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六、源遠流長的昭君文化

1、昭君故裏的傳說

湖北省宜昌市興山縣寶坪村原本是一個非常樸素的小山村，如今卻成為一個聞名遐邇的旅遊景區，僅門票收入一年就達數百萬元。當我們走進位於湖北省宜昌市興山縣寶坪村的昭君故裏，一方麵為一個民間弱女子為曆史留下的赫然重彩而發思古之幽情，另一方麵還驚異於一個原來那麽小的村落，又坐落於偏僻的山區，現在卻成為一個遊人摩肩接踵的景區，這裏是怎樣從一個小山村成為一個名景點的呢？

商丘日報記者劉建讜先生在遊記中寫道：來到景區，我們仿佛沿著曆史的足跡走進了一個時空隧道，從昭君故裏曲徑通幽的舊宅到清麗悠遠的香溪，從書香四溢的昭君詩詞長廊到古樸典雅的昭君望月閣樓，我不能不為人們在打造昭君故裏景區中所表現出的聰明才智所折服，他們在景區的組裝上酣暢大膽而又頗具匠心，將自然的幽美與人文曆史兩者和諧而又完美地統一在一個小山村裏，在香溪邊沿和妃台山間托起一個旅遊新景觀。

曆史上，有數不清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讚美王昭君的詩篇。蘇軾、蘇轍到過昭君村之後，曾經寫過抒懷的詩歌、題記，刻於石壁，由於長年風雨剝蝕，已遺跡無存。蘇東坡被貶官後，到黃州任團練副使的時候，特繞道昭君村，寫下了"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唐代詩人杜甫、白居易、崔塗，宋代著名詩人陸遊，清代詩人王正笏等都在此留下不朽的詩詞歌賦，大多刻入昭君長廊的碑林裏，這裏書香四溢，給人悠遠的咀嚼和頓悟。

相傳，當漢元帝決定讓昭君遠嫁匈奴和番前，恩準她返回故裏，探望父母、鄉親。昭君返回家鄉後，一麵與親人細敘別情，一麵滿山遍野去尋覓兒時的足跡，真舍不得離開這青山秀水的故鄉。可是皇命在身，必須按期返回京城，遠嫁荒漠異域的匈奴王。

昭君別去那天，鄉親們送了一程又一程，難舍難分。昭君登上江中的龍舟，抱起心愛的琵琶，彈起哀婉動人的別離由。此時盛開的桃花似她的知音，聽到感人處，竟紛紛飄落，有的落在船上，有的落在她身上，昭君不禁潛然淚下，淚水灑落在桃花瓣上，又漂入江中。這些沾滿昭君淚水的桃花瓣紛紛變成了五顏六色的小魚，追隨龍舟遊動。當哀怨的琵琶聲更然而止時，船工們也都灑下同情的淚水。有位船工隨手摸起一條小魚獻給昭君，昭君深情地賜給它們一個美麗的名字一桃花魚。

從此，每當桃花盛開的季節，桃花魚便在香溪清澈的水中遊來遊去，好象和故鄉的親人們一起呼喚昭君的歸來。至今香溪的老人們還說：每當桃花盛開，明月當空的深夜，有時就能聽到古代婦女衣服上金玉飾物的撞擊聲，難怪杜甫到昭君故裏憑吊古跡後寫的《詠懷古跡》這首詩中道"環佩空歸月夜魂"。人們想，那一定是懷念故鄉的昭君回來看望鄉親們來了，鄉親們還想用"水水桃花魚"來款待她呢。湖北名菜桃花魚就是來自這個美麗哀怨的傳說。

2、昭君文化博物館

1999年，呼和浩特市將每年的昭君廟會改為昭君文化節，開設了昭君文化論壇，出版了昭君文化叢書。2007年8月2日，呼和浩特第八屆昭君文化節開幕。經過多年的打造，昭君文化節已經成為呼和浩特的文化品牌。國家旅遊局命名該節為全國100個民間藝術遊活動之一。

在呼和浩特、包頭一帶，民間流傳有關昭君及昭君墓的傳說和神話很多。傳說，昭君原是天上的仙女，為了漢匈之間的民族和平，自願下凡來到民間，與單於結為夫妻，造福人民。現代著名史學家翦伯讚讚美：“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象征，一個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曆史紀念塔。”“琵琶一曲彈至今，昭君千古墓猶新”。昭君博物院位於呼和浩特市南9公裏的大黑河南岸，是由昭君墓及其一係列紀念建築設施組成。

