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三進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輝燭千秋(11)
每天晨起，小平同誌照例要散步片刻。他穿著拖鞋，在林陰大道漫步。他不用人攙扶，相反地，卻常常手牽著外孫女，信步而走。清晨樹林中吐出的清新空氣，驅除著汙濁，增添著芬芳。
9時許，小平同誌和他的夫人卓琳，以及兩個女兒和外孫、外孫女一起，登上麵包車，向海濱駛去。
一下海，小平同誌便從容地向海中遊去。他頭部露出水麵，側遊著。墨綠的海洋，那樣浩瀚，那樣深沉，護衛著小平同誌，簇擁著小平同誌。有時，一個浪花接著一個浪花，借助風勢，向他撲來。在他身旁看護的遊泳好手們勸小平同誌上岸。小平同誌沒順從這好意的勸告，繼續搏浪前進。“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毛澤東同誌《水調歌頭》中的名句，概括了一切先行者、開拓者、革命者的生涯和情懷。要開創前無古人的偉業，要探索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怎麽能沒有風浪和雷電！政治生活和自然生活中的風浪，檢驗了和檢驗著每一個人。
已經入海遊泳90多分鍾了。大海拂弄著他的身軀，海浪吹打著他的肌膚。他沒有疲倦。人們很難相信，他已近80歲了。
小平同誌終於上岸了，他換好衣服，穿著他常穿的白色短袖衫，穩坐在藤椅上曬太陽，休息。有時，他和外孫、外孫女嬉戲。有時，他招呼著坐著輪椅的兒子樸方。有時他和女兒聊上幾句。
小平同誌話不多，從來不喜歡多話、口羅嗦。他的女兒描述她的父親說：“我的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默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
在棒槌島的休假生活，小平同誌總是那樣安詳、平穩，話語不多。他總在思索。但當他醞釀成熟，深思熟慮而作出決策或決斷之時，他發出的聲音則是震撼大地的，他說出的話語是言簡意賅的，他認準的方向是決不會改變的。
小平同誌不喜好形式之類的東西。在棒槌島，有關領導機關都來請他接見、講話。小平同誌都婉言謝絕，他的理由是：“我來休假，就是休假嘛！”
但他又是樸素、容易接近的。在離開棒槌島之前，他欣然同意和這些天同他一起的工作人員分別照相留念。一位攝影記者在同他合影時身上掛著多架照相機，不願取下來，小平同誌幽默地說：“噢，這是為了向大家標明你的身份嗎！”
棒槌島的黃海擊浪結束了。小平同誌回到北京，繼續思考著中國的大政方針。他的體力、精力、腦力，在出外休假、邀遊大海之後，更加充沛了。
陪同金日成“看到了很好的寶貝”
1983年9月21日上午，金日成主席由鄧小平、譚啟龍同誌陪同，冒著毛毛細雨來到成都市郊的雙流縣白家公社顧風大隊第二生產隊。鄧小平同誌對金日成同誌說：“今天請你看看農村的沼氣。”
這個生產隊掩映在一片竹林叢中，迎候在村口的數百名男女老少，揮動著中朝兩國國旗和花束，高呼：“歡迎！歡迎！歡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鄧小平同誌等，首先來到隊長曹德昌的家，這是一棟用紅磚、水泥所砌造的2層小樓，共8間房，住房麵積有200多平方米。全家7口人高高興興地把貴賓引進寬敞的廚房。金主席站在鑲著瓷磚的鍋台前，觀看了使用沼氣的爐灶、爐具，還彎下腰仔細查看沼氣管子是如何通進來的。在沼氣燈點亮以後，金主席說：“這個東西很好！”鄧小平同誌接著說：“這東西很簡單，可解決了農村的大問題。光這個省，每年就可以節省煤炭600多萬噸。”
聽到這裏，金日成同誌轉身把隨行的平壤市黨委責任書記徐允錫叫到麵前，要他仔細看看，並說：“這個東西的確很簡單。”
顧風大隊第二生產隊有27戶社員，以往每年每戶平均要燒煤1噸；現在全隊建有沼氣池52口，家家戶戶做飯都用上了沼氣。
從曹德昌家出來，鄧小平同誌說：“再看看沼氣池。”
他們來到社員周道根家樓後邊的一口沼氣池旁。當打開池蓋時，譚啟龍同誌告訴金主席說：“這裏邊是人糞、豬糞和草，發酵以後就可以產生沼氣。”
鄧小平同誌介紹說：“沼氣能煮飯，還能發電。一家搞一個池子能煮飯照明，幾家聯起來就能發電。搞沼氣還能改善環境衛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同誌說：“這個很好。我們朝鮮有條件，有人糞、牛糞、還有草；我們也可以搞。”他還詢問了沼氣池的造價。
在拖拉機手賈崇林家樓下的倉室裏，中朝兩國領導同誌看著新收的大堆稻穀，臉上都流露出喜悅的神情。這個生產隊去年平均畝產糧食1274斤，今年的收成又勝過去年。
在離開這個位於成都市南郊的生產隊時，金主席握著雙流縣委書記王知深的手，興致很高地說：“看到了你們很好的寶貝。謝謝你們的經驗。我們農村要好好推廣。”王知深感謝金主席對社員們的鼓勵。他說，我們也要學習朝鮮人民的好經驗。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4）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給毛澤東呈上一份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鄧小平71歲。
這一舉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於搶班奪權的“四人幫”心上。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無忌憚的叫嚷：“十年後再看。”是年，王洪文剛滿40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了中南海。在71歲與40歲的比較中，鄧小平顯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誌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說：“十年之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麽樣子？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啊！”幾個老革命家從王洪文的話中覺察到黨和國家麵臨一場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塵寰，誰來接班？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讓“四人幫”或“四人幫”派係的人執掌黨和國家的大權，那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將繼續一次災難。
從此，接班人的問題伴隨著王洪文的那句話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鄧小平的腦海之中，一刻也沒有忘記過。
1975年，鄧小平頂著“四人幫”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之機，大力整頓領導班子，有意識地讓一些政治上敢於堅持鬥爭、“不怕被打倒”“不信邪”，年齡比較年輕的人進入各級領導班子。7月1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就軍隊幹部隊伍調整問題第一次談到在軍隊中“設顧問”的問題。他說：“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在現在狀況下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麽辦。”“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脫，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當然，此時講的“顧問”與後來的顧問委員會不能等同，但從思路上不難發現二者的相承關係。8月3日，小平同誌在軍隊的一次會議上又講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領導班子問題要抓緊解決，一定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找一些能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要選一些比較有實際經驗的稍微年輕的幹部進領導班子，50歲的、40歲的，能有更年輕的就更好。顯然，鑒於當時正得勢的“四人幫”，鄧小平做好了長期鬥爭的準備。他在開始考慮一些政治上靠得住、年齡上又能拖得住的人進入領導班子，以與“四人幫”進行抗爭。然而，這項工作剛剛開始不久，鄧小平又再次被“打倒”而被迫保持沉默。
