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4)
1958年1月初，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有針對性地發了一通脾氣，說：《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在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沒想到反冒進時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幹部！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南寧會議。毛澤東在開會的頭兩天以反對分散主義為話題批評了國務院的工作後，又尖銳地批評了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實事求是地糾正經濟建設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冒進“錯誤”。他說：不要再提反冒進這個詞。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這是政治性、方針性問題。“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50米遠了！”1956年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格子沒有劃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看問題要分清主流與支流、現象與本質。反冒進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
南寧會議開會時，周恩來正在北京忙於接待也門共和國王太子巴德爾。13日，當周恩來趕赴南寧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仍在猛烈抨擊反冒進。16日上午，毛澤東在發言時拿著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文章，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接著，他又說：上海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1/5，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周恩來檢討說：這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
毛澤東接連不斷的聲色俱厲的批評，使會議氣氛異常緊張，更使反過冒進的人坐臥不寧。與會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麽會發這麽大的火！這時，耳聞目睹了毛澤東批評的周恩來，更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從到達南寧的這天起，他幾乎天天都約請參加會議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談話，了解情況，征求意見，開始準備檢討反冒進“錯誤”的發言提綱。周恩來於19日上午飛廣州會見外賓後馬上折回南寧，在尚未適當休息的情況下，便在晚上8時召開的會議上做了檢查。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評中涉及到的問題，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個錯誤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示畏縮，常常隻看見物看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這是一種右傾保守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他表示：“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由於周恩來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主動承擔了責任，未對毛澤東脫離實際的批評作任何解釋和申辯，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會議的緊張氣氛，未使事態向惡性方向發展。但是，南寧會議的反反冒進，卻促進了中共黨內急躁冒進左傾思想的急劇膨脹。這時，周恩來處在兩難的矛盾狀態中：一方麵，他要在一般原則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爭取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構想，並檢討反冒進“錯誤”；但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具有清醒頭腦的共產黨人，他在對經濟建設的指導上又盡可能要堅持穩重與謹慎的立場。
就在周恩來做檢討後的1月下旬，他在審改《關於1957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58年預算草案的報告（草稿）》時，在文中“為了在15年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一語的“15年之後”，增加了“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九個字；並在“為了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中，刪去“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增寫了“並且爭取提前”六個字。誠然，在這時急躁冒進的大氣候下，周恩來此舉不會有什麽效果，但畢竟可以從細微之處看出他同“大躍進”的倡導者和主動參與者之間，在思想上仍是有一段明顯距離的。
毛澤東對南寧會議的結果十分滿意，但是他也看到隻開一兩次這樣的會議，是不足以把反冒進“空氣改變過來”而成為“大躍進”的空氣；隻有連續召開幾次小型、中型再過渡到大會議，才能奏效。於是，毛澤東提議在北京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再到成都去開一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同時他對反過冒進的領導人發出警告：以後隻能反右傾促守，不能反冒進。雖然這個錯誤現在還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但如果要固執下去，看問題的方法不有所改變，到那時也許變成兩個指頭，並發展到自己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地步。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說：我覺得恩來同誌在1956年11月二中全會上的基本觀點就是：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這兩句話。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則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打擊群眾的反冒進事件，它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今後還要注意有人要反冒進。
周恩來在19日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23日作關於三峽樞紐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報告之後，又在25日再一次檢討反冒進“錯誤”。他說：“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40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反冒進的“錯誤”主要在於“將一個指頭當做多數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製，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檢討不滿意。他在周恩來檢討後說：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需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這個問題，不是什麽責任問題，也不是總要聽自我批評的問題。在南寧會議我們都聽了，在北京也聽過了。
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迫使周恩來還將在下一輪舉行的中央八大二次會議上，按照毛澤東所主張的“從方法問題上”，即以脫離實際的“多些、快些”的方法為主題繼續檢討。
