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與漢初三傑

第10章　創業艱難百戰多——漢高祖劉邦(9)

　　第四，招撫田橫，導致田橫被迫自殺。招誘豪傑歸順，否則即予以誅殺，這是天下新主的治世常規，倒也不必苛責劉邦。原來，田橫被韓信施詐戰敗之後，隻好歸附彭越。等到項羽已滅，彭越對於劉邦的臣屬關係已經確立，田橫再也無法在彭越屬下生存，於是與賓客逃亡到海島上暫且容身。劉邦素知田橫有英雄才具，恐其久居海島終為亂源，就派遣使者前來宣布赦免田橫的詔書，其中有一句威逼利誘的話：“（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田橫知道天下一定，僅憑自己的力量已經無法與漢家朝廷為敵，又懼怕因為自己的抗命而導致屬下遭遇屠戮，就被迫接受漢廷的傳召，乘車前往洛陽。在距離洛陽還有三十裏處，自殺身亡。在自殺之前，田橫對兩位隨行的賓客感歎：“橫始與漢王俱南麵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麵事之，其愧固已甚矣。”（《漢書·田儋傳》）劉邦感念田橫的剛烈誌節，為之流涕，調發士卒二千人，按照王者之禮厚葬了田橫。兩位賓客，在完成了田橫最後的囑托， 安葬了田橫之後，自殺於田橫的墓旁。等到田漢長安城遺址平麵圖橫的死訊傳到海島之上，留守的五百壯士全部自殺以殉。田橫及其屬下的視死如歸，贏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劉邦在厚葬田橫之後，不由得暗自慶幸：如果田橫這樣的英雄豪傑，獨居一地，不知何時就會釀成大禍。“田橫五百士”，更成為不屈雄傑的代名詞。

　　第五，劉邦采納婁敬與張良的建議，決策遷都長安。當時的婁敬是地位卑賤的戍卒，他求見皇帝，對劉邦分析了以關中為都城的優勢。劉邦已經被打動，他詢問張良，張良借機勸劉邦西進關中。當天，劉邦就決策遷都長安。為了表彰身居下位的人建言獻策，劉邦特意晉封婁敬為“奉春君”，並且賜姓劉氏。後來，這位有戰略眼光的劉敬，還曾經獻策“和親”，以處理與北部匈奴的關係。

　　第六，赦季布而斬丁公，借以彰顯“臣事君以忠”的政治倫理。在“楚漢之爭”的戰場上，“為氣任俠”的楚將季布，奮勇作戰，多次使劉邦遭遇險境，狼狽不堪。及楚亡漢興之時，劉邦以千金重賞通緝季布，並規定敢有藏匿季布者，罪及三族。然而，魯地大俠朱家出麵講了一番各為其主的道理，劉邦就赦免了季布，使之盡展才幹，終於成為漢初名臣。而季布的同母異父兄弟丁公，遭遇卻完全不同。丁公也是楚霸王項羽的部下將領。當年，劉邦在彭城之戰中敗逃，丁公領兵追逐，短兵相接，劉邦命在旦夕。在危急之際，劉邦當麵向丁公求饒，丁公於心不忍引兵而還，劉邦才得以脫身。等到項羽滅亡，丁公自恃有活命之恩，前來謁見劉邦。劉邦卻下令將丁公在軍中示眾，所定的罪名是：“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並且宣稱：“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史記·季布傳》）劉邦此舉傳遞的信息十分明確：對背叛君主的人，即便我是受益者，同樣加以誅殺，決不寬貸！

　　劉邦在稱帝之初，麵臨著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局麵，僅僅兩三個月的時間，他就做了以上所述的若幹事關大局的事情，可謂高屋建瓴、大刀闊斧。王者氣度，借此而彰顯出來。

