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央宮

第1章 緒論

　　都城是一個國家或者政權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是統治者發號施令、實施有效統治的中樞。因此都城的選址和建設直接關係到一個王朝的對內對外政策，直接影響國運的興衰。所以，西漢統治者十分重視都城的選址和建設，把定都建都視為“國之大事”。“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墨子·七患》，許嘉璐主編：《文白對照諸子集成》上冊，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自古帝王維係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顧炎武：《曆代宅京記·徐序》卷首，中華書局1984年。都城的選址要考慮到政治形勢、經濟條件、地理環境、交通等多方麵因素，而都城地址一旦確定和建設，就會對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西漢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時期，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為西漢王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的都城長安對後世都城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於古都的定義，著名古都研究專家史念海先生指出：

　　古都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麵，自廣義言之，作為一個獨立的王朝和政權，不受外來控製，其都城已成為政治中心，就皆視為古都。但由於作為保護和研究的對象，就要受到一定因素的製約，因而應還有狹義的定義。這是說古都不僅是獨立的而不是過分短促的年代。其遺址的現存地理位置應是確切的，而不是推測的臆定，還應是距現在有關的城市較近，而不是距離很遠的廢墟。史念海：《中國古都與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

　　中國古代對都城的選址是十分講究的。早在先秦時期，對都城的選址已要求較高。《管子·乘馬》雲：“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管子·度地》也雲：“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意為國都地址的選擇和布局要考慮用水、地形等自然環境。著名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提出，曆代統治者主要是從經濟、軍事、地理位置幾個方麵來考慮都城選擇的。經濟上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饒的地區，足以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統治集團的物質需要，無需或隻需少量仰給遠處；軍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於控製內部，又利於防禦外來侵略；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大致位於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區，但並不要求是地理上的幾何中心，隻要有通達全國的便捷的交通，便於中央與各地的聯係，利於統治就行。譚其驤：《中國曆史上的七大首都》，《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史念海恩師也指出：“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選擇，一般是探求國土的中心點，利用交通衝要的位置，憑恃險要的地勢，與其策略相聯係，接近王朝或政權建立的根據地，在經濟上較為富庶的地區。”史念海：《中國古都與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應該說秦漢時期都城在選址上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選擇，做出了明智的選擇。

　　西漢地圖大體來說，西漢時期之所以將都城建在關中，有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也有其社會原因。

　　關中地區是指西起寶雞、東到潼關的渭河中下遊地區。這裏南有秦嶺山脈，北有北山山脈，渭河長期衝積泛濫，於是形成了肥沃的關中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渭河是關中的一條最重要的河流，南北兩岸又形成了眾多的、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一個嚴密的水網，給關中的社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關中的河流像一條條裙帶一樣，纏繞在渭河的南北兩岸，除了著名的“八水繞長安”中的渭河、涇河、灞河、河、灃河、河、河、澇河外，還有水、褒水、雍水、戲水、石川水、零水、洛河等，水資源是相當豐富的。

　　除了密如織網的河川之外，關中地區當時還有繁若群星的湖泊池澤，如位於水上遊的弦蒲，位於三原、涇陽兩縣之間的焦獲澤，位於潼關西南的陽華藪，以及位於上林苑中的池、鎬池、蘭池、上林十池等。從而反映出二千多年前的關中大地之上，河湖縱橫，水網密布。

　　關中的土壤在當時全國是上等的，在我國最早的曆史地理著作《尚書·禹貢》中，把當時全國劃分為九州，其中關中屬雍州，而雍州在九州中的土壤是最好的，即上上等，“厥土唯黃壤，厥田上上”。

　　秦漢時期的關中地區氣候比今天要溫暖濕潤的多。據研究，當時的氣溫要比今天溫暖，降水量也比今天大。竺可楨：《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之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2期。朱士光等：《曆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年1期。從而為當時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中地區秦漢時的森林、植被是茂盛的，“有戶、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漢書》卷28《地理誌》。當時除了渭河南邊的秦嶺和渭河北邊的山地有繁茂的森林外，即使在關中平原上也有森林，這裏的河穀衝積平原及河流兩側的階地，都有大麵積的森林存在。

