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論劉誌丹的統戰思想——“三色論”

　　center劉誌學

　　center（中共誌丹縣委黨史研究室）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重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1928年，劉誌丹回到家鄉保安縣（今誌丹縣），領導陝北人民群眾開始創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在劉誌丹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根據地的革命力量逐漸發展壯大，根據地的範圍不斷擴展和鞏固。人民群眾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先後三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重兵“圍剿”，多次戰勝了來自黨內“左”傾錯誤思想的幹擾和破壞，使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後期全國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塊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落腳點。劉誌丹領導陝北人民創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也為我黨領導全國革命提供了寶貴的曆史借鑒，尤其是劉誌丹的統戰思想“三色論”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使共產黨逐步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政治態度，推動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迅速形成，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局勢。

　　@@一、“三色論”的形成和提出

　　劉誌丹出生在陝北農村，從他的童年時代開始，中國社會就處在大動蕩、大變革的曆史時期。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15年李大釗、陳獨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青少年時代的劉誌丹頭腦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用自己涉世未深的覺悟和智慧，開始觀察和審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1922年劉誌丹帶著強烈的求知欲考入榆林中學。入學後，在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員教師的影響和引導下，劉誌丹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開始學習和接受馬列主義，他帶頭發起和組織學生自治會，並當選為會長，積極開展各項社會活動：推銷革命書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劇社、畫社，開辦平民小學，同陝北軍閥井嶽秀操縱的封建迷信組織同善社作鬥爭。1924年劉誌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黨，同年秋黨組織派劉誌丹赴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當時廣東的革命正處於高潮階段，劉誌丹進入黃埔軍校後，眼界為之一新，主動與政治教官惲代英、蕭楚女，政治部宣傳科長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學員陳賡、唐澍等經常接觸。在黨組織的教育和同誌們的關懷下，劉誌丹的學習熱情極高，進步很快，政治上也十分活躍。

　　1926年秋，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義無反顧地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中，領導渭華暴動、點燃南梁烽火、組織革命武裝，成立農民政權，創建根據地，公然向舊中國宣戰。

　　劉誌丹經過榆中啟蒙，黃埔深造，在鬥爭中鍛煉，他的馬列主義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世界觀基本形成，對社會的認識更加清楚明確。當時陝北的社會情況同全國一樣，社會矛盾既尖銳又激烈，階級成分相當複雜，絕大部分貧苦人民群眾長期受地主、土豪、劣紳的剝削，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封建統治和壓迫，走投無路。不少具有反抗精神的百姓不堪忍受這種剝削和壓迫，然而又受社會和自身覺悟的限製，找不到正確的出路，有的參加了當地的“哥老會”，有的人甚至拉杆子占山為王，成了土匪。他們對社會不滿，打富濟貧，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抗，有革命的一麵。但是他們又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奮鬥目標，有時也幹一些傷天害理、危害百姓的事情。當地的國民黨政府、國民黨部隊、地方軍閥和民團仇視共產黨，反對和打擊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的革命活動。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有部分有正義感的仁人誌士和愛國的進步力量。土生土長的劉誌丹對陝北的這些情況了如指掌，並能應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以及階級分析的觀點具體地研究和對待這些社會現實。毛澤東同誌在1926年3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寫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習仲勳回憶劉誌丹同誌經常告誡戰友和部下說：“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多一個朋友，我們就增加一份力量，少一個敵人，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沒有不變的敵人，也沒有不變的朋友，在敵人隊伍中有我們的朋友，在自己的隊伍裏也會有我們的敵人。如何分清敵友？如何化敵為友？這是劉誌丹在創建陝甘寧根據地時麵臨和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1929年4月，劉誌丹在榆林紅石峽主持召開了陝北特委擴大會議，會上他正式提出了“搞革命鬥爭要采取三種形式，即‘紅色’（組建自己的革命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部隊裏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今天我們把劉誌丹提出的“紅色、白色、灰色”權且稱為“三色論”，“三色論”標誌著劉誌丹的統戰思想基本形成。

