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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彭德懷又被揪回北京
主席繼續說：你還是去西南吧！
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狂風拔地而起，掃遍全國。
紅衛兵不答應，硬逼彭德懷寫。無奈，他隻好提起了筆，出人意料地給姚文元寫了一封信。
就這樣，經受精神、肉體雙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場的彭大將軍倒下了。
手術方案經過了周恩來的批準，但彭德懷不肯做。他並不怕死。
他去了。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是從他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的――因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懷。
千裏偷襲成都
1965年底，彭德懷結束了吳家花園六年的軟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線建設。在此之前，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罕見的長信，長達八萬字。
1965年9月22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長信，翌日便會見了他。彭德懷當天便根據自己的記憶，追記了毛澤東和他的談話：
主席：早等著，還沒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著，你這個人有個強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誌，等一會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現在要建設戰略後方，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以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複名譽。
（在廬山會議時，主席問到了對我的決議案如何，當時我向主席作了三條保證。）
主席問：哪三條？（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後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主席說：後麵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戰略後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區，它有各種資源，地理也適宜，大有作為。彭德懷同誌去也許會搞出一點名堂來。建設黨的統一領導，成立前線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
彭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誌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幹部反對過贛江，彭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在粉碎蔣介石的一、二、三次“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三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反對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成績也是肯定的，那麽一點軍隊，打敗國民黨胡宗南等那樣強大的軍隊，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麽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否定一切呢？
主席繼續說：你還是去西南吧！讓少奇、小平同誌召集西南區有關同誌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就這樣，彭德懷赴西南走馬上任。這表明，毛澤東在為彭德懷恢複名譽。
這天，毛澤東與彭德懷在中南海長談了5個多小時，並共進了午餐。
這年11月底，彭德懷告別北京，隻身赴川，擔任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狂風拔地而起，掃遍全國。
彭德懷到成都不久，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就發表了。此文打亂了彭德懷的工作，在他的腳下響起了炸雷。
原來，就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整整一個月，即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關鋒就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了一封信，提到了遠在千裏之外的彭德懷，內容如下：
我們覺得，分配給彭德懷這個工作（指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是不恰當的。據我們了解，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的活動。因此，我們再一次提出意見，希望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
以這次文化大革命揭發的許多事實看，彭德懷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為了在廣大群眾中揭穿他的醜惡麵目，為了徹底清除這個隱患，我們希望黨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開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由於這場奪權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我們推翻一個地方的、部門的反動政權的鬥爭。因此，必須當機立斷，采取斷然手段，和平共處，是不行的。
這“斷然行動”，在半年之後，終於以突然襲擊之舉實行了。
1966年12月20日，戚本禹給20歲的韓愛晶打了電話，說：“現在開展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深入，海瑞一直沒有批判，你們應當把海瑞弄回來進行批判。”
韓愛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麽個“弄回來進行批判”？
