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豐澤園主席論大小！俞、胡相繼受批判(4)
第一個基本論斷確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胡風說這是對他1937年寫的一篇強調文藝實踐的文章的批評。而得出這個論斷，實際上是完全割棄了當時的曆史環境和實踐的要求，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1937年，要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必須“首先”“具有”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那就隻有或者完全取消文藝運動”，“嚇退了作家，堵死了作家在實踐上參加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因而也就堵死了作家在實踐上走向以至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第二個基本論斷確認，“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創作方法和世界觀是不可能分裂而隻能是一元的”。胡風論證這是把哲學概念機械地搬弄到藝術創作上來，與俄國“攔普”派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是“銅牆鐵壁，滴水不漏”的“死硬”公式，很少有作家能在實踐上受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引導。
第三個基本論斷確認，“在階級社會裏，無論怎樣的現實主義都是有階級性的”。胡風論證現實主義是文藝上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現實主義，是不能當做意識形態本身劃分階級成分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可以打破作家的“階級同情”和“政治成見”，使其作品的內容達到高度的現實主義真實性。
鑒於林、何文章有三個原則性結論，即：第一，胡風的錯誤是“看不到舊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根本區別”；第二，胡風片麵強調“主觀戰鬥精神”，而沒有強調更重要的是忠實於現實，這根本上就是反現實主義的；第三，胡風“否認文學藝術中的黨性原則”，胡風針對這三個結論作了大量的駁論。他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個“能在最大的限度上動員作家參加實踐的廣泛的概念”，“隻要是有反帝反封建的傾向，多少有人民解放的感情要求的作家，隨處可以吸取人民底痛苦和渴求”，都能找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對此不能用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先驗的概念”來作“死硬的裁決”。關於“主觀戰鬥精神”，胡風說這一向是界定在具體內容裏麵的，即文藝的特殊性及任務是寫人，表現人，由此寫出“人生的真實”，因此作家須有“和人民痛癢相關的胸懷”，“主觀精神”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離開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和寫真實的藝術要求，企圖把“主觀精神”做成一個“主觀唯心論”的斷案，就是取消創造實踐的基本規律，否定或悶死實踐。關於黨性原則，胡風認為不能抹殺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脫離空間”地“設定和論斷問題”；實踐中從來沒有抽象的黨性立場，工人階級的立場一定是代表了並通過人民大眾的立場表現出來的，“割棄了人民大眾底立場”，空談所謂“工人階級立場”，隻能是“不帶一點人間煙火氣”的“清教徒”式的抽象概念，實際上是脫離曆史和政治、取消實踐和黨性的，隻能使“黨的、人民的文藝事業一定非要更加枯死不止”。
胡風在“意見書”中還論辯了“關於生活和實踐”“關於思想改造”“關於民族形式”“關於‘題材’”等一係列具體論點上的分歧及其在文藝實踐中的後果。在全部上列理論與事實的基礎上，胡風把問題的關鍵歸結到“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庸俗的主觀主義”及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宗派主義”。論證了文藝界領導的主觀主義理論“在解放以後用黨底名義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采用的又儼然是代表黨中央的口氣”裁定是非曲直，用使群眾不能也不許表示不同意見的“行政命令的手段”造成“極其頑強的宗派主義”。為此，胡風痛心疾首地提出一個尖銳的見解，即“在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麵”，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式的文藝批評，“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概括地說，這“五把刀子”是：
第一，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善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和這個“世界觀”“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路子……胡風認為，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第二，隻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農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當做生活。第三，隻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踐，脫離了勞動，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第四，隻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隻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胡風認為這就使得作家在沉重的複古空氣下無所動、無所言。第五，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這就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主義”的被動機器，完全依賴題材，勞碌奔波地去找題材……直至完全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為止。
