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央宮

第2章 西漢長安城(1)

　　一、西漢長安城的選址

　　說到西漢長安城的選址，實質上與當時盛行的風水有關係。可以說，西漢長安城的風水是好的。秦漢時期將風水稱為“堪輿”。

　　公元前202年二月，擊敗項羽的漢王劉邦在“汜水之陽”的定陶舉行了登基大典，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皇帝寶座。為了給漢王朝選擇一個合適的都城，劉邦曾與其群臣進行過反複討論。由於劉邦的部將多為關東人，因此很多人都不願遠離開根據地，而劉邦本人也有效法東周王朝的打算，所以起初頗欲長期建都於洛陽。同年五月，齊地平民婁敬（因建議劉邦遷都關中有功，被賜姓劉）“戍隴西，過洛陽”，當他得知劉邦“欲長都洛陽”之後，《史記》卷8《高祖本紀》。認為不妥，遂藉其同鄉虞將軍引薦，“脫車免輅，衣其羊裘”，拜見高祖劉邦，極力勸說劉邦遷都關中。

　　劉邦之所以打算定都洛陽，主要是看中洛陽的地理形勢和位置，所謂都城居天下之中，仿周室四方貢職道路相等。劉敬認為，漢得天下與周室異，周室“積德累善十有餘世……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裏均矣”。周室是以德服人得天下，而劉邦起自豐沛，與項羽爭奪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劉敬接著指出：“秦地（指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記》卷99《劉敬叔孫通列傳》。劉敬的分析雖略略數言，但十分精當。張良也認為“夫關中左、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馬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如果“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史記》卷55《留侯世家》。劉邦是一位頗具遠見卓識的軍事家，經過權衡利弊，采納了劉、張二人的建議，即日起駕西都關中，為西漢王朝二百餘年江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劉邦之所以將長安城作為都城，有多方麵的原因：

　　首先，從自然因素來看，一個都城的建立自然條件往往首先受到重視，因為它與都城的後續發展關係至為密切。都城的自然因素表現在地形、河流、土壤、氣候、植被、物產等方麵。

　　從地形上來說，關中是一個適宜建都的地方。西高東低的地勢使關中在中國地理形勢上處於居高臨下的地位，這也就是為何在中國曆史上東方與西方的較量中西方常常處於有利地位的原因。正如清初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曾寫道：“陝西據天下之上遊，製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

　　相當多的都城是和山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山既可以作為防守的憑借，同時山又是營造優美環境的天然條件。長安有“四塞之固”之稱，所謂的四塞雖然不是完全因山而形成的。但除過東側的黃河以外，其餘三麵都是有山的。它的南側是秦嶺，西側是隴山，都是有名的大山。它的北側雖沒有像秦嶺和隴山這樣的大山，但岐山、九山、嵯峨山等，自西至東，能相互呼應，成為一道難於逾越的屏障。

　　水是人們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很多都城都有河流，一方麵可以開鑿護城河，作為防禦的一道屏障；另外為城市中居民的生活和生產提供用水。“蕩蕩乎八川分流”正是長安城周邊水環境的充分體現。長安瀕於渭水，渭水在長安之東又匯合了涇水。長安南倚秦嶺，由秦嶺流下的灞、、、澇諸水和灃水、水分別由長安城旁流過。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通行航運。

　　在以從事農業經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社會裏，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當的重視。這自然是因為肥沃的土壤更適於農耕。秦漢定都關中，這是出於婁敬的策略。婁敬從關中的險阻立論，可是他卻著重指出，關中有膏腴的土地，並且還稱道它是天府。關中早在《尚書·禹貢篇》中稱為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這就有利於關中農業的發展，並為關中成為都城提供了經濟保障。也正因為如此，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漢書·地理誌》中也寫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氣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促進人類文明，又可以阻礙人類文明。關中地區秦漢時期氣候溫暖濕潤，為當時的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從而使當時的關中地區成為重要的產糧區，有“陸海”和“天府”之美稱。

