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一、對元成之世的評價

西漢王朝雖然距離我們已有二千多年，但卻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人們的目光。西漢在秦王朝的廢墟上，建立了一個至今都讓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朝代。西漢二百多年的曆史，更為給後人留下了數不盡的文化遺產和講不完的傳奇故事。

佇立古城西安，放眼四望，陝西渭河北麵的鹹陽塬和北山一帶自古就是皇家陵區，古墓密布，塚墳森森或與山齊，周、秦、漢、唐等曆代墓葬雜遝錯置，曆盡千載滄桑。至今，在陝西鹹陽渭河北岸五陵塬的二階台地上，星羅棋布地分布著九座西漢帝王的陵墓。西漢（前206-公元8年）經曆了11個皇帝，除文帝劉恒霸陵、宣帝劉詢杜陵在西安效區外，其他9個帝王陵墓均在鹹陽市北原上。

一座帝陵，就是一座地下文物寶庫，帝王們恨不得把人間擁有的一切都帶入地下繼續享用。西漢帝陵規模宏大，建築布局嚴謹，隨葬品豐富，是封建時代墓葬製度的最高形式，具有重大曆史、文化和科學研究價值。

西漢的曆史，一般以宣、元之間為一界線，分為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麵，但從元帝開始，社會矛盾日趨嚴重，西漢開始進入衰世，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漢元、成二帝在西漢王朝214年的統治中（不含王莽），共占有42年，約合西漢統治總年數的1/5。元成二帝統治期間的42年，正是西漢王朝由盛到衰的轉折時期。那麽，漢王朝為什麽在他們統治時期走向衰落？原因是什麽？我們應該怎樣評價元成二帝？

元成之世，是西漢帝國國勢日趨衰落的轉折期，這與當時土地兼並高潮再起，階級矛盾進一步尖銳化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元帝劉奭表麵上“柔仁好儒”，實際上姑息、縱容宦官、奸佞迫害賢臣，政治黑暗腐敗；由於成帝劉驁“湛於酒色”，寵任外戚亂政，才使西漢走向衰亡。

這一時期，對外關係比較平穩，田莊經濟得到發展，說明事物是複雜的，在衰敗中也有平穩和發展的一麵。史家對元成二帝，早有評價，認為元帝“柔仁好儒”，成帝“湛於酒色”。

（一）漢元帝“柔仁好儒”

所謂元帝“柔仁好儒”，是班固在《漢書·元帝紀》中的評語。我們單就字麵含義講，所謂“柔仁”大概就是《漢書·元帝紀讚》中所說的“牽製文義，優遊不斷……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之烈”。所謂“好儒”大概是“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如果按這樣解釋，對元帝的評價，應該是褒多於貶的。這是漢家臣子班彪、班固父子的個人觀點。我們認為，從曆史的角度看，全麵評價漢元帝這個人物，有助於還原曆史人物的本來麵目。

西漢王朝從漢元帝時，已逐漸開始走向沒落。當時，土地兼並嚴重，外戚宦官專政，社會動蕩不安，出現流民。

元帝是號稱一代“中興”之主的宣帝的兒子，早年為太子時，曾因奉勸其父重用儒生，被訓斥了一番。宣帝說：“我大漢立國，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何以要單純任用德教，況且儒生迂腐，不達時變，喜歡是古非今，使人眩亂於名實，不知何去何從，豈足委任！”宣帝還斷言：“亂我家者，太子也。”並曾一度想改立淮陽王為太子。

我們認為，在對漢元帝“柔仁好儒”的評價中，“柔”字最能夠準確反映他的性格。元帝的確是一個優柔不斷、性格柔弱的人。我們從他曆次發布的詔書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例如在《漢書·元帝紀》中記載他常說“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等等，從這些的詞句來看，他不僅在大是大非麵前不能當機立斷，而且貽誤戰機，給奸臣們以喘息的機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優柔、懦弱到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信心的地步。

至於元帝的“仁”則要大打折扣了，即使不是虛情假意，也隻能是對佞臣宦官石顯之流講“仁”了，而對自己的老師蕭望之和賢能之臣劉向、張猛等人就不講仁了。在石顯等人陷害蕭望之下獄和蕭望之被迫自殺的事件中，元帝不是有意縱容，就是故意裝糊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於“好儒”，也隻是表麵現象。元帝即位後，的確任用了很多儒臣，在詔書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經典，並采用過一些振興和發展儒學的措施。但是，在實際中，元帝並不真正信任儒生和賢臣，而是聽任佞臣、宦官石顯等人對賢臣、名儒的迫害。例如，在蕭望之被迫害自殺之後，元帝起初非常後悔，遂提拔任用另一位師傅周堪為光祿勳，任用周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異常信任。此舉使弘恭、石顯之流感到恐懼，就想方設法詆毀周堪、張猛，並利用天變之機，造謠誣蔑說是因為周堪、張猛做事不周造成的。於是，元帝故伎重演，據說其內心還是想重用周堪、張猛二人，但又害怕弘恭、石顯之流，就把周堪貶為魏郡太守，張猛為槐裏縣令。周、張離開中央後，天象又出現變異，元帝這才明白天象變異與周、張二人沒有關係。於是又把周、張二人召回中央，任命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雖然是重新委以官職，但實際上是各降了一級。經過此事，石顯之流看到了元帝的懦弱，更為得勢。他們已經控製了尚書大權，尚書五人全是石顯的黨羽。周堪奏事必須通過尚書，而其結果全由石顯決斷，周堪為此憂慮憤怒而死。周堪死後，張猛人單勢孤，也在石顯的迫害下，於公車署自殺。周堪為一代帝師，當世名儒，張猛也是一位幹練之才，曾出使匈奴，與呼韓邪單於簽訂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的友好盟約，奠定了漢匈和好的基礎。像周堪、張猛這樣的不世之才，都被石顯迫害致死，對漢政權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在這裏，元帝負有直接不可饒恕的責任。

