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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民大會堂的修建
1956年，是新中國不平凡的一年。
在早餐桌上，彭真還饒有興趣地講了一個塑菩薩的故事。
盡管如此，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上，門的設計還是出了大毛病。
種種傳聞，在各種渠道廣為傳播。
正在人們一籌莫展犯難之時，有人送來了紅色花崗石樣品。
東門廊柱巧搬家，使沈勃過了一個大難關。
而這些措施，得益於“九頭鳥”的創造，也是“九頭鳥”的功勞。
毛主席說：“那就叫人民大會堂吧！”
1958年，北戴河傳來消息
1956年，是新中國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建國後黨的曆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這次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曆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已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製度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我國曆史已經開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新階段。
這一年，我國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全國工農業生產形勢越來越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的精神麵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共產黨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信。
在這一大好形勢下，廣大幹部和群眾都很想直接聽到中央的聲音，聽中央領導的現場報告。
北京市委了解到這一情況後，便開始醞釀在北京建一個大一些的禮堂，以適應國家政治生活的客觀需要，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到了建國10周年前夕的1958年，全國各地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祖國首都――北京，城市建設再上一個新台階，以反映北京的風貌和祖國的風貌。
人民的呼聲，人民的意願，使北京市委定下決心。7月，市委先派出了一個城市建設考察團去蘇聯考察，團長是當時的市規劃局局長兼設計院院長馮佩之。與此同時，市委書記處書記鄭天翔同誌要北京市建築設計院試搞一座萬人禮堂的設計，設計院根據鄭天翔同誌的這個指示，搞了一次全院性征集設計方案活動。到8月8日，共收到10個方案，這些方案都考慮到要蓋禮堂及一部分會議室、休息室；麵積在30000到50000平方米之間。
在設計過程中，主要考慮了三個問題：一是萬人禮堂的停車問題如何安排；二是大會堂應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應該采取什麽建築形式。
1958年8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和第二書記劉仁同誌參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下旬，馮佩之和沈勃向鄭天翔同誌匯報出國考察情況時，北戴河傳來消息：為慶祝建國十周年，中央設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萬人大禮堂（後改為大會堂）在內的幾項重大建築工程，要求這些工程在1959年國慶時投入使用，時間已十分緊迫，設計部門要早作準備；大會堂的地點選在天安門前。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萬裏同誌在市政府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籌備慶祝建國10周年通知，要求在建國10周年到來之前建好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等十大公共建築。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副市長馮基平、計委主任王純、建委主任趙鵬飛、建工局副局長張鴻舜、市政局長賀翼張、馮佩之和沈勃。會議認為，大會堂工程的關鍵是設計，設計工作需要廣泛征求意見，可邀請各省市著名建築專家來京參加國慶工程的設計工作。