　　其次，從社會基礎來看。自戰國以來，關中即為秦國都城所在地，秦統一後，仍定都關中，關中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被確定下來。秦末農民大起義時，劉邦率軍攻入關中，為爭取民心，他提出了“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繼續任用秦的官吏，並指出：“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劉邦的做法與秦的暴政虐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贏得了地主階級和一般百姓的廣泛擁護。“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而且“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史記》卷8《高祖本紀》。而後項羽進入關中，卻“屠鹹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史記》卷8《高祖本紀》。致使“秦民大失望”，項羽的做法無疑幫助劉邦在關中樹立威望，贏得了民心。劉邦在被項羽封為漢王離開關中時，竟有數萬民眾自願追隨，可見其得民心。後來，劉邦能很快擊敗項羽所封的三秦王，占領關中，也是與劉邦在關中擁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有很大關係。楚漢戰爭期間，關中成為劉邦的大後方，為劉邦提供了充足的兵力、財力、物力，對劉邦取得勝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關中是劉邦苦心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因此定都關中是有利的。

　　漢高祖劉邦像在秦末漢初的政治形勢中，一直存在著分裂割據因素。在反秦鬥爭中，許多原六國舊貴族乘機而起，他們希望重新恢複六國舊政權。項羽進入關中後，分封諸王，分裂割據勢力又重新出現。楚漢戰爭時，劉邦為了籠絡一些有實力的將領，不得已分封韓信、彭越、英布等人為諸侯王。漢政權建立後，劉邦隻能承認這一既成事實。這些異姓諸侯王“繳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漢書》卷34《韓彭英盧吳傳讚》。擁兵據地，對劉邦稱帝內心多有不服，劉邦的皇帝寶座並不穩固，割據反叛的傾向並未因漢的建立而消失，而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叛亂。劉敬、張良等人在勸劉邦遷都時，都著重提到這一點。實際上，這也是劉邦考慮最多的。

　　綜觀各地，莫勝於占據經營多年、經濟較為發達、四塞為固的關中。如能平定叛亂，則據有天下，如不能平定，還可守住關中。正所謂“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進與退、成與敗都考慮到了，可見遷都關中實在是當時政治形勢下的明智選擇。

　　都城所在地的地方勢力和民族關係都是不能不考慮的。地方勢力有強有弱。弱者自不至於引起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權的注意。其強者卻不能不使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權多所顧慮。這些強有力的勢力常會影響選擇都城時的最後決策，或者得到他們的支持，也許因之而另有所選擇。

　　再次，從經濟發展方麵看。都城是人口聚集的地方，這就要解決社會生活所必需物資的需求問題。解決這樣的問題就須具有一定的自然條件，使所必需的物資能夠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而不是假於外來的助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應，其間的難易程度，也應在考慮之列。若是過分困難，對於都城的地位能否長期保持下去，也不是毫無影響的。正因為這樣，經濟因素在形成都城的過程中就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關中地理條件優越，開發較早，早期人類在這裏生產、繁衍，創造了先進的原始農耕文化。夏、商、周時期，關中地區得到了進一步開發，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十分發達，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秦人占據關中後，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當時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裏，蓄積饒多。關中地區，不僅是曆史上最早成為“天府”的地方，也是曆史上最早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曾對戰國、秦以來關中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富庶作過這樣的描述：“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鹹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並至而會。”關中物產、資源豐富，其周邊地區亦各有所產，南邊是富饒的巴蜀，多產丹沙、銅鐵、竹木；西南近邛笮，產笮馬、犛牛；西北、北有戎翟之畜，胡、代之馬，各地物產輻關中。因此劉邦、項羽攻入鹹陽後，都曾有人勸他們占據關中稱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史記》卷7《項羽本紀》。他們都強調關中經濟的發達，可見這是當時人的共識。關中經濟發展水平高，能夠解決中央政權各項開支，這是西漢定都關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四，從地理環境上來看。地理環境對都城的選址影響很大。關中地區被山帶河，四塞為固，戰國縱橫家多有論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史記》卷69《蘇秦列傳》。“北有甘泉、穀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崤之險。”《史記》卷86《刺客列傳》。關中北有岐山、嵯峨山、堯山、梁山，崇山峻嶺，足以設險防守；南有秦嶺，道路險阻，非棧道不能通；西有隴山，隘阻東西；東有黃河為阻。在關中四周，有許多關塞，東有函穀關、蒲津關、龍門關；南有武關、關；西有隴山關、大震關；北有蕭關。隻要守住這些關塞，則進可攻、退可守，在軍事上占據地理優勢。關中的這一地理優勢，在秦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史實看，秦國據山河之固，不斷出函穀關蠶食山東六國，而六國曾多次合縱聯兵攻秦，但隻能攻到函穀關外，都沒能破關攻入關中。