　　關中地區多樣的地形、豐富的物產為秦漢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張良雲“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卷55《留侯世家》。“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司馬遷說得好：“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正由於關中地區優越的經濟環境，因此，自古以來這裏就是一個發達地區，它是中華黃河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人類在此生活、生產、繁衍。著名的藍田人、大荔人距今已有幾十萬年的曆史。母係氏族時期的半坡人、薑寨人已具有了較高的文明，他們在這裏以石器為生產工具，向大自然展開挑戰，創造了輝煌的原始農業文化，開始選擇居址、建村造屋、漁獵采集、飼養家畜、手工製陶、紡織編織，是我國最早的農業發源地之一。仰韶時期半坡、薑寨出土的彩陶器一方麵反映了當時的人類高超的用火技術，另一方麵反映出當時優秀的陶塑工藝。在關中地區這類仰韶遺址很多，大多集中於渭河流域，其文物之絢麗多彩與生產技術水平之高超，為我國其他地域的同期文化遺址所不及。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在關中地區也有二百多處，當時經濟、文化都較仰韶時期有了較大的進步。從以上的原始時期文化遺址來看，關中地區由於當時良好的氣候和上上的土壤，已成為當時全國發達的地區之一。

　　西周時期，關中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因為當時關中地區是西周王朝的發源地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周為姬姓，是帝嚳的後代，最初的居地在今陝西武功縣東北部，後遷徙到。大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中葉，其首領古公父率領其部族，越過梁山，渡過漆沮二水，到達岐下，進入周原，當地土壤肥沃，適於農作物生長，後周文王遷都於豐，周武王遷都於鎬，在其遺址內，發現了大量的手工藝品、建築材料及車馬器等。

　　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周族就以農業發達著稱，相傳周族的始祖棄就以善耕而著名，他“播時五穀”，被人們視為農神後稷。周滅商後，吸取了商發展的經驗，並發揚自身重視農業的傳統，發展快，成就大，是我國古代農業發展的重要裏程碑，奠定了傳統農業的基礎。在農業生產上，耕作製度有了較大的改進，人們根據土質的不同而實行不同的耕作方法，有輪荒製、休閑製、連耕製和輪作製，尤其輪荒製和休閑製是周人在農業生產中的兩項創造。這種耕作製度，可以保證土壤有足夠的肥力，便於農作物的生長。

　　西周的手工業有了大的發展，特別是青銅器的鑄造，在關中的扶風、岐山、眉縣一帶發現了大批的精美青銅器，被譽為“青銅器之鄉”，不僅種類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工藝水平先進。另外在製陶、漆器、絲麻紡織、骨器製造等手工業領域均有新的建樹。

　　史前社會至西周時期關中經濟的良好發展，為後來的秦漢立足關中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關中可謂四塞之地，東有黃河為阻，南有高大之秦嶺，西為隴山、岍山，北有岐山、九山、嵯峨山、堯山、黃龍山、梁山等，層巒起伏，道路險阻，易於設防，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對外來往就靠幾個關口，即東邊的函穀關，東南邊的武關，西邊的大散關，北邊的蕭關，因而固若金湯，曆代被人們稱頌。蘇秦雲：“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史記》卷69《蘇秦列傳》。班固指出：“左居函穀二崤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龍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隈，湧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區焉。”班固：《西都賦》，見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張衡也雲：“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高掌遠，以河流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隱轔鬱律，連岡乎塚，抱杜含戶，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九甘泉。”張衡：《西京賦》，見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由於關中具有易守難攻的軍事地理優勢，故秦漢時期在對外戰爭中常常是主動的。隻要守住各個關口，敵人就很難進入。正如司馬遷所雲：“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以來，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史記》卷15《六國年表序》。從而使秦國能夠“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史記》卷55《留侯列傳》。優越的軍事地理形勢，對於秦漢時期建都關中乃至於統一全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長安城的東大門有函穀關把守，函穀關的故址在河南西靈寶縣舊城西南。之所以名為函穀，是因為這裏山路狹窄，路旁也是陡峭的高崖，崖上到處都是鬆柏樹林，遮蓋道路，行路的人在狹穀中看不見天日，因名之，又因“路在穀中，深陷如函，故以為名。”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中華書局1983年。由函穀關往西經過潼關，可到漢長安城，東通崤山，可達關東，是東西方的重要通道。

　　函穀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條道路是秦通東方最方便、最捷近的通道，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若能控製函穀關，進可以出兵關東，退可以守住關中大門。

　　武關是當時通向東南的重要通道，由於位於函穀關以南，因此成為其南側翼關。位於商洛丹鳳縣城東三十五公裏處，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素有“三秦要塞”之稱。

　　大散關是漢與巴蜀、漢中交通的要衝。據《讀史方輿紀要》載：大散關“扼南北交通，北不得此，無以啟梁益，南不得此，無以圖關中。”大散關東臨絕澗，北倚高峰，居於南北道路的最高處，對南北兩側均據建瓴之勢，通過大散關的孔道，曆史上稱為陳倉道。

　　關中地區既是天下肥沃的所在，又是形勝所在。正如《荀子·強國篇》所雲：“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當時的蘇秦也雲關中地區“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裏，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漢長安城既有宮城，又有外郭城。完全按照《周禮·考工記》的要求建城，“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城中宮殿占了很大部分，每邊三個城門，每門有三個門洞，街道筆直，這種築城方式也成為後代效仿的模式。