　　然而，劉邦登基之後，實在沒有享受“天下太平”的安樂之福，一係列麻煩事，接踵而至，使得這位開國皇帝大有疲於應付的感覺。

　　第一，忙於鎮壓異姓諸侯王和項羽舊將的反抗。在劉邦稱帝的當年七月，燕王臧荼就率先起兵反漢了。臧荼在北部廣大區域是有影響的豪傑，劉邦不敢大意，親自領兵平叛。用兵兩月有餘，才將臧荼俘獲。劉邦封自己的好友盧綰為新任燕王，希望他能夠鎮撫地方，為自己分憂。不料，後來盧綰的燕國也成為劉邦的一塊心病。九月間，項羽的舊將利幾起兵反抗。這次起兵的內幕，史書沒有記載，我們隻知道，又是劉邦親自領兵平叛。由此可見，這次叛亂聲勢和危害性必定不小。漢高帝六年（前201）十月，離劉邦稱帝不過八個月，有人上書告發楚王韓信“謀反”，劉邦采納了陳平的建議，以“偽遊雲夢”的方式，誘捕了韓信；隨後在“罪名”無法落實的情況之下，貶韓信為“淮陰侯”，限製居住在都城，跡近幽禁（詳見“韓信”部分）。

　　第二，大封功臣，安頓內部。劉邦分做兩批分封“大功臣”為徹侯（以後為了避諱漢武帝的名字，“徹侯”改稱“通侯”）。第一批受封者十人，其中有：平陽侯曹參、戶〖〗侯陳平、汝陰侯夏侯嬰等人；第二批受封者十七人，其中有：留侯張良、〖〗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等人。曹參、陳平受封徹侯的時間早於張良、蕭何，其中是否有特別的原因，我們已經無從考查了。“大功臣”二十七人受封已畢，其餘功臣竟然出現了“爭功不決”的局麵，如果不把他們盡快安撫下來，也可能激起變亂。張良為劉邦設計了先封雍齒為侯的策略，因為雍齒早年間有背叛劉邦的一段經曆，兩人“交惡”是大家共同知曉的事情，雍齒受封，意味著其他人都會得到封侯之賞。於是，中小功臣們吃了“定心丸”一般，穩定了下來。這是張良協助劉邦安定大局的妙計之一（詳見“張良”部分）。在封侯先後問題上，表現出劉邦的“心理”問題，最為明顯的是“王陵後封”。王陵在漢初的開國功臣集團中，是很有個性色彩的人物。論及他的忠心耿耿，有一事為證。在楚漢之爭中，王陵的母親不幸被項羽俘做人質，項羽要挾王陵歸降。王陵是著名的孝子，這必將對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通曉大義的母親，在漢家使者麵前，毅然選擇了伏劍自殺，並且囑咐使者傳語王陵“善事漢王”。王陵為了漢家開基，付出母親的生命。僅此而言，王陵的地位在劉邦的功臣集團中應該有其獨特性。但是，王陵受封卻是相當晚的。直到八月間，劉邦才封王陵為安國侯。已經比封曹參等十人晚了八個月、比封蕭何等十七人晚了七個月，甚至比封雍齒為侯還要晚。“王陵後封”的原因，《漢書·王陵傳》記載得很清楚：“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其間涉及人事關係，需要稍做梳理和說明。王陵本是沛縣的豪強人物，劉邦在起事之前，以待兄長之禮與王陵相交。王陵性格直率，敢於直言，劉邦本人也對他有所忌憚。劉邦起兵於沛縣之後，許多豐沛故交前往依投，唯有王陵，自重兄長身份，不願依托於當年的小兄弟麾下，他聚眾數千人，獨立成軍。直到劉邦從關中東征項羽時，王陵才加入了漢軍陣營。再加之，王陵與雍齒交情甚篤，而雍齒曾經利用鎮守沛縣之機，背叛過劉邦，給劉邦造成過被動。事後，劉邦為了顧全大局，沒有處死雍齒，但雍齒是劉邦的仇人，卻是漢初統治集團中盡人皆知的事。偏偏王陵是任氣的長者，他不願為討好皇帝而中斷與好友雍齒的關係，他在皇帝麵前又總想保持當年兄長的地位，劉邦對他真有幾分無可奈何，隻能在分封功臣之時，遲遲不給王陵封侯定賞，聊泄一點怒氣。當然，作為一個政治家，劉邦深知像王陵這樣質樸誠實的大臣，正是國家不可或缺的柱石，所以才會在晚年指定他為曹參之後的丞相候選人。