“五把理論刀子”的概括，凝聚了胡風對違背文藝發展規律的“理論原則”與領導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強烈憤慨。他迫切期望改變現狀，強烈呼籲“放棄完全違反了創造規律的理論統治權，放棄完全否定了文藝特質的對於作品的判決權，放棄完全堵死了作家底成長道路的領導方式”，以便使黨和人民的文藝事業“恢複元氣，和現實曆史底偉大而急劇的發展相就，達到它應該能夠達到的高度的成就”。在“意見書”的最後，胡風並沒有停留在對文藝現狀的剖析和個人文藝觀點的申辯上，而是積極、鄭重地向中央提出了改進文藝領導工作的建議，特別從文學運動的方式、基礎、原則、步驟以及領導體製、機構設置、工作方法及黨的領導作用等多方麵，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方案和參考意見。
總之，胡風的“三十萬言書”融入了胡風及與他相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共和國、對共產黨、對人民領袖的忠誠、信任的希望，其最大的期待是求得最高領導層“對於當前文藝運動底任務和方式取得基本上的共同認識，奠定黨中央主動的領導地位，發揮創造潛力，能夠把創作實踐和思想鬥爭在最大限度上向前推進”。
陣線的“混淆”與“分明”
從1954年10月起，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派在各個學術領域的代表人物、批《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權威投降的浪潮，突發地擴展到全國。毛澤東在寫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及有關負責人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對文藝界領導在一係列文藝現象上的漠然態度提出嚴厲的批評。這一信息的傳出，使胡風在焦急期待中看到了希望，自認為這是中央領導層對他們“意見書”的“回應”。特別是《文藝報》曾多次組織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現在被指責為以貴族老爺態度對待“小人物”，壓製新生力量，這對於胡風來說不啻有力的鼓舞。他不甘寂寞，要通過對《文藝報》的批評進一步闡述他遭受多年壓製的文藝理論觀點。
11月7日和10日，胡風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作了兩次批判性發言。他指責《文藝報》對胡適派代表人物妥協投降，卻對阿壟、路翎、魯藜等新生力量無情壓製，基本上是“從庸俗社會學的思想態度和思想方法出發”來臧否作品，“被這種庸俗社會學所武裝，批評家就‘自我膨脹’起來，不把作家當成戰友或勞動者同誌看待，有時候以政治教師的麵目出現，有時候以技巧教師的麵目出現，當然，最厲害的是以下判決詞的法官麵目出現。總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則去寫”，直至“采取了把作品簡單地劃分階級成分的方式，這一劃就把作家劃得不能動了……”在這次會議上，路翎也以作協理事的身份發言，他列舉自己的作品受到粗暴對待的事實，證明文藝批評家們“充滿了‘左’的激情”，“是以‘立法者’的姿態來說話”，“在作品的任何詞句，任何形容詞裏都可以找出‘資產階級’以至‘反抗祖國’的罪名來”，從而“嚴重地摧殘著文學創作的生機……”
從表象來看，在對《文藝報》的批判上，胡風和運動的發起者似乎是站在同一陣線內。胡風自己也正是被這一表象所遮蔽，才毫無顧忌地慷慨陳詞。然而，胡風完全搞錯了。這場自上而下發動的徹底肅清資產階級思想、使其不再有存在的自由的政治批判運動，實質上是決不允許“混淆”戰線的。胡風在會上的發言，當場就有人起來反駁。到12月8日在文聯作協主席團的擴大聯席會議上，文聯和作協副主席周揚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長篇發言，其中有一部分專門講“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周揚列舉了胡風對民族文化遺產曆來采取“虛無主義”態度，說他貶低《紅樓夢》的積極意義；重提胡風推薦《論主觀》文章，說他狂熱鼓吹“主觀精神”，熱烈崇拜“自發性”，並對舒蕪拋棄過去的錯誤“表示了狂熱的仇視”；指責胡風對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是“把關於文學的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律稱之為庸俗社會學而加以否定”；指責胡風在詩歌形式問題上“販賣他一向否認技巧和反對民族形式的錯誤理論的私貨”；斷言胡風從來不是他所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向資產階級投降和壓製新生力量的“外表的背後”，“胡風先生的計劃卻是藉此解除馬克思主義的武裝！”這一席話，可謂涇渭分明。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這個報告全盤否定了胡風呈交中央的“意見書”，說他很有係統地、堅決地宣傳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報告概述了多年來圍繞胡風文藝思想展開的鬥爭及胡風錯誤思想在各方麵的表現，最後確認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到領導地位，反對和抑製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麵貌來改造社會和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報告認為，胡風思想代表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的攻擊，反映了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由於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群眾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開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更加危險。在上述一係列嚴重判斷下，報告提出了對胡風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進行徹底批判的任務和全麵、公開批判胡風的具體部署。