昭君博物院參觀內容：主要有漢代闕門、嬙雲浮雕、董必武題詩碑、神道石像生、青塚藏墨、單於大帳、墓表、曆代詩碑廊等。董必武題詩碑：1963年10月，前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同誌視察昭君墓寫下了一首謳歌民族友好的絕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詞客各攄胸臆懣，舞文弄墨總徒勞。”

青塚牌坊：前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同誌親筆書寫。

和親銅像：廣州美術學院雕刻家潘鶴於1987年創作，高約3.95米，重5噸，表現了昭君與呼韓邪單於結婚慶典時，雙雙騎馬向西而行的曆史性場麵。

嬙雲浮雕：內蒙古博物館雕刻家張恒於1997年創作，長10米，寬6米，表現了昭君和單於與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景象。

單於大帳：仿匈奴王庭所在地，主要演出以昭君出塞、民族團結為主的大型文藝表演，充分展示匈奴文化的豐富內涵。

神道石像生：神道全長380米，寬20米，在其兩側分列二十對石像生，它們以出土的匈奴人生活息息相關。

匈奴文化博物館：建築麵積3000平方米，主體以古樸的草原遊牧民族風格為表現形式，具有東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頂部為匈奴王冠--雄鷹展翅青銅裝飾物。陳列內容以出土文物，文獻資料及其他多種表現形式，充分展示匈奴曆史文化的全貌，讓讀者通過了解匈奴曆史和漢匈關係，從而更加深刻理解昭君出塞的曆史功績。

和親園：建築麵積3000平方米，主體為漢代風格，頂部為漢代出土文物--仙人承露青銅裝飾物。內部功能為遊客接待中心，以餐飲、娛樂、工藝品為一體，通過多媒體影視廳讓遊客更多了解昭君文化。

昭君紀念館：建築麵積1800平方米，由昭君宅、昭君祠堂兩部分組成，按1：1的比例，從昭君家鄉建築複原，通過院內建築及其文物陳列，讓遊客如身臨其境，充分了解昭君家鄉生活和風土人情。

青塚藏墨：建築麵積為430平方米，仿清代勾連式風格，主要陳列解放後社會各界人士歌詠昭君的書畫作品。

3、昭君文化

周天遊先生在《昭君文化三議》中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起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為以後以漢族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本來秦始皇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在強大國力的支持下，推動匈奴與中原帝國的結合，但是秦朝的迅速滅亡卻使這種可能沒有成為曆史現實。漢朝在經曆了一係列重大改革和調整之後，在與匈奴的長期鬥智鬥勇中，以穩固、強大、繁盛、有後勁的農業社會為基礎，逐步奪取了主導權，不斷促進民族間的融合，尤其是與匈奴族的融合，為唐以後留在中國的匈奴人融入農耕文化創造了條件。”

這是符合中國曆史發展趨勢的過程，而以和親為形式的昭君文化恰恰適應與代表了這一進步趨勢。這是王昭君能被世代傳頌，能被各族人民充分肯定的根本原因。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典型除了王昭君之外，隻有唐代的文成公主。她們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偉大女性中的兩座豐碑。

和親政策自古以來就是民族間、國家間解決矛盾的一種重要手段。有時是強者的恩賜與籠絡，有時是弱者的求和與屈從，有時是對等者的利益結盟，有時是敵對雙方的暫時平衡，處處體現著智與勇、忠與奸的角逐。

自晉以來，王昭君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紅顏薄命成了主題。無論是庾信的"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還是沈佺期的"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更有李白的"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無不悲悲切切，棲棲惶惶，說不完的愁苦，道不盡的哀怨。他們除了痛斥"驕虜"和"畫師"之外，漢元帝也難以遁身，才有了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的詩句。總之，王昭君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場政治交易的犧牲品。到了當代，則有了這是封建時代重男輕女思想典型反映的批評。

（六）史遊編撰《急就》

識字教育是蒙學語文教育的起點，也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識字教育是讀寫訓練、作文訓練的基礎，也是蒙學初始階段語文教育內容的重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是古代蒙學教材的典範，它們以韻語、屬對的方式，開啟兒童心智，激發兒童的學習熱情，促使他們對漢字的初步認知。

蒙學是我國古代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小學。在啟蒙教育階段閱讀的各種讀本叫做蒙學教材，它是教育幼童學習必不可少的工具書。我國古代最著名、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的兒童啟蒙教材的識字教材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但是，我們可能還不知道，比《三字經》更早的還有一本書叫做的《急就篇》，可以說，《三字經》成書與《禮記》及《急就篇》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急就篇》成書於漢代，該書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編寫這本的人名叫史遊，他是漢元帝時的黃門令。