　　@@二、“三色論”的社會實踐

　　1.堅定不移地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積極組建自己的革命武裝

　　1928年渭華起義失敗後，劉誌丹更深刻地認識到，“革命不搞武裝鬥爭不行，要搞武裝鬥爭，就必須有自己的武裝力量”。1928年秋，劉誌丹回到保安（今誌丹縣），首先在永寧山成立了中共永寧山黨支部，翌年春又智奪保安縣民團團總之職，劉誌丹當了團總，很快在民團中發展了十幾名黨、團員，把一個本來反動的民團，改造成為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1930年9月，劉誌丹利用已被改造成為革命武裝的保安縣民團，赴甘肅合水縣太白鎮，奇襲了該鎮民團，擊斃團總黃毓麟，繳獲槍60餘支，騾馬幾十匹。戰鬥獲勝後，劉誌丹帶著組織起的這支隊伍，馳騁於保安、安塞、甘泉、合水、華池一帶，年底部隊就發展到200多人。

　　1931年春夏，劉誌丹的部隊很快發展到400餘人，宣稱陝甘遊擊隊（亦稱南梁遊擊隊）。10月，晉西遊擊隊幾經周折，轉戰到甘肅合水縣靈錦廟同陝甘遊擊隊會合。會合後兩支遊擊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2年2月，根據陝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軍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陝甘遊擊隊在劉誌丹的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而且戰績輝煌。12月，省委指示遊擊隊開往宜君轉角鎮整編，12月24日陝甘遊擊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當時隻有這一個團）。省委書記杜衡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26軍，極力進行宗派活動，誣蔑劉誌丹、謝子長等“有反革命陰謀”；攻擊他們的正確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並蠻橫地撤銷了劉誌丹、謝子長的領導職務。盡管劉誌丹同杜衡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由於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又錯誤地強迫紅26軍主力2團南下，在藍田一帶被強大的敵人包圍，杜衡被捕叛變。劉誌丹見形勢不利，指揮紅2團分三路突圍，在終南山一帶苦戰兩月，終因孤軍作戰，彈盡糧絕，全團覆沒。劉誌丹帶領10餘人衝出重圍，曆盡艱險，於1933年10月回到照金。11月，陝甘邊特委和紅軍總指揮部在合水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根據劉誌丹的建議，決定恢複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先成立42師為主力，王泰吉任師長，劉誌丹任參謀長，高崗任政委。同時，決定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組建三支遊擊隊，第一支遊擊隊以安定（今子長縣）為中心，開辟陝北遊擊區；第二支遊擊隊以南梁為中心，開辟隴東遊擊區；第三支遊擊隊以照金為中心，開辟關中遊擊區。包家寨會議為26軍確立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在劉誌丹的指揮下，於1934年5月粉碎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調集正規軍4個營及地方民團分9股向陝甘根據地發動的第一次“圍剿”，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地區10多個縣的廣大農村，拔掉了敵人成百個據點，摧毀了國民黨的保甲製度，建立了14個農民政權。1934年11月在梨園堡正式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

　　1935年2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周家鹼召開了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軍事委員會以及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劉誌丹同誌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和西北軍委主席，兼任前敵總指揮。紅26軍、紅27在劉誌丹的統一指揮下，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重兵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第二、第三次“圍剿”。在第二次反“圍剿”鬥爭中，連續解放了延川、延長、安塞、安定、保安、靖邊6座縣城，使陝北、陝甘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在20多個縣建立了農民民主政權，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根據地範圍擴大到北起長城，南至淳耀，西到環縣，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多人，遊擊隊發展到4000多人，西北根據地為中央紅軍長征準備了落腳點。