中共中央當即批準並轉發了這個報告，並在批語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看待。基於這樣的估計，胡風文藝思想中有關促進文學藝術逐漸擺脫革命時期絕對服從戰爭需要的“革命功利主義”，轉向真正按照文藝自身規律發展的理論價值，被完全忽視了。文藝思想和文藝見解問題被賦予了兩大對抗階級嚴重鬥爭的性質。這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在接到胡風“意見書”之後，對胡風文藝思想所作的正式結論。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迅即在全國範圍展開。從中央到地方分別召開作家、藝術工作者、大專院校有關教師的座談會、討論會和批判會；全國報刊集中發表大量文章，形成了對胡風的圍剿。文化界知識界許多著名人士紛紛發言、撰文、表態，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是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文章把胡風“意見書”中反對“五把理論刀子”和改進文藝領導工作的建議，歸結為“反黨、反人民的文藝綱領”；確認胡風所提出的問題實質上“不單獨限於文藝一個領域，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性的問題”；判定胡風的“意見書”是“有一般意義的、思想和行動的綱領”即“一個實際上反對社會主義的綱領”。《人民日報》發表著名人士如此鮮明的權威性論斷，比黨內指示更具有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力。人們已不懷疑這場鬥爭的嚴重性質，但尚未預料到問題一旦超出思想範疇而擴展到政治範疇，鬥爭的方法和手段就失去了任何限製和約束，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國家法製所規定的範圍。
“有罪推定”和政治審判
1955年4月13日，曾對胡風“反戈一擊”的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一文。為了證明胡風當年是充分讚同他的《論主觀》文章的，舒蕪拿出了40年代以來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此事帶有某種偶然性，卻立即受到領導機關的特別重視，指示舒蕪對這些信件加以分類整理，並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開發表，同時還發表了胡風寫的《我的自我批判》。
《人民日報》為舒蕪這些信件所加的分類標題令人觸目驚心，諸如：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製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怎樣一貫反對和抑製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自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怎樣進行了一係列宗派活動”等等。此外還加了許多說明和注解，對信中的內容隨意加以引申。這樣編織在一起的“材料”，似乎可以嗅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舒蕪語），但支持上述斷語的證據，僅僅是舒蕪交出來的34封信件和片斷摘抄。盡管這些“材料”掐頭去尾，支離破碎，具有顯而易見的牽強附會性質，但這種做法還是被作為徹底粉碎“胡風集團”的重要手段。
和發動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一樣，毛澤東一開始就直接介入對胡風的鬥爭。他為5月13日的《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語，將經過編織的“材料”與胡風的“自我批判”兩相對照，得出結論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按語要求所謂胡風“集團”中的人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要求“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強調交出“密信”是“胡風派每一個人的惟一出路”。這樣，就使逼取所謂“密信”、羅織罪名的手段“合法化”了。5月初，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組成胡風專案組，分別到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曆史情況，搜集查抄有關信件。
令人詫異的是，就在對胡風的調查尚在進行當中，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批準逮捕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風，胡風的夫人梅誌也同時被捕。緊接著，全國各地逮捕“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行動迅速秘密地展開。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通過決議，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協會籍，撤銷他的作協理事、文聯委員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胡風其人此後25年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消失了，但對胡風的批判鬥爭卻進入了高潮。
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報》相繼公布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這些材料是根據各方麵收繳上來的胡風與他人的私人信函摘編成的。鑒於第一批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一些“同情胡風”的人認為“不能據此定罪”，第二批材料摘錄了胡風在全國解放以後寫的68封所謂“密信”，證明胡風對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導，對毛澤東的《講話》的“汙蔑和攻擊”；證明胡風如何“擴大以他為首的反動集團的組織、建立活動據點、派遣他的集團分子打進中共黨內進行偷竊文件、探聽情報等反革命活動”，證明胡風在新中國成立後，是如何“指揮他的反動集團向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猖狂的進攻，並在進攻失敗以後，如何布置退卻，掩護自己，以待時機。”