被石顯迫害致死的名儒還有易學大師京房。京房看到漢各級官吏腐化墮落的情況，便向元帝建議推行“考功課吏法”。此舉得到禦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認為可行，但遭到石顯及其黨羽的反對。石顯不敢直接攻擊“考功課吏法”，而是以讓京房直接到地方試驗為理由，把京房排擠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課吏法”治郡。京房離開中央後，石顯就誣告京房與張博同謀，“誹謗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顯迫害致死或遭貶斥的賢臣還有禦史中丞陳鹹、待詔賈捐之、鄭令蘇建等，郎官馮逡也因奏言石顯專權而遭受迫害，甚至連由馮逡薦舉的馮野王，也無端受到排擠。石顯如此迫害賢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這怎麽能說元帝重用儒士？

在石顯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貢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顯聲勢顯赫，也都投靠到石顯門下，這些人其實已經不能發揮儒生的作用。

那麽，元帝為何會重用石顯，原因就在於他認為這些人無黨無派，可以信任。而對蕭望之、周堪、京房、張猛、陳鹹等名儒、賢臣之所以不信任，就是因為他們有外黨，不利於專斷皇權。宦官本是家奴，善於看人眼色，見風使舵，阿諛獻媚，承風順旨。在這些人麵前，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為所欲為。而在蕭望之等正直的大臣麵前，元帝感到不舒服。這些人動輒忠諫，還引經據典，對皇帝勸諫一番。這就是元帝默許、縱容宦官迫害儒生、賢臣的原因。

石顯也並非像元帝想象的那樣沒有外黨，為了擴大實力，他與外戚史高、許嘉等人互相勾結，又拉攏一些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處處與蕭望之、周堪等執政大臣對立。更有甚者，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過密，甚至還想把價值百萬的床席器物贈給萬章，由此可見，石顯並不是自甘寂寞的人，而是交遊較多、急於形成一個能控製一切的權勢集團。本來，元帝自己不想管理政事，想依靠“無外黨”的宦官來控製皇權，結果卻大權旁落，授柄於人。更為可悲的事，這樣做的結果擾亂了政局，使國家衰落不振。

《漢書·史丹傳》記載：“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說明元帝投銅丸擊鼓的技藝很高，已經超過了專業演奏家。《漢書·元帝紀讚》則說“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這也說明元帝是一位精通書史、多才藝的皇帝。他對音樂造詣尤深，不僅能擊鼓、彈琴、吹簫，而且會使用多種樂器演奏，還能譜曲配唱，對拍節的掌握已經達到窮極要妙的地步。在中國曆史上，多才多藝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也是這樣的君主，在嬉戲玩樂中一步一步把漢政權推向衰亡之路。薛廣德說元帝“日撞亡秦之鍾”，決非誇張之詞。

從當時曆史事實分析，漢朝在元帝時並沒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華用在治理國家方麵，聽從賢臣的勸諫，鏟除石顯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漢政權還是大有可為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元帝沒有一點善政，如提倡節儉、救濟災民、假民公田、征收口錢由三歲提至七歲等，均屬善政。但這些與其委政宦官，濫殺忠良，擾亂政局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我們認為，西漢王朝的衰亡，元帝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漢成帝“湛於酒色”

至於說成帝“湛於酒色”，倒是比較準確的評語。漢成帝劉驁，在中國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是“赫赫有名”的。他自甘墮落，迷戀酒色，荒淫無道，不理朝政，最後竟死於非命。

漢成帝即位不久，就清除了石顯亂政集團，說明皇權還是很有威力的。如果成帝以此魄力控製政治局勢，漢帝國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漢家的命運還會有新的起色。可惜成帝沒有把握好這一有利時機，反而拱手把政權讓給外戚王氏。

外戚王氏飛揚跋扈，其專權霸道的一個例證就是完全控製了皇帝，使得成帝連一件小事都無法作主。有一次，成帝召見劉歆，很欣賞他的才華學識，決定任命劉歆為中常侍。左右的人對成帝說：“此事還沒有告訴大將軍王鳳呢？”成帝說：“這樣的小事，不用告訴大將軍”。周圍的人非常恐慌，嚇得一再叩頭，要求稟告王鳳。成帝隻得給王鳳說，結果，王鳳不同意，最終就沒有任命成。試想一下，成帝連任命中常侍這樣的小事情都要稟報大將軍王鳳，可見王鳳把他已經沒有放在眼裏了，這哪裏還像一個堂堂的皇帝。

其實，漢成帝說到底就是一個的政治廢物，自己昏庸無能，又“湛於酒色”，企圖依靠母舅來支撐家業，但外戚的勢力豈能不借機惡性膨脹起來？所以，在西漢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夠粉墨登場，也就不足為怪了。

漢成帝還是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為了滿足其腐化的生活，從漢成帝即位時起，就花了大量金錢，建造霄遊宮、飛行殿和雲雷宮供自己享樂。他還在甘泉紫殿中設雲帳、雲幄、雲幕，極盡奢華，世人稱之為“三雲殿”。不僅如此，還為他死後享樂大修陵墓，先修初陵，嫌規模小，又改建昌陵，調集千萬役夫，點燃脂燭，日夜趕修。昌陵地勢地低下，耗費巨大，史稱“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價”，以致於“大興徭役，重增賦斂，征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百姓財竭力盡……”。乾谿是楚靈王的葬地，驪山是秦始皇的陵墓，都是曆史上耗費巨大的工程，穀永以昌陵與乾谿、驪山相比喻，其勞民傷財的慘狀可想而知。