　　2.堅持兵運工作，積極爭取國民黨部隊裏的愛國將領和進步人士為我所用

　　從1929年到1931年，劉誌丹利用黃埔軍校畢業的特殊身份和各種社會關係，先後多次打入陝甘邊一些軍閥和國民黨軍隊進行兵運活動。1929年10月，首先打入寧夏蘇雨生部，幫助蘇雨生部第8旅15團成立了以張東皎任隊長的學兵隊，並組織了30多名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去學兵隊學習，這批學員在靖遠和西華池兵變中發揮了骨幹力量的作用。1930年春，劉誌丹同誌從蘇雨生部返回保安，又打入張廷芝部任中校團副。劉誌丹在張團秘密發展黨團員，擴招新戰士以發展自己的實力，同時還與張舊部交朋友，分化瓦解張團內部，通過說服教育指示趙二娃（趙連璧）離開張團。隻身攜槍到陝甘交界南梁一帶為自己招兵買馬，組建革命武裝。同年夏，隴東軍閥譚世霖看重劉誌丹的黃埔身份和軍事才能，有意拉攏劉誌丹，劉誌丹又借機會打進譚部從事兵運活動，準備利用機會舉行武裝起義，不幸計劃敗露，在慶陽與吳起交界的三道川遭到張廷芝部的襲擊，使起義未舉行，但是劉誌丹堅持搞武裝鬥爭，積極組建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的決心更加堅定。

　　1931年春，誌丹奉命二次打入蘇雨生部，任某團團長，駐守旬邑職田鎮，伺機起義，不慎暴露，被當地豪紳告發，劉誌丹被捕入獄。同年4月經組織營救出獄。5月又打入平涼甘軍新編13師陳珪璋部。陳十分欽佩劉誌丹，劉誌丹也利用陳對自己的信任，借機以陳的名義在橋山南端的寧縣新組建一個旅，號稱11旅，自任旅長，人槍300餘，並不斷擴軍練兵，吸收當地老百姓加入11旅，還在11旅秘密地發展黨團員。陝西省委策動甘軍5個旅舉行兵變，11旅與陳部發生火並而被打散，劉誌丹回到南梁集合起失散的戰士，並找到趙二娃，與趙二娃招集的人馬合兵一處，隊伍發展到400餘人。

　　劉誌丹在陳珪璋部搞兵運，與陳部2旅旅長劉寶堂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劉誌丹的幫助和影響下，劉寶堂十分擁護共產黨的革命，並對劉誌丹、謝子長的革命活動經常給予物資方麵的援助，多次保護我革命同誌脫離險境，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誌丹縣境內金鼎、旦八、永寧三山寨都駐守著國民黨的地方民團，永寧山寨民團被劉誌丹改造成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旦八、金鼎寨子上的民團在劉誌丹兵運活動的影響下，不與革命為敵，還對劉誌丹革命活動予以大量的幫助。有民謠為證：“旦八寨子兩尖，東臨洛河西靠山，南北懸崖獸無路，易守難攻穩如磐，紅軍裏頭有好漢，半夜爬上劉約三，八馱物資走南梁，支援革命做貢獻。”

　　3.堅持匪運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

　　1930年春，劉誌丹在永寧山的王莊、經永寧馬頭山哥老會龍頭大爺馬海旺等人介紹入了哥老會，被稱為“西北堂劉大爺”。劉誌丹加入哥老會，目的不是當哥老會的堂大爺，而是要改造哥老會，要把這支參與人數多，能打能鬥，能吃苦，勢力較大的民間非法組織改造過來為我所用。劉誌丹知道，民間哥老會成員大部分都是窮苦的老百姓，他們大多是被社會和生活所迫，才闖蕩江湖。哥老會實行的是江湖規矩，組織活動也極為嚴格詭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劉誌丹加入哥老會後，利用堂大爺的身份，先爭取大爺夥，後爭取兄弟夥，宣傳革命的道理和理想，說服教育他們走上革命道路。鑒於民間哥老會組織是窮苦老百姓的群眾道會組織，性質並不十分反動，所以劉誌丹對陝甘寧地區哥老會組織的改造方針是：擁護革命，不改變組織，協同作戰，一致抗日。

　　在劉誌丹的教育和影響下，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組織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哥老會成員紛紛踴躍參加革命。1930年春天，保安縣（1936年改為誌丹縣）的哥老會行衣大爺馬錫五帶領數十名哥老會成員投奔劉誌丹，參加了革命，193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6年5月任陝甘寧省蘇維埃主席，建國後曾任全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子長縣哥老會的龍頭大爺李仲英率所管轄的哥老會成員百餘名參加了革命，後來任紅29軍軍長；甘肅省華池縣哥老會大爺鄭海旺，跟隨紅軍參加當地打土豪分田地鬥爭；誌丹縣哥老會龍頭大爺馬海旺組織自己轄區內的哥老會成員為紅軍通風報信，他把自己的家變成劉誌丹的兵站，為紅軍轉運物資，養護傷病員。1934年，謝子長曾在馬海旺家養傷十餘日。馬海旺還主動為紅軍籌糧籌款，利用哥老會的關係親自到延安為劉誌丹購買槍支彈藥，對劉誌丹的革命活動給予很大支持。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馬海旺被評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模範，成為全國進步哥老會組織的副主任。

