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試論西北紅軍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曆史經驗

　　center曲濤　李占年

　　center（甘肅慶陽師專　中共慶陽市委黨史研究室）

　　隴東老區是西北紅軍的搖籃，在艱難困苦的戰爭中，以劉誌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西北地區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西北紅軍中建立健全了黨的基層組織，形成了一整套正確的政策和工作製度，逐漸克服了部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使西北紅軍真正成為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新型的人民軍隊。西北紅軍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成功經驗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和工作製度，是西北紅軍始終保持人民軍隊本色的組織保證

　　建立、健全黨的基層組織和工作製度，保證中國共產黨對紅軍的正確領導，是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也是西北紅軍基層黨組織逐漸總結出的一條最寶貴的曆史經驗。早在1931年9月倒水灣整編創建南梁遊擊隊之時，劉誌丹就十分注意保持黨在部隊的領導地位。他領導建立了部隊黨支部，並選擇在三年兵運鬥爭中培養起來的黨員幹部擔任南梁遊擊隊的各級軍政領導職務，使部隊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一支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在南梁遊擊隊期間，部隊的基層黨組織與上級黨的組織——陝西省委保持著經常的聯係，陝西省委通過地下交通線及時地將黨的指示傳達到遊擊隊，使部隊正確地執行黨的政治任務。但是由於南梁遊擊隊是黨在西北地區最早建立的革命武裝，因此，在這一期間黨在部隊的工作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黨代表製度和黨的政治工作製度未能建立起來，在整個400餘人的遊擊隊裏僅建有一個黨支部，各大隊都未建立黨支部，黨的政治工作優勢還未充分發揮出來。

　　隨著南梁遊擊隊在陝甘交界地區的影響迅速擴大，1931年10月，陝北遊擊支隊300餘人在隴東與南梁遊擊隊勝利會師。同年冬，南梁遊擊隊與陝北遊擊支隊在隴東正寧縣三嘉塬合並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軍，全軍共約700人。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後，黨在部隊中的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完善，黨的工作製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當時按照陝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建立了黨的委員會，部隊下轄的兩個支隊還分別建立了黨支部。但是，在此期間，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也存在缺點，紅軍的政委製度、政治工作製度、連隊黨支部製度和黨代表製度仍未建立起來，黨的民主集中製也未很好地貫徹執行，部隊組織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嚴重存在。由於“左”傾冒險主義思想作怪，加之未能有效地解決黨內分歧，終於釀成了用繳槍的錯誤方式來解決黨內和部隊內部爭論的“三嘉塬事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經過了一段艱苦的探索，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一整套工作製度開始在紅軍中建立起來。主要表現是，陝甘紅軍遊擊隊開始建立政委製度，在紅軍遊擊隊總指揮部及其下轄的兩個大隊都設立了政委職務，同時還建立了政治部，配備了專職政工人員，負責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宣傳教育工作及紀律檢查工作；在連隊（當時稱大隊）建立了黨支部，並設立了黨代表（當時也稱政委）；在部隊實行黨委領導的工作製度，整個紅軍部隊由黨委統一領導，重大問題都由黨委討論決定。由於黨的基層組織的建立健全，黨的工作製度的完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強。1932年3月，紅軍陝甘遊擊隊來到正寧寺村塬，建立了陝甘邊一塊遊擊根據地，將陝甘邊工農武裝割據鬥爭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陝甘紅軍遊擊隊也發展到1500餘人。

　　正當革命形勢出現重大轉機之時，“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執行者杜衡對陝甘遊擊隊繼續堅持在陝甘邊區開展遊擊戰爭，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的行動方針非常不滿，武斷地認為，紅軍陝甘遊擊隊內部存在著“機會主義領導”問題，開始加緊全麵地貫徹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為了排除“障礙”，他們在組織上采取了宗派主義的手段，在遊擊隊中組織了一個“秘密”隊委會，企圖以此來取代部隊黨委的領導，從組織上解決“反革命分子”的問題。由於對不同意見的壓製，造成人心惶惶，使陝甘遊擊隊內部的政治空氣變得極不正常。

