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二、宦官外戚輪流專政

宦官、外戚可以說是中國封建君主專製機體上的一個毒瘤。他們專權得勢，必須借助於皇權，依附於皇權。宦官、外戚往往利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母後臨朝聽政的機遇，以有條件接近皇帝、皇太後的特殊身份而篡權得勢。宦官，本是刑餘之人，並無政治才幹。外戚，則全靠裙帶關係，他們一旦得勢，必然結黨營私，以鞏固自己的權勢，而排斥、打擊、陷害忠賢之臣。宦官、外戚之間，有時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有時互相傾軋，勾心鬥角。所以，宦官、外戚專權幹政，就意味著封建統治政權更加腐朽，更加黑暗。西漢元、成之際是西漢末期最關鍵的時期，即外戚掌權愈演愈烈，以至於到公元六年王莽攝政。可以說，西漢政權從元帝開始，政權逐漸趨於衰亡，與宦官、外戚專政有很大關係。

（一）宦官幹政

在西漢，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應從武帝開始。《後漢書·宦官列傳序》稱“武帝數晏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但漢武帝雄才大略，皇權獨攬，宦官也隻能起到政事傳達的作用，而不可能操縱皇權。到了宣帝時期，據《漢書·蕭望之傳》記載，因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故明司文法的中書令弘恭、中書仆射石顯得以“久典樞機”。宣帝本是中興之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英明果斷，大權在握，宦官也不可能興風作浪。到了元帝時期，由於他仁弱無能，“優柔不斷”，宦官弘恭、石顯才得以專擅朝政，擾亂政綱，不僅元帝的儒家“仁政”無法實現，而主持仁政的儒臣，也慘遭迫害，漢家的政治危機已到了無法收拾的境地。

本來，漢宣帝在臨終前，對後事的考慮是比較周全的。他已經給自己的接班人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另兩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並提升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三人並領尚書事。這就是說，在元帝即位後，軍政要事可由史高、蕭望之和周堪全權處理。對於這個輔政班子的安排，宣帝既考慮到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才幹，又考慮到他們與皇室的親密關係，當然也有互相製約的意思。

元帝在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對國家治亂大事都陳述過很好的建議，也深得元帝的信任和尊重。《漢書·蕭望之傳》記載，當時蕭望之“數薦名儒茂才以備諫官”，還引進“宗室明經達學”之士劉更生、侍中金敞共同參與朝政。史稱“四人同心，謀議勸道（導）上（元帝）以古製，多所欲匡正”。如果元帝能夠始終專任蕭望之、周堪等忠直之臣，盡管他們動輒言“古製”，有“迂闊”的一麵，漢家政治還不至於那樣迅速地衰亡下去；但元帝雖然表麵上對蕭望之、周堪兩位師傅的建議“甚向納之”，實際並不真正信任，甚至還感到受限製，而對於宦官石顯，認為“中人無外黨，專精可信任，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這就是說，元帝認為宦官在朝中無親無故，非黨非派，不會拉幫結派，危害朝廷，所以對他們十分放心，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實際上是將政治決定權完全交給了宦官石顯。

元帝即位初期，宦官弘恭中書令，石顯為中書的副長官中書仆射。弘恭病死後，石顯升為中書令，總攬中書大權。從此石顯“事無大小，因顯而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史稱石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杵恨睚眥，輒被以危法”。看來，石顯是一個很可怕的危險小人，他奸詐、狡猾、陰險、毒辣，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阿諛奉承，陷害忠良。