成帝還有個愛好，就是喜歡看人獸搏鬥。為了滿足這一喜好，他命人大肆捕捉野獸，把抓來的熊羆虎豹運到長楊宮射熊館，讓胡人與野獸搏鬥取樂。為了捕獸，農民生產荒廢，莊稼被踐踏毀壞不計其數。成帝還有喜歡化裝外出尋樂的癖好，曾在富平侯張敞的陪同下，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鬥雞走馬無所不為。由於成帝長期外出，致使“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幹戈而守空宮”，大臣們很長時間都不知道皇帝的去處。成帝荒淫到如此地步，政治上的混亂可想而知了。

成帝還是個罕見的好色之徒。他最初寵愛的是許皇後，這引起了王氏集團的擔心，一有機會他們就攻擊許皇後，再加上許皇後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別戀。

漢成帝冷落了許皇後，開始寵愛班婕妤。班婕妤是《漢書》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個男孩，數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豔，麗而不俗，又博通文史，知書達禮。她沒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進獻給漢成帝，李平又得寵幸，也被封為婕妤。漢成帝說：“當初孝武帝的衛皇後也從微賤而起。”因此賜李平姓“衛”，她就成了衛婕妤。

但是，貴為君王的成帝，即使身邊女人再多，也總想著到宮外世界去尋求刺激。鴻嘉元年（前20年），漢成帝在富平侯張放的陪同下，身著便裝，微行出遊，跑到鬧市區去尋歡作樂，竟遇到了絕代美女趙飛燕，飛燕成為最寵愛的女人。後來，他得知飛燕還有個更加美麗的妹妹趙合德，便將合德召進宮內。從此，趙飛燕姊妹雙雙得寵，俱立為婕妤。不久，漢成帝廢掉許後，立飛燕為皇後，合德為昭儀。成帝為討得趙氏姐妹的歡心，便賞賜飛燕珍寶無數，又給昭儀修建了豪華無比的昭陽宮。成帝整天迷戀酒色，不理朝政，與趙氏姊妹玩樂，最後竟死在“溫柔鄉”中。

衰世顯忠良。我們從翟方進一生的經曆可以看出，翟方進為丞相約五十餘年，正當西漢成帝之時。翟方進打擊的重點是外戚勢力及與外戚勾結挾勢作奸犯科的大官重臣。他的目的是忠於漢劉王朝。《全唐文》卷七三二所收長孫傪《漢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對他的評價是“茂德洪業，輝焯於漢庭”，“端肅莊厲守位以威嚴稱”。在西漢末期是一位難得的忠於朝廷的能臣，最後仍以身代成帝受過，慷慨赴死。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成帝政治上的軟弱與昏庸。

像漢成帝這樣在政治上昏庸無能，自甘墮落，在個人生活上迷戀酒色，荒淫無道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都是少有的。外戚王氏正是利用成帝的這一點，培植起來自己的勢力。後來王莽篡漢建新，實際是成帝為他奠定了基礎。班固在《漢書·成帝紀讚》中說：“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這實際上是含蓄地指出成帝要為王莽篡漢負責。

（三）重用儒生實施儒政

縱觀元成二帝當政時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點。元帝即位後，重用儒生，委之以國政，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等人相繼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仍出口錢；成帝時，算賦由120錢減為80錢，等等，都堪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弟子名額，令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儒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其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

元帝即位後即重用儒臣，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皆為卿相，推行儒政。其問也確實推行過一些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乃出口錢。成帝時，算賦由一百二十錢，減為八十錢等等，都堪稱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第子名額，全郡國設置五經石卒史，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應該有所補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闊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孺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它的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再加上統治階級腐化墮落，政治黑暗，使漢王朝統治迅速走向衰亡。

儒家的迂闊、保守、迷信的表現，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災害等天文現象和自然災害與政治聯係起來。如翼奉給元帝上封事時就說：“《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謂“五際”，即指每逢初卵、酉、午、戊、亥五個地支年份，國家必有災害發生，稱為“五際厄運”。翼奉認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就是甲戌年，屬於“五際厄運，之年，故地震頻繁，陰氣大盛。”所以如此，是由於“二後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之所致。翼奉的論說以災異附會政治，以約束君主政治之失，雖屬迷信，也未嚐不有積極意義。前此，翼奉曾因天變而勸元帝“顯諸仁，藏諸用”，即行仁政，節用愛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見，下詔“江海陂湖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步苑馬，諸官館稀禦幸者，勿繕治，太仆、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而這一次涉及到外戚史高。許嘉所謂“二後之黨”專權於政的嚴重問題，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見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末，武帝茂陵白鶴館火災，翼奉又上疏建議因天變而徙都於成周（洛陽），以表示“與天下更始者也”，從而使漢家政權“延長而無窮也。”其實天變與徙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兩者拉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也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這回元帝還是沒有接受意見，以七廟在長安不能東徙，而拒絕遷都。

在翼奉之後，易學大師京房又借天變之機，上奏“考功課吏法”，說“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本來為整頓吏治，懲治官吏胡作非為，建立考功課吏法是十分必要的，但京房把它與天災聯係起來就顯得節外生枝，而優柔寡斷的元帝，聽從了宦官和權臣的意見，不僅沒有推行考功課吏法，而且借故把京房處以死刑，說明儒家借天意說教的政治，對事實毫無樸益，隻是徙增人們的困惑而已。