“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卻始終沒有忘記……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然而，王洪文“十年後再看”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舉國上下的一片歡呼聲中，鄧小平看到：一方麵，回到領導崗位的老幹部大都年高體弱，精力不濟，幹部隊伍呈老化趨勢；另一方麵，“四人幫”雖被粉碎，但林彪、“四人幫”派係的人也還存在相當勢力，他們在窺視著，等待著有朝一日重新翻過來；反對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同時，隨著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線的確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鑒此種種，鄧小平開始提出：老同誌要退讓，要有意識地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年輕同誌來接班；一些老同誌老幹部還心有餘悸，擔心這樣會把一些幫派分子甚至打砸搶分子選拔上來；等等。總之，接班人和讓路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落實起來，十分艱難。用鄧小平的話說：“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講話，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開指出了我國幹部製度存在的嚴重缺陷和改革的問題，並強調這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曆史已推進到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幾天。剛從“文革”中掙脫出來的中華民族再也經不起折騰和徘徊了。在國內，迫切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以便全黨全國人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國際上，很長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國際友人對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製定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繼承性和穩定性議論紛紛，持一種懷疑態度。這對於我國爭取國際合作搞“四化”是很不利的。曆史要求作出正確的抉擇。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就培養接班人問題的緊迫性，講了幾條“對高級領導幹部來說不是那麽愉快”的意見：（1）現在我們國家麵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不是四個現代化的路線、方針對不對，而是缺少一大批實現這個方針和路線的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要有人幹，誰來幹？反正靠我們坐辦公室畫圈圈不行，沒有希望。我們老同誌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2）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係勢力還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來主持工作，王洪文說，十年後再看。十年後，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在座的老同誌也鬥不過他們，你們能活多久啊？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這個問題，將來我們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會有大批林彪、“四人幫”派係的人上來接班，會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災難。（3）因此，對於我們的老同誌來說，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認真選拔好接班人，要讓路，要準備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現在的廟很多，每個廟的菩薩也很多，老同誌蓋住了，年輕人上不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這個問題，十年後不曉得會出什麽事，我們就些老同誌就向黨和人民交不了賬。
老同誌如何交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初步思路：有人說，青年人壓不住台，幫他們壓嘛！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製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看來，顧問製度還是一個出路，應該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製度。我們還沒有正式討論，今天我先發個議論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繼三中全會以後，又一次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三中全會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五中全會主要解決組織路線。會上，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不進一步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現在確實還有一批幫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幫’那套思想體係的，打砸搶的，頭上長角、身上有刺的，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又一次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後再看”的話，向全黨呼籲：當前最重要的還是選好接班人。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五年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在座的相當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時再考慮接班人問題就晚了。對於一些優秀分子為什麽不能上來，怎樣解決擋路的問題，就非常需要認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們這些老同誌，包括我在內，要是辦不好這件事，就交不了賬了。葉劍英也指出：造就培養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確是擺在我們麵前的十分重要的緊迫的戰爭任務。