戚本禹進行了“注釋”，說道：“海瑞就是彭德懷，他現在在四川，是大三線的副總指揮。那裏沒有人敢動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韓愛晶頓開茅塞，開始立即行動。
這韓愛晶又是何許人呢？
韓愛晶，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之中，出現了“五大領袖”，他們是：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一個普通的勞動人民家庭，從小養成了孤僻、鬱悶的性格，高中畢業時，懷著對軍事科學的神秘感和榮譽感，報考了北京航空學院。
是“文革”激起了他多年被壓抑的欲望。1967年初，刮起了“一月風暴”，學校那點權，對他來說太小了，於是，他瞄準了上層。北京市委、人民日報、新華社、北京日報等重要部門，北航的“紅旗”都要強占。此時，作為“司令”的韓愛晶，儼然身價百倍。
1967年7月份，他與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於8月1日開始圍堵中南海各門。一時，中南海畔，喇叭高鳴，人聲鼎沸，交通堵塞，旗幟狂舞。韓愛晶親臨“火線”、頤指氣使，好不威風。
坐陣北航，遙控全國的韓愛晶麵對地圖上四處飄揚的“北航紅旗”，感到了一種自我陶醉的滿足。他得意地說：“別人說上有天堂，下有北航，這話不假。照我看，全國都要走北航的路。”
中央文革對韓愛晶可謂“厚愛有加”，陳伯達曾意味深長地“勉勵”韓愛晶：“前途無限，無限希望，無限光明！”韓愛晶自然受寵若驚，心甘情願地對之俯首聽命。
對中央文革給自己的特別使命，韓愛晶立即派出最能幹的部將，組成“特遣小隊”，撲向大西南，撲向成都……
不料，從成都打來的長途電話，使韓愛晶震驚：到手的彭德懷，被人搶走了！
是誰搶走彭德懷呢？
是“地派”！
原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全麵內戰的展開，北京的紅衛兵組織通過分化組合，形成了新的派係格局。在大專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對立。天派主要包括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戰鬥隊”；地派則由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公社”師範大學的“井岡山公社”等組成。
“地派”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來揪海瑞――彭德懷的。
這事又與江青有關係。早在戚本禹給“天派”紅衛兵“領袖”韓愛晶打電話之前約一個月，江青放心不下，又直接給“地派”紅衛兵打了電話，說：
“你們紅衛兵這也行，那也行；怎麽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出來呀？讓他在大山裏頭養神，天天還打太極拳。將來回來好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
“地派”紅衛兵不敢違命，在“天派”還未動身前，就趕到了成都。
無奈，他們跟成都軍區的關係沒搞好，最終未能弄清彭德懷在哪裏。
還是以韓愛晶為首的“天派”紅衛兵，更為“能幹”，他們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況。12月24日淩晨3時，“天派”紅衛兵冒著寒風坐著吉普，在永興巷七號的大門前“嘎”的一聲刹住。
他們跳下車，跟門口的衛兵吵著，硬要衝進大門。秘書聞聲披衣出來，擋不住這批蠻橫無理的紅衛兵，反而遭到拳打腳踢。
正在吵鬧時，彭德懷坦然地從內屋出來，他顯得異常的瘦削。他還沒有問清怎麽回事，就被紅衛兵們團團圍住，推上了吉普車。
在“爭奪”彭德懷時，又上演了一出“鬧劇”。
原來“地派”紅衛兵聞聽“天派”紅衛兵“抓”到了“海瑞”，頓時醋意大發，豈肯讓“天派”搶了頭功，便心生一計，趁其不備，從“天派”那裏奪走了彭德懷。
“天派”豈肯善罷甘休，又反過來襲擊“地派”，重新奪回了彭德懷。
正在雙方劍拔弩張，爭執吵鬧之際，“中央文革”來電：“不要鬧糾紛，可以一起搞。”
於是，彭德懷被交還給了“天派”的紅衛兵。
“永別了，主席”
來自成都的凶訊，很快被周恩來知道了，他立即報告了毛澤東。
與此同時，他又致電西南建委、成都軍區、北京衛戍區及北航“紅旗”，電文如下：
中央同意彭德懷同誌回京。
但要嚴格執行以下三條：
一、由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和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誌到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
二、不許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係火車來京。
三、由北京衛戍區派出部隊在北京車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誌的生活和學習。
各單位必須嚴格執行，絕對保證彭德懷同誌的安全，對他的生命各單位要向中央負責。
就這樣，彭德懷在12月25日晚離開成都，上了一節軟臥車廂，由成都部隊和北京紅衛兵共同護送，直駛北京。
到了北京，正當北京衛戍區部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前來迎接時，一群紅衛兵卻根據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擁上軟臥車廂，劫走了彭德懷。
在周恩來的一再堅持下，江青和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衛戍區、“天派”和“地派”紅衛兵共管彭德懷。
江青抓到了“海瑞”彭德懷，顯得非常高興。她表揚了戚本禹，說：現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聰明人，指揮有方，等文化大革命勝利後，我們也要評功行賞，封你將軍，封你元帥！
因為這次的“功勞”，從這以後，戚本禹便得一諢號，叫“戚大帥”。
有關這次行動的細節，戚本禹在1979年受審時，有如下筆供：
“彭德懷在‘三線’，是我叫去四川串連的學生把他帶回北京。江青當時是力主此議的，康生也是這主張。”
1966年12月26日，戚本禹又致信江青說道：“彭德懷現在已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來。北京的學生，已經作好了鬥爭的準備。”
由於周恩來的幹涉，又由中央警衛部隊守衛，紅衛兵未能公開批鬥他。但是他們不斷糾纏他，審問他。
到了1967年1月1日，備受折磨的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應為24日淩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應為25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9年1月1日