　　由於劉誌丹的影響和努力，陝甘寧蘇區的民間哥老會組織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對劉誌丹重視改造哥老會的工作予以肯定。1936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誌丹縣永寧馬頭山召開了全國哥老會代表會議，正式成立了中華江湖抗日救國會。

　　劉誌丹改造哥老會的同時，也注重對占山為王的非法武裝——土匪，進行教育改造和收編。對待土匪，他製定了“三大政策”：一是對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堅決徹底消滅；二是對群眾痛恨又無法爭取的慣匪，也予以徹底消滅；三是對窮苦出身的，也做了錯事、壞事，可以爭取的，要采取一切辦法爭取改造他們，人槍一同收編，變成堅強的革命力量。1930年，劉誌丹在陝甘邊界先後遇到逃荒討飯、落草為寇的賈生財和生意本錢被賊寇打劫、無奈進入匪寨的楊丕盛。二人經過劉誌丹的說服教育，棄暗投明，跟上劉誌丹走上革命的道路。郭寶珊在黃龍山上籠絡了數百名弟兄，占山為王，打家劫舍，也打富濟貧。經過了解，劉誌丹知道郭寶珊出身貧寒，雖入黑道，但良心尚未泯滅。經過反複多次的教育幫助，終於說服了郭寶珊率部投誠，參加了紅軍，建國後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被授予少將軍銜。

　　@@三、“三色論”的辯證關係

　　劉誌丹的“三色論”是基於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深刻認識基礎上提出來的，在創建陝甘寧根據地的長期革命鬥爭中得到了創造性的運用。“三色論”中“紅色”（發展革命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灰色”（做土匪和哥老會的工作），在革命的鬥爭實踐中，三者之間始終體現著有主有從，有協作，有利用，相互依賴，相互聯係，對陝北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主和從的關係

　　劉誌丹自投身革命以來，對發動群眾，建立革命的紅色武裝尤其重視。他深知隻有用革命的武裝，才能消滅反革命的武裝，才能推翻黑暗的舊社會。1925年秋，劉誌丹受黨組織派遣，棄筆從戎，赴黃埔軍校學習軍事，黃埔畢業，於1928年組織領導渭華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又奔赴在陝西、甘肅、寧夏的廣大地區，宣傳革命思想，動員和組織群眾參加革命，同時還打入國民黨部隊、地方軍閥和民團內部，從事兵運活動。劉誌丹就是想通過發動人民群眾和武裝起義來組織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1930年，劉誌丹在陝甘邊界組建起一支陝甘邊遊擊隊（南梁遊擊隊），人槍300餘。遊擊隊在武裝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1931年10月遊擊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2年2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1932年12月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劉誌丹在創建紅26軍過程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廣泛深入地宣傳動員群眾，出生入死的兵運活動，經曆了70餘次失敗的考驗，多次戰勝黨內“左”傾錯誤思想的幹擾和破壞，三次粉碎國民黨的重兵“圍剿”。他始終把發展壯大革命的武裝力量放在重要位置。做白軍的工作和土匪的工作，雖然一絲不苟，但都是服從於組建革命的武裝力量這個主要目的和大方向。劉誌丹對待白軍和土匪也是有原則的，不是一概反對，也不是一概接受，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情況，對白軍中那些思想較為進步有正義感和愛國的可爭取的，一定要爭取過來。爭取過來了，我們就少一個敵人，多一個朋友，多一份力量，而敵人就會減少一份力量。對待土匪也是這樣，對那些有社會背景，無惡不作，十惡不赦，頑固不化的慣匪，則予以堅決打擊，徹底消滅。對那些出身貧寒，因社會和生活所迫落草為寇、占山為王的土匪則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爭取他們改邪歸正，加入到革命的隊伍中來。所以，在“三色論”中，“紅色”始終占主導地位，而“白色”和“灰色”隻服從於“紅色”。