五中全會討論了黨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製；全會還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相對年輕的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結束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誌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決定》，目的是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中央領導階層騰出台階。應當說，這些舉動在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方麵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總的來說，步子、動作還不夠迅速和大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顧慮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將決定中央人事變動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變革作重要講話。他說：“這項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幹部接班）當然要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錯過時機，老同誌不在了，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晚了，要比現在難得多，對於我們這些老同誌來說，就是犯了曆史性的大錯誤。”他再次針對一些老同誌的擔心和顧慮進行說服：“有些同誌說，幹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1975年，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做法，我說過這個話……但是我們不能老守著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提拔幹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誤現代化建設的大事，現在就已經誤了不少啊！”“有些同誌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不夠，隻是比較而言。老實說，老幹部對於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不是也沒有什麽經驗，也要犯一些錯誤嗎？”“同誌們回想一下，我們中間許多人當大幹部、做大事，開始的時候還不到二三十歲？”鄧小平的講話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
11月10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9次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政治局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會議認為華國鋒繼續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是不適當的。許多同誌提議鄧小平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鄧小平認為，從年輕化角度考慮，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不適宜，他推舉了年輕的胡耀邦。鑒於軍委主席暫無其他適當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年輕的同誌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十一屆六中全會標誌著中央領導層的重大人事變動，實現了平穩的交接。但是，就全國範圍來說，老同誌讓路，中青年幹部接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存在一定阻力。鄧小平為此繼續奔走呼號。六中全會剛落下帷幕，鄧小平想到讓路接班的問題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留下來開會。他說，對我們這次六中全會，外國人反映說，是用和平方式解決交接班問題，解決中央人事的大問題，稱讚我們很順利、很穩定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但是，全國範圍的幹部接替問題，如果再過三五年不解決，那就可能造成一種混亂，要來一次災難。解決這樣一個大問題，老同誌要開明，要帶頭。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他還不客氣地批評：有相當部分老同誌還沒有解決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這個問題。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老同誌讓路、讓中青年幹部上來的問題時把它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在此期間，對於提拔中青年幹部，葉劍英、陳雲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也積極呼籲。
特定的曆史選擇了史無前例的形式：顧問委員會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的實踐步履艱難。這除了一些老幹部主觀認識方麵的原因外，也還存在一些客觀因素的製約。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來我們黨沒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幹部，造成幹部隊伍的青黃不接，如果老同誌一下全丟手退下來，確有實際困難，年輕的幹部也需要經驗豐富的老同誌傳幫帶。這種特殊的曆史現狀就決定了：要在短時期內，徹底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製，全麵實行領導幹部的退休製度，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退休製度，還難以達到，必須尋找一個過渡的辦法。
實際上，自1980年新老幹部交替的矛盾日顯尖銳時，黨中央和鄧小平就開始思考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
1980年8月間，中央開始考慮設顧問委員會。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可以讓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誌，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
1981年7月2日，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帷幕剛落下沒幾天，鄧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又提到設立顧問委員會以容納一些老同誌的設想。並說“這是為後事著想”。
真正考慮成熟並下決心決定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在十二大召開前夕。1982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諾羅郭？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時說，幹部老化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談到老幹部壓在上麵，中青年幹部上不來的問題時轉述了聶榮臻的一句話。聶榮臻提出，步子要穩當，我讚成；他有一個好意見，就是要結合，老的一下丟手不行，老的要結合中青。他還說，幹部年輕化，台階可以上快一點，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這些人交不了帳。如果再拖5年，怎麽辦？