彭德懷的這封信，可謂酸楚的很。顯然，他預感到自己難逃劫難，故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報告自己眼下的處境，向老人家致“最後一次敬禮”！
彭德懷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1967年第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棍子”姚文元的又一篇力作《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之後，《人民日報》和首都各報紙紛紛轉載了此文。
此文一出，紅衛兵們又發難彭德懷，要他寫所謂“認罪讀後感”。
彭德懷答道：“姚文元發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寫不寫也是我的自由。”
紅衛兵不答應，硬逼彭德懷寫。無奈，他隻好提起了筆，出人意料地給姚文元寫了一封信：
姚：
讀三日人民日報《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大作後，紅衛兵要我表態……如果照這樣宣傳有效，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更實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一連兩個“如果”，彭德懷用詞巧妙，反話正說，挖苦了這位以《評〈海瑞罷官〉》而發家的“大左派”。
進入夏季，對彭德懷的批鬥又升級了。
7月12日，江青再次通過戚本禹，給韓愛晶下達了新的“戰鬥任務”：要彭德懷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應當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7月18日，戚本禹對彭德懷專案組作了一番“戰鬥動員”，他說：
“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彭德懷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上沒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領，何況這些吃人的野獸。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7月19日，紅衛兵下手了：
在北航六係樓一間戒備森嚴的教室裏，一個小型“審鬥會”開始了。韓愛晶為自己寫下了一生中最肮髒的一筆。
會前，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恩來的指示：“不準打，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遊鬥，不準開萬人以上鬥爭大會”的五項指示。
然而，韓愛晶根本不聽這一套，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他衝上去，帶頭對彭德懷進行逼供和毆打。
韓愛晶一帶頭，其他人也跟著仿效，對彭德懷拳打腳踢，逼迫他在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和寫“認罪書”。
彭德懷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後七次將彭德懷打倒在地，使他前額被打破，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第十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
韓愛晶還不罷休。一個星期後，在他的縱容和策劃下，在北航南操場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
盡管彭德懷已傷病在身，會上還是對他大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遊鬥，並再次遭到毒打。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衛戍區不得不向中央文革反映情況：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被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
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
……
今天胸部疼的麵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
就這樣，經受精神、肉體雙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場的彭大將軍倒下了。
彭德懷說：我沒有褲帶
盡管彭德懷被打成重傷，但批鬥卻沒有停止。
一次、兩次、三次，紅衛兵們對他毒打一頓後，又勒令他限期交代如下的問題：
一、與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關係；
二、在朝鮮戰場反對毛主席的戰略方針；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樣死的……
彭德懷曾憤怒地喊道：“我有罪，我的罪是消滅了幾萬日本侵略者！”
到1970年9月17日，在黃永勝的指使下，專案組寫了一個《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
報告的大致內容是：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
曆經了幾十年槍林彈雨的彭大將軍，竟落得了如此結局。
1973年4月，彭德懷又患了絕症――直腸癌，且到了晚期。
開始，他隻住在一家普通醫院治療。後來周恩來和葉劍英從一份報告中，得知這一情況，立即批示將彭德懷送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及早手術，盡全力治療，這才進了301醫院。
4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告訴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你伯伯病了。
她一聽，匆匆忙忙地趕到醫院。當她步入病房時，四周漆黑一團。原來向著陽台僅有的兩扇窗戶和門上的玻璃全被蒙得嚴嚴實實。除此以外，門外還有專案人員和哨兵看守。
彭德懷告訴她，十幾天前就開始拉血，起初並不在意。後來，蹲在廁所裏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伯伯，讓我看看你的腳還在不在？”彭梅魁要他站起來讓她看。
“我起不來，我沒有褲帶。他們……”彭德懷看了看周圍神色陰沉的專案人員：“不給我褲帶，手表也收走了，連一支鉛筆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這屋子，糊得好死，他們怕我……我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怕我！”