在《急就篇》之前，用於兒童啟蒙識字的課本，最重要的約有六七種。有周宣王時的《史籀》和李斯所編的《倉頡》；在《急就篇》之後有《千字文》、《太史家教》、《蒙求》和《三字經》等。相傳《史籀》是周代教學童識字的課本，周宣王時太史所撰。到了戰國末年，由於文字的演變，此書已經不適應時代的需要。秦朝時，代之而起的是三本字書，一是丞相李斯所編的《倉頡》，二是中車府令趙高編的《爰曆》，三是太史令胡毋敬編的《博學》，篇幅分別為六至七章。

漢初，百廢待舉。在民間擔任蒙童教育的閭裏書師，為應付急需，將李斯等人編的三種課本進行融合加工，合為一書，六十字左右為一章，共約三千字，統稱為《倉頡篇》，也稱為《三蒼》。《三蒼》使用了近百年，漢武帝以後，隨著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勢的出現，新的識字課本也應運而生。這之中，有漢武帝時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的《凡將》，有史遊的《急就篇》，有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的《元尚》。《凡將》和《元尚》早就佚失了，沒有傳下來，隻有史遊的《急就篇》還算完整地保存至今，這說明它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這些書中的每一種都曾流行了數百以至上千年，在它們流行時都曾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影響深廣而持久。

這些被一些文人視為小兒科的蒙學課本，編撰起來並不容易，它們需要滿足三個方麵的要求：一是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觀和道德觀，符合他們的思想旨趣。二是盡量包容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字詞語匯，但又不能超出兒童所能理解接受的程度。三是文體風格既要簡潔明快，通俗淺顯，又要高言妙句，音韻天成，以便兒童觸目如畫，過目難忘，記憶深刻。可以說，《急就篇》比較好地滿足了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它出現於漢元帝時（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作者是一位宦官史遊。

《急就篇》的作者史遊，是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後漢書·宦者列傳》說史遊在弘恭、石顯之前“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是漢元帝所信任的宦者。史書記載，漢代的宦官有一些人非常善於書記，皇子幼年時的保傅兼啟蒙識字的老師，多選一些老成多識的宦官擔任，史遊很可能就是擔任過這樣的職務。因此，它很有可能是在皇帝的支持或授意下，結合長期教育幼童的經驗，編撰成了《急就篇》。

《急就篇》出現之後，很快在社會上廣泛傳布。從深宮到邊疆，從貴戚到百姓，都選用它作為啟蒙學習的教材。漢元帝時期到西漢滅亡隻有四十年，說明在古代交通條件下，《急就篇》從內地向邊境傳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考古發現，在敦煌漢簡中有《急就篇》完整的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兩章內容，這兩章都寫在截麵為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木觚（有棱麵的牘）上，上端書寫章次，以下每麵書三句二十一字，三麵正好滿一章。也有隻書兩側麵的，底麵空著；兩個底麵複合，用繩一係，就是四麵都有字的“方”。這一發現，給我們提供了在簡牘書寫材料下，《急就篇》原本的形象。

此外，在漢代的墓磚上，也常常發現有《急就篇》的書寫片斷。清朝末年在河北易縣曾出土一漢代墓磚，上有工匠在製磚時任意畫寫的《急就篇》第一章，自篇首至“用日約少”凡24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在河北望都和無極等地發掘的漢墓磚上，常見有工人用墨書寫的《急就篇》文字，是用來給磚編號的。由此可見這本書在漢代社會下層流傳之廣。

東漢以後，《急就篇》繼續在社會上盛行。顧炎武《日知錄》專門辟有《急就篇》條（卷二十一），認為東漢魏晉之間，“鄉曲之徒，一介之士”莫不諷誦《急就篇》。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羅布泊附近發現五張六朝時期的寫本殘紙，上麵內容正是《急就篇》第一章的首五句。

到了南朝梁時，為了適應門閥世族的口味，一本新的蒙童讀本《千字文》應運而生。《千字文》在社會上層之中奪去了原本屬於《急就篇》的地盤。所以《急就篇》仍然盛行於魏晉六朝，但隻是社會下層的“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還“遞相承稟，猶競習之”；至於“縉紳秀彥，膏粱子弟，謂之鄙俚，恥於窺涉”。

盡管這樣，《急就篇》的影響還是深遠的，唐宋時期，還有許多人研習《急就篇》。宋人王應麟說“隋唐誌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蘭入小學書之；李鉉九歲入學，書之月餘即通；李繪六歲亦通此章，是以其學至唐猶傳。”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六世紀，在這七百年中，《急就篇》一直在蒙學教育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急就篇》的廣泛傳布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漢以後，許多著名的書法家如杜度、張芝、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人都曾臨寫它，使之成為傳播書法藝術的法帖。如三國吳人的皇象，以草書聞名，他寫的《急就篇》為一代名作。唐宋多有摹本傳世，北宋末年（1120年）還刻石於穎昌，元明書法家趙孟頫等都有多種臨寫本流傳。三國魏人鍾繇寫的《急就篇》，在北宋時被獻入宮廷，宋太宗親書一本，“刻石分賜群臣”。