9月7日，沈勃和中國建築學會秘書長汪季琦同誌商定了邀請各地專家名單，在經萬裏同誌同意後，向16個省市發出了電報。
9月8日，萬裏同誌在中央電影院（現北京音樂廳）對在京的設計、施工單位的專家一千多人做了動員報告。萬裏在動員報告中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說、敢幹）”“三嚴（嚴肅、嚴密、嚴格）”“三高（高質量、高藝術、高速度）”的建設原則。萬裏同誌報告後，北京各設計單位即向本單位職工作了傳達動員，組織技術尖子進行方案設計。
9月10日，來自各省市的建築專家聚集北京，住在和平賓館。馮佩之和沈勃在10日晚來到和平賓館，向所有專家詳細介紹了有關情況，明確了具體任務，並要求大家在5天內設計出第一稿方案。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隨後又設計出第二稿方案。到9月20日，專家們共設計出100多張圖紙，這些圖紙在北京市規劃局五樓展出後，北京市委的領導和專家們提出了修改意見，展出結束後，設計組同誌，開始進行第三稿方案的設計。
因為許多專家都沒有設計過如此規模宏偉的建築物，所以第三稿的設計方案仍舊沒有突破傳統建築形式的格局，另外，老專家聚集一起，相互間又不好提意見，致使設計方案進展不快。
9月26日，劉仁、萬裏和全國文聯主席周揚、文化部部長錢俊瑞審查第三稿圖紙、模型時，認為設計方案思想還不夠解放，需要再設計。周總理得知此事之後，便指示國慶工程設計組，可以讓青年人參加到方案設計中來。
青年人雖業務上不夠專家級，但他們思想解放，老框框少，且幹勁十足。不到三天，新老結合的第四稿方案出台。
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與天安門廣場的規劃是同步的。此時，廣場的規劃布局已經確定下來，這為大會堂的設計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稿出台以後，彭真聽取了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佟鋒和沈勃的匯報後，召集市委書記開會討論，設計人員依據討論會提出的意見，設計出第五稿，但在討論第五稿時，有三個問題不明確：一是大會堂正門中心是否對著紀念碑的中心？二是宴會廳的位置在大會堂南邊還是北邊？三是大會堂和革命曆史博物館是否完全對稱？
問題接踵而來，時間稍縱即逝。此時，離大會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隻有10個月時間了。施工部門、材料部門著急，他們沒有圖紙，就不能作業，為此，他們天天向設計部門催圖。
萬裏也很著急，他找到受周總理委托負責聯係國慶工程事宜，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齊燕銘同誌，說大會堂建築設計方案如不能及早確定，將會影響交付使用，希望他向總理匯報，由總理審定第六稿。
當天，齊燕銘同誌報請周總理後作了答複：10月5日或6日審閱方案。
周總理畫出“馬蹄形”圖案
建築專家們得知周總理要審看設計方案，都非常興奮，他們不顧連日來的疲勞，開始加班趕製第六稿設計方案。
1958年10月6日上午，大會堂的第六稿設計方案送到國務院辦公廳。下午5點，設計圖案在周總理辦公室旁的餐廳裏掛好。
不一會兒，周總理來到餐廳，仔細地看了看設計方案。萬裏同誌向周總理匯報了各個方案的特點和建築布局，同時，將整個大會堂的建築形式及大會堂內部采用何種方案等問題上，市委拿不準主意的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請總理指示決定。
周總理再次看了一遍各個方案，最後停留在北京建築設計院巫敬桓、林開武的方案上，凝思片刻說：“這個設計方案是不是好些。”然後指著張131的大屋頂方案說：“這個可以做美術館的建築形式。”又說：“革命曆史博物館可以和大會堂基本對稱，但建築麵積要小些，做成一實一虛。”
萬人大會堂內部形式，在設計方案中有圓形、方形、六角形、扇形、橢圓形等幾種形狀。周總理審看後說：“大會堂要看著好，聽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這樣的形式”，周總理邊說邊來到桌旁，用鉛筆在紙上畫了一個近似馬蹄形的圖案。