　　都城中的宗廟、社稷建築是都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一個完整的都城是不能沒有宗廟社稷的。在都城建設中均有由天子正宮、百官衙署、宗廟、社稷等組成的一套特有建築，其中最顯著的是宗廟社稷。在戰亂災禍情況下，天子正宮和百官衙署尚可因陋就簡，但宗廟和社稷卻是萬萬怠慢不得的。

　　社稷則是帝王祭祀土神和穀神的廟堂，按照《白虎通義》的解釋：“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以示有土尊。稷乃五穀之長，故立稷以祭之也”。社稷是國家的代稱，故國家滅亡叫“社稷傾覆”。宗廟是朝代的代稱，朝代滅亡叫做“宗廟滅絕”，“天子之職，莫大於禮”，帝王最主要的職責便是祭祀宗廟和社稷。宗廟和社稷是帝王權力神化的方式，它是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塗上一層神秘色彩，以愚弄人民，是國家政治中心的象征。正因為如此，《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才雲：“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

　　西漢長安城南郊禮製建築遺址主要包括社稷、宗廟和明堂辟雍。社稷遺址位於南郊禮製建築群的最西部，其周築圍牆，社稷基址為一長方形夯土台，它可能始築於西漢初年。宗廟建築遺址群位於社稷遺址以東，由十二座建築組成，建築形式相同。辟雍遺址在漢長安城東南部，它由中心建築、圍牆、四門、圍牆四隅的曲尺形建築和辟雍周圍圜水溝組成。

　　帝王的陵墓也是都城建設中必須考慮的，漢長安城北邊的鹹陽原和城東南成為漢代帝王的墓葬區，並在此設置了諸多陵邑，成為漢長安城的衛星城。

　　西漢時期的都城建有大量離宮別館，離宮別館猶如滿天星鬥撒落在關中平原上。除了繼續沿用秦時的離宮別館以外，漢代還修建了一些新的離宮別館。據《史記正義》引《廟記》雲：“北至九、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渭之交，東西八百裏，離宮別館相望屬也。”當時關中有離宮三百，在鹹陽之旁就有二百七十座離宮別館。而且把這些離宮用複道、閣道、甬道聯結起來，真可謂氣勢壯觀。秦的離宮別館除了被項羽用火燒掉的以外，其餘都是秦宮漢葺，繼續加以利用。

　　不僅如此，漢皇室還在長安城城附近修建了供皇帝狩獵休息所用的苑囿。都城鹹陽附近有著名的上林苑、宜春苑等。漢武帝在秦上林苑的基礎上繼續擴大，形成了龐大的上林苑等苑囿。

　　西漢長安城的市場主要集中在東市和西市。現已勘探清楚，東市和西市的四周築牆，市內各有兩條東西與南北道路貫通全市，4條道路相交成“井”字形，這與漢代畫像石上的“市”的布局相近。東市主要為商業區，西市之中分布有大量官辦手工業作坊。東漢時期洛陽都城經濟活動中心集中在三市，即金市、馬市和南市。

　　《西京賦》雲：“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又雲：“九市開場，貨別隧分”。薛綜注：“隧，列肆道也。”明顯可看出秦都城鹹陽的“市”在都城中的地位提高，市場增加，這種變革，說明都城性質的變化，已由奴隸社會的政治城堡，轉而為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中心。代表都城經濟職能的“市”，一躍而居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此時的城實際上是作為政治控製中心的“城”，與作為經濟活動中心的“市”結合而成的複合體——“城市”。

　　西漢長安城的建設就是在秦都鹹陽的基礎上修建的，既遵循了《周禮·考工記》的建城思想，同時“天人合一”的建城思想也得到了發揮。

　　秦漢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時期，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因此秦漢時期形成的各種製度對後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都城建設製度也是一樣。

　　漢承秦製，在都城製度上也是如此，漢代劉邦最初即住在秦櫟陽城中，後利用秦的興樂宮建成長樂宮，在章台基礎上建未央宮，在桂宮基礎上建甘泉宮等，實質上漢長安城就是在秦鹹陽渭南宮殿群基礎上營建的。不僅利用了秦原有的宮殿基礎，甚至連築城的製度也是繼承秦的，即先修宮殿，後築城牆。其都城近郊的離宮別館、苑囿也是對秦原有宮殿苑囿的修葺沿用，如秦關中的眾多離宮，漢時繼續沿用，漢上林苑就是在秦上林苑基礎上擴建的。

　　漢王朝以後的朝代所遵循的都城製度有很多是沿襲漢製的。由此可見，作為中國都城製度史上的承前啟後的秦漢的都城製度在曆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所指出的：“秦製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