毛澤東為這批材料寫了大段的按語，其中一條從“宗派”說起，接連下了一連串毋庸置辯的斷語：胡風這批人，過去說是“小集團”，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王國”，它們“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在這裏，“胡風集團”的人數擴大了，而且其範圍擴展到一係列重要政府部門，其“成員”都是各種窮凶極惡的敵對分子，並負有“顛覆共和國”的政治使命，真可謂十足的“反革命集團”。這則按語的最大特點，是用“政治”邏輯取代了法律程序上的“起訴書”和“判決詞”，其用語、口吻都顯示了超越法律之上的巨大威懾力。在這裏，胡風與他人的私人信件是被斷章取義、加義注釋和引申，作為“反革命”的物證來使用的，但即使根據所謂“密信”摘編成的“材料”，也幾乎沒有哪一條能跟上述一係列指控對上號。然而，這並不妨礙對胡風等人的“審判”和“判決”，正如按語中突出強調的“這裏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一律”，就是不許一切想要“輿論不一律”的“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也就是說，“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在這裏，以法官麵目出現的，不是國家法製原則，而是政治家的“政治”邏輯，凡對此感到“理虧”的，則被說成是一些“糊塗的人們”。
為了使上述“判決詞”顯得更有“分量”，6月10日《人民日報》公布第三批材料，力圖證明胡風及其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同特務機關“有密切聯係”，“長期偽裝革命”，“幹著反革命勾當”。毛澤東在加寫的按語中強調：“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揭露！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必須受到應有的懲處！”並告誡人們必須研究胡風等人的策略，以便戰勝他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6月15日，《人民日報》將前後三批材料匯編成冊，統一定名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公開出版發行。毛澤東為該書寫了序言，要求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中學得一些東西，激發革命熱情，提高辨別能力，把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
曆史的結論與教訓
一個真正的文藝問題的論爭，經由政治批判階段，最終演變為一場全國規模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這實際上為中國此後曆次政治運動提供了一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範例，形成幾乎一成不變的思想批判——政治上綱——組織清查——追溯曆史的運動程式，使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和良知長期受到壓抑和扭曲。悲劇遠未落下帷幕。隨著對胡風文藝思想的粗暴批判。文學藝術的發展日益陷入單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狹窄天地，文藝家在政治概念與藝術追求的兩難抉擇中，不得不鈍化藝術感覺、壓抑創造精神，去服從“革命功利主義”要求，為政治服務或為政策作形象注釋，文學家的主體意識和個性化的藝術風格幾乎消失殆盡，嚴重阻滯了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
在全國對胡風集團的清查中，共觸及2100餘人，其中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胡風和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在那個時代文壇悲劇的巨大陰影籠罩下，長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極端痛苦的磨難。胡風本人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政治上的平反。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了有關部門對胡風問題的複查報告，確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誌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這個平反決定當時主要著重於政治方麵，而對胡風文藝思想等方麵的問題還來不及仔細複查研究，以致仍沿用了過去的一些提法。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胡風同誌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通知》在對胡風的政治曆史和文藝思想等方麵的幾個問題進行複查的基礎上，提出對1980年平反決定中遺留的問題進一步平反。這就是：撤銷所謂胡風“把黨向作家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到工農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等正確的指導思想，說成是插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這種不符合胡風原意的判斷；撤銷“胡風等少數同誌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製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這一政治性結論；撤銷“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這一論斷。時隔8年的兩次平反，體現了一個大的思想跨度。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鬥爭，完全違背民主與法製原則，無端打出一個“反革命集團”，當然必須平反，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坦誠、鄭重的工人階級政黨。而新的時代呼喚科學的精神，進一步要求重新審視胡風一案所涉及的全部複雜的政治曆史問題和文藝論爭問題。這就是中央辦公廳的補充通知所指出的：關於“進行宗派活動”的提法，必須承認在中國革命文學陣營的發展史上，的確存在過妨礙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問題，但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時間很長，涉及的人員也較多，不同曆史階段的矛盾還有不同的狀態和變化，因而這就決不是胡風單方麵的問題。