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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救 亡 篇(2)

  栗又文回憶說:“後來這個小冊子(即《活路》――引者注)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奉蔣(介石)的命令進行追查。張(學良)就把擔子完全推在高崇民的身上,暗地把高(崇民)送走了事。因為高(崇民)不是(西北‘剿總’)總部的職員,張(學良)就可以推卸責任了。”④《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頁。

  《活路》印發後,不僅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紅軍總政治部也曾翻印了這個小冊子,作為對戰士進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8卷,第302頁。

  周恩來對這本小冊子也很重視。栗又文回憶說:“1962年(6月)周總理來長春時還問過我:《活路》小冊子現在還能找到嗎?我說都銷毀了。總理又問小冊子寫和印刷的經過,我如實講了。總理說:那是咱們地下黨搞的,還不錯嘛!”④。

  《活路》事件發生之後,在同年6月前後,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由劉瀾波任書記,苗勃然、宋黎任委員。東北軍工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9月上旬,周恩來在保安和時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朱理治談話,說:中央已決定葉劍英、彭雪楓和朱理治到西安工作,葉(劍英)、彭(雪楓)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朱理治為特派員領導東北軍中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簡稱東工委)。周恩來還向朱理治介紹了東工委書記劉瀾波等人的情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6頁。

  從此之後,東工委就通過朱理治,與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聯係。

  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成立。

  一二?九運動之後,西安和全國各地一樣,也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在這一形勢下,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成立,為西安地區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成立於1936年2月,支部書記謝華。謝華(1895―1987),又名謝茲山,化名仲池。湖南衡南人。1917年起,先後在湖南創辦《護法報》、《湖南日報》、《民言報》。192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六師十八團指導員,參加了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先後在上海、廣西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7月,以中央軍委特派員的身份,被派往西安楊虎城部做軍運工作。先後發展了30多名黨員,在楊虎城部憲兵營成立了中共支部,任書記。1933年夏離開西安。1936年2月,再次來到西安,在楊虎城所部開展統戰工作。

  西北特支的其他領導成員還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陸生等。徐彬如(1901―1990),又名徐文雅。安徽蕭縣人。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中共中山大學黨總支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滬中區委宣傳部部長等職。李木庵(1884―1959),湖南桂陽人。1909年畢業於京師法律專門學堂完全科。1925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南京以開辦律師事務所為職業掩護進行革命活動。1936年春,受上海地下黨組織派遣,來到西安開展工作,任楊虎城部憲兵營中共支部書記。童陸生(1901―2001),湖北黃陂人。1923年冬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五師十三團參謀長、代理團長。領導發動了鄂西公安暴動。失敗後輾轉武漢、桂林、柳州、上海、宜興等地繼續從事秘密聯絡工作。1934年春前往西安,任楊虎城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部上校參議。

  西北特支以第十七路軍憲兵營中共支部為基礎。鑒於中共陝西省委機關屢遭破壞的沉痛教訓,特支受命“與地下黨組織不發生關係”,“自成一個機構”。1936年6月,西北特支發起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西救”),謝華任黨團書記。“西救”成立後,成為西北特支的公開的抗日群眾團體。之後,西北特支還先後組建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隊部、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等群眾團體,促進了西安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西北特支以西北文化日報社為宣傳喉舌。《西北文化日報》創刊於1930年9月。1931年9月,楊虎城任命宋綺雲為副社長兼總編輯,主持社務工作。宋綺雲(1904―1949),江蘇邳縣人。畢業於國民黨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屬黃埔軍校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受黨組織派遣,到楊虎城部隊工作,曾主編《南宛日報》、《西安日報》,在宋綺雲的主持下,特別是在中共西北特支成立後,加強了對《西北文化日報》宣傳方針的指導,使該報成為在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都有一定影響的進步報刊。