　　第五，從交通方麵來看，曆代都城選址，除了考慮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環境外交通的便利與否也是應重點考慮的一個因素。作為一個王朝的都城，其對外交通應四通八達，暢通無阻。關中地區交通十分發達，秦統一中國後，為加強對全國的統治，修築了從都城鹹陽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尤其以馳道和直道最為重要。此外，秦還有從鹹陽至巴蜀的棧道，由巴蜀至雲南、貴州的五尺道等。形成了以鹹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全國重要地區和重要城市都聯係起來。便利的交通對於發展經濟，抵禦外侵和平定內亂，加強中央集權等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西漢長安城的營建

　　漢長安城周長二萬五千七百多米，相當於今天的五十餘裏長，麵積達三十六平方公裏，是可以與西方羅馬城相媲美的大都城，而且規模是羅馬城的四倍。這還不算城外的建章宮等離宮別館，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對長安城的調查發掘，較早涉足者為日本人足立喜六，他於1906-1910年應清政府招聘任陝西高等學堂教習。其間他曾調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跡，撰寫了《長安邊跡研究》一書，其中包括對漢長安城的勘察。自1950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對全城若幹地域進行鑽探。1961-1962年間對城內進行較大規模的勘察，基本查明了城內的街道宮殿區的分布，並探明了城西建章宮的範圍，1975年發掘了武庫遺址，80年代以後，主要工作集中於未央宮。1996年出版了《漢長安城未央宮發掘報告》。90年代後半期與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合作，重點發掘桂宮遺址，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也出版了《漢長安城桂宮》發掘報告。這幾年又對長樂宮作了不少發掘與考古工作，獲得了許多重要的發現。

　　周秦漢唐都城演變示意圖西漢長安城的營建始於公元前202年，當時以秦朝末年幸免被焚燒的興樂宮為基礎，興建了長樂宮作為皇宮。兩年後長樂宮建成，劉邦從關中東部的櫟陽遷都長安。與此同時，又以秦的章台為基礎，興建了未央宮，主要建築有東闕、北闕和前殿，迄今前殿遺址還在，雄偉高大。此外，在長樂宮和未央宮之間修築了武庫，在長安城東南修建了中央糧庫——太倉。這些工程由時任丞相的蕭何領導，由陽成延具體負責設計、安排施工。

　　漢朝初年由於受到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的影響，社會經濟拮據，不得不實行“黃老無為”的政策，與民休息，減輕賦稅和徭役。因此在長安城的修建上，隻是先修建了急需的長樂宮和未央宮，而沒有先修建城牆。惠帝劉盈即位後，才開始修建長安城城牆。從惠帝元年開始修築城牆，到漢惠帝五年才完成，共修建了五年時間。期間大規模的修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惠帝三年（前192）春，漢朝中央政府下令，一次征召了146萬人來京師修長安城，共進行了一個月。由於工程浩大，用工多，所以征用勞動力的範圍擴及長安周圍六百裏之內。男勞動力不夠用時，就征用婦女，用去工日438萬個。京畿附近勞動力不夠用，就由全國各地諸侯王、列侯提供徒隸來補充。第二次是在同年六月，西漢政府就通過各諸侯王和列侯，征召了兩萬名徒隸修築長安城，時間也是一個月。第三次是在惠帝五年（前190）春，再次征召長安附近六百裏之內男女勞動力145萬人修築長安城牆，也是一個月，用去工日435萬個。

