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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懷仁堂元帥“造反”

  陳伯達嘴巴支吾著,半天說不出話。

  自從毛澤東在“文革”中脫下中山裝、穿上軍裝之後,人們也馬上效仿了。

  陳毅說話時,目光直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康生。

  張春橋、姚文元和其他組員們緘口無言,目不正視。

  奪權!奪權!奪權!整個中華大地在一片“喧鬧”和“嘈雜”聲中。

  毛澤東穿著睡衣、拖鞋坐在沙發上。

  兩軍對峙,勇者勝

  1967年2月11日,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

  中南海懷仁堂,小會議室。

  鋪著白台布的長方形會議桌旁,正中坐著周恩來;右邊依次坐著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餘秋裏;左邊一邊是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兩軍對峙,壁壘分明。

  這次會議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文革”以後,一切黨政機構被打亂了,不能行使正常職權,不得已就成立了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這是由當時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一起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

  會議的中心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會上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人民解放軍的問題,進行了全麵攤牌,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首先站起來講話,他氣憤地向坐在對麵的文革小組成員義正詞嚴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

  坐在葉劍英旁邊的新任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質問陳伯達:“軍隊是國家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了?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緊接著,葉劍英幽默地嘲諷了張春橋搞的“上海公社”:“你們搞上海奪權,又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不知是誰批的?這些人要幹什麽?”

  陳伯達以不容置疑的口氣斷然說:“這種國家體製的改革是符合馬克思創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則的。”

  葉劍英冷冷地一笑:“我不讀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伯達同誌是理論家,請你解釋一下,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嘴巴支吾著,半天說不出話。

  會議不歡而散。兩天之後,即2月16日下午,中央碰頭會在懷仁堂繼續召開。

  這次鬥爭是由陳丕顯的問題引發的。

  自從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黨政大權落入張春橋手中之後,張春橋的目光便瞄準了北京。2月12日上午,一架銀白色的專機從上海起飛。機艙裏坐著一身綠軍裝的張春橋、姚文元。自從毛澤東在“文革”中脫下中山裝、穿上軍裝之後,人們也馬上效仿了。

  當天晚上,張春橋和姚文元便趕到豐澤園,坐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向最高領袖匯報了“一月革命”的“盛況”。這時候的張春橋得誌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他怎麽也沒有想到,就在他回到北京的第四天,懷仁堂的一場大論戰會因他而起。這天下午三時,一輛輛紅旗轎車接連駛往懷仁堂。當張春橋剛從轎車裏鑽出來時,另一輛紅旗牌轎車也到了,從車裏出來的是“大譚”。

  “大譚”、“小譚”曾聞名於華東。“大譚”即譚震林,“小譚”乃譚啟龍。譚震林是張春橋的老上級,解放初,當張春橋擔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時候,譚震林便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

  盡管現在紅的發紫的張春橋,再也不把譚震林放在眼裏,而在譚震林看來,張春橋還隻是張春橋罷了。

  “陳丕顯同誌來了嗎?”譚震林見到張春橋,頭一句話便使張春橋心裏老大的不痛快。陳丕顯是譚震林當年的新四軍老戰友,譚震林知道毛澤東批準的進京省、市委書記的名單中有陳丕顯,理所當然地這麽問張春橋。

  張春橋呢?他的“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就在於打倒了陳丕顯。他傲然回答了譚震林的問話:“他來不了。群眾不答應啊!”

  譚震林一聽,反駁道:“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嗎?”

  張春橋冷笑一聲,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譚震林聽了十分生氣,指著張春橋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嗬?”

  張春橋瞪了譚震林一眼,恨恨走進了會場。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宣布會議開始,譚震林就從座位上站起來,第一個發言:“張春橋同誌說,上海科長以上幹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他們犯了什麽罪。陳丕顯同誌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麽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有什麽問題?為什麽不讓他們來北京?”

  譚震林在說話時,目光直逼視著坐在斜對麵的張春橋。

  張春橋不屑一顧地說:“我說了麽,是群眾不答應。”

  譚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用拳頭擂打著桌麵,大聲說:“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我早就看透了,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好多老幹部,革命幾十年啦,結果卻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我經曆了多次黨內鬥爭,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了王明、張國燾。”

  譚震林說罷,一肚子氣,走過去拿衣服,看樣子要走。他手中拿著大衣,指著康生、張春橋等人說:“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

  這時候,周恩來站了起來,嚴肅地勸阻道:“有話坐下來說,但不能走。”

  陳毅也站了起來,說:“不要走,在這裏鬥爭。”

  譚震林走了幾步,轉回身子,麵向會場說:

  “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也不走了!”

  李先念提醒道:“你要走了才有人高興呀。”

  這時候,陳毅怒火中燒,大聲說道:“這些家夥上台,才是真正的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有人背著主席和中央大搞搶救運動,結果搞錯了許多人,最後還得向人家認錯。在座的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教訓。”

  陳毅說話時,目光直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康生。因為當時延安整風時,康生一手導演了“搶救失足者運動”,使許多幹部蒙受了不白之冤。康生的臉一陣紅,一陣白。

  葉劍英瞥了康生一眼,慢悠悠地說:“如今有些人養成一種很不好的習慣,不管幹什麽事,都愛打主席的旗號,好像這樣一來就能把別人的嘴巴封住。這叫什麽?這叫政治詐騙!有好多東西,我原來以為是主席的,後來才慢慢明白,其實不是。”

  “毛主席一再強調,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錯誤的幹部,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能隨隨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這些人就是不聽,不僅批鬥、關押,還在全國範圍內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幹部全整死。”

  聶榮臻插話說:“整死了他們好上台。”

  餘秋裏怒衝衝地接過話音說:“現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來整老幹部,你們文革小組可以看看嘛,全國打死多少,打殘多少,被關起來多少,被逼得自殺多少,還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專案組,簡直像法西斯、憲兵隊。我對造反派講了,你們這樣對待老幹部,我就不檢討,連你們的會也不去參加!”

  謝富治辯解道:“群眾運動嘛,難免有些過火的行為。但主流還是好的,還是――”聽到這,李先念打斷謝富治的講話,一改平時講話不緊不慢的節奏,語言顯得急促:“你不要和稀泥!什麽主流!難道鬥爭老幹部講主流,對待老幹部就不講主流嗎?就該統統打倒嗎?你們不要以為靠某些人撐腰就可一手遮天,為所欲為,老幹部還沒有全被隔離審查,我們還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還有講話的權力。”

  李富春站起身,把一摞照片和材料扔到文革小組成員們麵前,威嚴地說:“你們看看吧,這是所謂的批判!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哪!被折磨成什麽樣子。”

  這是一組劉少奇、陶鑄、彭德懷等人被揪鬥的照片。

  張春橋、姚文元和其他組員們緘口無言,目不正視。

  聽到這裏,譚震林又激動起來,他大聲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我連哭都沒有地方哭!在辦公室裏,跟前有秘書;回到家裏,跟前有孩子,我隻能偷偷地背地裏流眼淚!”

