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救 亡 篇(1)
《活路》事件。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11月19日，蔣介石在代表大會第四次大會上作對外關係報告，聲稱外交方針為：“對本國求生存，對國際求共存”，“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836頁。
參加會議的張學良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模棱兩可，感到很大的刺激。張學良在1955年12月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在五全大會後，(學)良在京耳所聞，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記憶者，略述如下：……(學)良認為中央負責之同誌，不熱衷抗日，而其反有內心為親日者。而(學)良個人之理念上認為賢哲者，或在外工作，或無權位。”《張學良遺稿》，第164頁。
就在張學良苦悶彷徨之際，陝北前線傳來了第五十七軍一？九師在富縣直羅鎮被全殲的消息，他立即返回西安，處理善後事宜。張學良回憶說：“陝北‘剿匪’失利，(學)良立返陝。本先，一百十師曾遭覆滅，師長何立中陣亡，此則一？九師之覆滅，師長牛元峰拒降而死。此兩師長為東北軍之佼佼者……兩次慘敗，使(學)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學)良素認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並對‘共匪’之戰鬥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張學良遺稿》，第164頁。
張學良返回西安，匆匆料理喪軍失利之痛後，又飛返南京，出席了於12月2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張學良當選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會後，他秘密前往上海，看望因《新生》事件而入獄的杜重遠。
杜重遠(1899―1943)，吉林懷德人。1917年赴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窯業科學習。1923年回國後創辦磚廠和瓷器廠。1927年當選為奉天(今遼寧)省總商會副會長。1929年，與閻寶航等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協會。九一八事變後，任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兼政治部副部長。1934年2月，在上海創辦《新生》周刊，任發行人兼總編輯。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登了艾寒鬆(署名“易水”)所寫的《閑話皇帝》一文。文章說，“日本的天皇，是一個生物學家”，“雖擁有皇帝的名兒，卻沒有皇帝的實權”；“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丟棄天皇這一個古董，“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分人的罪惡。”②③《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795頁。
文章還說，“在現在的皇帝中，最可憐的，恐怕要數到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了。”②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了軒然大波。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及國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向日本謝罪；封閉《新生》周刊社，沒收該期周刊；懲辦《新生》周刊主編杜重遠及作者易水；懲辦上海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有關人員等。國民政府一一允諾。③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觸犯刑章”，“妨礙邦交”之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7月9日，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誹謗罪”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沒收，並不準上訴，當庭收押。《新生》事件的發生，引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響，國民黨當局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於11月同意杜重遠在“獄外”就醫。杜重遠被轉到上海虹橋療養院就醫，仍由獄政部門設崗監視。
張學良在探視杜重遠期間，和杜重遠交換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意見，並且表示出願意與共產黨和紅軍聯合抗日的意向，受到了杜重遠的肯定和激勵。杜重遠對張學良說：共產黨是真心誠意，主張一切願意抗日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救亡圖存的。隻要你能決心走抗日這一條路，共產黨一定能同你聯合，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8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339頁。