7月30日，十一屆七中全會舉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同誌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鄧小平在會上說：“這次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製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為什麽要這種過渡？鄧小平說：“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幹部老化，但老同誌是骨幹，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還有，我們多年來對中青年幹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沒有注意這方麵的工作嘛！而且還得承認，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兩種情況都有。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渡。設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領導幹部職務從終身製走向退休製的過渡。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他還說：“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十年。”
8月6日，距黨的十二大的召開還有24天，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並通過修改後的新黨章草案。胡耀邦在大會閉幕時透露，將有相當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體弱的老同誌要退出來，轉到中央顧問委員會，擔負起支持幫助新中央委員會的重任。
9月1日至11日，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拉開帷幕。會議審議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級設立顧問委員會，並規定了各自的性質和權限。“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中央顧問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谘詢。”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9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為副主任；選舉了25名常務委員。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作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地更年輕一些，同時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們一些老同誌在退出第一線之後，還能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成立，在曆史轉折關頭，為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以後，協助黨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鄧小平在中顧委成立之時就預計：全國範圍內的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十年。從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十年。十年來，黨的幹部離休、退休製度已全麵建立並正順利執行，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已取得如期進展，同時，顧問委員會曆時兩屆，委員們大都年事已高，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組織，其使命已完成。鑒此，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央顧問委員會提出：“十四大”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十四大”高度評價了中顧委十年來所做出的功績，並經過充分討論，決定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直轄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
中南海新來的“年輕人”
9時許，小平同誌和他的夫人卓琳，以及兩個女兒和外孫、外孫女一起，登上麵包車，向海濱駛去。
一下海，小平同誌便從容地向海中遊去。他頭部露出水麵，側遊著。墨綠的海洋，那樣浩瀚，那樣深沉，護衛著小平同誌，簇擁著小平同誌。有時，一個浪花接著一個浪花，借助風勢，向他撲來。在他身旁看護的遊泳好手們勸小平同誌上岸。小平同誌沒順從這好意的勸告，繼續搏浪前進。“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毛澤東同誌《水調歌頭》中的名句，概括了一切先行者、開拓者、革命者的生涯和情懷。要開創前無古人的偉業，要探索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怎麽能沒有風浪和雷電！政治生活和自然生活中的風浪，檢驗了和檢驗著每一個人。
已經入海遊泳90多分鍾了。大海拂弄著他的身軀，海浪吹打著他的肌膚。他沒有疲倦。人們很難相信，他已近80歲了。
小平同誌終於上岸了，他換好衣服，穿著他常穿的白色短袖衫，穩坐在藤椅上曬太陽，休息。有時，他和外孫、外孫女嬉戲。有時，他招呼著坐著輪椅的兒子樸方。有時他和女兒聊上幾句。
小平同誌話不多，從來不喜歡多話、口羅嗦。他的女兒描述她的父親說：“我的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默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
在棒槌島的休假生活，小平同誌總是那樣安詳、平穩，話語不多。他總在思索。但當他醞釀成熟，深思熟慮而作出決策或決斷之時，他發出的聲音則是震撼大地的，他說出的話語是言簡意賅的，他認準的方向是決不會改變的。
小平同誌不喜好形式之類的東西。在棒槌島，有關領導機關都來請他接見、講話。小平同誌都婉言謝絕，他的理由是：“我來休假，就是休假嘛！”
但他又是樸素、容易接近的。在離開棒槌島之前，他欣然同意和這些天同他一起的工作人員分別照相留念。一位攝影記者在同他合影時身上掛著多架照相機，不願取下來，小平同誌幽默地說：“噢，這是為了向大家標明你的身份嗎！”
棒槌島的黃海擊浪結束了。小平同誌回到北京，繼續思考著中國的大政方針。他的體力、精力、腦力，在出外休假、邀遊大海之後，更加充沛了。
陪同金日成“看到了很好的寶貝”
1983年9月21日上午，金日成主席由鄧小平、譚啟龍同誌陪同，冒著毛毛細雨來到成都市郊的雙流縣白家公社顧風大隊第二生產隊。鄧小平同誌對金日成同誌說：“今天請你看看農村的沼氣。”
這個生產隊掩映在一片竹林叢中，迎候在村口的數百名男女老少，揮動著中朝兩國國旗和花束，高呼：“歡迎！歡迎！歡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鄧小平同誌等，首先來到隊長曹德昌的家，這是一棟用紅磚、水泥所砌造的2層小樓，共8間房，住房麵積有200多平方米。全家7口人高高興興地把貴賓引進寬敞的廚房。金主席站在鑲著瓷磚的鍋台前，觀看了使用沼氣的爐灶、爐具，還彎下腰仔細查看沼氣管子是如何通進來的。在沼氣燈點亮以後，金主席說：“這個東西很好！”鄧小平同誌接著說：“這東西很簡單，可解決了農村的大問題。光這個省，每年就可以節省煤炭600多萬噸。”
聽到這裏，金日成同誌轉身把隨行的平壤市黨委責任書記徐允錫叫到麵前，要他仔細看看，並說：“這個東西的確很簡單。”
顧風大隊第二生產隊有27戶社員，以往每年每戶平均要燒煤1噸；現在全隊建有沼氣池52口，家家戶戶做飯都用上了沼氣。
從曹德昌家出來，鄧小平同誌說：“再看看沼氣池。”
他們來到社員周道根家樓後邊的一口沼氣池旁。當打開池蓋時，譚啟龍同誌告訴金主席說：“這裏邊是人糞、豬糞和草，發酵以後就可以產生沼氣。”
鄧小平同誌介紹說：“沼氣能煮飯，還能發電。一家搞一個池子能煮飯照明，幾家聯起來就能發電。搞沼氣還能改善環境衛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同誌說：“這個很好。我們朝鮮有條件，有人糞、牛糞、還有草；我們也可以搞。”他還詢問了沼氣池的造價。
在拖拉機手賈崇林家樓下的倉室裏，中朝兩國領導同誌看著新收的大堆稻穀，臉上都流露出喜悅的神情。這個生產隊去年平均畝產糧食1274斤，今年的收成又勝過去年。