手術方案經過了周恩來的批準，但彭德懷不肯做。他並不怕死。幾十年的槍林彈雨，他沒怕過。他怕上了手術台就下不來。
他要求專案人員快審查，查清了再做手術。他不能到死還戴著右傾機會主義者這頂大帽。他要求見毛主席，有話要說：“我留著這條命，就是要盡到我這個共產黨員的責任。”
他還對彭梅魁說：“你要記住，我是被國民黨特務害死的。”
一天，專案人員在接彭梅魁來醫院的路上，對她說：“你伯伯又發脾氣罵人了。我們對他講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還說我們有意騙他，要引他犯錯誤。”他說：“林副主席永遠是健康的！”
在專案人員不在場時，彭梅魁悄悄地提醒他：“你再也不要喊他‘永遠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這是真的！”
他格格地笑道：“他們給我講了我不信？我什麽時候喊過林彪‘永遠健康’？砍我的腦袋我也不會喊。可現在我偏要喊，氣死他們！”
他說著，把手掌貼在胸口，比劃著喊了起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像個頑皮的孩子那樣大笑起來。
1974年秋，彭德懷的病情突然惡化起來，時常處於昏迷狀態。
彌留之際，他為臨死前見不到一個老戰友而惋惜長歎，暗自垂淚。
一天，他又醒過來了，一字一頓地對彭梅魁說：“我死以後，把我的骨灰送回家鄉，不要和人家說，不要打擾人家。你們把它埋了，上頭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報答父老鄉親。”
他又指著被黑紙糊成一片的窗戶，揮動著他那幹柴般的手臂，喊道：“撕了！撕了！”專案人員沒有理會他這最後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來：“嗬――嗬――”
他掙紮不起來，因為他全身都癱瘓了。他隻得用他的牙齒咬著被角，用他僅能活動的右手撕扯著被子，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自己牙床流血，嘴唇破裂，一直扯得他精力枯竭為止。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他在沒有得到審查結果的情況下，在沒有一個戰友為他送行的情況下，含恨而去。
他去了。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是從他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的――因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懷。
平江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紅三軍團的創始人、八路軍副總司令、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司令和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國防部部長，那個蔣介石、日寇和美帝都不在話下的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一個連敵人的子彈也長著眼睛沒敢動他一根毫毛的共和國無帥，卻死在自詡為“左派”的小醜手上。
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恢複了名譽，接著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對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評價。
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狂風拔地而起，掃遍全國。
紅衛兵不答應，硬逼彭德懷寫。無奈，他隻好提起了筆，出人意料地給姚文元寫了一封信。
就這樣，經受精神、肉體雙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場的彭大將軍倒下了。
手術方案經過了周恩來的批準，但彭德懷不肯做。他並不怕死。
他去了。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是從他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的――因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懷。
千裏偷襲成都
1965年底，彭德懷結束了吳家花園六年的軟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線建設。在此之前，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罕見的長信，長達八萬字。
1965年9月22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長信，翌日便會見了他。彭德懷當天便根據自己的記憶，追記了毛澤東和他的談話：
主席：早等著，還沒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著，你這個人有個強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誌，等一會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現在要建設戰略後方，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以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複名譽。
（在廬山會議時，主席問到了對我的決議案如何，當時我向主席作了三條保證。）
主席問：哪三條？（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後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主席說：後麵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戰略後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區，它有各種資源，地理也適宜，大有作為。彭德懷同誌去也許會搞出一點名堂來。建設黨的統一領導，成立前線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