蕭望之是漢元帝當太子時的老師，其正直與學問才幹在當時都是名冠一時的，況且他還是漢宣帝指定的輔佐漢元帝的輔政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漢元帝對他的倚重是可想而知的。漢元帝即位後，蕭望之滿以為自己的這位學生要大展鴻圖了，可沒想到宦官專權起來。於是他憤然上書說：“管理朝廷的機要是個十分重要的職務，本來應該由賢明的人來擔任，可如今漢元帝在朝廷裏享樂，把這一職務交給了太監，這不是我們漢朝的製度。況且古人講：‘受過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邊的’。現在應當改變這一情況了。”元帝雖然也感到此話有理，但並沒有接受蕭望之的建議。石顯看到這一奏章，自然把蕭望之視為仇人，從此便開始挖空心思地陷害蕭望之，並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蕭望之的正直還引起外戚的反感。有一個叫鄭朋的儒生，為了從蕭望之這裏弄個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擊許、史兩家外戚專權。蕭望之接見了鄭朋，並且給他一個待詔的小官，後來卻發現鄭朋不是一個正人君子，於是很討厭他，也不再理他。等到考評升降官員的時候，與鄭朋同是待詔的李官被提升為黃門侍郎，鄭朋卻原地未動。鄭朋一怒之下，反倒投靠了與蕭望之不和的史、許兩家外戚。他還編造謊言說：“我是關東人，怎麽能你們兩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書核奏你們，全是蕭望之一夥人策劃的。”鄭朋這個人心懷叵測，為了達到陷害蕭望之的目的，到處揚言說：“車騎將軍史高、侍中許章接見了我，我當眾向他們揭發了蕭望之的過失，其中有五處小過，一處大罪。如果不信，就去問中書令石顯。他當時也在場。”其實，這是鄭朋的圈套，他想借機結交石顯。果然，蕭望之來到石顯處打聽事情經過，石顯正想找碴，此次蕭望之上門，那是正中下懷。

石顯首先找來鄭朋，又找了一個與蕭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詔，讓這兩個人向漢元帝奏劾蕭望之“搞陰謀，離間皇帝與外戚的關係。要撤車騎將軍史高的職。”然後，又趁蕭望之休假之機，叫鄭朋等人上奏章。奏章馬上就交到了漢元帝手上，漢元帝接到後，讓太監弘恭去處理。弘恭是石顯的同夥，本來就參與了陷害蕭望之的陰謀，這麽一來，正好得逞。

弘恭立刻把蕭望之找來詢問。蕭望之十分老實地據實回答，承認了自己想整治外戚的事實。弘恭、石顯在向元帝報告時說：“蕭望之、周堪、劉更生三人結黨營私，相互標榜吹捧，串通起來多次反對朝廷上掌權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別人，樹立自己威信，獨攬大權。這樣做，作為臣子是不忠的，侮辱輕視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請皇上允許我們派人把他們送到廷尉那裏去”。當時，漢元帝剛剛即位不久，也不太明白奏章上“謁者召致廷尉”幾個字，就批準了這道奏章。

有人認為元帝對石顯迫害蕭望之的事裝糊塗，說元帝即位時已經27歲，不可能不明白“召致廷尉”這幾個字，況且他絕不是白癡，“召致廷尉”應該是文吏掌握的基本術語。以元帝之才，如果連這句基本術語都不懂，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所以，蕭望之的被迫自殺，即使不是元帝的預謀，也是他支持石顯的結果。至於蕭望之死後，《漢書·蕭望之傳》記載，元帝“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等等，都是虛偽的欺騙。

蕭望之死後，周堪、劉更生等也被廢為庶人，“廢錮不得複進用”（《漢書·佞幸石顯傳》）。此後，石顯更是為所欲為。忠直之臣如張猛、京房、陳鹹、賈捐之、蘇建等皆遭迫害，或自殺，或棄市，或以它事論死，或抵罪為城旦春。

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成帝即位。不久，成帝就將石顯中書令職免掉，後又令其徙歸故裏。失勢後的石顯憂鬱不食，死於途中。石顯的黨羽也先後被罷官，從此結束了宦官專權的局麵。但皇權並未因此而複振，取而代之的是外戚專政。

（二）外戚專權

外戚，一般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有時也包括公主的夫族，他們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集團中的一個重要集團。當他們憑借著掖庭之親和椒房之寵而內擅樞機之政，外總軍政之柄，此即外戚政治。

皇後居住的宮殿叫椒房殿，有一種傳說，椒是花椒的椒，把這種花椒磨成粉子，塗在牆壁上，有的人說，這種粉子是粉紅色的，屬於暖色，暖色看起來比較好看一些。再一個呢，據說還有一種芳香氣味，或者說，是不是防菌、防一些蟲子等等的，管這個房子叫椒房。椒房是一種專有名詞，因此，後來把凡是皇後的生活起居殿就叫椒房了。