在離開這個位於成都市南郊的生產隊時，金主席握著雙流縣委書記王知深的手，興致很高地說：“看到了你們很好的寶貝。謝謝你們的經驗。我們農村要好好推廣。”王知深感謝金主席對社員們的鼓勵。他說，我們也要學習朝鮮人民的好經驗。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4）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給毛澤東呈上一份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鄧小平71歲。
這一舉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於搶班奪權的“四人幫”心上。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無忌憚的叫嚷：“十年後再看。”是年，王洪文剛滿40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了中南海。在71歲與40歲的比較中，鄧小平顯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誌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說：“十年之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麽樣子？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啊！”幾個老革命家從王洪文的話中覺察到黨和國家麵臨一場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塵寰，誰來接班？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讓“四人幫”或“四人幫”派係的人執掌黨和國家的大權，那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將繼續一次災難。
從此，接班人的問題伴隨著王洪文的那句話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鄧小平的腦海之中，一刻也沒有忘記過。
1975年，鄧小平頂著“四人幫”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之機，大力整頓領導班子，有意識地讓一些政治上敢於堅持鬥爭、“不怕被打倒”“不信邪”，年齡比較年輕的人進入各級領導班子。7月1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就軍隊幹部隊伍調整問題第一次談到在軍隊中“設顧問”的問題。他說：“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在現在狀況下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麽辦。”“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脫，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當然，此時講的“顧問”與後來的顧問委員會不能等同，但從思路上不難發現二者的相承關係。8月3日，小平同誌在軍隊的一次會議上又講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領導班子問題要抓緊解決，一定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找一些能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要選一些比較有實際經驗的稍微年輕的幹部進領導班子，50歲的、40歲的，能有更年輕的就更好。顯然，鑒於當時正得勢的“四人幫”，鄧小平做好了長期鬥爭的準備。他在開始考慮一些政治上靠得住、年齡上又能拖得住的人進入領導班子，以與“四人幫”進行抗爭。然而，這項工作剛剛開始不久，鄧小平又再次被“打倒”而被迫保持沉默。
“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卻始終沒有忘記……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然而，王洪文“十年後再看”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舉國上下的一片歡呼聲中，鄧小平看到：一方麵，回到領導崗位的老幹部大都年高體弱，精力不濟，幹部隊伍呈老化趨勢；另一方麵，“四人幫”雖被粉碎，但林彪、“四人幫”派係的人也還存在相當勢力，他們在窺視著，等待著有朝一日重新翻過來；反對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同時，隨著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線的確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鑒此種種，鄧小平開始提出：老同誌要退讓，要有意識地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年輕同誌來接班；一些老同誌老幹部還心有餘悸，擔心這樣會把一些幫派分子甚至打砸搶分子選拔上來；等等。總之，接班人和讓路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落實起來，十分艱難。用鄧小平的話說：“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講話，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開指出了我國幹部製度存在的嚴重缺陷和改革的問題，並強調這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曆史已推進到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幾天。剛從“文革”中掙脫出來的中華民族再也經不起折騰和徘徊了。在國內，迫切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以便全黨全國人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國際上，很長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國際友人對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製定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繼承性和穩定性議論紛紛，持一種懷疑態度。這對於我國爭取國際合作搞“四化”是很不利的。曆史要求作出正確的抉擇。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就培養接班人問題的緊迫性，講了幾條“對高級領導幹部來說不是那麽愉快”的意見：（1）現在我們國家麵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不是四個現代化的路線、方針對不對，而是缺少一大批實現這個方針和路線的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要有人幹，誰來幹？反正靠我們坐辦公室畫圈圈不行，沒有希望。我們老同誌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2）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係勢力還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來主持工作，王洪文說，十年後再看。十年後，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在座的老同誌也鬥不過他們，你們能活多久啊？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這個問題，將來我們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會有大批林彪、“四人幫”派係的人上來接班，會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災難。（3）因此，對於我們的老同誌來說，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認真選拔好接班人，要讓路，要準備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現在的廟很多，每個廟的菩薩也很多，老同誌蓋住了，年輕人上不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這個問題，十年後不曉得會出什麽事，我們就些老同誌就向黨和人民交不了賬。