  謝富治勉強笑著勸慰道:“譚老板,不要從個人感情出發,要考慮到革命的全局嘛。”聽了謝富治的話,譚震林又猛然站起來,怒目圓睜,緩緩地說,每一個字都重千鈞:“我不是為我自己哭,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我也哭過三次。”李先念語氣沉重地說:“自打《紅旗》雜誌發表了第十三期社論,全國就開始大規模的揪鬥,這篇社論公開提出對老幹部要徹底批鬥的麽?”

  周恩來聽後,當即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我沒看到。”

  周恩來又問在座的其他“文革”成員:“你們請示了誰?”

  陳伯達連連擺著手:“我不知道嗬,可能是秘書處理的吧,我回去查查。”

  周恩來嚴厲地說:“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你們不讓我們看看,現在政治局還沒有解散麽!”

  陳伯達道:“我們疏忽了,今後一定注意。”

  徐向前生氣地補充道:“今天在座的除了你們這一班人,哪一位沒被炮轟過,沒被批鬥過?有的還被抄家,被盯梢,連孩子都被抓起來。”

  李富春平和而嚴肅地說:“如果我們不講話,違背良心講時髦話,就不會得罪人,就平安無事。可我們今天坐在這個位置上,就要敢講真話,就要對黨和人民負責。希望文革小組的同誌認真地聽取老同誌的意見,把運動引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陳伯達低頭哈腰地連說:“我們回去一定研究。”

  就在會上舌槍唇劍地辯論時,張春橋的臉,像凍住了一般,毫無表情。惟有眼珠子在轉動。誰“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誰瞪。他竭力用腦子記住對方的每一句話。他並不馬上“回擊”,他向來的策略是“後發製人”。

  坐在張春橋一側的姚文元、王力,則仿佛成了記錄員似的,兩支筆在本子上刷刷地記著,記下對麵射來的每一發“炮彈”。

  會議出現了短暫的沉默,周恩來問康生:“你還有什麽要講的話?”康生擺擺手:“沒有,沒有,我有點頭痛。”

  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簇擁著周恩來走出懷仁堂。

  康生微閉雙眼,仍一動不動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會議桌左邊的一排文革成員也沒離開,他們都用目光默默地望著他。

  康生睜開眼睛,腦袋一揚氣悻悻地說:“看到了吧,這就是鬥爭,這就是一場重大的路線鬥爭。有人動搖了,有人害怕,你們要站穩立場。現在都到釣魚台去。”

  ……

  懷仁堂,坐落在中南海之畔,原本是清朝所建的“儀鸞殿”。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此召開,使他著名於世。此後,中共中央的許多會議,也在此召開。這裏的氣氛曾如同它的名字一樣,一直是和諧的、歡悅的。然而,1967年2月,卻發生了“文革”十年中絕無僅有的一次大爭吵。

  這場由張春橋引起的中央碰頭會上的大論戰,便被稱為“大鬧懷仁堂”。

  筆杆子對付槍杆子

  這裏,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大鬧懷仁堂”之前的背景:風雪迷漫的深夜,北京站巍然聳立的大鍾指向“十二”點。

  一個男人高亢而威嚴的聲音在夜空中回蕩:“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們,新年好!現在廣播《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時間進入了1967年,這是所謂“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是所謂向“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奪權!奪權!奪權,整個中華大地在“喧鬧”和“嘈雜”聲中。

  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聲中,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機關也連遭衝擊。請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在1967年1月1日收到的幾份電報:

  急電!

  昨晚九時有數千名造反派學生衝擊沈陽軍區大院,毆打警衛戰士,揪鬥軍區領導,唐子安副司令在揪鬥中被打成重傷,生命垂危。目前,衝擊仍在繼續。請軍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淩晨兩點二十分

  急電!

  南京軍區副司令張才千來電:昨晚十一時,大約萬名紅衛兵搜抄了8名軍區領導的住宅,兩名部長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請軍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淩晨三點

  急電!福州軍區韓先楚司令員來電……

  急電!急電!一連串的電報直奔軍委辦公室。葉劍英急了,立即將此事告訴了軍委副主席林彪。林彪聽了葉劍英的匯報後,說:“我近來身體不好,請你找其他幾個老帥研究一下,看當前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該怎樣搞。”

  於是,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幾位元帥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等聚集在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那裏。

  徐向前憂心如焚地對葉劍英說:“你是軍委秘書長,你應該下命令製止這種行動。”葉劍英點點頭:“是嗬,沒有組織、沒有章法,就要亂套。軍委文革小組被打癱了,部隊的運動沒人管了,這樣不行,我的意見,軍委要盡快重新組建一個領導機構,把部隊的運動管起來。這樣才能製止眼下的混亂局麵,把部隊穩定住。”

  陳毅把手中的幾張《人民日報》狠狠一扔,氣憤地說:“奪權?奪權?我們拎著腦殼拚殺了二十多年的江山,就這樣被他們奪了,我硬是想不通!我非要管一管!”

  聶榮臻憤慨地說:“小人得誌,欲壑難填,他們今天奪地方的權,明天就敢奪軍隊的權,用不了多久,我們也會像彭德懷、賀龍一樣,被人家打翻在地。”

  葉劍英豪放地笑道:“自古三軍易摧,帥誌難奪。我們還鬥不過他們?!”

  為了保證國家的安全,穩住軍隊這塊陣地,在幾位老帥的努力下,擬就了軍委“九條命令”,最後拿到軍委常委會議討論,並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員一起參加。

  這從事後林彪和葉劍英的一段電話談話中可略知一二:

  “我是101,喂,劍英同誌嗎?會議開得怎麽樣?”