從胡風參加革命文藝活動以後的全部曆史來看，對這類問題所作的政治性結論必須撤銷。至於曾經引起異議的胡風文藝思想和主張，也隻能按照憲法的規定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任何方麵，任何個人都不應該做出“裁決”。隻有達到這樣的認識高度，我們才能真正從這場影響甚深、波及甚廣的文壇悲劇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第二個基本論斷確認，“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創作方法和世界觀是不可能分裂而隻能是一元的”。胡風論證這是把哲學概念機械地搬弄到藝術創作上來，與俄國“攔普”派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是“銅牆鐵壁，滴水不漏”的“死硬”公式，很少有作家能在實踐上受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引導。
第三個基本論斷確認，“在階級社會裏，無論怎樣的現實主義都是有階級性的”。胡風論證現實主義是文藝上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現實主義，是不能當做意識形態本身劃分階級成分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可以打破作家的“階級同情”和“政治成見”，使其作品的內容達到高度的現實主義真實性。
鑒於林、何文章有三個原則性結論，即：第一，胡風的錯誤是“看不到舊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根本區別”；第二，胡風片麵強調“主觀戰鬥精神”，而沒有強調更重要的是忠實於現實，這根本上就是反現實主義的；第三，胡風“否認文學藝術中的黨性原則”，胡風針對這三個結論作了大量的駁論。他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個“能在最大的限度上動員作家參加實踐的廣泛的概念”，“隻要是有反帝反封建的傾向，多少有人民解放的感情要求的作家，隨處可以吸取人民底痛苦和渴求”，都能找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對此不能用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先驗的概念”來作“死硬的裁決”。關於“主觀戰鬥精神”，胡風說這一向是界定在具體內容裏麵的，即文藝的特殊性及任務是寫人，表現人，由此寫出“人生的真實”，因此作家須有“和人民痛癢相關的胸懷”，“主觀精神”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離開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和寫真實的藝術要求，企圖把“主觀精神”做成一個“主觀唯心論”的斷案，就是取消創造實踐的基本規律，否定或悶死實踐。關於黨性原則，胡風認為不能抹殺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脫離空間”地“設定和論斷問題”；實踐中從來沒有抽象的黨性立場，工人階級的立場一定是代表了並通過人民大眾的立場表現出來的，“割棄了人民大眾底立場”，空談所謂“工人階級立場”，隻能是“不帶一點人間煙火氣”的“清教徒”式的抽象概念，實際上是脫離曆史和政治、取消實踐和黨性的，隻能使“黨的、人民的文藝事業一定非要更加枯死不止”。
胡風在“意見書”中還論辯了“關於生活和實踐”“關於思想改造”“關於民族形式”“關於‘題材’”等一係列具體論點上的分歧及其在文藝實踐中的後果。在全部上列理論與事實的基礎上，胡風把問題的關鍵歸結到“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庸俗的主觀主義”及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宗派主義”。論證了文藝界領導的主觀主義理論“在解放以後用黨底名義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采用的又儼然是代表黨中央的口氣”裁定是非曲直，用使群眾不能也不許表示不同意見的“行政命令的手段”造成“極其頑強的宗派主義”。為此，胡風痛心疾首地提出一個尖銳的見解，即“在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麵”，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式的文藝批評，“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概括地說，這“五把刀子”是：
第一，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善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和這個“世界觀”“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路子……胡風認為，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第二，隻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農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當做生活。第三，隻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踐，脫離了勞動，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第四，隻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隻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胡風認為這就使得作家在沉重的複古空氣下無所動、無所言。第五，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這就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主義”的被動機器，完全依賴題材，勞碌奔波地去找題材……直至完全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為止。