漢代儒臣對治理黃河和自然災害表現的也很迂闊、保守。公元前132年黃河在瓠子決口，河水南流，造成十六郡受災，當時的丞相田蚡就反對堵塞決口，其理由是：“江河之決皆無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當然，田蚡說這樣的話是別有用心的，因為他的封地鄃縣（山東平原）在河北，河決南流對他有利，因此假借天意反對堵塞決口，恢複黃河故道。到了成帝時期，以天意為由反對治理黃河的人就更多了，如穀永認為災異是“皇天所以譴責人君過失”。這些以天災警告皇帝革新政治的言論，在治理黃河方麵則是有害無益。還有人治河采取“循經法古”的方略，凡是古書上沒有記載的河道，就不能開辟，凡儒經上設有記載的治河方法，就不能采用。如賈讓認為“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導），善為民者，宜之使言，”而“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為利”，很不可取，於是他就提出一個治水上策，即決開河堤，任水橫流東入海。他對“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於不顧，認為隻有這樣，才是“遵古之聖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幹）。且以大漢方製萬裏，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多虧賈讓還有治河中策、下策，否則僅此上策，就沒人敢於治河了。再如公元前39年，黃河在清河郡靈縣鳴犢口決堤，屯氏河被堵塞，有人建議重新疏通屯氏河，使河水分流以減輕水害，而河堤都尉許商則堅決反對，認為屯氏河是黃河溢流形成的水道，與古經《禹貢》不合，而主張要尋找古說九河故道。結果成帝和他的儒臣們為尋找、考證“九河故道”，使黃河水患又拖延了十幾年。

在成帝時期，幸虧有一位實幹的水利專家王延世，他不顧俗儒的幹擾，兩次治河立了大功，才使泛濫的黃河暫時得到治理。

在對外關係上，儒家一貫主張以德服人，反對武力征服。故當匈奴出現內亂時，有人認為“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則堅決反對，認為“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成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本來在對外關係方麵，不以實力為基礎，而空談仁義，也屬儒家的迂腐之論，但在元成之世，國力衰弱，對外采取收縮政策，而不窮兵黷武，使國家得到安寧，未嚐不是適時之論。

在政治措施方麵，儒家一般偏於保守，反對改革，元帝重臣匡衡說：論議者“爭言製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複複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不可否認儒家也有托古改製派，王莽就屬於這一類儒者，但在元成時期，改革派還不占上風。

從元帝開始，儒家思想成為漢政權的政治指導思想。說來儒家學的運氣不好，在剛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就遇上了元成二帝這樣柔弱、昏庸的君主，因此其積極因素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而其消極方麵卻得到惡性發展。漢元帝實際是一位葉公好龍式的儒家信奉者，他並不真正信任、重用正直的儒臣，而是把大權交給了亂政的宦官。儒家的正確主張並設有被采納、執行。相反他竟容忍（如果不是縱恿的話）把他的師傅，受人尊重的名儒蕭望之迫害至死。其他大儒、賢臣或被處死，或遭禁錮，在此情況下，有些趨炎附勢的俗懦則投靠了宦官，漢家的衰亡，已勢不可免。

（四）宦官外戚專權

元成之世，宦官外戚專權是共同的特點。

宦官、外戚可以說是中國封建君主專製肌體上的兩個毒瘤。他們專權得勢，必須借助於皇權，依附於皇權。宦官、外戚往往利用皇帝幼弱、昏庸或母後臨朝的機遇，以有條件接近皇帝、皇太後的特殊身份，而篡權得勢。宦官本是刑餘之人，並無政治才幹，外戚則全靠裙帶關係，他們一旦得勢，必然結黨營私以鞏固自己的權勢，而排斥、打擊、陷害忠賢之臣。宦官、外戚之間，有時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有時相互傾軋，勾心鬥角。所以宦官、外戚專政，就意味著封建統治政權更加腐朽、黑暗。

從元帝開始西漢政權逐漸趨於衰亡，與宦官，外戚幹政應有密切聯係。在西漢，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應從武帝時開始。史稱“（武）帝數晏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但漢武帝雄才大略，皇權獨攬，宦官也隻能起到政事傳達的作用，而不可能操縱皇權。到了宣帝時期，因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故明司文法的中書令弘恭、中書仆射石顯得以“久典樞機”。但宣帝乃中興之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英明果斷，大權在握，宦官也不可能興風作浪，到了元帝時期，皇帝仁弱無能，“優遊不斷”，宦官弘恭、石顯才得以專擅朝政，擾亂政綱，不僅元帝的儒家“仁政”無法實現，而主持仁政的儒臣，也慘遭迫害，漢家的政治危機已到了無法收拾的境地。

本來宣帝在臨終前，對後事的考慮是比較周到的，下遺詔令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太子少傅周堪共同輔政，並提升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同時令三人並領尚書事。這就是說，在元帝即位後，軍政要事可由史高、蕭望之、周堪全權處理。對於這個輔政班子的安排，宣帝既考慮到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才幹，也考慮到他們與皇室的親密關係，當然也有互相製約的含意。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時長在史家，親情不比一般。蕭望之，周堪是元帝的師傅，都是當代名儒，深諳政事，所以宣帝對於這三個人輔政是非常放心的。元帝在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對國家治亂大事都陳述過很好的意見，也深得元帝的信任和尊重。蕭望之又“數薦名儒茂才以備諫官”，還引進“宗室明經達學”之士劉更生、侍中金敞共參朝政。史稱“四人同心，謀議勸道（導）上（元帝）以古製，多所欲匡正”如果元帝能夠專任蕭望之，周堪等忠直之臣，盡管他們動輒言“古製”，有迂闊的一麵，漢家政治還不至於迅速衰亡。但元帝雖然表麵上讚同蕭望之、周堪兩位師傅的建議，實際並不信任，甚至還感到掣肘，而對於宦官石顯，認為“中人無外黨，專精可信任，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實際上把政治決定權完全交紿了石顯。