  “爭論得非常激烈,康生、陳伯達同誌沒有參加,我們提出的九條,他們一概反對,吵了一夜,總算通過了七條,有兩條他們硬是給砍掉了。這第一條是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另一條是各開展四大的單位不能成立跨係統、跨行業、跨行政單位的戰鬥組織。江青嗎?會上她一句話也沒說……”

  “能奪回這七條已經很不容易了,剩下那兩條以後再說。你帶上這份討論稿,我們馬上去見主席。”

  人民大會堂。北京廳。

  毛澤東穿著睡衣、拖鞋坐在沙發上。林彪、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坐在他的身邊。每個人都用期待和不安的目光注視著他。

  毛澤東接過葉劍英遞來的討論稿,認真地看著。讀罷,順手拿起紅鉛筆在一頁紙上寫了幾個字,抬起頭,聲音朗朗地說:

  “你們商定的這七條很好,可以照發全軍。還應再加上一條,不要搞噴氣式,不準戴高帽子,不要搞株連,幹部要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他微微眯起雙眼,逐一審視著幾位老帥,操著濃重的口音:“你們送來的幾份《軍委快報》,我都看了,現在社會上刮起一股反軍亂軍的黑風,此風盛行,國難無窮,要堅決刹住,絕不允許右派組織肆意衝擊部隊。但要處理妥當,首先要做說服工作,如果無效,他們硬要衝,可以放他們進來。如果他們以為解放軍一再忍讓可欺,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分子,對大多數協從者,則重在批評教育,認錯後仍可放他們回去。”

  他離開沙發站起身,用力打著手勢,威嚴地說:“你們告訴全體指戰員,就按這八條命令執行!”

  幾位元帥神情莊重而振奮地站起身。

  毛澤東批準“八條命令”的消息,使江青坐臥不安。她馬上召集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聚集在“文革”顧問康生那裏求計問策。

  康生把麵前的幾個人逐個掃視一遍,笑眯眯地說:“靠我們這幾個人的力量不行,這些人比地方的走資派難對付。以後文革小組要多向林副主席請示,他了解軍隊也指揮軍隊。你們還可以寫文章反擊,題目就叫‘堅決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叫用筆杆子對付槍杆子。”

  “揪軍內一小撮”出籠了。由此,一場“十二級台風”真的刮起來了。

  長安街。新華門前。萬頭攢動,人聲鼎沸。

  “堅決揪出大黑幫頭子陳毅!”“朱德不出來我們決不收兵!”……造反派們聲嘶力竭地高喊著。

  再也不能等待了,再也不能沉默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再沉默就是縱虎下山,養癰遺患了。老帥們深知這一點。

  幾位老帥又聚在一起。

  陳毅滿麵怒容地說:“他們以為沒人敢碰,越發隨心所欲,無法無天了。”

  葉劍英憤憤地罵道:“中央文革是一幫什麽東西,像群瘋子,為所欲為。為啥沒人管一管?”

  譚震林氣憤地說:“我們這些老家夥再不出來說話,誰個出來說話。”

  徐向前大聲說:“我支持你。”

  譚震林果斷地說:“憑當年井岡山上同毛主席打天下的份,也要同他們鬥一鬥。”就這樣,蓄積已久的憤怒,終於導致了懷仁堂上的大抗爭。

  暗箭難防

  釣魚台,十六號樓,康生辦公室。

  康生在屋裏踱著方步,點著一支煙,放在嘴邊,一口一口地吸著。透著繚繞的煙霧,他回想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心裏就不寒而栗:那些自負的老帥們,居然敢向他們這些大權在握的人發起進攻,蔑視他們的權威,實在是太猖狂了,必須想個辦法好好整整。

  吐出一圈煙霧,他望了望靜靜地站一旁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靠這幾個中央文革的人,是根本製不了對手的,怎麽辦,必須想一個萬全之策。”

  康生就這樣在屋裏不停地走著,突然,他鏡片後的眼睛一亮,終於想出一個收拾老帥們的“良策”。對,無論如何要用“激將法”把“最高統帥”請出來,借刀殺人。

  他主意已定,臉上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冷笑。

  康生重又坐在大寫字台前,審閱著姚文元、王力在懷仁堂裏記的《會議紀錄》,並不時在上麵修改幾筆。

  看罷,將《會議記錄》遞給張春橋,鄭重地交待道:“好!就這樣定了。你們馬上把這份《會議記錄》給江青同誌送去,請她趕快報告主席,越快越好。”

  本來,“中央碰頭會”這樣的場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鑄時,講了一些出格的話。毛澤東批評她“眼高手低,誌大才疏”,她一生氣,說自己“生病了”。所以“懷仁堂大論戰”便少了她這位主角。

  江青接到康生送來的《會議紀錄》,撲哧一下笑出聲來:“康老還真猜中了,他們果然又跳出來了。好哇,那咱們這回就把京西和懷仁堂的賬加在一起算。”

  江青說的“京西”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要從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談起。軍委擴大會議,顧名思義必須是軍委一般人才能參加的會議。但是,由於當時文革小組什麽事都要插手,所以像軍隊召開這樣的會議,他們也參加了。

  會議沒有召開前,在座位排次上,就令江青無比的惱火。參加會議的四位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當仁不讓地坐在主席台正中,而江青、陳伯達等人卻被安排兩邊。王力、戚本禹連塊桌角也沒擠上,隻好悻悻地退下主席台,在第一排邊上找了兩個空位置。

  江青顯然對這種屈尊而坐很不滿意,臉色陰沉地望著天花板。

  主持會議的徐向前輕輕敲了敲麵前的話筒:“大家靜一靜,現在開會。”未等徐向前宣布議題,江青突然尖著嗓子喊道:“大會主席,我有個問題要問一下!”

  徐向前扭頭望著她:“什麽事?”

  江青拖長聲調:“是誰下的命令,不許蒯大富進京西賓館?”

  陳毅目不斜視,高聲答道:“是我。”

  江青麵含冷笑:“請問陳老總,你為什麽不讓他進來?”

  陳毅也衝江青微微一笑:“我也請問江青同誌,蒯大富是什麽人?他有什麽資格參加軍委會議?”

  江青如鯁在喉,無言以答。

  陳伯達急忙接話道:“蒯大富是江青同誌特意請來,給會議介紹紅衛兵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的,我們應該歡迎嘛。”

  葉劍英爽朗地笑道:“今天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在座的有軍區司令、炮兵司令、海軍司令、空軍司令,可沒有學生司令啊!”