26日，劉少奇在會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由於以上中共中央召開的多次中小型會議，毛澤東都順利地開展了反反冒進的鬥爭，這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和“大躍進”的全麵發動，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輿論和理論等方麵的準備，全國性的你追我趕、“力爭上遊”的“大躍進”局勢已經形成。可以說，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毛澤東宣布：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
5月5日，作為對全國性“大躍進”進行總動員並對1956年反冒進作正式結論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在開會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作出這樣的判斷：1956年至1958年中國經濟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的經濟建設是高潮和躍進，而反冒進卻使1957年經濟建設出現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經濟建設則是更大的高潮和躍進。為此，被認為應該對1956年反冒進“錯誤”負主要責任的周恩來、陳雲被安排再次在中央黨的會議上進行檢討。
16日是陳雲做檢討。他在檢討中說：對於反冒進，“我負有主要責任，首先是在思想影響上有主要責任”。同時，他還檢討了犯“錯誤”的原因等問題。
17日是周恩來做檢討。他在這次會上的發言稿，是他花了十多天（其中有七天閉門未出，停止了一切對外活動），數易其稿並經過若幹次修改後寫成的。在這次會議前後的一段時間裏，周恩來內心顯得異常苦悶。
據當時的學習秘書範若愚回憶說：“在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對我說，要起草一個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要我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住幾天。回到北京後不久，我就住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去了。”“有一天，周恩來同誌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做‘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他對我說，因為這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隻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5、6分鍾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我發現周恩來同誌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
這一天，周恩來在發言時首先表示擁護大會的各項報告和毛澤東的講話，然後圍繞支持“大躍進”這個核心問題進行檢討，再次承擔了犯“錯誤”的責任，表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接著，他著重檢討了反冒進“錯誤”的性質，深挖了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風方麵存在的“問題”。
在陳雲、周恩來檢討以後，毛澤東在會上公開宣布“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國家經濟建設還得“靠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同時，開展反反冒進鬥爭的目的已經實現，緊迫地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麵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務是全力以赴領導全國的“大躍進”運動。但是在會上，毛澤東還從另一角度多次發出要注意“我們黨內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說：假如我們黨在某個時候，“有些人不顧大局”，像高崗那樣，“那就要分裂”。因此，“代表大會的代表同誌，你們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照顧大局，誰就會跌筋鬥。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裏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準備。”實際上，這就是說誰要再反冒進，誰就是不要黨的團結的分裂主義。這樣就使中共黨內的民主氣氛再次遭到嚴重損害。
從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到八大二次會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向發生逆轉。在毛澤東所發動的持久的愈來愈烈的反反冒進鬥爭麵前，黨內沒有人再能夠發表不同意見了，從而使毛澤東極力倡導的有很大片麵性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八大二次會議所接受。
會後，周恩來、陳雲等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在經濟建設中發揮其主動、求實和創造性的作用了，全國立即掀起了一個打破常規、追求高速度、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的迅起，使本來就底子薄、基礎差的年輕共和國受到了一次客觀經濟規律的嚴厲懲罰。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這段曆史時指出：“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誌、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誌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地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樣，就為1955年底至1958年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爭論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正確的曆史結論，並從中引起出了彌足珍貴的曆史教訓。
第二節 廬山風雲洶湧激彭帥冤離永福堂（1）
彭德懷詼諧地說：“花錢買來了一件‘緊身咒’，穿不得，穿不得！”彭德懷在中南海居住時，有一個小保險櫃，裏麵放著四樣他最心愛的東西，一枝左輪手槍，一枚紅星獎章，八塊銀元，還有一包曆史資料。沒有異議，沒有爭論，會議迅速凝結成為一個聲音：反右！反右！反右！
“永福堂”和它的主人
中南海懷仁堂的東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間，有一座中國古老式的建築，名叫“永福堂”。1953年，彭德懷從朝鮮回來後，就住在這裏。
這座院落，有北房五間，西頭的兩間打通了隔牆，是彭德懷的辦公室和會客室。東頭的兩間是臥室兼作他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學習的地方。當中的一間，由東到西打了一個隔斷，隔出十來平方米的一塊空間，作為餐室。東廂房作會議室，有時用來召開軍委辦公會議，後改為宿舍，西廂房是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宿舍。
彭德懷剛搬來時，這座房子由於長年日曬雨淋，沒有及時維修，門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剝落，花花點點，不像個樣子。尤其是辦公室天棚的一角也漏雨，每逢下雨總要濕上一大片。管理部門的同誌對此很是過意不去，幾次提出要對房屋進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懷拒絕了。他說：“哪裏漏就補哪裏，能住就行了！”並多次囑咐工作人員：“你們要把心計用在國家這個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著我這個小‘家’，要把錢節約下來，先用於國家經濟建設上。”