就在張學良探視杜重遠前後，一些共產黨員如孫達生(宋介農)等來到西安，根據黨組織的安排，進行東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著名的愛國人士高崇民也來到西安，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高崇民(1891―1971)，原名思浚，字健國，崇民是號，以號行。遼寧省開原縣人。1909年考入奉天(今遼寧)省立學堂學習。不久秘密加入同盟會。1914年赴日本留學。次年曾作為留日學生推選的代表之一，回上海進行聲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叛國條約的宣傳活動。後重返日本。1919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係。同年回國後，在北京《正言報》任編輯。1922年5月回到東北，發起成立東北三省民治俱進會。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9年後，曾任奉天省農務會會長、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的秘書等職。九一八事變後，高崇民與閻寶航、杜重遠等發起建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高崇民任常務委員兼總務部副部長。1933年9月，又發起成立抗日組織複東會，高崇民任秘書長。1935年7月，高崇民由武漢來到上海，繼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同年11月下旬，高崇民來到西安。高崇民來到西安後，對推進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關係協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就住在第十七路軍總部軍需處處長王惟之在西大街甜水井街的家中。
高崇民和孫達生等人在東北軍中進行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受到了在東北軍從事秘密工作中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劉瀾波等同誌的指導和幫助。
劉瀾波(1904―1982)，遼寧鳳城人。劉多荃的族弟。北京大學肄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東北義勇軍。1932年起，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到東北軍工作，先後任中共東北軍騎兵二師工委組織部長、上層工作委員會書記。
在張學良和李克農在洛川會談並達成共識之後不久，在劉瀾波主持下，由在東北軍中工作的地下黨員孫達生、栗又文和進步人士高崇民分別撰寫了三篇文章，合印為小冊子，取名《活路》。栗又文回憶說：“1936年三四月間，我們東北軍的地下黨員在劉瀾波同誌的領導下，為了統一宣傳口徑，由栗又文、高崇民、孫達生寫成三篇文章(都未署名)，提出‘聯共、抗日、擁張(學良)’的口號，在十七路軍印刷廠印成小冊子，封麵上並畫個東北地圖，取名《活路》。意思是東北軍隻有聯共抗日才有活路，如果繼續打紅軍就是死路一條。我們在文章中還特別提到張學良將軍‘國恨家仇集於一身’，他是最適合領導東北軍抗日的。而他要想決心抗日就必須聯共，隻有這樣才能對得起國家民族，他個人也才有出路。全軍將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隻有這樣做，才不辜負全軍的期望。”《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8―19頁。
《活路》的印刷，得到了楊虎城將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積極支持。時任楊虎城機要秘書的王菊人回憶說：“(《活路》的)文章寫出來了，卻發生了印刷的困難。我們和幾家有經常生意來往的印書館商量，都不敢承印。他們說省黨部(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學作品的，都是共產黨，誰承印，誰就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如果有人來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報省黨部，隱匿不報，或暗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們都婉詞謝絕了。如果在外邊商號印，即使勉強辦到。也容易被蔣係特務偵知。當時十七路軍軍需處有一部鉛印機，有印刷工人，經常開工，有時還做點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軍總部軍需處內，有數道崗哨，可以秘密印刷裝訂。十七路軍軍需處處長王惟之是個同情抗日的人，楊便叫他去辦，並再三叮嚀，要嚴守秘密。”《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1頁。
時任西安綏靖公署軍需處處長的王惟之回憶說：“東北軍移防西安後，為鼓舞部隊抗日情緒，宣傳抗日救國，決定編輯秘密刊物――《活路》，免費給官兵閱讀。當時東北軍內部沒有印刷設備。張學良將軍獲悉西安綏署軍需處有一粗具規模的印刷廠，即以此事就商於楊虎城將軍，楊責成他的機要秘書王菊人辦理。當時我擔任楊的軍需處長，王菊人即商之於我，嗣後又和住在我家的高崇民作了具體研究，決定由我監督印刷。我就叫管理該廠的高子楨挑選一些技術優良的工人，於晚間代印《新秦日報》後，接班突擊到天明後停止。一切排版、印刷、裝訂等，均須保密，由我和高子楨輪流監督，按照實印冊數配給紙張，不讓多印。經過幾夜突擊印成後，封存貯藏室，隨即催他們運走。”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63、19頁。