外戚專權，在西漢也並不是從成帝開始的。漢初的呂氏專權姑且不論，昭宣時期的大將軍霍光執政，就是典型的外戚專權，盡管霍光也飛揚跋扈，排斥異己，但他執行的是漢武帝既定的方針政策，並且勵精圖治，而昭宣二帝也不是庸碌之主，所以在他們當政時期，外戚專政對社會並沒有產生破壞性的作用，相反還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麵。然而成帝時期的外戚專權則不同，政治黑暗，社會動蕩，最後導致王莽篡權和西漢政權的滅亡。

西漢的皇權，從建國伊始就由三種力量構成，即皇帝、功臣和外戚。這三種力量幾經消長，到元成以後，外戚王氏由於偶然機遇登上政治舞台，逐漸把持了大漢帝國的權柄，把西漢晚期的曆史，演變成了王氏一家的興衰史。

可以看出，皇帝既以色藝為納妃的標準，但美色總有衰退的時候，一旦色衰愛馳，皇帝對後妃的情愛便轉移到其他女子身上。皇帝對外戚的褒獎恩賜主要取決於對後妃的寵愛程度。“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這是西漢時期外戚總結出來的進身之道。後妃們以美色和技藝傾心盡力博取皇帝的歡心，如果受寵，專擅房燕之樂，其家族就可以貴寵至極。

漢成帝為太子時，就是一個“幸酒，樂燕樂”之徒，即位後更“湛於酒色”，不理朝政，把政治大權拱手讓給了外戚王氏之手。成帝母王政君是個貪戀權勢的女人。成帝即位後她升為皇太後，於是趁機抓住權勢，任命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總攬朝政，從此開始了外戚專權的時代。

王氏的興衰離不開這個家族的王政君。王政君生於本始三年（前71年）。她的生母李氏生下三個孩子後，因為嫉妒丈夫娶妾太多，一氣之下改嫁給河東的苟賓。王政君曾許配過人家，但沒等結婚，未婚夫就死了。後來東平王劉宇見她清秀聰慧，又聘她為姬妾，仍是沒等過門，東平王又死了。王禁很迷信，找了一個卜者為女兒看相算命。卜者說：“當大貴，不可言。”王禁聽了這句極富暗示性的話，便不惜重資，聘請老師教她讀書學經，還教習琴棋書畫，熏陶貴族禮儀。五鳳四年（前54年），王政君年滿18歲。王禁想起卜者“當大貴”的話，就想方設法把王政君送到宮中，做了一名宮女。沒想到太子不經意的一指，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宮，而且不久就懷有身孕，第二年就為劉奭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劉驁。

在漢元帝的時候，王氏家族雖然紛紛竊據要津，驟然顯貴，但還沒有進入中樞。不僅如此，他們的權力還出現了每況愈下的趨勢。主要原因是元帝鍾情於另外兩個女人：傅昭儀和馮昭儀。

皇太子劉驁雖然長得一表人才，但卻是個酒色之徙，元帝不喜歡他，幾次要把他廢掉，而想立“多才藝”的次子劉康。正當王氏家族岌岌可危之際，外戚史丹與太子關係緊密，起而為太子保駕護航。漢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劉竟病故，太子劉驁趕來吊唁，但臉上毫無哀戚之容。元帝很生氣。史丹立刻免冠謝罪，說是自己讓太子故意節製悲傷之情的，以免感染元帝而過度傷心。元帝這才稍稍消解了對太子的怨怒之氣。

竟寧元年（前33年）五月，元帝去世，六月，20歲的太子劉驁繼位。尊稱皇後王政君為皇太後，王氏家族真正時來運轉了。

在元帝晚年，王政君、成帝和王氏家族經曆了一次驚心動魄的政治危機之後，深刻地認識到失去權力的可怕，所以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緊緊抓住權力並堅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過的是娘家人，於是王鳳乘此時機，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總理朝政，開王氏擅權的先河。但王氏擅權所以得以實現，又與漢成帝和王莽相關：

首先，漢成帝打擊宦官勢力。漢成帝下詔，用明升暗降的辦法任命石顯為長信中太仆，這是太後宮中管車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顯原來為中書令，官秩雖僅千石，但位於決策核心，石顯原先的走卒，時任丞相的匡衡和禦史大夫的張譚等便聯名上疏揭露石顯及其黨羽過去的罪惡。於是石顯被免官逐回家鄉。石顯死於中途，他的走卒也紛紛被免官。