1956年春，管理部門對房屋進行檢查後，根據房屋的破損情況，又一次提出要油漆門窗和廊柱，並送來了維修計劃。彭德懷聽了工作人員的匯報以後，把臉一沉說：“又修什麽！這不是蠻好的嘛。更不要油漆！房子是住人的，也不是圖好看！你們就是不考慮工人、農民住得怎麽樣，也不考慮國家的困難！”工作人員將彭德懷的意見轉告給修繕隊，他們解釋說，彭總的心意他們知道，但油漆門窗廊柱不是為了圖好看，主要是為了防腐蝕，延長房屋使用年限，這完全符合彭德懷要求的精神，並要工作人員再次向彭總請示。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南寧會議。毛澤東在開會的頭兩天以反對分散主義為話題批評了國務院的工作後，又尖銳地批評了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實事求是地糾正經濟建設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冒進“錯誤”。他說：不要再提反冒進這個詞。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這是政治性、方針性問題。“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50米遠了！”1956年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格子沒有劃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看問題要分清主流與支流、現象與本質。反冒進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
南寧會議開會時，周恩來正在北京忙於接待也門共和國王太子巴德爾。13日，當周恩來趕赴南寧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仍在猛烈抨擊反冒進。16日上午，毛澤東在發言時拿著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文章，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接著，他又說：上海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1/5，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周恩來檢討說：這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
毛澤東接連不斷的聲色俱厲的批評，使會議氣氛異常緊張，更使反過冒進的人坐臥不寧。與會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麽會發這麽大的火！這時，耳聞目睹了毛澤東批評的周恩來，更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從到達南寧的這天起，他幾乎天天都約請參加會議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談話，了解情況，征求意見，開始準備檢討反冒進“錯誤”的發言提綱。周恩來於19日上午飛廣州會見外賓後馬上折回南寧，在尚未適當休息的情況下，便在晚上8時召開的會議上做了檢查。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評中涉及到的問題，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個錯誤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示畏縮，常常隻看見物看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這是一種右傾保守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他表示：“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由於周恩來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主動承擔了責任，未對毛澤東脫離實際的批評作任何解釋和申辯，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會議的緊張氣氛，未使事態向惡性方向發展。但是，南寧會議的反反冒進，卻促進了中共黨內急躁冒進左傾思想的急劇膨脹。這時，周恩來處在兩難的矛盾狀態中：一方麵，他要在一般原則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爭取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構想，並檢討反冒進“錯誤”；但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具有清醒頭腦的共產黨人，他在對經濟建設的指導上又盡可能要堅持穩重與謹慎的立場。
就在周恩來做檢討後的1月下旬，他在審改《關於1957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58年預算草案的報告（草稿）》時，在文中“為了在15年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一語的“15年之後”，增加了“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九個字；並在“為了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中，刪去“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增寫了“並且爭取提前”六個字。誠然，在這時急躁冒進的大氣候下，周恩來此舉不會有什麽效果，但畢竟可以從細微之處看出他同“大躍進”的倡導者和主動參與者之間，在思想上仍是有一段明顯距離的。
毛澤東對南寧會議的結果十分滿意，但是他也看到隻開一兩次這樣的會議，是不足以把反冒進“空氣改變過來”而成為“大躍進”的空氣；隻有連續召開幾次小型、中型再過渡到大會議，才能奏效。於是，毛澤東提議在北京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再到成都去開一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同時他對反過冒進的領導人發出警告：以後隻能反右傾促守，不能反冒進。雖然這個錯誤現在還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但如果要固執下去，看問題的方法不有所改變，到那時也許變成兩個指頭，並發展到自己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地步。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說：我覺得恩來同誌在1956年11月二中全會上的基本觀點就是：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這兩句話。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則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打擊群眾的反冒進事件，它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今後還要注意有人要反冒進。
周恩來在19日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23日作關於三峽樞紐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報告之後，又在25日再一次檢討反冒進“錯誤”。他說：“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40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反冒進的“錯誤”主要在於“將一個指頭當做多數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製，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檢討不滿意。他在周恩來檢討後說：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需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這個問題，不是什麽責任問題，也不是總要聽自我批評的問題。在南寧會議我們都聽了，在北京也聽過了。
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迫使周恩來還將在下一輪舉行的中央八大二次會議上，按照毛澤東所主張的“從方法問題上”，即以脫離實際的“多些、快些”的方法為主題繼續檢討。