　　漢武帝時期改變了過去的“無為而治”政策，在內外政策上開始實行有為政治，在漢長安城的建設中也是如此，因此這一時期是長安城的大規模營建時期，其營建思想與布局模式發生了巨變。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三點：一是長安城的規模突破了外郭城牆的限製，在長安城牆之西營建了建章宮。建章宮的落成，改變了整個長安城的布局，使得原來的安門大街中軸線的作用失去意義，導致城市重心往西移，以西安門、未央宮前殿、北闕、橫門大街、橫橋組成的中軸線趨於定型。伴隨著布局模式的改變，新增的離宮別館、亭台樓閣遍及漢城內外的空間區域。二是城市設計思想的變化，“象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神仙思想也滲透在城市設計規劃當中。上林苑中的昆明池象征著天河，牛郎織女分列昆明池的兩旁，成為“象天”思想的具體體現。建章宮的神明台、太液池、鳳闕及閶闔門、未央宮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飛廉館和桂觀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見證。尤其是這兩種思想演繹出來的城市建築，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宮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宮，北宮的神仙宮（壽宮），未央宮的麒麟殿、鳳凰殿、白虎殿、壽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魚龍、奇禽、異獸之物均屬其列。三是城市功能更加完備，從戰國時期以政治軍事防禦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來。市場功能增強、交通發達、文化開放，從而使得漢長安城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個著名國際大都會。與此同時，漢武帝又在城西南郊開鑿了昆明池，充實了上林苑中的各種宮觀建築，大規模地擴建了皇室避暑勝地——甘泉宮。漢長安城的建設這時達到了頂峰。吳宏岐：《西安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漢武帝像西漢末年，王莽為推翻西漢王朝製造理論根據，擴大輿論宣傳，采取了大量複古主義做法。在長安城的建設上更是如此。主要體現在，於漢長安城南郊大規模修建禮製建築，主要涉及到明堂、辟雍、九廟、官稷和郊祀建築。《漢書·王莽傳》載：“是歲（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製度甚盛。”公元20年，“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工製之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宗廟未修，且袷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台、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官稷，如上所言，築於元始三年。《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臣瓚注，說經王莽上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由此可見，王莽在“托古改製”的旗幟下，對漢長安城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

　　三、長安城的形狀與布局

　　漢長安城的布局與形製基本上是按照《周禮·考工記》的思想設計的。即“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儒家建城觀念在長安城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當然與儒家思想得到統治階級的提倡有關係。

　　1.長安城的形狀

　　西漢長安城平麵呈不規則長方形。東城牆平直，西、南、北三麵城牆多曲折，尤其是南、北城牆更為突出。看上去，南、北城牆的平麵，與天上的南鬥星和北鬥星很相似，因此後代有人稱長安城為“鬥城”。

　　《三輔黃圖》指出：“城南為南鬥形，北為北鬥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鬥城是也”。認為這是當時修築長安城的規劃者，以天空中的“北鬥”和“南鬥”為藍圖設計的。因為他們要神化皇權、神化皇帝，皇帝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衣食住行都要披上神的外衣，因此皇帝的都城更在神化之列。但是後來遭到元代李好文的質疑，他認為並非如此。他從地理環境來解釋長安城不規則的原因，指出，長樂、未央修建在前，“皆據岡阜之勢，周二十餘裏，宮殿數十餘區”，而城牆修建在後，“必須包二宮在內，今南城及西兩方凸出，正當二宮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北牆的曲折則是受到渭河製約的結果，“渭水向西南而來，其流北拒高原，千古無改。若取城正方，不惟大寬，又當渭之中流”。北牆“委曲迂回之狀，蓋是順河之勢，不盡類鬥之形。以是言之，豈後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歟”。李好文：《長安誌圖》卷中《圖誌雜說·北鬥城》。目前，對於長安城形狀的爭論仍然比較激烈，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長安城之所以出現這樣的不規則形狀，實質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城市規劃中的影響。當時既考慮了地形因素，又將“法天”觀念融入城市建設理念之中，以體現皇帝意誌來自上天這樣的理念。應該說漢長安城的建設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體現。