《活路》共印了8000冊，其中6000冊交給東北軍，2000冊交給了第十七路軍。這本小冊子的印發，在當時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栗又文回憶說：“這個小冊子在全軍發行後影響很大，張(學良)本人對此也很重視，曾在發給他的小冊子上對重點詞句畫上許多紅藍鉛筆記號，表示他的重視。這時全軍將士抗日情緒高漲。”②王菊人回憶說：“事前，我們估計到這本小冊子發到前線官兵手中，蔣係特務就會知道，那時就談不到什麽保密了。楊說：‘這本小冊子發到前線官兵手裏，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時候，特務無非拿槍杆嚇人，咱也有槍杆對付。有勇氣抗日，不怕特務，特務來軟的，我們軟對付；來硬的，便和他們硬幹。’不過當時我們認為，印刷是極為秘密的，特務是不會知道的，張、楊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護過去。”《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2頁。
在《活路》印完後不久，這本小冊子的印刷和運送經過就被蔣介石派來西安的晏道剛所獲悉。晏道剛，字甸樵，曾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1936年3月被派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王菊人回憶說，晏道剛約楊虎城去南院門西北“剿總”總部，“晏先談了一些陝北軍事情況，接著說，‘何敬之(何應欽)在江西“剿共”時，何的隨從人員中有共產黨，把軍事計劃偷送到紅軍方麵，結果何吃了大虧。你對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楊估計，晏對他的話不是無因的，可能是印《活路》這件事被特務發現了，便下令密查。正這個時候，南京政府經濟委員會西北專員郭增愷被特務秘密捕送南京，郭當時是十七路軍的參議，他的被捕，估計與《活路》事件有關。楊便下令軍需處、軍法處秘密徹查。軍需處在進行偵查時，首先偵知軍需處有兩個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牆上偷看過《活路》。根據這個線索，對全部工人的簡曆進行了審查，發現有兩個曆史較複雜的工人，一個叫連棟臣、另一個的姓名已忘記，這兩個人都在西安警察局偵緝隊幹過事，他倆常在一起，關係密切。經有關人員邱樹榮核對這兩個人的照片，證實他們正是城牆上偷看《活路》的人，又偵知，這二人在續印《活路》的夜裏，先照原紙(白報紙)大小帶一份光紙進去，偷換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紙數，沒有查出來。軍法處在調查中，發現有兩個軍需處的工人，下午經常到新城南門外西邊木匠鋪後院的蔣係特務機關中去。又偵悉：特務機關給了偷《活路》的人六十元賞錢。由此證實這兩人是偷《活路》的特務無疑，隨即把這兩個特務捕押軍法處。”《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2―203頁。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11月19日，蔣介石在代表大會第四次大會上作對外關係報告，聲稱外交方針為：“對本國求生存，對國際求共存”，“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836頁。
參加會議的張學良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模棱兩可，感到很大的刺激。張學良在1955年12月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在五全大會後，(學)良在京耳所聞，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記憶者，略述如下：……(學)良認為中央負責之同誌，不熱衷抗日，而其反有內心為親日者。而(學)良個人之理念上認為賢哲者，或在外工作，或無權位。”《張學良遺稿》，第164頁。
就在張學良苦悶彷徨之際，陝北前線傳來了第五十七軍一？九師在富縣直羅鎮被全殲的消息，他立即返回西安，處理善後事宜。張學良回憶說：“陝北‘剿匪’失利，(學)良立返陝。本先，一百十師曾遭覆滅，師長何立中陣亡，此則一？九師之覆滅，師長牛元峰拒降而死。此兩師長為東北軍之佼佼者……兩次慘敗，使(學)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學)良素認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並對‘共匪’之戰鬥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張學良遺稿》，第164頁。
張學良返回西安，匆匆料理喪軍失利之痛後，又飛返南京，出席了於12月2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張學良當選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會後，他秘密前往上海，看望因《新生》事件而入獄的杜重遠。
杜重遠(1899―1943)，吉林懷德人。1917年赴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窯業科學習。1923年回國後創辦磚廠和瓷器廠。1927年當選為奉天(今遼寧)省總商會副會長。1929年，與閻寶航等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協會。九一八事變後，任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兼政治部副部長。1934年2月，在上海創辦《新生》周刊，任發行人兼總編輯。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登了艾寒鬆(署名“易水”)所寫的《閑話皇帝》一文。文章說，“日本的天皇，是一個生物學家”，“雖擁有皇帝的名兒，卻沒有皇帝的實權”；“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丟棄天皇這一個古董，“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分人的罪惡。”②③《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795頁。