　　1932年12月，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26軍第2團，共300餘人。此時杜衡任紅26軍政委紅2團政委，剝奪了劉誌丹的領導權。他還剝奪了排以上幹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規定排以上幹部，必須從班長或戰士中選舉產生，並由杜衡自己任命。這些做法，壓製了黨內民主，嚴重損害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1933年6月，杜衡不顧敵強我弱的嚴重形勢，強令紅26軍第2團南下渭華，結果遭到全軍覆沒的命運，黨在西北地區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主力紅軍就這樣被“左”傾冒險主義者葬送了。

　　在西北革命麵臨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頭，以劉誌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不畏艱險，於1933年11月7日，在隴東合水縣蓮花寺恢複了紅26軍第42師，下轄第3團、騎兵團，全軍共500餘人。在總結革命鬥爭經驗的基礎上，劉誌丹十分重視加強黨在紅軍的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建立、健全了黨的工作製度。紅26軍在師、團兩級都建立了黨委，連隊設立了黨支部和政治指導員，班、排設立了黨小組；在第2、3路遊擊隊總指揮部也建立了黨委，各遊擊隊和遊擊支隊中也建立了黨支部；在整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設立了黨的特委和黨的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邊區的一切紅色力量和蘇維埃政府、地方黨組織、群眾團體工作。

　　由於西北紅軍加強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從而使紅軍真正成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及時在部隊中得到貫徹執行。從此以後，西北紅軍進入了大發展階段。紅26軍相繼成立了紅1團、紅2團、西北抗日義勇軍等部隊，主力紅軍發展到2000餘人，地方紅軍也發展到2000餘人。1935年1月紅26軍與新組建的紅27軍在陝北會合，橫掃敵軍如卷席，連續解放6座縣城，從而形成了遼闊的陝甘革命根據地。

　　努力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是西北紅軍走向輝煌的決定因素

　　西北紅軍中黨的每一個基層組織，都是為實現紅軍三大任務而存在、而活動的。西北紅軍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個戰鬥堡壘，就必然成為一支思想一致、行動一致的非常有戰鬥力的堅強部隊。

　　早在西北紅軍初建時期，劉誌丹等共產黨人就十分注意發揮部隊黨的基層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在這方麵積累的重要經驗是：黨的基層組織要加強對黨員幹部的教育和管理，做到是非清，賞罰明，對違法亂紀的黨員幹部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隻有這樣才能使黨的基層組織真正具有戰鬥力，使黨員真正成為群眾的表率。

　　西北紅軍創建初期，指戰員的成分和來源較複雜，既有子午嶺山林中的綠林武裝骨幹，又有地方軍閥陳珪璋、譚世麟等部隊中的起義官兵，還有自願前來參加遊擊隊的貧苦農民，此外也混進了一些地痞流氓，尤其是個別吸食大煙的土匪流氓把不良習氣帶入了部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隊的聲譽，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為了克服部隊中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糾正部隊少數成員的嚴重違紀行為，用無產階級的建軍原則武裝全體指戰員的頭腦，樹立為勞苦大眾服務的思想，劉誌丹同誌非常注重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他對黨員提出了很嚴格的紀律規範，要求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自覺接受組織的批評和監督，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反對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特權思想的侵襲。部隊根據劉誌丹的建議，製定了一條紀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汙10元錢以上者槍斃。在戰鬥中，共產黨員一定要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勇敢殺敵，不怕犧牲。黨員還要做到關心同誌，在行軍中，黨員一麵要主動抬傷員，幫助體弱同誌背槍，做到吃苦在前；一麵要做宣傳鼓動工作，動員大家互相幫助，保證不掉隊、不違犯群眾紀律，做群眾的貼心人。每到一地，黨員都要主動向人民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維護群眾紀律，為群眾做好事。