時針已指向6：30，周總理要去接見外賓，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根據周總理初審方案的指示精神，設計人員開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設計。第七稿方案完成之後，萬裏同誌在征得總理同意後，從七稿中選出了比較有特點的八個方案，製成照片，發往全國27個省市及一部分大城市，進一步征求意見。
在做第七稿方案中，彭真正同冶金部部長王鶴壽視察各省大煉鋼鐵情況。他非常關心大會堂的建設，不斷地了解大會堂設計方案的進展情況。10月11日，他打電話給北京市委，要沈勃和一兩名建築師連夜趕到太原，匯報情況。沈勃接到通知後，便和規劃局的陳幹、建築設計院的程鬆茂連夜乘火車趕赴太原，第二天早上5點到達彭真下榻的太原迎澤賓館。
早餐桌上，彭真聽取了設計方案進展情況和周總理審查方案的意見後，對沈勃他們說：“我和你們一樣著急，但光著急沒有用，要高質量地設計好方案，要開闊眼界，到全國各地走一走，看一看，要學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
在早餐桌上，彭真還饒有興趣地講了一個塑菩薩的故事：說從前觀世音的形象是一個男性，長有長長的胡子。在五代時，有一個叫戴逵的人，為了把菩薩塑好，經常躲在塑好的觀世音菩薩背後，偷聽參觀者的不同意見和看法。他每次都把這些不同的意見記下來，回去後，根據這些意見不斷改進。這樣前後用了近三年的時間，才把觀世音菩薩塑成現在這麽美麗。彭真看了看沈勃，接著說：“要把國慶工程設計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們要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專家的要聽，一般群眾的也要聽，隻有聽取不同的意見，不斷地改進設計方案，才能設計出高水平的方案來。”
吃罷早餐，彭真帶著沈勃、陳幹、程鬆茂走出賓館，彭真具體地向他們指著迎澤賓館設計得比較好的地方，要他們把這些優點融入到大會堂的設計之中。
北京。設計工作依然在加緊進行之中。在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及對第七稿方案的不斷探討後，做出了84個平麵圖，189個立體圖。隨後，清華大學、北京建築設計院和北京規劃局的少數有經驗的專家，在發往全國八個綜合方案的基礎上，做出了一個綜合方案。
10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通知設計院，周總理夜間由外地返回北京後，立即審查大會堂設計方案。
馮佩之和規劃局總工程師趙冬日，趕緊將方案送到國務院辦公廳。送去的方案有三份：一是清華大學建築係黨總支書記劉小石，代表清華大學設計的方案；一是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作的，主要設計人是張131；一是北京市規劃局作的，主要設計人是趙冬日和城區規劃室主任沈其。
晚上10點，齊燕銘、萬裏、趙鵬飛、馮佩之、劉小石、趙冬日陪同周總理審閱設計方案。
周總理仔仔細細地審看了三個方案的所有平麵圖和透視圖，然後聽取了劉小石關於清華大學的設計方案的說明，趙冬日同誌介紹了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方案和北京市規劃局的設計方案。
周總理在聽介紹時，不時地插話，詢問有關設計的細節問題，最後，又問萬裏：“北京市委什麽意見？”
萬裏同誌說：“北京市委及劉仁同誌，認為北京市規劃局的方案好一些。”
周總理再次審視規劃局的方案，並與其他設計方案進行了反複比較，同時征求了在場人員的意見，拍板定了規劃局的方案。
規劃局的方案有兩個立麵圖：一個台基高5米，另一個台基高9米，周總理認為台基5米高為好。此時已是淩晨1點了。
在周總理敲定了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的定錘音後，沈勃在太原向彭真作了匯報。彭真聽完匯報後，對沈勃、陳幹和程鬆茂說：“大會堂設計方案確定後，對藝術風格要下功夫。搞一個建築設計，尤其是像大會堂這樣的公共建築設計，要體現‘人民是主人’的設計思想，不僅使人感到大會堂莊嚴雄偉，還要使人們感到大會堂平易近人。”
“在建築立麵上，要注意搞好比例關係，尤其要注意搞好門窗的比例、尺度。門好比人的嘴巴，窗好比人的眼睛。一個人長得美與醜，嘴和眼睛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你們一定要注意把門和窗設計好……”