“五把理論刀子”的概括，凝聚了胡風對違背文藝發展規律的“理論原則”與領導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強烈憤慨。他迫切期望改變現狀，強烈呼籲“放棄完全違反了創造規律的理論統治權，放棄完全否定了文藝特質的對於作品的判決權，放棄完全堵死了作家底成長道路的領導方式”，以便使黨和人民的文藝事業“恢複元氣，和現實曆史底偉大而急劇的發展相就，達到它應該能夠達到的高度的成就”。在“意見書”的最後，胡風並沒有停留在對文藝現狀的剖析和個人文藝觀點的申辯上，而是積極、鄭重地向中央提出了改進文藝領導工作的建議，特別從文學運動的方式、基礎、原則、步驟以及領導體製、機構設置、工作方法及黨的領導作用等多方麵，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方案和參考意見。
總之，胡風的“三十萬言書”融入了胡風及與他相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共和國、對共產黨、對人民領袖的忠誠、信任的希望，其最大的期待是求得最高領導層“對於當前文藝運動底任務和方式取得基本上的共同認識，奠定黨中央主動的領導地位，發揮創造潛力，能夠把創作實踐和思想鬥爭在最大限度上向前推進”。
陣線的“混淆”與“分明”
從1954年10月起，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派在各個學術領域的代表人物、批《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權威投降的浪潮，突發地擴展到全國。毛澤東在寫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及有關負責人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對文藝界領導在一係列文藝現象上的漠然態度提出嚴厲的批評。這一信息的傳出，使胡風在焦急期待中看到了希望，自認為這是中央領導層對他們“意見書”的“回應”。特別是《文藝報》曾多次組織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現在被指責為以貴族老爺態度對待“小人物”，壓製新生力量，這對於胡風來說不啻有力的鼓舞。他不甘寂寞，要通過對《文藝報》的批評進一步闡述他遭受多年壓製的文藝理論觀點。
11月7日和10日，胡風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作了兩次批判性發言。他指責《文藝報》對胡適派代表人物妥協投降，卻對阿壟、路翎、魯藜等新生力量無情壓製，基本上是“從庸俗社會學的思想態度和思想方法出發”來臧否作品，“被這種庸俗社會學所武裝，批評家就‘自我膨脹’起來，不把作家當成戰友或勞動者同誌看待，有時候以政治教師的麵目出現，有時候以技巧教師的麵目出現，當然，最厲害的是以下判決詞的法官麵目出現。總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則去寫”，直至“采取了把作品簡單地劃分階級成分的方式，這一劃就把作家劃得不能動了……”在這次會議上，路翎也以作協理事的身份發言，他列舉自己的作品受到粗暴對待的事實，證明文藝批評家們“充滿了‘左’的激情”，“是以‘立法者’的姿態來說話”，“在作品的任何詞句，任何形容詞裏都可以找出‘資產階級’以至‘反抗祖國’的罪名來”，從而“嚴重地摧殘著文學創作的生機……”
從表象來看，在對《文藝報》的批判上，胡風和運動的發起者似乎是站在同一陣線內。胡風自己也正是被這一表象所遮蔽，才毫無顧忌地慷慨陳詞。然而，胡風完全搞錯了。這場自上而下發動的徹底肅清資產階級思想、使其不再有存在的自由的政治批判運動，實質上是決不允許“混淆”戰線的。胡風在會上的發言，當場就有人起來反駁。到12月8日在文聯作協主席團的擴大聯席會議上，文聯和作協副主席周揚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長篇發言，其中有一部分專門講“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周揚列舉了胡風對民族文化遺產曆來采取“虛無主義”態度，說他貶低《紅樓夢》的積極意義；重提胡風推薦《論主觀》文章，說他狂熱鼓吹“主觀精神”，熱烈崇拜“自發性”，並對舒蕪拋棄過去的錯誤“表示了狂熱的仇視”；指責胡風對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是“把關於文學的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律稱之為庸俗社會學而加以否定”；指責胡風在詩歌形式問題上“販賣他一向否認技巧和反對民族形式的錯誤理論的私貨”；斷言胡風從來不是他所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向資產階級投降和壓製新生力量的“外表的背後”，“胡風先生的計劃卻是藉此解除馬克思主義的武裝！”這一席話，可謂涇渭分明。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這個報告全盤否定了胡風呈交中央的“意見書”，說他很有係統地、堅決地宣傳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報告概述了多年來圍繞胡風文藝思想展開的鬥爭及胡風錯誤思想在各方麵的表現，最後確認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到領導地位，反對和抑製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麵貌來改造社會和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報告認為，胡風思想代表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的攻擊，反映了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由於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群眾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開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更加危險。在上述一係列嚴重判斷下，報告提出了對胡風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進行徹底批判的任務和全麵、公開批判胡風的具體部署。