　　西北紅軍創建後，長期孤軍奮戰。麵對幾十倍的敵軍“圍剿”，部隊行軍打仗是家常便飯。在出生入死的殘酷環境中，西北紅軍隻有依靠基層黨組織這樣一個個戰鬥堡壘，通過紮實細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通過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把廣大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一起，形成堅強的戰鬥集體。由於劉誌丹同誌耐心教育和非凡榜樣作用，原來南梁一帶的綠林武裝首領如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等人都先後樹立了革命的思想，決定跟著劉誌丹為窮人打天下，毅然將各自帶領的綠林武裝交給劉誌丹整編為遊擊隊。當時地方軍閥陳珪璋曾以營長的頭銜來誘騙趙連璧，趙連璧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寧願跟劉誌丹當兵，也不願跟你陳珪璋當營長。”楊培盛參加遊擊隊後曾在三嘉塬事件中被迫遣散回家，但他牢記劉誌丹的教誨，繼續堅持革命，後來在合水縣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受盡酷刑折磨，但他堅貞不屈，直到1933年11月紅軍攻克合水縣城時獲救出獄。出獄後，楊培盛擔任慶陽遊擊隊隊長，積極打擊敵人，使隊伍發展到200餘人。

　　西北紅軍中黨的基層組織不但要麵臨戰勝敵人，保衛紅色政權的任務，還麵臨著消除“左”傾錯誤幹擾的艱巨工作。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幹擾和創建根據地的經驗不足，西北紅軍的發展史上曾經遭受到三次大的失敗，即1932年6月陝甘紅軍遊擊隊東進韓城平原的失敗，1932年7月陝甘紅軍遊擊隊死守五頃塬的失敗，1933年6月紅26軍第2團南下渭華的失敗。這三次失敗，都給紅軍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每當紅軍部隊在戰鬥中受到挫折時，劉誌丹等同誌就以堅定的革命立場和樂觀主義的態度來感染部隊，使戰士們相信，困難和挫折隻是暫時的，勝利一定屬於紅軍。他給戰士們講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還生動地講述了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故事，增強了戰士們必勝的信心。

　　1932年冬，由於“左”傾冒險主義對陝甘紅軍遊擊隊反“進剿”作戰的幹擾，紅軍在死守五頃塬的戰鬥失敗後，失去了根據地依托，連戰失利，一時間部隊士氣低落，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以劉誌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身先士卒，以自己的榜樣影響部隊。劉誌丹親自動手為戰士做飯，給戰士們打麻鞋，夜間替戰士站崗放哨，為戰士講解革命道理，官兵一致、軍政一致的模範行動，穩定了軍心，鼓舞了士氣，使紅軍渡過了難關。1933年6月，在紅26軍南下失敗的日日夜夜，劉誌丹和黨組織的負責同誌一道耐心地進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戰士們堅持戰鬥。經過終南山一月餘的輾轉作戰，劉誌丹患病在身，體質虛弱，幹部戰士見了都非常難過。劉誌丹卻鼓勵大家：“革命者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失敗了再來！”還用他常說的一句口頭禪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黨的基層組織的影響帶動下，幸存的紅軍指戰員挺起了胸膛，打起了精神，下定決心，返回陝甘邊區，恢複紅26軍，擴大根據地。

　　由於西北紅軍基層黨組織紮實、細致的工作，廣大指戰員建立了自覺的革命紀律，發揚了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發揚了不怕犧牲，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使整個西北紅軍的麵貌煥然一新。在西北紅軍的戰鬥曆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革命鬥爭幾經挫折，幾起幾伏，但是，廣大幹部戰士始終抱定革命的信心和決心，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在戰場上，成千上萬的指戰員英勇頑強，不怕流盡最後一滴血；在監獄裏和法庭上，無數的革命戰士大義凜然，慷慨就義。紅42師師長王泰吉在搞敵軍策反工作時被逮捕，受盡酷刑，英勇不屈，慷慨赴死。正因為如此，西北紅軍成為一支打不爛、拖不垮的英雄部隊，從而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為黨中央和全國紅軍戰略轉移保存了最後一塊根據地，完成了曆史賦予的艱巨任務。

　　始終堅持民主集中製原則，發揚黨內民主，是西北紅軍基層黨組織建設的一大特色

　　民主集中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最根本的組織原則，它是西北紅軍黨的各級基層組織形成統一意誌和綜合戰鬥力，並建立相互之間嚴密、科學的生活、工作製度的根本保證。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在此基礎上形成整個部隊的民主製度，按照“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方式健全民主集中製，這是西北紅軍黨的基層組織十分注意正確處理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係，因而黨內民主不斷得到擴大，黨的集中統一不斷得到加強，有力地保證了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和西北紅軍的勝利。