元帝初即位時，宦官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中書仆射。弘恭病死後，石顯就升為中書令，總攬中書大權，從此石顯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之。史稱石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看來石顯是一個很可怕的陰險小人，他奸詐、狡猾、毒辣，善於揣摸皇帝的心意，阿諛奉承，動輒陷害忠良。石顯為了擴大實力，又與外戚史高互相勾結，處處與蕭望之、周堪等執政大臣對立。蕭望之知道石顯“專權邪辟”，就向元帝提出建議“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意思是要以貫通古今廉明公正的儒臣來代替宦官。又說：“用宦官非國舊製，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意。”但元帝並投有接受蕭望之的建議，從此石顯卻與蕭望之結下不解之仇，時時想乘機陷害蕭望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不久，有個會稽人鄭朋想要依附蕭望之，上疏揭發史高，並讚頌蕭望之等人。蕭望之知道鄭朋乃奸邪之人，不肯接待、提拔。鄭朋惱恨之餘轉而投向史高、石顯，並誣稱是蕭望之唆使他揭發史高、許章的罪過。於是，石顯就利用蕭望之休假的機會，向元帝進讒言說：“望之、堪、更生結為朋黨，……欲以專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據說元帝不了解“召致廷尉”就是逮捕之獄，便批準了石顯的奏章。不久，當他得知周堪、劉更生人獄的消息時才太吃一驚，又責問石顯奏事不清，並讓石顯把周堪、劉更生放出來。但石顯並不滿足這次對蕭望之等人的折辱，隨後又以蕭望之之子蕭仍為其父上書申冤為由，上告蕭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並說蕭望之自以為是帝師，有罪也不會判刑，要求把蕭望之投人監獄，“以塞其怏怏之心”，然後再放出來，以顯示皇帝的皇恩浩大。元帝明知道蕭望之性格剛強，不肯麵對獄吏接受審問，但還是聽從了石顯的花言巧語，批準石顯派執金吾包圍蕭府去逮捕蕭望之。望之不肯受辱，飲鴆自殺。

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成帝即位。不久成帝就將石顯中書令職免掉，後又令其徙歸故裏，失勢的石顯憂鬱不食，死於途中。石顯的黨羽也先後被罷官。從此結束了宦官專權的局麵，但皇權並未因此而複振，代之而起的則是外成專政。

外戚專政，在西漢也不始於成帝，漢初的呂氏專權姑且不論，昭宣時期的大將軍霍光執政，確屬於外戚專政。盡管霍光也飛揚跋扈，排斥異己，但他執行的是漢武帝既定的方針政策，並且勵精圖治，而昭宣二帝也非庸碌之主，所以在昭宣時期，外戚專政對社會並沒有產生什麽破壞性的作用，相反還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勢。然而成帝時的外戚專政則完全不同，政治黑賭，社會動亂，最後導致了王莽篡權和西漢政權的滅亡。漢成帝為太子時，就是一個“幸酒，樂燕樂”之徒，即位後更“湛於酒色”，不理朝政，把政治大權雙手拱讓給外戚王氏之手。

成帝母王政君是個貪戀權勢的女人。成帝即位後他升為皇太後，於是乘機抓權，任命其兄王風為大司馬大將軍頓尚書事，總攬朝綱，從此開始了外戚專政局麵。

王政君有弟兄八人：王鳳、王曼、王譚、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曼早死，留有一子即王莽。王政君先封他同母兄弟王鳳、王祟為列侯，又封其他兄弟為關內侯。至公元前27年，又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同日封為列侯，世稱“五侯”。王氏子弟“皆為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把持了漢家政權。

王鳳掌權後，首先排擠掉另一外戚許嘉，接著又唆使人上告宣帝的舅舅丞相王商，並以虛構的“閣門內事”為由，迫使成帝免去王商的丞相職務。京兆尹王章對王鳳的專橫十分不滿，上書為王商申冤，並揭發王鳳的很多罪惡，成帝也感到王鳳威權太重，想要免去其大將軍職務。王太後聽說後，“垂涕不禦食”。成帝迫於母後的壓力，不僅沒有撤掉王鳳，反向讓尚書劾奏王章誣告大臣，遂以“大逆罪”把王章打人牢房。由於成帝的軟弱無能，王章最終死於獄中。“自是公卿見風側目而視。”無人再敢觸犯王鳳的淫威，王鳳結黨營私，排斥，陷害忠良，賣官鬻爵，公行賄賂。王氏黨羽莫不窮奢極欲，魚肉百姓。成帝雖然在政治上信賴王氏諸舅，但對他們驕奢過度，也深為不滿。當得知王商穿長安城引灃水入府第，王逢時於園中修土山漸台類似白虎殿等驕奢逾製不法行為後，憤怒地向王氏諸舅提出質問，王音、王商、王根兄弟非常恐慌，“欲自黥剿劓太後”，成帝明知王商等是要協太後以求免罪，但也無可奈何，於是就使尚書去責問司隸校尉和京兆尹，問為什麽知道王商、王根等驕奢過製而不檢舉？還向尚書了解文帝時誅滅外戚薄昭的舊事，暗示要從重處罰王氏外戚，王音聞訊更為恐懼，“皆負斧質”請罪。其實成帝完全是虛張聲勢，最後以“上不忍誅”了事。王氏集團奢侈如故。

成帝在位期間，王氏諸舅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相繼輔政。雖然不能說王氏外戚輔政沒辦一點好事，但其政治主流是腐朽黑暗，社會危機逐步加深，漢政權處於風雨漂搖之中。公元前8年，王根以年老告退，推薦王莽代他輔政，此時王氏外戚在王政君的庇護下，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盡管在哀帝時期，王莽為避丁傅兩家外戚勢力，暫時一度隱退，但哀帝一死，王莽又在王政君的支持下卷土重來，重新控製了漢家政權。

王莽是一個狡詐而有才幹的人，他利用人心厭漢，要求易姓受命的願望，采取種種狡猾手段，大造改革輿論，以收買人心，擴大自己勢力而消滅異己，在公元8年，王莽看到時機已成熟，就一腳踢開劉氏招牌，而建立新朝，漢家政權終於被王氏外戚所篡奪。