  中共西北特支以蔣自明經營的蓮湖食堂為聯絡站,負責交通聯絡、情報傳遞以及物資供應等工作。童陸生回憶說:“我們為了開展廣泛的社會聯係和地下活動,也借此機會,把熱心愛國救亡、擁護共產黨抗日主張的蔣自明從徐州請到西安,請他把他在徐州開設的西餐館遷來西安,名為蓮湖食堂。此事經宋綺雲奔走和集資,還得到楊虎城的支持,很快就在蓮湖公園裏開張了。蔣自明不但善於中西名菜的烹調,而且善於經營,善於設計。他把蓮湖公園裏的幾間平房加以修繕,布置得雅致大方。開張那天,請來西安名流、各界人士,一時嘉賓雲集,高朋滿座,形成盛會。從此都稱蔣自明為‘蔣老板’,西安市上讚賞不已,成為古都當時唯一的西餐食堂,不但西安上層軍政人員前往定席宴會,外國人也去品嚐美味佳肴。這個食堂辦的雅俗共賞,就連一些青年學生和一般市民,假日遊園後,也在那裏休息吃飯。”《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70頁。

  以這樣一個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為聯絡站,自然有鬧中取靜之妙,從而保證了交通聯絡、情報傳遞工作的秘密進行。

  中共西北特支在組織上接受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領導。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1936年為慶祝紅軍東征勝利而寫給紅軍的賀信和禮品,就是由著名作家周文送到西安,由中共西北特支聯絡站送往陝北的。同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機關報《鬥爭》刊載了中國文化界領袖魯迅和茅盾致紅軍的賀信。同年9月15日出版的中共河北省委主辦的油印刊物《火線》第61期上,刊登了楊尚昆7月24日所寫的《前進!向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進――紀念一九三六年的“八一”》。這篇文章再次披露了魯迅和茅盾致紅軍賀信的主要內容。同年10月28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第三版以《魯迅先生的話》為題,摘錄了魯迅和茅盾來信的部分內容:“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全國民眾期待,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鬥,為你們的後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極熱烈的歡迎與擁護。”在同年5月20日,由毛澤東、張聞天、林育英(張浩)、周恩來、秦邦憲等聯名致張國燾、朱德等的電報中指出:“紅軍的東征引起了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讚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24―325頁。

  魯迅和茅盾致紅軍賀信的順利送達,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共西北特支交通聯絡工作的運轉是十分有效的。盡管如此,當時中共中央並不知道中共西北特支的存在,也沒有直接的領導關係。正因為如此,直到12月19日,周恩來在西京招待所接見謝華、徐彬如等,並聽取他們的匯報後,才會在致中央的電報中說,西安有一個中共特支和十多個救國團體。《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2頁。

  中共西北特支不僅領導成立了十多個救國團體,還掌握著一支人民武裝,這就是陝南人民抗日第一軍。1935年12月7日至11日,楊虎城部陝西警備第二旅第四團四連、九連在進步青年張子新、王展(王武林)、何繼周(何振亞)等人領導下,先後在柞水縣的營盤和長安縣的引駕回舉行起義。起義部隊宣布成立了陝南遊擊縱隊,由何振亞擔任指揮。何振亞(1913―1978),原名何繼周,字子新。陝西漢陰人。1931年參加第十七路軍,曾任副連長。1935年12月領導了長安縣引駕回起義。陝南遊擊縱隊成立後,先後轉戰於鎮安、柞水、寧陝、石泉、漢陰、安康等地,部隊發展到500餘人。但是,隨著國民黨軍隊對鄂豫陝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剿”,這支部隊的處境愈來愈困難。為保存實力,何振亞等先後在鎮安和安康,有條件地接受了國民黨地方政府的兩次改編。1936年8月,中共西北特支領導這支部隊再次在安康紫荊鄉(時屬鎮安縣)舉行起義,並宣布成立陝南人民抗日第一軍,何振亞任軍長,楊江任政治委員,沈敏任軍委主席,杜瑜華、沈啟賢先生任政治部主任。部隊下轄4個支隊及特務隊、偵察隊、少年先鋒隊,共1000餘人。陝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在秦嶺山區裏與敵人周旋,麵對著嚴重的白色恐怖,他們打土豪,分田地,堅持開展遊擊戰爭。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西北特支領導成員徐彬如於12月20日在西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在陝南有抗日第一軍的建製。”1936年12月21日西安《解放日報》。這個消息引起了西安各界的高度關注。1937年2月,陝南人民抗日第一軍編入紅十五軍團序列,改編成紅十五軍團警衛團,何振亞任團長。

  “豔晚”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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