　　早在陝甘紅軍遊擊隊誕生前後，基層黨組織的民主生活製度就已經開始在部隊建立起來。由於西北紅軍的主要成分不是從國民黨軍隊中分化出來的，因此，軍閥主義、命令主義等不良作風在部隊中沒有很大的影響。在紅軍遊擊隊建立之初，黨組織就在紅軍部隊中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大小事情由它決定。部隊很民主，經濟也完全公開，當時紅軍幹部和戰士完全是平等的關係，指揮員們天天和戰士們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哪個戰士叫什麽名字，有什麽脾性，全部弄得清清楚楚。部隊行軍一到宿營地，指揮員就到各窯洞去看戰士，問寒問暖，關懷備至。劉誌丹和謝子長年歲較長，戰士們對外公開叫他們總指揮，平時總是親切地叫他們“老劉”和“老謝”。彼此之間一點也不拘束，就像親兄弟一樣。陝甘紅軍遊擊隊在初建時期，部隊人員較少，尚處於向正規紅軍的過渡階段，因而黨組織在部隊中采取的這種民主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是，這種黨內民主生活方式也有缺點，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傾向在部隊中影響較大。閻紅彥同誌曾回憶說：“部隊裏沒有炊事員、飼養員，指揮員也和大家一起做飯、喂馬。馬都是騎兵、交通員、病號們騎的，指揮員從來不興騎馬。一到宿營地，指揮員分了房子，派了哨位。還要同戰士們一樣輪流站崗放哨。如果有人來談事情，臨時就找個人代崗，談過了再來站。”這種情況不利於指揮員集中精力來研究部隊建設和作戰問題。

　　後來，陝甘紅軍遊擊隊通過陝西省委了解和領會了中央紅軍的一套民主生活製度，還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在紅四軍“九大”製定的《古田會議決議》，認識到了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的危害及根源。從此，西北紅軍的基層黨組織生活逐漸開始按照“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的方針健全和完善起來。一是樹立指揮員的權威，規定指揮員可以不放哨，部隊配備了參謀人員，使部隊有了簡單的分工，指揮員擺脫了不少事務，從而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考慮部隊黨的建設和作戰指揮問題。當時，“為了反對遊擊習氣，規定要互相敬禮，一開始很不習慣，有的人一邊敬禮，一邊忍不住地笑”。二是黨委的決議必須堅決執行，絕不能以種種借口阻撓黨的方針的貫徹。三是建立了民主生活製度和機構，進一步完善了士兵委員會，規定了它的權利和義務，成立了經理部（後勤部門）、醫療室、列寧室（俱樂部），這樣就使西北紅軍的民主生活製度更加健全起來。

　　西北紅軍中黨的基層組織的民主生活製度的建立，使紅軍真正做到了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培養了部隊的民主作風和嚴明的紀律。劉誌丹同誌是西北紅軍黨組織執行民主集中製原則的表率和模範。他雖然擔任過陝甘遊擊隊總指揮、紅26軍第42師師長、陝甘邊及西北軍委主席、西北紅軍前敵總指揮等重要職務，但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眾，了解當地的敵情、社情。因此，他熟悉陝甘邊區的每一座山嶺、每一條溝、每一條道路、每一個村莊，戰士們都稱他為“活地圖”。由於劉誌丹平易近人，熱愛群眾，他那民主作風和艱苦樸素的品德，他那從不計較個人地位得失，時刻將自己置於黨組織的領導之下的自覺精神，對整個西北紅軍黨組織優良風氣的形成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由於西北紅軍基層黨組織認真貫徹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從而在西北紅軍中徹底剔除了一切舊軍隊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的對立關係，使西北紅軍緊密地和廣大人民聯係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保證了紅軍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戰勝困難，能夠經受住任何風險。

　　綜上所述，以劉誌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領導西北紅軍開展武裝鬥爭的過程中，始終注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並在實踐中探索出許多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是西北紅軍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今天，我們隻有認真總結和借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西北地區從事黨的建設工作的經驗，才能有所收益，有所啟發，進而在西部大開發，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中再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