  ……

  江青開始對這些老帥恨之入骨。

  張春橋看到江青對老帥們如此不滿,指著《會議紀錄》對江青說:“康老請你馬上向主席報告。”

  江青想了想:“還是你們當麵去向主席報告好,你們是參加者,有發言權。不過――”她頓了頓又說:“這份《會議紀錄》我覺得調子還有點太低,要打就要打得狠。咱們再重新整理一份文字材料,口說無憑嘛。文元同誌,還是你這個大秀才執筆吧。”

  姚文元欣然受命,坐到江青的位置上,俯案操筆。

  江青一邊在屋裏來回踱著步子,一邊抑揚頓挫地說:“這是繼粉碎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在我們黨內又出現的一場新的、重大的路線鬥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是這次錯誤路線的總代表……”

  王力插話道:“還有徐向前。”

  江青點頭表示同意,接著又說:“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餘秋裏是積極追隨者。周恩來、陳伯達在鬥爭中動搖;政治局成員中隻有康生、謝富治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新形勢下,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所進行的一次垂死掙紮。是一小撮走資派有組織、有預謀、有綱領的瘋狂反撲。”

  整理好後,江青又給張春橋和姚文元寫了一個條子:“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

  旋即張春橋、姚文元拿著江青寫的條子,前往中南海,等待接見。

  “大鬧懷仁堂”後,譚震林回到家。他一句話也不說,伏在寫字台上,奮筆疾書。譚震林憂國憂民如焚,把心中的積憤傾注於紙上,當時,他尚不識林彪的真麵目,把一封長信寫給了此人: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誌堅、唐平鑄等等,一係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老幹部、省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鬥了,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複加了。北京的《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要鬥下去,拚下去……

  在譚震林的信中,還有一段直接“抨擊”江青的話:

  他們不聽毛澤東的指示,當著毛澤東的麵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毛澤東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這裏的“武則天”,指的便是江青。

  譚震林怎麽也沒有想到,此時的林彪跟江青是一條路上的。

  林彪收到譚震林的信,寫下了一段批示:“譚震林最近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譚震林的信,被林彪轉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餘怒未消,一揮手:“我要休息了”

  就在譚震林給林彪寫信的同時,張春橋、姚文元見到了毛澤東。

  夜。人民大會堂,北京廳。

  毛澤東笑眯眯地吸著煙,在聽張春橋念“會議紀錄”。

  張春橋有聲有色地讀著:“……會議開後不久,當張春橋同誌講到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時,譚震林同誌粗暴地打斷張春橋同誌的發言,大發雷霆地說:什麽群眾、群眾,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讓群眾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麽東西,是形而上學……”

  毛澤東皺了皺眉頭,微微一笑,什麽也沒說。

  張春橋繼續念道:“當謝富治同誌講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勝利,就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譚震林同誌反駁說:什麽勝利,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個都打倒。老幹部一個個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次文化大革命,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次。”

  張春橋偷看了一眼毛澤東,又念道:“聶榮臻同誌說:‘這個運動簡直像希特勒的法西斯!’餘秋裏同誌拍著桌子說:‘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李先念同誌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老幹部有錯誤,也不該往死裏整。我就不相信共產黨內會有那麽多的走資派。’……”

  毛澤東聽著,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打斷張春橋的聲音:“文化大革命是我點起來的,他們要反對,可以來造我的反嘛。”

  張春橋翻了一頁,接著念道:“葉劍英同誌還指著文革小組的同誌怒衝衝地說:‘你們到處組織奪權,奪了政府的權,地方的權,還要奪軍隊的權,解放軍能聽你們的嗎?’徐向前同誌說:‘你們把軍隊的老幹部都打倒,靠誰來帶兵?敵人來入侵,誰去指揮打仗?’”

  毛澤東神色嚴厲地插話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允許槍指揮黨。”

  張春橋聽了毛澤東的話,心裏暗暗竊喜,他喝了口茶水,聲音更高了:“陳毅同誌說:‘延安整風就犯了左傾錯誤,整錯了一大批老幹部。可我們黨內的領導人仍不吸取教訓,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風一樣,又犯了左傾錯誤。’”

  毛澤東一聽陳毅反對延安整風運動,“叭”地一拍沙發的扶手,氣衝衝地說:“怎麽,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他陳毅想要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他猛吸一口煙,站了起來,高大的身軀在屋裏踱著步。

  張春橋見火已點著了,又向毛澤東跟前湊了湊,說:“譚震林同誌還指責黨,說黨內不純潔。他還辱罵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同誌,說是亂黨亂軍的罪魁禍首。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他就不幹了,並當場拿起衣服要走。”

  “他不願幹,讓他走麽!離開他,地球照樣轉。”毛澤東生氣地回敬道。

  張春橋翻著《會議紀錄》最後一頁,又念道:“李先念同誌批評《紅旗》十三期社論有嚴重錯誤,並指責康生和陳伯達:‘社論發表前為什麽不讓我們看看?’周恩來還指責道:‘這樣大的事,也應該讓政治局討論一下麽,為什麽連政治局常委都不讓看呢?’……”

  毛澤東厲聲喝道:“發篇社論為什麽非要讓政治局常委審查?我們黨曆來沒有這種先例,黨章上也沒有這個規定。”

  張春橋將《會議紀錄》輕輕地放在茶幾上,暗暗地笑了一聲。

  毛澤東望著張春橋、姚文元,不動聲色地問:“你們說,我們黨內現在究竟有沒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張春橋和姚文元對望了一眼,果斷地說:“有。”

  毛澤東接著問:“當一股逆流氣勢洶洶撲來了,怎麽辦?”

  張春橋一下站了起來,無所畏懼地說:“發動群眾,堅決痛擊!”

  毛澤東讚許地點了點頭:“是嗬!我們還得依靠群眾嗬!春橋、文元同誌,看來,你們還不能回上海,北京城要刮大風喲。”

  這時,值班秘書走進來,小聲地說:“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要見您。”

  毛澤東餘怒未消地一揮手:“告訴他們,我休息了。”

  秘書點頭退出。

  毛家灣,林彪的客廳。

  林彪在接到譚震林的信後,立即把“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叫來。林彪打著手勢,讓他們坐下來。

  葉群含笑告訴他們:“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在懷仁堂圍攻中央文革小組,主席發怒了,要反擊這股逆流。林總把你們找來打個招呼,免得你們跟著他們跑,犯錯誤。”

  吳法憲當即表態:“我一定和他們劃清界線。好家夥,敢反對中央文革,這不就是反對毛主席嗎?”