　　2.相互配合和利用的關係

　　“三色論”中“紅色”、“白色”、“灰色”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三者之間的相互配合和利用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和具體。劉誌丹在改造哥老會的過程中，首先利用關係打入哥老會內部，並當了堂大爺。哥老會組織雖然不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組織，但是它的成員大都是窮苦的老百姓。它有非革命的一麵，也有革命的一麵。隻要有革命的一麵，就有利用的價值和可能。針對哥老會的實際情況，劉誌丹提出了具體可行的改造方針，即：擁護革命，不改變組織，協同作戰，一致抗日。這個改造方針既尊重了對方，又堅持了原則。原則就是要擁護革命，反對共同的敵人，能協同作戰。這樣協作利用就成了改造的目的。隻要為我所利用，改造團結就是成功的。

　　劉誌丹的兵運活動，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軍隊裏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同樣也是爭取團結的方式，達到利用的目的。當然團結敵人隊伍裏的人是有條件的，執迷不悟、反動透頂、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的不可團結，而要堅決予以打擊和消滅。對國家對人民尚有愛心和良心的有必要團結就必須積極去爭取。這種團結同時可以產生三種效果，一是可以爭取和幫助對方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可以使對方棄暗投明，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可以分化瓦解敵人內部；三是可以鬆懈麻痹對方。所以，做白軍工作不隻是戰術上的要求，而且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三色論”中“紅色”體現了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紅軍的獨立性；“白色”體現了堅持從大局出發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性；“灰色”體現了堅持團結、求同存異的靈活性。在強大的敵人麵前，革命的力量還顯得弱小，還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戰勝敵人的時候；當革命還處在困難時期，革命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還十分短缺的情況下，團結利用一切可以團結和利用的社會力量，包括哥老會和土匪，也包括國民黨部隊裏的進步和愛國人士，爭取他們為革命做一點貢獻，提供一點幫助或爭取他們成為革命的一分子，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正確的，這完全符合當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情。成功的曆史經驗告訴人們，劉誌丹的“三色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致的，他透著強烈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光芒，他為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提供了寶貴的曆史經驗和豐富的思想內容。

　　@@四、“三色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1.創建和擴大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提供了唯一的落腳點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踏上漫漫征途，實行戰略轉移。轉移的目的就是要再尋求一塊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再圖發展的落腳點。能否找到一塊落腳點，這是關係到戰略轉移成敗和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因此，尋找落腳點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最主要的任務和目的。

　　1934年10月戰略轉移之初計劃到湘西去落腳，會合紅2、6軍團，創造新的根據地，然後重整旗鼓。結果到12月1日，部隊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就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蔣介石又在湘黔邊境集結20萬軍隊，張網以待，中央不得不放棄湘西計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川黔邊落腳。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揮戈西進，到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紅軍分三路渡過烏江，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挺進。這是，蔣介石對紅軍的追剿又做了新的部署，調集40萬兵力，企圖將中央紅軍壓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和以西地區，逐步緊縮包圍，在川黔邊境“聚而殲之”。這樣一來，中央紅軍到川黔建立蘇區已不可能。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決定北渡長江在川西或川西北落腳，遵義會議一結束，中央紅軍就兵分三路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伺機北渡長江。與此同時，蔣介石派川軍沿江布防，派黔軍尾追不放，派滇軍進行攔截，部隊渡江已成泡影。

　　1935年2月5日，紮西會議決定在川滇黔邊落腳，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此後一個月，為擺脫敵人的夾擊，中央紅軍在川滇黔邊來回翻山越嶺、四渡赤水、東奔西突、穿插行軍、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夾擊，把幾十萬敵軍甩在烏江北岸。

　　南渡烏江後，中央於1935年4月29日決定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落腳建立蘇區。5月3日至9日，中央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在會理附近進行休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立即北上、渡過大渡河，實現在川西北與紅四方麵軍會合的目的。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將何去何從？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大事。

　　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北進在川陝甘落腳。由於張國燾的分裂，中共中央隻好率紅一、三軍（即原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堅持北上的部隊不足8000人，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陝甘大範圍落腳。