老同誌如何交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初步思路：有人說，青年人壓不住台，幫他們壓嘛！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製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看來，顧問製度還是一個出路，應該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製度。我們還沒有正式討論，今天我先發個議論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繼三中全會以後，又一次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三中全會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五中全會主要解決組織路線。會上，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不進一步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現在確實還有一批幫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幫’那套思想體係的，打砸搶的，頭上長角、身上有刺的，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又一次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後再看”的話，向全黨呼籲：當前最重要的還是選好接班人。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五年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在座的相當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時再考慮接班人問題就晚了。對於一些優秀分子為什麽不能上來，怎樣解決擋路的問題，就非常需要認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們這些老同誌，包括我在內，要是辦不好這件事，就交不了賬了。葉劍英也指出：造就培養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確是擺在我們麵前的十分重要的緊迫的戰爭任務。
五中全會討論了黨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製；全會還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相對年輕的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結束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誌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決定》，目的是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中央領導階層騰出台階。應當說，這些舉動在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方麵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總的來說，步子、動作還不夠迅速和大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顧慮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將決定中央人事變動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變革作重要講話。他說：“這項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幹部接班）當然要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錯過時機，老同誌不在了，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晚了，要比現在難得多，對於我們這些老同誌來說，就是犯了曆史性的大錯誤。”他再次針對一些老同誌的擔心和顧慮進行說服：“有些同誌說，幹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1975年，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做法，我說過這個話……但是我們不能老守著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提拔幹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誤現代化建設的大事，現在就已經誤了不少啊！”“有些同誌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不夠，隻是比較而言。老實說，老幹部對於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不是也沒有什麽經驗，也要犯一些錯誤嗎？”“同誌們回想一下，我們中間許多人當大幹部、做大事，開始的時候還不到二三十歲？”鄧小平的講話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
11月10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9次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政治局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會議認為華國鋒繼續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是不適當的。許多同誌提議鄧小平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鄧小平認為，從年輕化角度考慮，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不適宜，他推舉了年輕的胡耀邦。鑒於軍委主席暫無其他適當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年輕的同誌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十一屆六中全會標誌著中央領導層的重大人事變動，實現了平穩的交接。但是，就全國範圍來說，老同誌讓路，中青年幹部接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存在一定阻力。鄧小平為此繼續奔走呼號。六中全會剛落下帷幕，鄧小平想到讓路接班的問題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留下來開會。他說，對我們這次六中全會，外國人反映說，是用和平方式解決交接班問題，解決中央人事的大問題，稱讚我們很順利、很穩定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但是，全國範圍的幹部接替問題，如果再過三五年不解決，那就可能造成一種混亂，要來一次災難。解決這樣一個大問題，老同誌要開明，要帶頭。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他還不客氣地批評：有相當部分老同誌還沒有解決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這個問題。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老同誌讓路、讓中青年幹部上來的問題時把它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在此期間，對於提拔中青年幹部，葉劍英、陳雲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也積極呼籲。