彭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誌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幹部反對過贛江，彭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在粉碎蔣介石的一、二、三次“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三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反對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成績也是肯定的，那麽一點軍隊，打敗國民黨胡宗南等那樣強大的軍隊，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麽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否定一切呢？
主席繼續說：你還是去西南吧！讓少奇、小平同誌召集西南區有關同誌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就這樣，彭德懷赴西南走馬上任。這表明，毛澤東在為彭德懷恢複名譽。
這天，毛澤東與彭德懷在中南海長談了5個多小時，並共進了午餐。
這年11月底，彭德懷告別北京，隻身赴川，擔任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狂風拔地而起，掃遍全國。
彭德懷到成都不久，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就發表了。此文打亂了彭德懷的工作，在他的腳下響起了炸雷。
原來，就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整整一個月，即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關鋒就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了一封信，提到了遠在千裏之外的彭德懷，內容如下：
我們覺得，分配給彭德懷這個工作（指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是不恰當的。據我們了解，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的活動。因此，我們再一次提出意見，希望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
以這次文化大革命揭發的許多事實看，彭德懷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為了在廣大群眾中揭穿他的醜惡麵目，為了徹底清除這個隱患，我們希望黨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開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由於這場奪權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我們推翻一個地方的、部門的反動政權的鬥爭。因此，必須當機立斷，采取斷然手段，和平共處，是不行的。
這“斷然行動”，在半年之後，終於以突然襲擊之舉實行了。
1966年12月20日，戚本禹給20歲的韓愛晶打了電話，說：“現在開展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深入，海瑞一直沒有批判，你們應當把海瑞弄回來進行批判。”
韓愛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麽個“弄回來進行批判”？
戚本禹進行了“注釋”，說道：“海瑞就是彭德懷，他現在在四川，是大三線的副總指揮。那裏沒有人敢動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韓愛晶頓開茅塞，開始立即行動。
這韓愛晶又是何許人呢？
韓愛晶，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之中，出現了“五大領袖”，他們是：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一個普通的勞動人民家庭，從小養成了孤僻、鬱悶的性格，高中畢業時，懷著對軍事科學的神秘感和榮譽感，報考了北京航空學院。
是“文革”激起了他多年被壓抑的欲望。1967年初，刮起了“一月風暴”，學校那點權，對他來說太小了，於是，他瞄準了上層。北京市委、人民日報、新華社、北京日報等重要部門，北航的“紅旗”都要強占。此時，作為“司令”的韓愛晶，儼然身價百倍。
1967年7月份，他與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於8月1日開始圍堵中南海各門。一時，中南海畔，喇叭高鳴，人聲鼎沸，交通堵塞，旗幟狂舞。韓愛晶親臨“火線”、頤指氣使，好不威風。
坐陣北航，遙控全國的韓愛晶麵對地圖上四處飄揚的“北航紅旗”，感到了一種自我陶醉的滿足。他得意地說：“別人說上有天堂，下有北航，這話不假。照我看，全國都要走北航的路。”
中央文革對韓愛晶可謂“厚愛有加”，陳伯達曾意味深長地“勉勵”韓愛晶：“前途無限，無限希望，無限光明！”韓愛晶自然受寵若驚，心甘情願地對之俯首聽命。
對中央文革給自己的特別使命，韓愛晶立即派出最能幹的部將，組成“特遣小隊”，撲向大西南，撲向成都……
不料，從成都打來的長途電話，使韓愛晶震驚：到手的彭德懷，被人搶走了！
是誰搶走彭德懷呢？
是“地派”！
原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全麵內戰的展開，北京的紅衛兵組織通過分化組合，形成了新的派係格局。在大專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對立。天派主要包括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戰鬥隊”；地派則由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公社”師範大學的“井岡山公社”等組成。
“地派”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來揪海瑞――彭德懷的。
這事又與江青有關係。早在戚本禹給“天派”紅衛兵“領袖”韓愛晶打電話之前約一個月，江青放心不下，又直接給“地派”紅衛兵打了電話，說：
“你們紅衛兵這也行，那也行；怎麽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出來呀？讓他在大山裏頭養神，天天還打太極拳。將來回來好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
“地派”紅衛兵不敢違命，在“天派”還未動身前，就趕到了成都。
無奈，他們跟成都軍區的關係沒搞好，最終未能弄清彭德懷在哪裏。
還是以韓愛晶為首的“天派”紅衛兵，更為“能幹”，他們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況。12月24日淩晨3時，“天派”紅衛兵冒著寒風坐著吉普，在永興巷七號的大門前“嘎”的一聲刹住。
他們跳下車，跟門口的衛兵吵著，硬要衝進大門。秘書聞聲披衣出來，擋不住這批蠻橫無理的紅衛兵，反而遭到拳打腳踢。
正在吵鬧時，彭德懷坦然地從內屋出來，他顯得異常的瘦削。他還沒有問清怎麽回事，就被紅衛兵們團團圍住，推上了吉普車。