  邱會作也說:“我一切聽林總的,堅定不移地跟林總走。”

  林彪滿意地笑笑,推心置腹地說:“你們都是我幾十年的老部下,我信得過你們,千萬不要辜負了我的期望。”

  林彪還把譚震林的信向他們揚了場,說:“你看這信,不要向他學。”

  幾個人神情莊重地連連點頭。

  正當林彪和“四大金剛”在議論“大鬧懷仁堂”的時候,電話響了,葉群接過電話,原來是周恩來打的。

  葉群放下電話,對林彪說:“周恩來通知,今晚夜裏兩點,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請你參加。”

  林彪想了想說:“我身體不好,就不去了,你代我向主席請個假。”

  葉群急忙勸道:“別的會你可以不去,這個會你一定要參加。”

  林彪信賴地對葉群說:“你可以代我參加會議麽。”

  他望著“四大金剛”,若有所思地說:“又是圍繞懷仁堂那件事,看來,這回有好戲看嘍!”與此同時,幾位老帥和副總理也聚在李富春家裏。他們也在談論“懷仁堂大論戰”會帶來的後果。

  譚震林還是那副老樣子,怒氣猶在:“他們欺人太甚,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國家被折騰成這個樣子,我們要再不講話,他們就更加無法無天了。我又給主席和中央寫了封揭發信。這回我是提腦袋,冒著風險來幹的,準備著讓他們把我整掉。”

  陳毅也說:“怕什麽,大不了罷官,大不了外交部長不當,我還可以看大門,掃大街,我是四川人,還會做擔擔麵麽。沒什麽可以怕的。”

  “怕什麽,無非被打倒麽!”老帥們有點義憤填膺地嚷著。

  這時,擺在牆角的電話鈴響了。

  李富春走過去抓起話筒:“喂,誰呀,噢,總理……”

  屋裏頓時靜了下來,幾雙眼睛都盯著那部紅色的電話機。

  隻聽李富春說:“……對,都在我這裏……嗯……什麽時候……他們這是惡人先告狀……主席有什麽指示……嗯……嗯……我盡量勸說吧……再見。”

  李富春放下電話,神情嚴肅地說:“今晚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總理要求我們主動找主席作檢討。”

  “我們有什麽可檢討的!應該讓他們檢查!”幾位老帥驚愕地喊道。

  李富春看看大家,把手往下輕輕一壓,若有所思地說:“也許總理考慮是對的,為了我們整個國家,他不希望我們中間再有人被打倒。”

  幾位老帥全沉默了。

  毛澤東的嚴厲斥責

  2月18日晚至19日拂曉,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

  寬大的會議桌旁,一邊坐著被稱為“三老四帥”的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一邊坐著康生、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毛澤東和周恩來坐在兩排人中間。

  “三老四帥”一進屋,毛澤東就沒給好臉色。幾十年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老帥們,對毛澤東今天這樣冷淡的態度,無不目瞪口呆,他們心裏都明白,這一定是惡人先告狀,江青搶先向毛澤東“奏本”了。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早已心中有數的周恩來,一看毛澤東一臉怒氣的表情,就已經知道毛澤東要親自出場了。他早已思考過,今天的會議,將會比懷仁堂那次攤牌會議更加尖銳、激烈。“三老四帥”們的觀點和自己完全一樣,他們在懷仁堂的攤牌會議上的發言,自己是支持。可是,現在讓自己主持會議,來批判“三老四帥”,這不是把自己置於尷尬的地位嗎?再說,“三老四帥”也是代自己受過呀?自己主持會議,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戰友在那裏挨批判,這是一種什麽滋味,什麽處境?自己是扮演了一名什麽角色,這比自己挨批判還痛苦。

  他終於打定了主意,要盡一切力量,為戰友們開脫、解圍、幫腔,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全部中箭落馬,果真把“三老四帥”都打倒了,那不僅是幾個人的不幸的問題,而且是全國人民的不幸。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暗中支持他們,不僅如此,就是在會議上,也要巧妙地為他們打接應。

  周恩來盡管心情沉重,但他還是裝出一副不動聲色的樣子來主持會議。

  他扮演的這個角色太難了,既要保護戰友,又要緊跟毛澤東,有時還要替自己的對手――中央文革幫幾句腔。

  毛澤東環視了一下會場,首先講話了,他語氣嚴厲:“……你們在懷仁堂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向中央文革小組發難,想幹什麽?無非是想搞宮廷政變,想讓劉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為什麽執行起來就有抵觸呢?為什麽陽奉陰違,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呢?”

  毛澤東的開場白,使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都驚愕地望著他。

  又是急性子的譚震林,首先辯解。他說:“我認為我在會上的發言沒有錯,是符合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的,難道說搞文化大革命能不要黨的領導嗎?能不要穩定軍隊嗎?能把老幹部都打倒嗎?”

  快言快語的陳毅也坦白地說:“我就是對中央文革小組有意見,他們的許多搞法是錯誤的,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沒等陳毅把話講完,就打斷了他的話,繼續盛怒地說:“你們都不要為自己辯解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正確是百分之九十七,隻有百分之一、二、三是錯誤的。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充軍,我也下台,你們去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吧!”此時,毛澤東那好鬥的性格又爆發出來了。

  他繼續用挑戰的語氣說:“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一個老黨員,要替資產階級講話,行不通喲!”

  譚震林聽到毛澤東提到自己,倔脾氣又犯了,頂撞道:“我不該早入黨40年,我不該活65歲!”

  毛澤東聲音中透著威嚴地說:“你可以退黨麽,就不革命麽!不活65歲怎麽辦哪,你已經活了麽!”

  打架無好手,罵架無好口,雙方你來我往,步步升級,都不冷靜,說話都出格了。

  這場交鋒完全出乎周恩來的意料。毛澤東發火,這在周恩來的意料之中,可是譚震林如此鬥膽衝撞,針鋒相對地反唇相譏,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一開始,會便開僵了,而且還在升級。盡管事先他分頭向“三老四帥”打過招呼,要忍讓,要認錯,要檢討。這是保存實力的一種良策!可是……

  周恩來連忙打圓場,誠懇地說:“主席,在懷仁堂會議上,幾位老同誌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這主要責任在我。會後,他們也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也作了檢查,他們也感到說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也想找個機會,當麵向主席檢查。”

  毛澤東對周恩來采取了寬容的態度。可他對“三老四帥”卻毫不讓步,他怒氣衝衝地說:

  “他們根本不認錯嘛!恩來同誌,我提議這件事要認真地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說罷,他起身憤然退出會場。

  毛澤東擲地有聲的話,算是一錘定了音。他的“禦駕”親征,使隻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的江青等人,轉危為安,扭轉了敗局,勝利是注定了。

  此時,“交戰”雙方的表情十分鮮明。坐在一邊的康生、江青、張春橋、陳伯達、葉群等“文革”派,個個露出趾高氣揚的神情。而“三老四帥”卻感到毛澤東像一位陌生人似的。

  會議室裏,一片沉默。

  會議主持人周恩來望望幾位老帥和副總理,語氣平靜地說:“根據主席的指示,像今天這樣的會,還要繼續開下去!”