其次，漢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製另一派外戚。成帝繼位，王鳳首先排擠了能力強、名聲大的馮昭儀的弟弟馮野王。又迫使皇後之父許嘉引退。“將軍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職自累。賜黃金二百金，以特進侯就朝位”。

再次，王鳳排擠丞相王商。這個王商與王鳳的弟弟同名，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人。他的父親王武是漢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馬車騎將軍。這也是一支活躍於元、成政壇上的外戚家族。當時，惟一能與王鳳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壇上穩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識見和能力，都不在王鳳之下。兩人在許多問題上議論不同，關係漸漸緊張。王鳳與外戚史丹合謀，派人秘密調查王商的隱私，又教唆頻陽（今陝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誣陷王商。漢成帝覺得難以查證，可是王鳳堅持要查辦，成帝無奈，隻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職務。王商被免相僅三日，就大口吐血，悲憤而死。其子弟親戚有在宮中任職的，一律被趕出長安城。至此，王鳳專製朝政，已沒有了強大的反對派。

第四，王莽崛起。王氏家族飛黃騰達、炙手可熱的時候，卻有個被遺亡的角落，那就是王鳳的二弟王曼，因為早死沒有封侯。王曼的第二個兒子叫王莽，字臣君，其相貌其醜無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魚眼，紅眼珠，大嗓門，聲音嘶啞。王莽的哥哥與父親一樣早早就死了，所以王莽年紀輕輕就成了家庭的頂梁柱。王政君當上皇太後那年，王莽僅有14歲，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隻好相依為命，過著十分清寒的生活。年輕的王莽與他那些飛揚跋扈的堂兄弟們截然不同：對內孝敬寡居的母親，照顧兄長的遺孀，耐心教育頑皮的侄子；對外結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當時著名的學者陳參為師，攻讀經書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禮，尤其是侍奉執掌大權的伯父、叔父們，更是小心翼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從不跟堂兄弟們去尋歡作樂，而是潔身自好，表現得謙恭謹儉、溫文爾雅，處處表現出一個年輕儒者的風範，由此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讚譽，為他日後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漢成帝陽朔三年（前22年），執掌朝廷大權的伯父王鳳病倒了，王莽在床前盡心竭力地侍奉伯父，數月如一日，衣不解帶，最後累得蓬頭垢麵，疲憊不堪。王鳳大受感動了，臨死時拜托皇太後王政君和外甥漢成帝，讓他們關照王莽。隨後，王莽有了第一個職務--黃門郎。在24歲的時候，王莽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大司馬王商，也向成帝上書願將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給王莽，其實就是要求皇帝給王莽封侯。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看好這顆冉冉升起的新星，紛紛向皇帝稱讚王莽。王莽立刻名聲鵲起，引起了成帝的極大關注。

永始元年（前16年）五月，漢成帝下詔封王莽為新都侯，封地在南陽郡新野的都鄉（今河南新野縣境內），食邑1500戶。提升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他身兼數職，進入了朝廷政權的核心。年僅30歲的王莽，這時已躍居幾個叔叔之上，成了很有權力地位的重臣了。

中國古代專製製度是以皇權為中心的。皇權在這裏幻化為國家意誌，它不僅成了保證整個社會能否正常運轉的支配力量，而且成了平衡統治階級內部各派勢力的杠杆。所以，皇權的穩定就是社會的穩定，皇權的強弱必將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各派力量的消長。但是皇權的致命弱點是“家天下”，它的傳承必須按血緣關係在一家一姓的狹小範圍內選定，也就是說無論賢愚，他隻要具有與皇族直係或最近的血統，就有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寶座。如果臣民遇上誌向遠大、雄才大略、英明果決的君主，社會就穩定，國家就強大。然而，在中國古代帝王中，這樣的明君簡直是鳳毛麟角，少得可憐。中國曆史上更多的是那些養尊處優，縱情淫樂，性格乖戾，昏庸愚蠢，不知國計民生為何物的政治廢物。在這些廢物的眼中，最可靠的隻有兩種人：一種是匍匐在自己腳下的宦官，是信得過的奴仆；另一種是外戚，是信得過的親戚。

漢成帝就是這樣的政治廢物，自己昏庸無能，又“湛於酒色”，便靠母舅來支撐家業，外戚的勢力豈能不借機惡性膨脹起來？所以，在西漢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夠粉墨登場，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