（五）土地兼並再起

漢代在武帝以前已經出現過一次土地兼並高潮，由於武帝采取了一係列打擊豪強兼並勢力的措施，暫時把土地兼並的勢頭壓下去了。以後，由於連年戰爭，耗損過多，以至於出現“民力屈，財用竭……生子輒殺”的慘狀，說明農民已經無法活下去了，有些地方出現農民起義。到漢武帝晚年，被迫改變政策，頒布《罷輪台屯田詔》，表示以後不再發動對外戰爭，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昭宣時期，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結果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麵。

在封建社會裏，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意味著地主階級財富的增加，在土地私有製處於上升時期，也意味著土地兼並新高潮的必將出現，而大批自耕農也必將淪為流民、依附農和奴隸。

在中國封建社會，“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是一種普遍現象。《漢書·貢禹傳》記載:“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在這種情況下，商人由於求利的本性迫使其利用農民危機之際，趁機進行土地兼並。同樣，官僚貴族也是土地兼並的強大勢力，例如漢成帝的舅舅紅陽侯王立和南陽太守李尚勾結，私自占用草田數千頃，也沒有人敢過問。至於通過賞賜、賤價強買農民土地等途徑兼並土地，更屬慣常事件。豪強地主更是土地兼並的重要勢力。漢宣帝時，涿郡的東高氏、西高氏在郡內橫行不法，沒有人敢與之抗衡，以至於郡內流傳著“寧負兩千石，無負豪大家”的說法，其勢力之大可以想象。漢成帝時陳湯曾提出利用遷徙豪強的辦法來製止豪強地圖對土地的兼並。他說：“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陳湯表麵上說得冠冕堂皇，其實是想假借遷徙豪強之機，得到賞賜的田宅，達到兼並土地的目的。因此，他在提出建議的同時，就明確表示“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漢成帝沒有看透陳湯的心思，就接受他的建議，下詔遷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五千戶於昌陵。但是，這次徙民政策遭到了官僚貴族、豪強地主的抵製。

漢代在武帝以前已出現過一次土地兼並高潮，由於武帝采取一係列打擊豪強兼並勢力的措施，暫時把土地兼並的勢頭壓了下去。以後由於連年對外戰爭，耗損過重，出現了“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甚至出現“生子輒殺”的慘狀，說明農民已無法生活下去了，在國內出現了多次小股農民起義。武帝晚年被迫改弦更張於公元前89年頒布《罷輪台屯田詔》“深陳既往之悔”，表示以後不再發動對外戰爭，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宣時期，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及發展生產的政策。於是又出現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百姓充實”的“昭宣中興”局麵。

在封建社會裏，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意昧著地主階級財富的增加，在土地私有製處於上升時期，也就意味著土地兼並新高潮必將出現，而大批自耕農也必將破產淪為流民、依附農民和奴隸。據《漢書·貨殖傳》記載在昭宣之後，又興起了很多豪商富賈。在四川“程（鄭）卓（王孫）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衰貲至巨萬”，在山東“臨淄姓韋貲五千萬”；在洛陽，“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洛陽張長叔、薛子仲貲亦十千萬”；在關中“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貲。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專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裏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這些郡國富民，“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這裏所謂的“兼業專利”、“下固齊民之業”，都是商人的土地兼並行為。在中國封建社會裏，“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是一種普遍現象。據《漢書·貢禹傳》記載：“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草耙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這條資料深刻地說明商人利用農民危急之際進行土地兼並的事實。

官僚貴族同樣是土地兼並的強大勢力，如成帝舅紅陽侯王立與南陽太守李尚勾結，私占草田數百頃也無人敢於過問，至於通過賞賜、賤價強買農民土地等途徑兼並土地，更屬常見之事豪強地主也是兼並土地的重要勢力，在宣帝時，涿郡的東高氏、西高氏在郡內橫行不法，“成日：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其勢力之大可想而知，成帝時陳湯曾提出利用遷徙豪強的辦法，以製止豪強地主對土地的兼並，他說：“天下民不徙諸陵三餘歲囊，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睦。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陳湯表麵上說得冠冕堂皇，其實他是看到了“京師土地，最為肥美”，想借遷徙豪強之機，“可得賜田宅”，達到兼井土地的目的。因此，他在提出建議的同時，就表示“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成帝投有看透陳湯的心意，接受了陳湯的建議，下詔“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五千戶於昌睦”。但這次徙民政策遭到了官僚貴族，豪強地主的抵製，成帝不得不下詔“罷昌陵”，“勿徙吏”，這件事說明漢政權已無力抑製土地兼井勢力漢末土地兼並勢力，較以前有個明顯特點：即官僚、地主、豪商已形成三位一體，其典型代表就是成帝的丞相張禹。他“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價）”。這種既是官僚，又是地主、豪商，在武帝前是投有的。《鹽鐵論·製權篇》對土地兼並及其後果有生動的描述：“貴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兼井列宅，隔絕聞巷，閣道錯連，足遊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是以耕者釋未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己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上引這段話對土地兼並及其後果的。

分析相當深刻。說明由於土地兼井，財富高度集中，對生產造成嚴重破壞，使百姓冰釋而瓦解，並指出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本原因，是“己為之而彼取之”。統治者已看出土地兼並的嚴重性，故哀帝時師丹不得不提出對貴族官僚富豪的土地、奴隸占有數量“宜略為限”的建議，但由於土地兼井勢力過於強大，衰弱的漢政權已無力製止。隨著土地兼井的發展，漢代在農業生產組織方麵有個顯著的變化，即田莊經濟的出現。據研究，在西漢中期即已出現了田莊經濟，到了西漢末年，田莊經濟已漸具規模，其典型代表即樊重家的田莊。《後漢書·樊宏傳》對此有詳細的記載：（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有池魚牧盲，有求必給。嚐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思加鄉閏。……假貸人（民）問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於從救，競不肯受。