中共中央當即批準並轉發了這個報告，並在批語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看待。基於這樣的估計，胡風文藝思想中有關促進文學藝術逐漸擺脫革命時期絕對服從戰爭需要的“革命功利主義”，轉向真正按照文藝自身規律發展的理論價值，被完全忽視了。文藝思想和文藝見解問題被賦予了兩大對抗階級嚴重鬥爭的性質。這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在接到胡風“意見書”之後，對胡風文藝思想所作的正式結論。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迅即在全國範圍展開。從中央到地方分別召開作家、藝術工作者、大專院校有關教師的座談會、討論會和批判會；全國報刊集中發表大量文章，形成了對胡風的圍剿。文化界知識界許多著名人士紛紛發言、撰文、表態，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是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文章把胡風“意見書”中反對“五把理論刀子”和改進文藝領導工作的建議，歸結為“反黨、反人民的文藝綱領”；確認胡風所提出的問題實質上“不單獨限於文藝一個領域，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性的問題”；判定胡風的“意見書”是“有一般意義的、思想和行動的綱領”即“一個實際上反對社會主義的綱領”。《人民日報》發表著名人士如此鮮明的權威性論斷，比黨內指示更具有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力。人們已不懷疑這場鬥爭的嚴重性質，但尚未預料到問題一旦超出思想範疇而擴展到政治範疇，鬥爭的方法和手段就失去了任何限製和約束，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國家法製所規定的範圍。
“有罪推定”和政治審判
1955年4月13日，曾對胡風“反戈一擊”的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一文。為了證明胡風當年是充分讚同他的《論主觀》文章的，舒蕪拿出了40年代以來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此事帶有某種偶然性，卻立即受到領導機關的特別重視，指示舒蕪對這些信件加以分類整理，並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開發表，同時還發表了胡風寫的《我的自我批判》。
《人民日報》為舒蕪這些信件所加的分類標題令人觸目驚心，諸如：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製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怎樣一貫反對和抑製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自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怎樣進行了一係列宗派活動”等等。此外還加了許多說明和注解，對信中的內容隨意加以引申。這樣編織在一起的“材料”，似乎可以嗅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舒蕪語），但支持上述斷語的證據，僅僅是舒蕪交出來的34封信件和片斷摘抄。盡管這些“材料”掐頭去尾，支離破碎，具有顯而易見的牽強附會性質，但這種做法還是被作為徹底粉碎“胡風集團”的重要手段。
和發動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一樣，毛澤東一開始就直接介入對胡風的鬥爭。他為5月13日的《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語，將經過編織的“材料”與胡風的“自我批判”兩相對照，得出結論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按語要求所謂胡風“集團”中的人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要求“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強調交出“密信”是“胡風派每一個人的惟一出路”。這樣，就使逼取所謂“密信”、羅織罪名的手段“合法化”了。5月初，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組成胡風專案組，分別到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曆史情況，搜集查抄有關信件。
令人詫異的是，就在對胡風的調查尚在進行當中，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批準逮捕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風，胡風的夫人梅誌也同時被捕。緊接著，全國各地逮捕“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行動迅速秘密地展開。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通過決議，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協會籍，撤銷他的作協理事、文聯委員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胡風其人此後25年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消失了，但對胡風的批判鬥爭卻進入了高潮。
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報》相繼公布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這些材料是根據各方麵收繳上來的胡風與他人的私人信函摘編成的。鑒於第一批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一些“同情胡風”的人認為“不能據此定罪”，第二批材料摘錄了胡風在全國解放以後寫的68封所謂“密信”，證明胡風對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導，對毛澤東的《講話》的“汙蔑和攻擊”；證明胡風如何“擴大以他為首的反動集團的組織、建立活動據點、派遣他的集團分子打進中共黨內進行偷竊文件、探聽情報等反革命活動”，證明胡風在新中國成立後，是如何“指揮他的反動集團向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猖狂的進攻，並在進攻失敗以後，如何布置退卻，掩護自己，以待時機。”