  停頓了片刻,他有意地緩和一下緊張和不安的氣氛,問老帥和副總理們:“誰有什麽話,先說吧!”

  “有什麽好說的。”不怕邪的譚震林惱怒地一挺脖子,“已經沒有我們的發言權了。”

  早已摩拳擦掌的江青,見此情況,也“放炮”了:

  “你譚震林,那麽瘋狂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你是可恥的叛徒。你說我是武則天,武則天怎的,她是中國曆史上傑出的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學她。”她一下意識到說走了嘴,又更正似地說:“武則天使唐朝出現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麵,這有什麽不好!”

  她又臉衝著陳毅,說:“你陳老總,仗著自己資格老,地位高,功勞大,瘋狂地攻擊文化大革命,老實告訴你,就是玉皇大帝下凡,也休想阻止文化大革命。”她激動地用力一揮拳,威脅地說:“那是癡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順者昌,逆者亡,誰想反對它,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要猛擊你一掌,你再不懸崖勒馬,頑固不化,那隻能是死路一條。”

  見江青“放炮”,康生也上場了。

  在2月16日那頭一個回合的較量中,他沒有積極上陣。會後,受到了江青的埋怨。在這次反擊中,他要“戴罪立功”了。

  “你們是瘋狂反對文化大革命,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他擼著胳膊,擺出一副決戰的架式,繼續“吼”道:“毛主席發怒了,這是無產階級之怒,是無產階級的義憤;你們反對文化大革命,進而又否定25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否定解放戰爭的勝利……現在要翻這個案,矛頭指向誰,不十分清楚嗎?你們誣蔑文化大革命,不要黨的領導,心目中還有偉大領袖毛主席嗎?”

  最後,他像發了神經病似的,大聲喊叫起來:“那絕對做不到,我要和你奉陪到底!”李富春聽不下去了,他用憤怒的目光狠狠掃了康生一眼,衝康生反擊道:“那你就逮捕我們吧,你組織專案組來審查我們吧!”

  陳伯達也插話了。他提高了嗓門:“同誌們,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應該引起注意,就是他們反對《紅旗》第13期社論。因為社論提出了路線鬥爭,提出要打倒走資派,他們心虛害怕了。”

  這時,手握生殺大權的謝富治也上陣了,“懷仁堂的這場鬥爭不是孤立的。在京西賓館會議上,你們就跳出來,反對江青同誌,陰謀奪軍權。這次,你們又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行動。”

  他又冷嘲熱諷地說:“那次隻是軍隊幾個,這次你們陣容擴大了,又把幾位副總理也聯合上了。你們的用心很惡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夭折……”

  “同誌。”徐向前打斷了謝富治的話,“軍權就在我們手裏握著呢!這還用奪嗎?我們到底要奪誰的權呀?究竟是誰要奪權?”

  “現在問題已經清楚了。”另一員“戰將”關鋒也幫腔了。

  “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總後台就在上頭。”他掃了周恩來一眼,含沙射影地道:“有搖羽毛扇出謀劃策的,有在前台衝鋒陷陣的,軍委一夥,國務院一夥。這次,兩夥都上陣了,是聯合行動。”

  謝富治又接上道:“這次懷仁堂事件,是軍委和國務院的兩股勢力的合流,在這兩股勢力中,還有掛帥人物。”

  “我揭發!”代表林彪參加會議的葉群,尖聲尖氣地叫道,“我代表林彪同誌揭發葉劍英,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時候,他很不滿,說自有革命戰爭以來,沒有一個真正的戰士在他負傷臨死的彌留之際,詛咒過自己所參加的這場戰爭。你說過嗎?”

  “說過。”葉劍英不動聲色,坦率地點點頭道:“我現在也還是這樣認為。”

  “你這是影射。”葉群感到葉劍英的話是對她的蔑視,惱怒地喊道:“你把話挑明白了,你究竟是影射誰?”

  “我講得很明白嘛!”葉劍英從容不迫地望著滿臉怒氣的葉群,“什麽叫影射呢?如果誰認為影射,那是多疑!”

  ……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互不相讓。

  周恩來一看雙方相持不下,一方猛攻,一方死守防線,寸步不讓。這樣下去,怎麽向毛澤東交差。

  想到這,他望望“三老四帥”,嚴肅地說:“什麽錯都不認,對你們有什麽好處?錯了有什麽要緊,檢討了就好嘛……”

  中南海西華廳,周恩來的住處。

  夜已經深了,他卻絲毫沒有睡意,獨自站在庭院裏的古柏下,將雙臂交叉抱在胸前,仰望著黑沉沉的夜空沉思。

  秘書從門外匆匆走進來,遞給他一封信,並說:“這是江青同誌派人送來的急件,讓馬上交給您。”

  周恩來接過信,撕開,抽出一頁信紙,借著路燈的亮光辨認著。隻見江青的信是這樣寫的:

  總理:

  散會後,文革小組同誌又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大家對懷仁堂事件表示了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並強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所擔負的領導工作,勒令他們停職檢查,接受批判。此意見康生同誌已同意。此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

  江青

  看罷江青的信,他又慢慢地來回踱著步,沉思了一會兒,便回到了辦公室,立即撥通了葉劍英西山住所的電話。

  此時,葉劍英西山的住所,也是人聲朗朗,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全聚在這裏。

  話筒裏傳來周恩來溫和而又鄭重的聲音:我知道你們都在那裏。在一起坐坐也好麽……我沒什麽事,隻有三句話:“第一,你們一定要做到心平氣靜,吃好睡好,不許打疲勞戰,不要住醫院。”

  “第二,工作不能撒手,特別是你們幾位老帥,要把軍委的事情抓好,這是主席和中央定的,任何人無權幹涉。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

  “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你們都是身經百戰的軍事家,戰略戰術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

  “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保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汙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

  末了,周恩來又叮囑道:“你們以為我們手中的權力是私有財產嗎?想不要就扔掉!如果那樣,我早就搬出中南海了。要把眼光放遠一點。明白我的意思嗎?我要求你們,必須做出檢查!”

  葉劍英神色莊重地回答:“好吧,請總理多保重。”

  放下話筒,他用深邃的目光望著眾人,語氣嚴肅地說:“總理要求我們必須檢查。”

  檢查!為什麽要我們做檢查?陳毅不解地說:“周總理為什麽不替我們講幾句公道的話!”