以上資料說明，樊重田莊是一個包括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單位。據《水經注·比水注》記載，田莊中有“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巧不可言”的手工業作坊，商品交換嗬以“閉門成市”，還有小型水利工程。樊重這個田莊主，對於生產非常關心，而且還是個理財能手，由於他“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收到“上下戮力，財利歲倍”的效果。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像這樣的田莊組織，在發展生產方麵，比西漢初期農業、林業、牧畜業、漁業單一經營方式有很大的優越性，田莊主可以利用田莊中的人力、物力積極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可製造生產工具，推廣先進的生產經驗和生產技術，以促進田莊經濟的發展。

除樊重家的田莊外，董仲舒、王丹、劉秀家都擁有田莊，就不一一介紹了。

田莊中的剝削量，一般都是50%，即董仲舒所說的“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也有的“輸太半之賦，即高達2/3的租稅”，這說明田莊主對田客的剝削是很重的。但由於田莊生產環境較為穩定。所以有大量破產自耕農投人田莊。漢代不僅出現私，k田莊中的租佃關係，國家也在“假田製”拍名義，招收大量流民發展國家租佃關係，所收的“假稅”，也在50%以上。

在昭宣以後，由於土地兼並激烈進行，大量農民失地破產，有的投A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小農的身上。再加上政治昏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而統治階級仍奢侈不已，到成帝時已是國庫空虛，民窮財盡。“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人民被迫鋌而走險，在各地暴發r反抗西漢封建統治的武裝鬥爭。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潁川（今河南禹州市）鐵官徒申屠聖等180人的起義，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廣漢（今四川盒堂縣）鄭躬等60餘人起義，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在尉氏（今河南尉氏縣）有樊並等I3人起義，同年十二月，在山陽（今山東金鄉縣）有鐵官徒蘇令等220人起義。這些起義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在以上四次起義中，有兩次是鐵官徒起義，這是其他時期所少見的，說明漢武帝施行鐵器專賣後，強迫刑徒從事鐵器生產，鐵器專賣的收人，已成為國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官府對鐵官徒的剝削、壓榨加重，故引起鐵官徒的反抗，這是具有時代特色的武裝鬥爭。

二、在以上四次起義中，有兩次是士人領導的+即蜀郡的郟躬和尉氏的樊並都是士人，特別是樊並乃儒學中的《尚書》學派的大師。以上情況說明，這四次武裝鬥爭與農民聯係不很密切，還沒能把農民充分發動起來，故其規模小，地域分散，時間隔較長，還不能形成全國規模的太起義，還不具備推翻西漢反動政權的力量，說明在成帝時，西漢還不到滅亡的時期，它還要延續一段時間。

（六）漢匈和親邊疆平穩

元成時期，最順利的奠過於對外關係。可以說邊疆平穩，雖然也有過戰爭，但有驚無險。這倒不是由於漢國力強盛的結果，而是因為國勢衰弱，無力向外擴張，適時地采取了收縮政策，同時也因為經過武昭宣時期連接用兵，打垮了對漢威脅最大的匈奴政權，其他周邊各族也無力與漢帝國抗衡，在此情況下，才出現了一個由戰爭轉向和平的局麵。

在昭宣時期，匈奴的國勢已很衰弱。公元前60年，匈奴虛閻權渠單於逝世，因單於位繼承問題，匈奴內部分裂，出現五單於分立局勢。經過一段紛爭混戰之後，還剩下呼韓邪單於和郅支單於兩大勢力。呼韓邪單於領地靠近漢的邊塞，遂歸服漢朝。郅支單於得知呼韓邪有漢作依靠，難以與之抗爭，遂向西發展，先聯台康居攻擊烏孫，後又攻占康居，橫行西域，漢在西域的統治也受到威脅，公元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看到郅支單於肆虐西域，深感憂慮。陳湯“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他認識到如不及時製服郅支，數年之後，西域的局勢將不堪設想。但他又知道當權的宦官和儒臣都不關心邊事，如先報請朝廷等批示後再行動，就會貽誤軍機，於是在甘延濤的默許下，陳湯“矯詔”發西域諸國兵及戊己校尉兵共四萬餘人，分兵兩路進攻郅支，大軍得到西域人民的歡迎和支持，並在康居軍隊作內題，卻拖延不決，盡管元帝知道甘、陳立下不世奇功，應該封賞，但宦官石顯和儒臣匡衡卻以甘應的有利形勢下，迅速攻人康居城，一舉消滅了郅支單於的匈奴勢力。陳湯遂將勝利捷報和郅支的首級送至長安，這對元帝來說真是喜從天降，遂下詔桐告郊廟，慶祝勝利，但對甘延濤陳湯的封賞問、陳“矯詔”發兵為由，認為不處罪已屬寬大，絕對不能再加封賞。優柔寡斷的漢元帝，一直拿不定主意，使問題拖延三年有餘，到公元前33年，才封甘延壽為列侯，陳湯為關內侯。

郅支單於被消滅後，呼韓邪單於“且喜且懼”。喜的是勁敵已除，懼的是怕自己也落得如此下場。於是上書“言常願謁見天子”元帝以隆重的禮儀接見了呼韓邪。呼韓邪又提出“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也願意以和親的手段加深漢匈的友好關係。於是將後宮良家女子王嬙（昭君）賜給呼韓邪單於為閼氏（相當漢的皇後）。這就是膾炙人口的“昭君出塞”故事的由來。