　　漢長安城示意圖“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主題，在諸子百家中多有體現。秦漢時期人們在都城修建時都非常注意“天人合一”，以達到與自然界的和諧。更重要的是，通過“天人合一”的築城理念，就把“君權神授”的思想貫徹在都城營建中。從自然科學的發展來講，當時的人應該對天文星相有比較多的了解，戰國時期的齊人甘德和魏人石申兩人就寫有這方麵的著作《星占》和《天文》，他們是觀測星宿運行的占星家。戰國時已有二十八宿之名。秦漢時期的天文學更有了發展，人們對天的認識更提高了。秦始皇陵地宮中就是按照“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要求實施的。《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

　　實質上，都城象天的設計思想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產生，商人稱都城為“天邑”，周人稱為“天保”，都體現了當時“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秦都鹹陽就是“法天”思想指導下的結果徐衛民：《秦都城研究》，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形成“渭水貫都，以象天漢”的都城格局。

　　漢承秦製在學界是沒有太大爭議的，在許多方麵我們都能看到秦對漢王朝的影響，漢長安城形狀就直接受到秦都鹹陽布局的影響，正如張衡《西京賦》所雲：“攬秦製，跨周法”。據文獻和考古資料來看，漢之長樂宮、未央宮、桂宮等都可能是利用了秦宮的舊址建造起來的宮室。《三輔黃圖》雲：“漢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

　　漢長安城除東牆為南北筆直外，其他三邊城牆多為曲折，特別是北牆、南牆最為突出，東牆之所以沒有曲折，因為它是沿長樂宮的東牆規劃，與宮殿平行南北伸延，地理上沒有障礙物。而之所以出現城牆曲折這種情況，實質上既是古代築城工匠“因天才，就地利”建城思想的反映，同時也是為了反映“法天”的思想，使地上的皇帝與天意聯係起來。

　　漢長安城是以秦都鹹陽渭河以南的宮殿作為基礎，南倚龍首原，北臨渭河，西臨河。因此其形狀就不得不受到秦宮殿、龍首原和渭河等的製約，從而形成不規則的形狀。這正好體現了設計者陽成延熟悉長安地區的地理環境，充分利用地理優勢，規劃出宏偉的長安城，使它成為“因天才，就地利”營造都城的典範。由於受到地形特點的製約，漢長安城把宮殿區建在城內的中南部，把居民區和市場設置在城的北部。因為南部的龍首原地勢較高，又以龍首相稱，正好迎合了封建皇帝以真龍天子自詡和君權神授、至高無上的心理狀態。而且，龍首原地勢較高，在其上修建宮殿，既便於控製製高點，觀察城內的一舉一動，有利於皇宮的安全，同時又便利通風防潮，而且可以繼承與發揮秦代高台建築的風格，使皇宮更加雄偉壯觀。

　　筆者認為，漢長安城的形狀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形象體現，既考慮到秦都鹹陽留下來的宮殿、自然地形等因素，又以“法天”為依據。這裏的“法天”，就是要求人們效法自然，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即在照顧地形環境的情況下，做成模仿天象的形狀，就是後人所說的“鬥城”。

　　2.城牆與城門

　　西漢長安城由內城和外城組成。現仍留下不少外郭城牆的遺跡。根據實測，長安城城牆周長25700米，約合漢代62裏多一點，這與曆史文獻記載的長安城周長63裏的數字基本相近。其中東城牆長6000米，南城牆長7600米，西城牆長4900米，北城牆長7200米。劉慶柱：《漢長安城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研究》，《考古》1996年10期。城牆縱剖麵為梯形，上窄下寬，底部寬16米。王仲殊：《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獲》，《考古通訊》1957年5期。城牆原來高度在10米以上。城牆全部為版築夯土牆，牆體堅硬如石。城牆角有角樓建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長安城城牆西南角遺址的鑽探與試掘》，《考古》2006年10期。城牆外側有寬8米、深3米的壕溝圍繞。都城的城壕又稱“禦溝”。由於長安城城壕邊廣植參天楊，因而又稱“楊溝”，這就是當時的護城河。