毛澤東為這批材料寫了大段的按語，其中一條從“宗派”說起，接連下了一連串毋庸置辯的斷語：胡風這批人，過去說是“小集團”，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王國”，它們“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在這裏，“胡風集團”的人數擴大了，而且其範圍擴展到一係列重要政府部門，其“成員”都是各種窮凶極惡的敵對分子，並負有“顛覆共和國”的政治使命，真可謂十足的“反革命集團”。這則按語的最大特點，是用“政治”邏輯取代了法律程序上的“起訴書”和“判決詞”，其用語、口吻都顯示了超越法律之上的巨大威懾力。在這裏，胡風與他人的私人信件是被斷章取義、加義注釋和引申，作為“反革命”的物證來使用的，但即使根據所謂“密信”摘編成的“材料”，也幾乎沒有哪一條能跟上述一係列指控對上號。然而，這並不妨礙對胡風等人的“審判”和“判決”，正如按語中突出強調的“這裏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一律”，就是不許一切想要“輿論不一律”的“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也就是說，“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在這裏，以法官麵目出現的，不是國家法製原則，而是政治家的“政治”邏輯，凡對此感到“理虧”的，則被說成是一些“糊塗的人們”。
為了使上述“判決詞”顯得更有“分量”，6月10日《人民日報》公布第三批材料，力圖證明胡風及其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同特務機關“有密切聯係”，“長期偽裝革命”，“幹著反革命勾當”。毛澤東在加寫的按語中強調：“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揭露！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必須受到應有的懲處！”並告誡人們必須研究胡風等人的策略，以便戰勝他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6月15日，《人民日報》將前後三批材料匯編成冊，統一定名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公開出版發行。毛澤東為該書寫了序言，要求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中學得一些東西，激發革命熱情，提高辨別能力，把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
曆史的結論與教訓
一個真正的文藝問題的論爭，經由政治批判階段，最終演變為一場全國規模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這實際上為中國此後曆次政治運動提供了一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範例，形成幾乎一成不變的思想批判——政治上綱——組織清查——追溯曆史的運動程式，使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和良知長期受到壓抑和扭曲。悲劇遠未落下帷幕。隨著對胡風文藝思想的粗暴批判。文學藝術的發展日益陷入單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狹窄天地，文藝家在政治概念與藝術追求的兩難抉擇中，不得不鈍化藝術感覺、壓抑創造精神，去服從“革命功利主義”要求，為政治服務或為政策作形象注釋，文學家的主體意識和個性化的藝術風格幾乎消失殆盡，嚴重阻滯了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
在全國對胡風集團的清查中，共觸及2100餘人，其中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胡風和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在那個時代文壇悲劇的巨大陰影籠罩下，長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極端痛苦的磨難。胡風本人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政治上的平反。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了有關部門對胡風問題的複查報告，確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誌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這個平反決定當時主要著重於政治方麵，而對胡風文藝思想等方麵的問題還來不及仔細複查研究，以致仍沿用了過去的一些提法。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胡風同誌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通知》在對胡風的政治曆史和文藝思想等方麵的幾個問題進行複查的基礎上，提出對1980年平反決定中遺留的問題進一步平反。這就是：撤銷所謂胡風“把黨向作家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到工農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等正確的指導思想，說成是插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這種不符合胡風原意的判斷；撤銷“胡風等少數同誌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製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這一政治性結論；撤銷“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這一論斷。時隔8年的兩次平反，體現了一個大的思想跨度。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鬥爭，完全違背民主與法製原則，無端打出一個“反革命集團”，當然必須平反，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坦誠、鄭重的工人階級政黨。而新的時代呼喚科學的精神，進一步要求重新審視胡風一案所涉及的全部複雜的政治曆史問題和文藝論爭問題。這就是中央辦公廳的補充通知所指出的：關於“進行宗派活動”的提法，必須承認在中國革命文學陣營的發展史上，的確存在過妨礙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問題，但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時間很長，涉及的人員也較多，不同曆史階段的矛盾還有不同的狀態和變化，因而這就決不是胡風單方麵的問題。從胡風參加革命文藝活動以後的全部曆史來看，對這類問題所作的政治性結論必須撤銷。至於曾經引起異議的胡風文藝思想和主張，也隻能按照憲法的規定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任何方麵，任何個人都不應該做出“裁決”。隻有達到這樣的認識高度，我們才能真正從這場影響甚深、波及甚廣的文壇悲劇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