　　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確定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落腳。這個落腳點確定的十分勉強，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到底是哪裏，不明確，不具體。顯得中央在戰略轉移中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更何況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既沒有群眾基礎，又沒有物質基礎，紅軍到了那裏，仍然沒有出路。但是，在當時這又是中央紅軍的唯一出路。所以，俄界會議後，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先頭部隊於9月18日抵達甘肅南部宕昌縣的小鎮哈達鋪。中央機關20日抵達哈達鋪。在哈達鋪，從一張國民黨的報紙上獲悉陝北有劉誌丹領導的紅軍和創建的根據地。這張報紙給中央提供了最有價值的信息，使人疲馬乏的中央紅軍絕處逢生。時任中央紅軍總部作戰參謀長的孔石泉在他的回憶材料《確定長征最後落腳點目擊記》中這樣寫道：“這個消息給曆經磨難、幾近絕境的中央紅軍帶來了曆史性的契機，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鬥。”

　　9月2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哈達鋪召開會議，決定改變原來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到陝北去。並宣布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26日陝甘支隊突破渭河封鎖線，到達通渭縣的榜羅鎮。27日中央在榜羅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哈達鋪會議選定長征落腳點的決策——到陝北。

　　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的長征途中曾先後八次選擇落腳點。然而，前七次都不能成功，其原因就是沒有根據地，最後選定陝北。陝北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最安全、最可靠、最有保障的落腳點，這個落腳點功不可沒。

　　2.“三色論”為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思想基礎、理論依據和曆史經驗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在不同的革命曆史階段，共產黨都能根據當時形勢和革命的需要，正確地提出解決中國民族矛盾和宗教問題的基本主張和方針政策。特別是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認真總結和借鑒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使黨的民族政策和統一戰線思想從理論與實踐上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對國內的民族狀況了解得不夠，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不深。所以，統戰的意識尚未形成。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中規定：“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與黃色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係。”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規定：“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責。”這一決議及時地改進了中共一大的不足，並反映了共產黨人已經從理論上認識到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可以也必須和尚有革命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

　　1923年，中共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討論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並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些文件指出了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1924年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的兩大政治黨派走到了一起，國共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是中國共產黨實踐民主革命綱領和民主聯合戰線政策所取得的重大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統戰思想的一大進步。國共合作到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兩黨的關係徹底破裂。土地革命期間，蔣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共產黨也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反蔣抗日”的口號，兩黨針尖對麥芒，勢不兩立。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並落腳以後，中央諸領導麵對陝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條件，認真總結了劉誌丹領導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1936年2月15日，毛澤東在向全國哥老會發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的宣言》中高度讚揚說：“劉誌丹等諸同誌，他們不獨是紅軍的領袖，並且是哥老會中的模範。”在劉誌丹統戰思想的啟發下，中央領導再次認識到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從1935年10月到12月17日，中共中央到達陝北未滿兩個月，很快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後，中央重視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在爭取張學良抗日的同時，也加強對第17路軍的統戰工作，中共中央曾派汪鋒、張文彬，中共中央西北局派王世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王炳南等人到楊虎城處商談聯合抗日問題。1936年6月中央還派鄧發赴新疆聯絡新疆督辦盛世才，9月22日又派彭雪楓攜帶毛澤東給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第51軍軍長於學忠的親筆信，赴蘭州聯絡。

　　為了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共中央於1936年8月10日在誌丹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了國共兩黨的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並在會議上決定放棄“反蔣抗日”的口號，並提出“逼蔣抗日”的新策略。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並強調：“隻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9月1日、9月17日，中央又先後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示中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在共產黨的積極努力下，南京政府中的部分愛國人士和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愛國將領主動地接受了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政治主張。尤其是張學良、楊虎城更是積極主動地聯共抗日，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絕。而且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致張、楊於絕路。張學良、楊虎城迫不得已，采取兵諫。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在中共中央的積極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這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對推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思想進一步成熟，並在實踐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也得益於陝北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得益於劉誌丹的“三色論”。劉誌丹的“三色論”，為我黨對蔣介石的政治態度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改變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