26日，劉少奇在會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由於以上中共中央召開的多次中小型會議，毛澤東都順利地開展了反反冒進的鬥爭，這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和“大躍進”的全麵發動，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輿論和理論等方麵的準備，全國性的你追我趕、“力爭上遊”的“大躍進”局勢已經形成。可以說，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毛澤東宣布：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
5月5日，作為對全國性“大躍進”進行總動員並對1956年反冒進作正式結論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在開會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作出這樣的判斷：1956年至1958年中國經濟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的經濟建設是高潮和躍進，而反冒進卻使1957年經濟建設出現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經濟建設則是更大的高潮和躍進。為此，被認為應該對1956年反冒進“錯誤”負主要責任的周恩來、陳雲被安排再次在中央黨的會議上進行檢討。
16日是陳雲做檢討。他在檢討中說：對於反冒進，“我負有主要責任，首先是在思想影響上有主要責任”。同時，他還檢討了犯“錯誤”的原因等問題。
17日是周恩來做檢討。他在這次會上的發言稿，是他花了十多天（其中有七天閉門未出，停止了一切對外活動），數易其稿並經過若幹次修改後寫成的。在這次會議前後的一段時間裏，周恩來內心顯得異常苦悶。
據當時的學習秘書範若愚回憶說：“在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對我說，要起草一個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要我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住幾天。回到北京後不久，我就住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去了。”“有一天，周恩來同誌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做‘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他對我說，因為這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隻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5、6分鍾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我發現周恩來同誌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
這一天，周恩來在發言時首先表示擁護大會的各項報告和毛澤東的講話，然後圍繞支持“大躍進”這個核心問題進行檢討，再次承擔了犯“錯誤”的責任，表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接著，他著重檢討了反冒進“錯誤”的性質，深挖了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風方麵存在的“問題”。
在陳雲、周恩來檢討以後，毛澤東在會上公開宣布“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國家經濟建設還得“靠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同時，開展反反冒進鬥爭的目的已經實現，緊迫地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麵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務是全力以赴領導全國的“大躍進”運動。但是在會上，毛澤東還從另一角度多次發出要注意“我們黨內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說：假如我們黨在某個時候，“有些人不顧大局”，像高崗那樣，“那就要分裂”。因此，“代表大會的代表同誌，你們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照顧大局，誰就會跌筋鬥。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裏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準備。”實際上，這就是說誰要再反冒進，誰就是不要黨的團結的分裂主義。這樣就使中共黨內的民主氣氛再次遭到嚴重損害。
從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到八大二次會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向發生逆轉。在毛澤東所發動的持久的愈來愈烈的反反冒進鬥爭麵前，黨內沒有人再能夠發表不同意見了，從而使毛澤東極力倡導的有很大片麵性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八大二次會議所接受。
會後，周恩來、陳雲等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在經濟建設中發揮其主動、求實和創造性的作用了，全國立即掀起了一個打破常規、追求高速度、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的迅起，使本來就底子薄、基礎差的年輕共和國受到了一次客觀經濟規律的嚴厲懲罰。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這段曆史時指出：“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誌、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誌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地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樣，就為1955年底至1958年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爭論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正確的曆史結論，並從中引起出了彌足珍貴的曆史教訓。
第二節 廬山風雲洶湧激彭帥冤離永福堂（1）
彭德懷詼諧地說：“花錢買來了一件‘緊身咒’，穿不得，穿不得！”彭德懷在中南海居住時，有一個小保險櫃，裏麵放著四樣他最心愛的東西，一枝左輪手槍，一枚紅星獎章，八塊銀元，還有一包曆史資料。沒有異議，沒有爭論，會議迅速凝結成為一個聲音：反右！反右！反右！
“永福堂”和它的主人
中南海懷仁堂的東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間，有一座中國古老式的建築，名叫“永福堂”。1953年，彭德懷從朝鮮回來後，就住在這裏。
這座院落，有北房五間，西頭的兩間打通了隔牆，是彭德懷的辦公室和會客室。東頭的兩間是臥室兼作他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學習的地方。當中的一間，由東到西打了一個隔斷，隔出十來平方米的一塊空間，作為餐室。東廂房作會議室，有時用來召開軍委辦公會議，後改為宿舍，西廂房是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宿舍。
彭德懷剛搬來時，這座房子由於長年日曬雨淋，沒有及時維修，門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剝落，花花點點，不像個樣子。尤其是辦公室天棚的一角也漏雨，每逢下雨總要濕上一大片。管理部門的同誌對此很是過意不去，幾次提出要對房屋進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懷拒絕了。他說：“哪裏漏就補哪裏，能住就行了！”並多次囑咐工作人員：“你們要把心計用在國家這個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著我這個小‘家’，要把錢節約下來，先用於國家經濟建設上。”
1956年春，管理部門對房屋進行檢查後，根據房屋的破損情況，又一次提出要油漆門窗和廊柱，並送來了維修計劃。彭德懷聽了工作人員的匯報以後，把臉一沉說：“又修什麽！這不是蠻好的嘛。更不要油漆！房子是住人的，也不是圖好看！你們就是不考慮工人、農民住得怎麽樣，也不考慮國家的困難！”工作人員將彭德懷的意見轉告給修繕隊，他們解釋說，彭總的心意他們知道，但油漆門窗廊柱不是為了圖好看，主要是為了防腐蝕，延長房屋使用年限，這完全符合彭德懷要求的精神，並要工作人員再次向彭總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