　　西漢長安城城牆遺址西漢長安城城牆每麵各開三座城門，全城共有十二座城門，這和《周禮·考工記》中對城門的要求是一致的。東麵的城門，由北而南依次是宣平門、清明門和霸城門。南麵的城門，由東而西依次是複盎門、安門和西安門。西麵的城門由南而北依次是章城門、直城門和雍門。北麵的城門由西而東依次是橫門、廚城門和洛城門。王莽時期托古改製，曾經對各個城門的名字進行更改，改十二城門分別為：宣平門為春王城門正月亭，清明門為宣德門布恩亭，霸城門為仁壽門無疆亭，覆盎門為永清門長茂亭，安門為光禮門顯樂亭，西安門為信平門誠正亭，章城門為萬秋門億年亭，直城門為直道門端路亭，雍門為章義門著義亭，橫門為朔都門左豳亭，廚城門為建子門廣世亭，洛城門為進和門臨水亭。充分體現出王莽的複古思想。

　　從考古工作者的發掘和勘探情況來看，十二個城門的大小並不完全一樣，由於用途和重要性的不同，有大城門與小城門兩種。盡管如此，每個城門都有三個門道，這種形式影響深遠，後代城門基本上沿用這種形式。其中與未央宮、長樂宮宮門相對的四座城門（霸城門、複盎門、西安門和章城門）要比其他八座城門建築宏偉、壯觀。漢長安城的東麵三座城門比其他三麵九座城門的建築規模大。在三座城門的城址外側，有向外突出的夯土台基。其中宣平門外的基址西距門址20米，台基現存高82米，東西長138米，南北寬117米，這種形製類似後世的甕城。從城門大小與形製的不同可以看出與實際使用情況有密切的關係。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漢長安城城門的發掘，發現西漢時代城門與後世城門有所不同。西漢時代的城門沒有圓弧形券頂，兩壁是垂直的闕口，在壁的內側，沿邊置木柱，柱下置石礎，柱上架設城門樓。城門門道長約16米左右，與城牆厚度相同。城門門道前平鋪一列方石，作為門檻，兩端的兩塊石頭是門臼石，城門安放在上麵。西漢長安城城門屬於“騎樓式”建築，不同於後代的拱券式城門。

　　漢長安城宣平門發掘遺址考古工作者在霸城門內發現了當時的車轍痕跡，寬為15米，從而可知每個門道可容四輛車，三個門道可容十二輛車。這就證明了班固《西都賦》中所描述的“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和張衡《西京賦》：“觀其城郭之製，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城門門道之間用4-14米寬不等的夯土牆隔開，其中霸城門和西安門的隔牆14米，直城門和宣平門的隔牆寬為4米。城門均未用磚，門道兩旁設置柱礎石，可知在其上建築有木結構的城門樓。

　　已經發掘的霸城門、直城門、西安門和宣平門等都毀於新莽末年農民起義的戰火中。這些城門被毀後大多數廢棄不用，隻有個別城門如宣平門被毀後，從東漢魏晉到隋一直沿用，不止一次地修複重建，一直作為一個完整的城門被繼續使用，與長安城的曆史共始終。由宣平門的發掘，也可以進一步了解整個漢長安城的興廢曆史。

　　長安城城門管理製度十分嚴格，每座城門都有重兵把守，設城門校尉統領城門兵。城門校尉大多由皇室親信或皇親國戚充任，以加強城門的保衛工作。城門的開關時間都有嚴格規定，城門侯專司其職。城門作為要塞，交通管理十分嚴格，左出右入，不得違章。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保證都城中最高封建統治者的絕對安全。

　　3.道路與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