  葉劍英微微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說:“總理比我們想的深,看得遠,從長計議,要做檢查。”

  接著,他又意味深長地說:“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如果沒有主席直接參戰,康生、江青、陳伯達,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可是,主席一參戰就複雜了!”

  “總理的處境很難啊!”譚震林道:“中央文革這夥人,他們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的目的,就是改朝換代。”

  徐向前苦笑著搖搖頭:“這件事後,我感到意外的是,怎麽也沒想到主席會這樣。我們失去了理智,主席也感情用事了……”

  “我們不要辜負總理的良苦用心。”葉劍英動情地說,“政治舞台上的較量和軍事舞台上的較量是一樣的,有時要有猛張飛那樣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時也要有諸葛亮那樣的計謀,這叫智勇雙全。”

  一旁的聶榮臻讚許地看了葉劍英一眼,語氣平靜地說:

  “1947年的解放戰爭,國民黨蔣介石調集了40萬大軍,向膠東根據地發起進攻。擺出和我軍決戰的架式。在這種情況下,隻能有兩種選擇,一個是硬碰硬地拚個高低,這是敵人求之不得的。另一種選擇,就是大踏步地撤退,暫時掛‘免戰牌’。當時很多人想不通,我們陳老總在大會上講:今天的大撤退,就是為了明天的大進攻,隻要保存了有生力量,就不怕打碎些壇壇罐罐。一年後,我們就開始大舉進攻;三年後,驕橫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就完蛋了,新中國就誕生了。陳老總還把那段經曆拍成電影,叫‘南征北戰’。看來,我們今天還得打一場‘南征北戰’嗬!”

  陳毅聽完,豪放地哈哈大笑:“他媽的,老子檢討!”

  帽子、棍子一齊飛!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接連召開政治生活批評會,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進行“批判教育”。

  各種帽子、棍子一起飛來:

  李富春身為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工作,譚震林、李先念等幾個副總理常到他那裏討論問題。康生就說:李富春是“俱樂部主任”。

  陳毅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常到兩個機關開會,康生便說:陳毅是“聯絡員”。餘秋裏、穀牧積極支持老帥,康生又說:“二月逆流”還有兩個小夥計。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本來對“二月逆流”限製在中央內部小範圍內進行批判。可是,江青並不滿足。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指使下,“堅持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小組”等一幅幅內容相同的大標語,在一夜間刷滿了北京城。社會上掀起了“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

  目標首先指向的是譚震林。

  北京農業展覽館,大廳正中懸掛一幅大紅橫標:“全國農業學大寨展覽開幕式!”歡快的音樂聲中,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在幾位部長和有關負責人陪同下,上前剪彩。

  突然,一群紅衛兵衝進大廳,為首的是“學生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他們強行扯下橫標,換上一條“反擊‘二月逆流’批判大會”的會標,有幾個人擁上前,推搡著譚震林和在場的幹部掛牌子。幾名身強體壯的警衛人員上前護住譚震林,請他趕快離開會場。

  譚震林沒有動,一把從紅衛兵手中奪過牌子,掛在自己胸前,厲聲說:“你們講的‘二月逆流’我最清楚。要鬥就鬥我,讓其他領導都走。”

  正在這時,康生也趕到了展覽館,看看會場,說:“大寨展覽不突出毛澤東思想。”於是,紅衛兵小將們義憤填膺,高呼“譚震林欺騙毛主席,罪該萬死”的口號,聲音此起彼伏。

  譚震林遭到掛牌批判的同時,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卻接到了“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打來的電話。戚本禹說:“李先念同誌,您寫的檢查,中央文革小組沒通過,請您再寫一份,明天上午送到釣魚台。”

  李先念勃然大怒,厲聲喝道:“我沒有錯,沒什麽可檢討的!你們不是想打倒我嗎,讓你們打倒好了!我就是不檢討!我一個字都不寫了!”說完,就“叭”地掛上了電話。

  這些,江青和陳伯達仍不感到滿意。3月14日,北京街頭出現了示威遊行。不明真相的紅衛兵小將們高喊“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要打倒國務院五個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掀起了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3月18日,又出現了更令人慘不忍睹的場麵。

  北京工人體育場,大雨滂沱。然而,這裏卻聚集了大約10萬人。

  批鬥台上,站著彭德懷、賀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羅瑞卿、譚震林等47位老人,他們被作為“帶槍的劉鄧路線”的頭麵人物,作為“二月逆流”的黑幹將,被集體揪出來示眾。

  當譚震林聽到最高指示“譚震林不願幹,讓他走”時,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隨即,大聲高呼:“這不是主席的話,是編的!”呼聲引來了拳打腳踢,譚震林捂著被打破的頭,用更高的聲音重複他的否定。

  彭德懷被七次打倒在地,打斷了兩根肋骨,依然緊繃著臉站了起來,至死不跪……

  事後,江青得意地說:“總算出了一口氣,大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

  盡管老帥們受到了批判,他們仍堅信曆史是公正的。批鬥會結束後,陳毅寫信給葉劍英並附詩一首:“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葉劍英也很自信地揮毫潑墨,寫了一首《虞美人・回贈陳毅同誌》:

  串連炮打何時了,

  罷官知多少?

  赫赫沙場舊威風;

  頂住青年小將幾回衝!

  嚴關過盡艱難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為公,

  共產宏圖大道正朝東。

  毛澤東:社稷為重

  江青、康生反誣“三老四帥”的正義抗爭為“二月逆流”的陰謀得逞後,仍不罷休,再度向他們發難。

  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聯席會議正在這裏召開。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首先慷慨激昂地發言:“……這樣的會已經開了多次了,可二月逆流的參與者們並沒有深刻檢查,反而在繼續狡辯,繼續反撲。我想再次提醒一下,這樣是對你們沒有好處的,想蒙混過關是不行的,我們不答應,群眾也不答應。你們這些人在曆史上也是很不幹淨的。不信嗎?那就請看看吧,這是紅衛兵小將們的揭發材料。”

  他說著,就從皮包裏抽出一疊傳單,準備分發給參加會議的人。

  周恩來翻了兩頁,又遞給王力,批評他說:“這些東西你能相信嗎?怎麽能拿到黨的會議上來散發呢?馬上收回去!”

