自己的意見。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這個講話稿，一致認為講話稿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麵回顧了建國30年來的戰鬥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蓄意製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對全黨全軍全國工作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曆史文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寫《曆史決議》的“實戰演習”。
葉劍英在9月29日舉行的隆重國慶集會上宣讀了這個重要文獻。他說：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革命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誌就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最傑出的代表。在評述了“光榮偉大的三十年”後，葉劍英說：我們既要正視過去的失誤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計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計我們在戰勝困難和挫折中所取得的勝利。同民主革命時期一樣，我們黨和革命人民並沒有因為困難和挫折而灰心喪氣，我們總結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業的發展更迅速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樣看待過去的三十年，才符合曆史的實際，符合革命的辯證法，符合無產階級戰士不可動搖的革命樂觀主義的世界觀。
在葉的講話中，對當時十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總結。他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這無可厚非。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他們進行的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
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開評價“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突破口的打開，為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解決掃除了障礙。
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曆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
撥亂反正需要一個“曆史決議”
1979年12月，在清華大學校園內曾經張貼了一張署名“民聲”的大字報。作者要求：我們黨的領導人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具有大無畏的氣概，要敢於揭掉毛澤東身上的神秘麵紗，要敢於揭醜，並要求中央搞一個‘秘密報告’，向全國人民講清楚‘文革’到底是誰發動的，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這張企盼中國也搞“秘密報告”的大字報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同年12月7日，北京航空學院也貼上了未署名的七人文章，“呼籲黨的領導人不要羞羞答答，如不清算毛澤東的錯誤，未來的一代人，包括我們仍要遭殃……”
從北京彌漫開來的這股“反叛毛澤東”的社會思潮席卷中心城市和窮鄉僻壤，這種浮躁的情緒和非理性的思維方式，令一些外國人也感困惑。一位美國記者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坦言：“中國人的哲學，我以前一直認為是深邃無比的，可是他們的大腦又如此簡單，要麽肯定，要麽否定。”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思考，無疑是造成民族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否定毛澤東在公開和正式場合是沒有合法性的。但是，在不少文學作品中，在校園文化圈內和形形色色的沙龍中，否定、反叛乃至咒罵毛澤東的言論卻暢行無阻。
毫無疑問，撥亂反正需要一個《曆史決議》，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需要一個《曆史決議》。對黨的曆史作出嚴肅認真、客觀公正的結論，是一件極為慎重的事情，怎樣看待曆史，怎樣看待黨的領袖人物，涉及到方方麵麵的問題，弄不好就會引起思想混亂。
“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的“筆杆子”姚文元肆意篡改黨史，把黨的曆史歪曲為“路線鬥爭史”，在黨內外造成了嚴重的影響。1967年秋，他和張春橋在黨的九大之前曾到上海搞了一個所謂的“調查”，然後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報告”假借群眾之口說：群眾要求在召開九大前先修改黨史。姚文元稱：過去寫黨史都是看《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現在那個東西已經不夠用了。要搞一個適應“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曆史的材料”。這顯然是指1945年的《曆史決議》把劉少奇稱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而言。“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曆史決議》自然也就要推翻。
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國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附發了姚文元的報告。11月，中央文革小組整理了一份通報，由黨中央下發全國。通報中以“群眾意見”的形式否定《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什麽有人建議中央作出新的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取代所謂有錯誤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並稱：九大要大講特講黨的曆史上兩條路線鬥爭，因此需要編寫一本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材料。
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把一部中共黨史描述為“路線鬥爭史”，黨內路線鬥爭成了社會上階級鬥爭最集中的表現，黨內被指為錯誤路線的分子當然地成了革命的主要對象。
於是，講黨史就是講路線鬥爭史，為了服從和服務於路線鬥爭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閹割曆史，導致謬種流傳、危害甚烈。有一所高等學府開設了中共黨史課程，期末考試時，出了這樣一道試題：1924年開始的大革命的革命對象是誰？
“陳獨秀”――有的學員不假思索地就給出了答案。
有中共黨史常識的人都清楚，科學的答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可見，“文革”中隻講路線鬥爭史的做法造成了怎樣的惡果。
這也難怪，教材和老師都隻講路線鬥爭，出現這種答案也就在所難免。
在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黨的曆史就是十次路線鬥爭史：
第一次，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次，瞿秋白左傾機會主義；
第三次，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
第四次，王明左傾機會主義；
第五次，羅章龍機會主義；
第六次，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
第七次，高崗、饒漱石機會主義；
第八次，彭德懷；
第九次，劉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