特定的曆史選擇了史無前例的形式：顧問委員會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的實踐步履艱難。這除了一些老幹部主觀認識方麵的原因外，也還存在一些客觀因素的製約。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來我們黨沒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幹部，造成幹部隊伍的青黃不接，如果老同誌一下全丟手退下來，確有實際困難，年輕的幹部也需要經驗豐富的老同誌傳幫帶。這種特殊的曆史現狀就決定了：要在短時期內，徹底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製，全麵實行領導幹部的退休製度，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退休製度，還難以達到，必須尋找一個過渡的辦法。
實際上，自1980年新老幹部交替的矛盾日顯尖銳時，黨中央和鄧小平就開始思考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
1980年8月間，中央開始考慮設顧問委員會。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可以讓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誌，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
1981年7月2日，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帷幕剛落下沒幾天，鄧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又提到設立顧問委員會以容納一些老同誌的設想。並說“這是為後事著想”。
真正考慮成熟並下決心決定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在十二大召開前夕。1982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諾羅郭？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時說，幹部老化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談到老幹部壓在上麵，中青年幹部上不來的問題時轉述了聶榮臻的一句話。聶榮臻提出，步子要穩當，我讚成；他有一個好意見，就是要結合，老的一下丟手不行，老的要結合中青。他還說，幹部年輕化，台階可以上快一點，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這些人交不了帳。如果再拖5年，怎麽辦？
7月30日，十一屆七中全會舉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同誌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鄧小平在會上說：“這次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製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為什麽要這種過渡？鄧小平說：“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幹部老化，但老同誌是骨幹，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還有，我們多年來對中青年幹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沒有注意這方麵的工作嘛！而且還得承認，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兩種情況都有。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渡。設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領導幹部職務從終身製走向退休製的過渡。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他還說：“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十年。”
8月6日，距黨的十二大的召開還有24天，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並通過修改後的新黨章草案。胡耀邦在大會閉幕時透露，將有相當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體弱的老同誌要退出來，轉到中央顧問委員會，擔負起支持幫助新中央委員會的重任。
9月1日至11日，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拉開帷幕。會議審議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級設立顧問委員會，並規定了各自的性質和權限。“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中央顧問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谘詢。”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9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為副主任；選舉了25名常務委員。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作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地更年輕一些，同時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們一些老同誌在退出第一線之後，還能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成立，在曆史轉折關頭，為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以後，協助黨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鄧小平在中顧委成立之時就預計：全國範圍內的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十年。從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十年。十年來，黨的幹部離休、退休製度已全麵建立並正順利執行，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已取得如期進展，同時，顧問委員會曆時兩屆，委員們大都年事已高，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組織，其使命已完成。鑒此，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央顧問委員會提出：“十四大”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十四大”高度評價了中顧委十年來所做出的功績，並經過充分討論，決定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直轄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
中南海新來的“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