  王力沒有動,卻用詢問的目光望了望參加會議的康生和江青。康生笑了笑,說:“對群眾的揭發材料要認真對待,認真核實麽,不要輕易就拿出來。”

  王力將傳單重新塞回皮包裏,氣怏怏地說:“這些揭發都是有根據可查的。這裏麵有1939年香港《大公報》刊登的葉劍英企圖投敵的報道;有1942年朱德代表八路軍寫給蔣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向蔣介石要給養、要槍支,還肉麻地稱蔣介石委員長;有李先念1946年聽從蔣介石的指令,背著黨中央私自率部放棄大別山根據地的揭發材料;還有1948年毛主席在阜平縣陳南莊宿營時,聶榮臻密告蔣介石,使主席駐地當天遭到敵機轟炸的揭發材料;還有……”

  “別說了!”周恩來厲聲說道。

  你可知道,你的這些講話會帶來什麽後果嗎?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你可知道1948年4月敵機轟炸阜平縣城,是誰冒著槍林彈雨把毛主席背到防空洞的,這個人就是聶榮臻同誌。至於敵機為什麽突然轟炸,我們在1949年解放保定時,就從敵偽檔案中查清是一個潛伏的特務向蔣介石告的密;經中央批準,當時已將這個特務槍斃了。你們今天又提出這件事來,想幹什麽呢?”

  頓了頓,周恩來又說:“我們是黨的幹部,不能隨便中傷他人!否則,我們怎能對得起人民呢?”

  幾位老帥聽了周恩來的話,不住地點頭。

  江青急了,拖著長腔喊了起來:“當時那樣急急忙忙槍斃一個小特務,我懷疑是有人心虛,殺人滅口。”

  聶榮臻神情冷漠地注視著江青。突然,他“叭”的一拍桌子站起身來,怒聲吼道:“我要見主席,我要見主席!”

  正在這時,秘書走進來,向周恩來小聲講了幾句話。周恩來點點頭,莊重宣布:“主席來電話,讓我到他那兒去一趟。”

  熟悉中南海的人都知道,那裏有一個十分響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遊泳池。這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1966年以後,毛澤東搬到了這裏,度過了他最後的10年人生。

  毛澤東微閉雙眼仰靠在沙發上,一隻手輕輕撫摸著旁邊閃著紅燈的袖珍收音機。寬敞的書房裏,回響著林彪嘶啞的聲音:

  “這次文化大革命勝利很大,真是代價最小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現在,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已由地方轉向軍隊,把軍內一小撮帶槍的走資派揪出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是兩個司令部的最後大決戰……”

  秘書走進來,小聲說:“主席,總理來了。”

  毛澤東關掉收音機,站起身說:“快請他進來!”

  握手、寒暄。周恩來從包裏拿出幾份材料遞給毛澤東,說:

  “政治局已經召開了幾次聯席會議,四位老帥和三位副總理都做了深刻的檢查。”毛澤東翻了翻周恩來遞來的材料,溫和地笑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錯就改,改了就好。我的批評也有些過火了,我也可以向他們道歉。”

  周恩來有些為難地說:“徐向前同誌和葉劍英同誌向中央寫了報告,要求辭去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和軍委秘書長的職務。”

  毛澤東:“他們是在鬧情緒吧。”

  周恩來:“幾位老帥目前處境確實很難,感到壓力太大,不好工作。而且,這次軍委召開會議竟然沒讓他們參加。”

  毛澤東:“這是誰搞的?”

  周恩來:“我事後才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

  毛澤東:“他們的手伸得太長了。你告訴幾位老帥,要以國家社稷為重。還是要讓徐向前來當軍委文革組長,天塌不下來;要讓葉劍英繼續主持軍委工作。”

  果然,1967年的“五一”節前夕,周恩來領著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去中南海毛澤東那裏。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三老四帥”來到中南海。

  一走進毛澤東的客廳,他就微笑著,站了起來,主動地和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一一握手。

  坐定之後,“你們身體都好嗎?”毛澤東滿臉笑容,望望幾位曾經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老戰友,關切地問道。

  “還好!”大家不約而同地點點頭答道。

  “那些天,你們思想不通,過不了關,我心裏也著急啊!”毛澤東用一種平靜的口氣道:“你們僅僅是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裏就憋著一股氣,就犯了錯誤。承認錯誤,檢討了就很好嘛!”

  “三老四帥”們也紛紛地說:“我們對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想不通,認識也跟不上形勢。我們看到一些老幹部被打倒,社會秩序又一片混亂,我們總覺得這是中央文革之過……”

  “這些問題,不必再提了。”

  毛澤東擺了擺手,回避了問題,道:“梁山泊的好漢,不打不相識嘛!中央文革不想打倒你們,紅衛兵不想打倒你們。你們犯了錯誤,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副總理和老帥們頓時心花怒放,他們對毛澤東是信任、尊重、崇拜的,毛澤東親自出麵解圍,可以解放了,一塊石頭落了地。

  “2月16日那次會議之後。”周恩來打圓場說,“他們的心情都很沉重,感到了辜負主席的期望,也想有機會向主席當麵檢討。”

  “你們不要背包袱喲!”毛澤東開心地哈哈大笑。客廳裏談笑風生,一派歡樂的氣氛。

  善於捕捉戰機、趁熱打鐵的周恩來,望著毛澤東,說:“明天是‘五一’節聯歡晚會,主席……”他看看“三老四帥”,接著說,“您看誰應該參加?”

  “你開個名單吧!”

  毛澤東笑道,風趣地說,“沒有你們陪我上天安門,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

  早已做好準備的周恩來拿出一份名單,上麵除了“三老四帥”外,還有一些其他黨政軍幹部。

  毛澤東粗略地看了一下,順手拿起筆,在名單上批了“同意”二字。周恩來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

  這不僅僅是身陷重圍的一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公開亮相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護了一大批國家棟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隻要保存了實力,未來就有希望了。他有一種挽回敗局的興奮心情,不時地微笑著。

  又談了一陣子,周恩來看看表,已經過午夜了。他對毛澤東說:“時間不早了,主席該休息了!”

  江青知道後,幾乎鼻子都氣歪了。

  她怒從心頭起:主席在這個時候接見這幾個敗將幹什麽?他這種舉動,是一種妥協、調和,不,這是長敵人的誌氣,滅自己的威風。肯定是周恩來搞的鬼。她埋怨毛澤東捉弄中央文革,批準批鬥他們的是你,宣布他們無罪的又是你。好人都被你當了,今後中央文革的工作還怎麽做?

  江青把一肚子的火,都發到毛澤東的身上了。

  1967年5月1日這天的廣播,有一段女播音員清亮、興奮的聲音:

  “……上午十點,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周總理同乘一輛敞篷汽車,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和首都群眾一起歡度‘五一’。隨同毛主席和群眾聯歡的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富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

  至此,“三老四帥”開始在公開的場合露麵了。然而事情到此並沒有了結。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政變徹底失敗後,11月14日,毛澤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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