這是一次長談，彭真對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對整個國慶工程的設計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沈勃、陳幹和程鬆茂，不停地在本上記著，生怕漏掉一句話。他們把彭真對工程建設的重要指示傳回北京。
盡管如此，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上，門的設計還是出了大毛病。
在周總理批準方案後，趙冬日立即組織規劃局技術室淩信偉、朱家湘、陶宗震三位同誌補圖，趙冬日和沈其同誌同時搶作南、北、西三個立麵圖。
10月20日前後，送審圖和補圖先後送到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展開技術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黨委決定把設計院承擔的各個國慶工程項目統交沈勃同誌負責領導。同時確定由張131總建築師和朱兆雪總工程師分別負責大會堂的建築與結構的技術設計與施工圖紙。
大會堂的建設工程從此全麵展開。
大會堂破土動工
大會堂工程，用地麵積達13.73公頃，拆遷單位達67個之多，需拆遷房屋1823間；遷移居民684戶，房屋2170間，共需拆遷房屋3993間。
為了加快大會堂工程建設，拆遷辦公室，緊急動員東、西城區區委，區委將任務具體落實到各街道辦事處。由於工作做得紮實，又妥善地安置了拆遷單位和居民戶，再加上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拆遷工作於1958年10月10日結束。
10月25日，施工指揮部接到了設計院的基礎刨槽圖後，馬上對參加施工的職工進行了戰前動員。
10月28日，天剛一放亮，大會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騰了，機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時並舉。成千上萬人的衝天幹勁匯集成了波瀾壯闊的海洋。
大會堂的建設涉及諸多方麵的科學技術問題，地基處理、結構方式等都不是一般工人所能解決的。於是，10月30日，張鴻舜和沈勃研究決定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他們將建議上報給萬裏、趙鵬飛，得到可以組建的答複。於是，10月31日正式成立了由主體結構、地基基礎、施工、材料、采暖通風、建築物理、建築裝飾共七個專門委員會組成的科學技術工作委員會。委員會明確了負責人和具體任務。
整個大會堂建設，需挖掘土方43萬立方米以上，澆鑄鋼筋混凝土127000多立方米，鋼結構使用型鋼3600多噸，大理石、花崗石、水磨石和剁斧石17萬多平方米，琉璃瓦23000多平方米……
如此短的時間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隻好邊設計邊施工邊備料。所以施工的同誌急如星火，一天到晚在催圖。但有時圖趕製出來，交給施工單位施工時，在施工中又出現了新情況，施工單位隻好去找設計單位來解決，而往往是剛解決完這個，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雙方為此浪費了許多時間。設計院為密切配合施工，及時解決出現的問題，便將全體設計人員搬駐工地現場進行設計工作。
設計人員到工地，樂壞了工人，可也忙壞了設計人員，施工工人圍著設計人員轉，這兒需要解決那兒也需要解決，設計人員忙得不可開交，白天根本沒有時間畫圖紙。負責這一工程的總建築師張131更是忙得很，身邊老是圍著一堆人，一句話還沒答完，另一個人又插進來要求回答另一個問題。張131說：“到工地後，三天沒說一句完整的話。”
在邊做圖邊施工的過程中，不斷地有北京及各地的建築工作者，提出各種改進意見。針對這些情況，沈勃和梁思成商議決定由北京市建築學會邀請有關方麵的建築工作者展開討論，切實聽聽大家的意見。
12月6日，第一次討論會有40多人參加。與會同誌認為當時的建築設計方案，中部不夠突出，柱廊也太多；大禮堂內部過高；整個建築體積雖然不小，但實用麵積不大。
梁思成在會上說：“建築藝術處理有西而古，中而古，中而今，西而今，最壞的是西而古。大會堂的體型很像西洋文藝複興時代的建築物，西而古，與19世紀倫敦的音樂廳沒有什麽區別，也像芝加哥博物館大樓、日內瓦國聯大廈，盡管在細部上多加幾個鬥拱、琉璃、彩畫，也還是不像中國的。整個建築顯得不夠高大宏偉，尺度比例不好，令人感覺是小人放大。”