　　第三，晉封劉氏宗室為王。劉邦對異姓功臣王心存疑忌，又以秦王朝沒有宗室封王導致“孤立而亡”的曆史教訓為鑒戒，借著鎮撫萬民之心的名號，推行“大封同姓”的政策，在廢黜韓信的王號之後，先後立從兄劉賈為荊王，少弟劉交為楚王，次兄劉仲為代王，長子劉肥為齊王。劉氏四王受封，是劉邦扶持宗室力量的重要舉措。

　　以上三件事情，劉邦作為開國皇帝雖然做得辛苦，倒也有點“其樂無窮”的刺激與興奮；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實在讓劉邦哭笑不得、傷透腦筋。那就是——他的開國功臣，大多出身草莽，在封侯就職之後，盡管他們已經是新朝勳貴，卻依然是不通禮儀，不守規矩。乃至於在朝廷之上、百官雲集之時，也鬧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話”。《史記·叔孫通傳》記載了這樣的一個場景：“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 其中的“妄呼”，很有可能既指互相呼喊姓名，也可能暗指酒醉之後呼喊出劉邦的名諱來。在“豪爽”、“不拘小節”的背後，反映的是等級秩序亟待建立的現實。這時，精通禮儀之學的儒者叔孫通，最為了解劉邦的心態和需要。他向劉邦建議盡快建立朝儀製度，並且自告奮勇地請命：“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對劉邦而言，這是正中下懷的。劉邦的可愛之處，在於務實而不為高言，儀式搞得太過於煩瑣、典雅也是他本人所無力承擔的，他實實在在地告知叔孫通：“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邀約了魯地有學問的先生三十餘人，與朝廷原有的學者以及叔孫通的弟子百餘人，共同製定漢家朝廷的朝儀。

　　到了漢高帝七年（前200）的十月，正值歲首，借著長樂宮建成的大吉之期，諸侯群臣都來參加大朝典禮。在叔孫通主持之下製定的朝儀有了首次施用的機會。文武百官冒著黎明之前的寒風列隊集合，在謁者的依禮導引之下，嚴格地按照官位的尊卑順序進入殿門，廷中早已布置好各類宮廷衛士、旗幟標誌。隨著進退的命令，文武百官分列東西，井然有序。標誌皇帝尊嚴的各種儀仗陳設就列。皇帝的車輦才緩緩出來，在端莊肅穆的氣氛中，“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朝謁禮畢，又置酒殿中。各位侍坐於殿上的官員都按照製度的要求伏首抬頭，依據尊卑次序向皇帝敬酒上壽。酒觴九行，主持儀式的謁者高唱一聲“罷酒”。殿中還有禦史執法，凡是舉動不符合禮儀要求的都被隨時責令退出。直到全部朝見禮儀、酒宴結束，在場的數百官員無人敢大聲喧嘩，更無失禮者。這一隆重莊嚴的朝儀，是劉邦和他的臣屬們都未曾經曆的，劉邦眼見那些平常不知尊卑有序的臣子們都如儀行禮、中規中矩，不由得龍心大悅。劉邦感歎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做皇帝的樂趣這才真正體會到了！於是，劉邦當即拜叔孫通為太常，並且賜金五百斤。

　　在盡享皇帝的尊嚴、威風之後，漢家開國皇帝劉邦還得為鞏固政權而奔波不已，甚至還要親冒矢石、出兵征討。讓我們曆數劉邦此後幾年間身曆的大事：

　　漢高帝七年（前200），劉邦親率大軍征討韓王信和匈奴，匈奴首領冒頓巧設誘敵之計，以四十萬精騎將劉邦所率的先頭部隊圍困於白登山（今大同東），長達七日，劉邦麵臨著被俘的危險。史稱“白登之圍”。幸得陳平巧設妙計，才僥幸逃脫。此後一直被視為漢家之羞。劉邦經曆此次被圍，目睹了匈奴的強大軍力，此後不再奢望依靠軍事手段解決與匈奴的衝突，而是理性地看待漢匈之間的力量對比，改為推行劉敬提議的“和親”之策，以忍讓之術暫且求得北部邊境的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