呼韓邪對於賜昭君為婚非常重視，遂封昭君為“寧胡閼氏”，“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後呼韓邪病逝，昭君曾上書要求歸漢，成帝讓他“從胡俗”，即按匈奴人“父死妻其後母”的習俗，嫁給新即位的複株棠若提單於。昭君在匈奴先後生一男二女，男名伊屠智牙師，後為右賢王。長女為須居次，次女為當於居次，經常來往於漢與匈奴之間，為漢匈友好關係作出了應有貢獻。漢元帝時期，在對匈奴關係史上，共發生兩件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大事：一是陳湯在康居殲滅郅支單於的匈奴勢力，從此結束了匈奴侵擾，威脅西漢邊境的曆史；二是昭君出塞，為漢與匈奴的民族融台及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並奠定了直到王莽篡漢為止四十餘年的和平友好關係。昭君出塞與劉邦時在平城之圍後的和親不同，那是在強敵壓迫下的屈辱和親，昭君出塞則是漢匈雙方自願的友好和親。因此它所產生的積極意義更不能忽視。

漢與西域的關係，自武帝時派張騫出使西域才拉開序幕。以後派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又遣江都公主與烏孫和親，在軟硬兼施之下，西域諸國才相繼歸附於漢。但匈奴對西域的威脅依然存在。公元前60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匈奴在西域所設的“僮僂校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宣帝乃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治所在鳥壘城（新疆輪台境內）。都護有權冊封西域諸國國王，頒賜官吏印綬，調遣軍隊，征收糧草，確立了漢對西域的統治權。元帝時，郅支單於占領康居，並向四周擴展勢力，匈奴在西域又挑起小小波瀾，但不久陳湯“矯詔”發兵殲滅郅支單於軍，肅清匈奴在西域的勢力，西域諸國又複歸漢。從此貫通歐亞的“絲綢之路”基本暢通無阻，對加強中國與歐亞各國經濟、文化聯係，促進西域的社會發展，豐富內地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都有重大的曆史意義。

羌族是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漢代，在武帝以前，羌族基本上臣服於匈奴。武帝征匈奴，為斷其右臂，也開始對羌族用兵，並打通了河西走廊，設立張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羌族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宣帝時又派趙充國出征羌族，把羌族中最強大的先零羌趕出湟水進入深山區，不得重歸肥饒之地。於是趙充國向宣帝提出“屯田十二便”的建議，遂決定留兵屯田，從此羌族勢衰，不久，趙充國估計羌族已不可能為患，又撤回屯田兵。公元前42年秋，陝西姐等七種羌人起兵反漢。元帝派右將軍馮奉世出兵鎮壓。馮奉世根據實際情況及兵法估計，羌人反者有三萬人，按攻守兵力對比關係核算，認為必須有六萬兵力才能平定羌亂，但由於“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然而以丞相韋玄成為首的一些儒臣，在羌變之初，竟“漠然莫有對者”，及馮奉世提出需要出四萬兵力時，乃以“民方收斂時”為由，主張“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經過馮奉世再三申訴，說明利害，韋玄成等才答應又增加二千兵力，結果馮奉世率領一萬二千兵在西方連吃敗仗。儒臣遷闊誤事，終於使元帝清醒過來，於是才不得不按馮奉世的最高要求，增兵至六萬人，才把羌變平定下來。由於漢政權對羌族的反抗，一味采取鎮壓措施，故矛盾並沒有真正解決。到了東漢時期。羌變終於釀成國患，使東漢帝國吃盡了苦頭。

漢與其他各族的關係。武帝開發南夷，西南夷，並設置郡縣，但在昭宣時期，南夷、西南夷仍時有反抗，如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居住在今雲貴地區的益州廉頭，姑繒、牂牁、淡指、同並二十回邑皆反。始元四年，居住在今雲南大理北的姑繒，葉榆又反。宣帝元風元年（前80年）武都氐起事。

元鳳四年，遼東的烏桓也起來造反。但以上這些反抗鬥爭，都先後被漢兵所平定。到元帝時期，南方與東北邊境基本是平靜的，而最大的難題則出現在海南。海南自武帝時立珠崖、儋耳郡後，實際並未安定過。儋耳、珠崖的少數民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漢族官吏的殘酷盤剝，效年一反。據賈捐之說：“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於始元五年昭帝不得不“罷儋耳郡，並屬珠崖”。至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崖三縣複反，甘露元年（前53年），珠崖九縣再反。這兩次珠崖人民的反抗雖被漢軍鎮壓下去，但在元帝剛即位的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崔人民又發起了武裝反抗。元帝派兵鎮壓，又激起其他各縣的反抗，經過幾年戰爭還是平定不下來。元帝無奈隻好召開大臣會議討論對策。賈捐之反對出兵，主張放棄珠崖。樂昌侯王商提出質問說：如不出兵平定“蠻夷之亂”，就有虧“先帝功德經文何以處之”，王商還是以儒經為據反對賈捐之的主張。賈捐之也是引經據典講述堯舜禹及商周不輕意用兵的“大仁”及秦皇漢武窮兵黷武的遺害，又講明今天下“民眾久困，連年流離”，“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的慘狀，並說：“珠崖獨居海之中，地處萬裏之外，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結論是“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故應放棄珠崔。元帝聽了賈捐之意見後仍主意不定，又聞禦史大夫陳萬年、丞相於定國怎麽辦？陳萬年反對兵，於定國讚成，並說：前討珠崖“興兵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盡降。”元帝在聽了於定國的意見後，才接受了賈捐之的建議，下詔“罷珠崖郡”。看來，元帝這個詔書還是比較開明的，事實證明，元帝罷珠崖郡不論對居住在海南的少數民族，還是對漢中央政府都是有益的，暫時緩和了激烈的民族矛盾。漢罷珠崖郡，隻是由於漢中央政府實力衰弱，鞭長莫及，暫時不去管理罷了，一旦國力強盛，自然可以恢複珠崖郡。同時罷珠崖郡，並沒有放棄當地人民，甚至還允許珠崖人民內屬，這與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和“春秋大一統”思想並不矛盾。這也正是漢元帝下詔罷珠崖郡的思想基礎。但是，從宏觀方麵把握，我們必須承認，元成時期對周邊各族的任何一項成就，都是武昭宣時期所奠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