在“爭奪”彭德懷時，又上演了一出“鬧劇”。
原來“地派”紅衛兵聞聽“天派”紅衛兵“抓”到了“海瑞”，頓時醋意大發，豈肯讓“天派”搶了頭功，便心生一計，趁其不備，從“天派”那裏奪走了彭德懷。
“天派”豈肯善罷甘休，又反過來襲擊“地派”，重新奪回了彭德懷。
正在雙方劍拔弩張，爭執吵鬧之際，“中央文革”來電：“不要鬧糾紛，可以一起搞。”
於是，彭德懷被交還給了“天派”的紅衛兵。
“永別了，主席”
來自成都的凶訊，很快被周恩來知道了，他立即報告了毛澤東。
與此同時，他又致電西南建委、成都軍區、北京衛戍區及北航“紅旗”，電文如下：
中央同意彭德懷同誌回京。
但要嚴格執行以下三條：
一、由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和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誌到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
二、不許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係火車來京。
三、由北京衛戍區派出部隊在北京車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誌的生活和學習。
各單位必須嚴格執行，絕對保證彭德懷同誌的安全，對他的生命各單位要向中央負責。
就這樣，彭德懷在12月25日晚離開成都，上了一節軟臥車廂，由成都部隊和北京紅衛兵共同護送，直駛北京。
到了北京，正當北京衛戍區部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前來迎接時，一群紅衛兵卻根據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擁上軟臥車廂，劫走了彭德懷。
在周恩來的一再堅持下，江青和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衛戍區、“天派”和“地派”紅衛兵共管彭德懷。
江青抓到了“海瑞”彭德懷，顯得非常高興。她表揚了戚本禹，說：現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聰明人，指揮有方，等文化大革命勝利後，我們也要評功行賞，封你將軍，封你元帥！
因為這次的“功勞”，從這以後，戚本禹便得一諢號，叫“戚大帥”。
有關這次行動的細節，戚本禹在1979年受審時，有如下筆供：
“彭德懷在‘三線’，是我叫去四川串連的學生把他帶回北京。江青當時是力主此議的，康生也是這主張。”
1966年12月26日，戚本禹又致信江青說道：“彭德懷現在已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來。北京的學生，已經作好了鬥爭的準備。”
由於周恩來的幹涉，又由中央警衛部隊守衛，紅衛兵未能公開批鬥他。但是他們不斷糾纏他，審問他。
到了1967年1月1日，備受折磨的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應為24日淩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應為25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9年1月1日
彭德懷的這封信，可謂酸楚的很。顯然，他預感到自己難逃劫難，故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報告自己眼下的處境，向老人家致“最後一次敬禮”！
彭德懷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1967年第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棍子”姚文元的又一篇力作《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之後，《人民日報》和首都各報紙紛紛轉載了此文。
此文一出，紅衛兵們又發難彭德懷，要他寫所謂“認罪讀後感”。
彭德懷答道：“姚文元發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寫不寫也是我的自由。”
紅衛兵不答應，硬逼彭德懷寫。無奈，他隻好提起了筆，出人意料地給姚文元寫了一封信：
姚：
讀三日人民日報《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大作後，紅衛兵要我表態……如果照這樣宣傳有效，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更實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一連兩個“如果”，彭德懷用詞巧妙，反話正說，挖苦了這位以《評〈海瑞罷官〉》而發家的“大左派”。
進入夏季，對彭德懷的批鬥又升級了。
7月12日，江青再次通過戚本禹，給韓愛晶下達了新的“戰鬥任務”：要彭德懷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應當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7月18日，戚本禹對彭德懷專案組作了一番“戰鬥動員”，他說：
“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彭德懷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上沒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領，何況這些吃人的野獸。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7月19日，紅衛兵下手了：
在北航六係樓一間戒備森嚴的教室裏，一個小型“審鬥會”開始了。韓愛晶為自己寫下了一生中最肮髒的一筆。
會前，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恩來的指示：“不準打，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遊鬥，不準開萬人以上鬥爭大會”的五項指示。
然而，韓愛晶根本不聽這一套，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他衝上去，帶頭對彭德懷進行逼供和毆打。
韓愛晶一帶頭，其他人也跟著仿效，對彭德懷拳打腳踢，逼迫他在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和寫“認罪書”。
彭德懷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後七次將彭德懷打倒在地，使他前額被打破，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第十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