由於《急就篇》作為一種載體，保存了名家墨跡，從而受到世人重視，輾轉流傳。漢代以前的小學識字課本，隻有《急就篇》完整地保存下來。

《急就篇》長期受到人們的歡迎和重視，是由於它的內容和形式符合兒童啟蒙教育規律。南宋人羅願在《急就篇考異》中說，“古者學童，六至十歲教以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這是非常正確的，對兒童來說，應該首先重視知識技能的教育，而不是空談道德訓誡和倫理教條，充盈著新鮮生命力的自然物質世界應是兒童最喜歡也最應該貼近的。

《急就篇》原文共31章，其中敘述“諸物”的凡十八章，占全部內容的60%。這之中，關於工具和日用器物的詞100個，關於武器、車馬、馬具的詞70個，關於衣服、鞋履和飾物的詞125個，關於建築物和室內陳設的詞52個，關於人體生理及疾病醫藥的詞140個，關於農作物的詞36個，關於蟲魚鳥獸及六畜的詞77個，涉及物質世界的知識十分廣泛。

除此18章，其他敘述姓名6章，敘述刑法3章，敘述姓名職官和地理知識3章多，除掉一些社會生活的內容外，真正的訓誡之辭僅有5句35個字，即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殊絕異等倫，超絕推舉白黑分，積行上究為貴人。

實際上這隻是鼓勵子弟通過“學而優則仕”，積極謀取政治地位，還不純粹是一種修身養性的教誨。《急就篇》也沒有沾染上當時流行的神秘主義色彩。盡管它要求人們“吊喪悲哀麵目腫，哭泣祭醊墳墓塚”，但那是“祭神如祭在”的伎倆，相反它在敘述了一係列高級職官後，公然說“列侯封邑有土琛，積學所致非鬼神。”

《急就篇》這種內容反映了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的思想旨趣。西漢時期，地主階級正處於上升中的青年階段，由於漢帝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他們極富且貴，躊躇滿誌，充分相信自己征服世界的能力。他們宣揚追求、占有和享受物質財富，並把這作為人生的重要目的而熏陶下一代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這種自信的、務實的、充滿活力的情緒，與史遊的《急就篇》是相通的。

從《千字文》以後，們《千字文》蒙學課本中述及的自然知識就少了，追逐物質財富被斥責為罪惡，空洞的道德訓誡充斥其中，如“禍因惡積，福緣善慶，尺璧非寶，寸餘是競”；又如“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守真誌滿，逐物意邪”。

到了程朱理學的時代，理學家大談“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有自己的本性可以直悟一切，學習外部世界的知識是沒有用的。重要的在於養心，如此才能“順天理，去私意。”所以，對兒童教育，應當用格言至論等來教育，讓其反複誦讀，銘記於心。於是，宋元以後，《千字文》、《童學訓》、《聖諭廣訓》等蒙學課本，變成了沒有實際知識的封建倫理教條的匯編。

元代學者戴表元在研究了《急就篇》之後，發現他“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於是發出感歎說：“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為之。曰大聖人亦莫不為，若黃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為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為；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遊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

戴表元這番議論自然是有感而發，是針對沒落中的地主階級教育思想的批判和抗議。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以道德來治國，結果而誤國；以道德來教育學生，結果而誤人子弟。在汲取深刻教訓的同時，也可以理解《急就篇》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這個教訓就是：不要讓德育和智育對立，而是二者結合，寓德育於知識技能教育之中。

在形式方麵，《急就篇》大部分用三言和七言。這是當時民間所喜聞樂見的歌謠本，卻為上層雅士所看輕。《急就篇》為了便於兒童口誦，堅持用世俗口語，易於上口，而不使用古人雅語。在幾百年間運用這種語言形式教育兒童，傳布既廣，影響又大，成果顯著，對七言詩的發展和繁盛起到了一定的激化作用。《急就篇》還適應兒童生理和心理特點，不但盡量使用口語，還巧妙地編成韻文形式，便於兒童記憶。這是中國古代蒙學課本的優良傳統，相當於快板，也就是符合我們今天所說的“快樂教學”、“興趣教學”的原則。明代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中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條達，催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心中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月長日化；若冰霜剝露，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