文章還說，“在現在的皇帝中，最可憐的，恐怕要數到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了。”②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了軒然大波。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及國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向日本謝罪；封閉《新生》周刊社，沒收該期周刊；懲辦《新生》周刊主編杜重遠及作者易水；懲辦上海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有關人員等。國民政府一一允諾。③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觸犯刑章”，“妨礙邦交”之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7月9日，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誹謗罪”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沒收，並不準上訴，當庭收押。《新生》事件的發生，引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響，國民黨當局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於11月同意杜重遠在“獄外”就醫。杜重遠被轉到上海虹橋療養院就醫，仍由獄政部門設崗監視。
張學良在探視杜重遠期間，和杜重遠交換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意見，並且表示出願意與共產黨和紅軍聯合抗日的意向，受到了杜重遠的肯定和激勵。杜重遠對張學良說：共產黨是真心誠意，主張一切願意抗日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救亡圖存的。隻要你能決心走抗日這一條路，共產黨一定能同你聯合，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8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339頁。
就在張學良探視杜重遠前後，一些共產黨員如孫達生(宋介農)等來到西安，根據黨組織的安排，進行東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著名的愛國人士高崇民也來到西安，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高崇民(1891―1971)，原名思浚，字健國，崇民是號，以號行。遼寧省開原縣人。1909年考入奉天(今遼寧)省立學堂學習。不久秘密加入同盟會。1914年赴日本留學。次年曾作為留日學生推選的代表之一，回上海進行聲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叛國條約的宣傳活動。後重返日本。1919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係。同年回國後，在北京《正言報》任編輯。1922年5月回到東北，發起成立東北三省民治俱進會。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9年後，曾任奉天省農務會會長、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的秘書等職。九一八事變後，高崇民與閻寶航、杜重遠等發起建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高崇民任常務委員兼總務部副部長。1933年9月，又發起成立抗日組織複東會，高崇民任秘書長。1935年7月，高崇民由武漢來到上海，繼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同年11月下旬，高崇民來到西安。高崇民來到西安後，對推進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關係協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就住在第十七路軍總部軍需處處長王惟之在西大街甜水井街的家中。
高崇民和孫達生等人在東北軍中進行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受到了在東北軍從事秘密工作中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劉瀾波等同誌的指導和幫助。
劉瀾波(1904―1982)，遼寧鳳城人。劉多荃的族弟。北京大學肄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東北義勇軍。1932年起，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到東北軍工作，先後任中共東北軍騎兵二師工委組織部長、上層工作委員會書記。