韓愛晶還不罷休。一個星期後，在他的縱容和策劃下，在北航南操場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
盡管彭德懷已傷病在身，會上還是對他大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遊鬥，並再次遭到毒打。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衛戍區不得不向中央文革反映情況：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被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
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
……
今天胸部疼的麵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
就這樣，經受精神、肉體雙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場的彭大將軍倒下了。
彭德懷說：我沒有褲帶
盡管彭德懷被打成重傷，但批鬥卻沒有停止。
一次、兩次、三次，紅衛兵們對他毒打一頓後，又勒令他限期交代如下的問題：
一、與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關係；
二、在朝鮮戰場反對毛主席的戰略方針；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樣死的……
彭德懷曾憤怒地喊道：“我有罪，我的罪是消滅了幾萬日本侵略者！”
到1970年9月17日，在黃永勝的指使下，專案組寫了一個《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
報告的大致內容是：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
曆經了幾十年槍林彈雨的彭大將軍，竟落得了如此結局。
1973年4月，彭德懷又患了絕症――直腸癌，且到了晚期。
開始，他隻住在一家普通醫院治療。後來周恩來和葉劍英從一份報告中，得知這一情況，立即批示將彭德懷送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及早手術，盡全力治療，這才進了301醫院。
4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告訴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你伯伯病了。
她一聽，匆匆忙忙地趕到醫院。當她步入病房時，四周漆黑一團。原來向著陽台僅有的兩扇窗戶和門上的玻璃全被蒙得嚴嚴實實。除此以外，門外還有專案人員和哨兵看守。
彭德懷告訴她，十幾天前就開始拉血，起初並不在意。後來，蹲在廁所裏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伯伯，讓我看看你的腳還在不在？”彭梅魁要他站起來讓她看。
“我起不來，我沒有褲帶。他們……”彭德懷看了看周圍神色陰沉的專案人員：“不給我褲帶，手表也收走了，連一支鉛筆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這屋子，糊得好死，他們怕我……我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怕我！”
手術方案經過了周恩來的批準，但彭德懷不肯做。他並不怕死。幾十年的槍林彈雨，他沒怕過。他怕上了手術台就下不來。
他要求專案人員快審查，查清了再做手術。他不能到死還戴著右傾機會主義者這頂大帽。他要求見毛主席，有話要說：“我留著這條命，就是要盡到我這個共產黨員的責任。”
他還對彭梅魁說：“你要記住，我是被國民黨特務害死的。”
一天，專案人員在接彭梅魁來醫院的路上，對她說：“你伯伯又發脾氣罵人了。我們對他講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還說我們有意騙他，要引他犯錯誤。”他說：“林副主席永遠是健康的！”
在專案人員不在場時，彭梅魁悄悄地提醒他：“你再也不要喊他‘永遠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這是真的！”
他格格地笑道：“他們給我講了我不信？我什麽時候喊過林彪‘永遠健康’？砍我的腦袋我也不會喊。可現在我偏要喊，氣死他們！”
他說著，把手掌貼在胸口，比劃著喊了起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像個頑皮的孩子那樣大笑起來。
1974年秋，彭德懷的病情突然惡化起來，時常處於昏迷狀態。
彌留之際，他為臨死前見不到一個老戰友而惋惜長歎，暗自垂淚。
一天，他又醒過來了，一字一頓地對彭梅魁說：“我死以後，把我的骨灰送回家鄉，不要和人家說，不要打擾人家。你們把它埋了，上頭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報答父老鄉親。”
他又指著被黑紙糊成一片的窗戶，揮動著他那幹柴般的手臂，喊道：“撕了！撕了！”專案人員沒有理會他這最後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來：“嗬――嗬――”
他掙紮不起來，因為他全身都癱瘓了。他隻得用他的牙齒咬著被角，用他僅能活動的右手撕扯著被子，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自己牙床流血，嘴唇破裂，一直扯得他精力枯竭為止。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他在沒有得到審查結果的情況下，在沒有一個戰友為他送行的情況下，含恨而去。
他去了。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是從他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的――因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懷。
平江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紅三軍團的創始人、八路軍副總司令、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司令和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國防部部長，那個蔣介石、日寇和美帝都不在話下的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一個連敵人的子彈也長著眼睛沒敢動他一根毫毛的共和國無帥，卻死在自詡為“左派”的小醜手上。
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恢複了名譽，接著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對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