在張學良和李克農在洛川會談並達成共識之後不久，在劉瀾波主持下，由在東北軍中工作的地下黨員孫達生、栗又文和進步人士高崇民分別撰寫了三篇文章，合印為小冊子，取名《活路》。栗又文回憶說：“1936年三四月間，我們東北軍的地下黨員在劉瀾波同誌的領導下，為了統一宣傳口徑，由栗又文、高崇民、孫達生寫成三篇文章(都未署名)，提出‘聯共、抗日、擁張(學良)’的口號，在十七路軍印刷廠印成小冊子，封麵上並畫個東北地圖，取名《活路》。意思是東北軍隻有聯共抗日才有活路，如果繼續打紅軍就是死路一條。我們在文章中還特別提到張學良將軍‘國恨家仇集於一身’，他是最適合領導東北軍抗日的。而他要想決心抗日就必須聯共，隻有這樣才能對得起國家民族，他個人也才有出路。全軍將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隻有這樣做，才不辜負全軍的期望。”《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8―19頁。
《活路》的印刷，得到了楊虎城將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積極支持。時任楊虎城機要秘書的王菊人回憶說：“(《活路》的)文章寫出來了，卻發生了印刷的困難。我們和幾家有經常生意來往的印書館商量，都不敢承印。他們說省黨部(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學作品的，都是共產黨，誰承印，誰就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如果有人來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報省黨部，隱匿不報，或暗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們都婉詞謝絕了。如果在外邊商號印，即使勉強辦到。也容易被蔣係特務偵知。當時十七路軍軍需處有一部鉛印機，有印刷工人，經常開工，有時還做點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軍總部軍需處內，有數道崗哨，可以秘密印刷裝訂。十七路軍軍需處處長王惟之是個同情抗日的人，楊便叫他去辦，並再三叮嚀，要嚴守秘密。”《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1頁。
時任西安綏靖公署軍需處處長的王惟之回憶說：“東北軍移防西安後，為鼓舞部隊抗日情緒，宣傳抗日救國，決定編輯秘密刊物――《活路》，免費給官兵閱讀。當時東北軍內部沒有印刷設備。張學良將軍獲悉西安綏署軍需處有一粗具規模的印刷廠，即以此事就商於楊虎城將軍，楊責成他的機要秘書王菊人辦理。當時我擔任楊的軍需處長，王菊人即商之於我，嗣後又和住在我家的高崇民作了具體研究，決定由我監督印刷。我就叫管理該廠的高子楨挑選一些技術優良的工人，於晚間代印《新秦日報》後，接班突擊到天明後停止。一切排版、印刷、裝訂等，均須保密，由我和高子楨輪流監督，按照實印冊數配給紙張，不讓多印。經過幾夜突擊印成後，封存貯藏室，隨即催他們運走。”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63、19頁。
《活路》共印了8000冊，其中6000冊交給東北軍，2000冊交給了第十七路軍。這本小冊子的印發，在當時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栗又文回憶說：“這個小冊子在全軍發行後影響很大，張(學良)本人對此也很重視，曾在發給他的小冊子上對重點詞句畫上許多紅藍鉛筆記號，表示他的重視。這時全軍將士抗日情緒高漲。”②王菊人回憶說：“事前，我們估計到這本小冊子發到前線官兵手中，蔣係特務就會知道，那時就談不到什麽保密了。楊說：‘這本小冊子發到前線官兵手裏，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時候，特務無非拿槍杆嚇人，咱也有槍杆對付。有勇氣抗日，不怕特務，特務來軟的，我們軟對付；來硬的，便和他們硬幹。’不過當時我們認為，印刷是極為秘密的，特務是不會知道的，張、楊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護過去。”《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2頁。
在《活路》印完後不久，這本小冊子的印刷和運送經過就被蔣介石派來西安的晏道剛所獲悉。晏道剛，字甸樵，曾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1936年3月被派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王菊人回憶說，晏道剛約楊虎城去南院門西北“剿總”總部，“晏先談了一些陝北軍事情況，接著說，‘何敬之(何應欽)在江西“剿共”時，何的隨從人員中有共產黨，把軍事計劃偷送到紅軍方麵，結果何吃了大虧。你對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楊估計，晏對他的話不是無因的，可能是印《活路》這件事被特務發現了，便下令密查。正這個時候，南京政府經濟委員會西北專員郭增愷被特務秘密捕送南京，郭當時是十七路軍的參議，他的被捕，估計與《活路》事件有關。楊便下令軍需處、軍法處秘密徹查。軍需處在進行偵查時，首先偵知軍需處有兩個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牆上偷看過《活路》。根據這個線索，對全部工人的簡曆進行了審查，發現有兩個曆史較複雜的工人，一個叫連棟臣、另一個的姓名已忘記，這兩個人都在西安警察局偵緝隊幹過事，他倆常在一起，關係密切。經有關人員邱樹榮核對這兩個人的照片，證實他們正是城牆上偷看《活路》的人，又偵知，這二人在續印《活路》的夜裏，先照原紙(白報紙)大小帶一份光紙進去，偷換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紙數，沒有查出來。軍法處在調查中，發現有兩個軍需處的工人，下午經常到新城南門外西邊木匠鋪後院的蔣係特務機關中去。又偵悉：特務機關給了偷《活路》的人六十元賞錢。由此證實這兩人是偷《活路》的特務無疑，隨即把這兩個特務捕押軍法處。”《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2―20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