這次討論會後，設計專家對原設計進行了改進。
1959年1月6日，第二次討論會在北京市科聯禮堂舉行。
梁思成首先說：“新模型在去掉‘西而古’的東西後，比原方案好多了，但還不夠理想。”王華彬說：“大會堂的特點是麵積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聲音、通風都不好。麵積從7萬平米搞到17萬多是否有些浪費；柱子高達26米，看起來還很細；禮堂30米高，人在裏麵好像坐在天底下，顯得太渺小；從門廳到裏邊，過五關，一點亮光也沒有；柱子多到180根，無用而擋光，立麵不從平麵出發，形式不能表現內容，許多東西都是假的。建議中央大廳開天窗，用平頂玻璃采光；麵積大，可以挖院子；兩旁柱子可以取消，放貼牆柱子，美觀又節省。”
還有幾個同誌認為建築的體積很大，視覺上不夠高大，中部不夠突出，建議兩側壓低一些。
通過這次討論，經過反複研究，決定在上層中央大廳的前邊，把原來的空廊部分做成有1000座位的小禮堂，可用作文藝演出和放電影用。在大禮堂兩側，增辟八個大的會議室，同時，為了施工方便，把西南的南北兩段空廊和圓柱取消，圖紙做了很大的修改。
原設計的5000人宴會廳北部東西兩側，各附設貴賓廳一處，廚房設在貴賓廳上頭。在做施工圖時，征求各大飯店餐廳廚師的意見，他們認為廚房應改在宴會廳同一層兩側。但齊燕銘參觀上海大飯店，並征求一些建築師的意見後，認為廚房與宴會廳同層，會使廚房氣味透進宴會廳，而使宴會大煞風景。可廚房在上層，又很難供應5000人的中餐熱菜。最後決定把廚房空調改為負壓回吸，這樣既方便了供餐，又能保證廚房的氣味不會透進宴會廳。經過後來多年的使用證明，這一辦法效果很好。
周總理說“水天一色”
大會堂體積龐大，結構複雜。僅大禮堂本身就長60米，寬76米，頂高45米，淨高33米。而宴會廳除有容納5000多人的本廳外，還有大交誼廳和小宴會廳等。大禮堂有兩層挑台，二層挑台外挑29米，三層挑台外挑22米。大會堂整個建築麵積達17萬多平方米。這樣龐大複雜的結構，在國內屬首創，在國際上也沒有先例。盡管設計人員絞盡腦汁，精心設計，但實感把握不大。此間，關於安全問題的傳聞很多，有的說大挑台滿座之後會下垂70毫米；北京是地震區，整個設計和施工工程必須考慮抗震防震措施。
種種傳聞，在各種渠道廣為傳播。日理萬機的周總理聽到後，感到事情嚴重，安全問題容不得絲毫的馬虎和輕心。於是，周總理於1959年1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在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裏聽取萬裏、趙鵬飛和沈勃的匯報，詳細地詢問了大會堂的結構設計、材料、施工等問題的全部情況。周總理說：“千萬要抓好大會堂的結構安全問題，這是頭等大事，不能馬虎。一旦出了事，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都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周總理說：“安全問題上，我們是有教訓的，在延安七大的慶祝晚會上，在演出結束時，挑台上的觀眾擁到挑台前沿看演員們的謝幕，由於重量集中，挑台當即垮了下來，砸死了幾位同誌。這要引以為戒的，你們對挑台的安全及所有結構的安全，都要十分地注意。如果發生問題，那你們就是‘三個人頭一把火。’”
接著，周總理饒有興趣地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小故事：1938年11月，日本軍還沒有打到長沙，駐守長沙城的國民黨軍就把長沙城燒了。居住於長沙城的百姓對此深惡痛絕，蔣介石在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把當時長沙的警備司令�悌、警備第二團長徐昆、公安局長文重孚三人槍斃了。
1月18日，對大會堂安全問題放心不下的周總理，親臨大會堂工地視察，詢問了宴會廳廊柱的粗細、高度、間距大小等問題。
1月21日，周總理和彭真在北京市交際處召集建築專家和施工負責人開會。周總理在會上指出：“大會堂的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它的壽命要比故宮和中山堂的長，起碼不應少於350年。”同時指出，“大會堂要好，要美，要看起來舒暢，要有自己的風格。”
會後，按周總理的指示，成立了大會堂結構安全小組，由王大鈞、金甌卜等負責審查結構設計；成立建築藝術小組，由吳晗、王昆侖等負責審查建築形式、立麵色彩、音響照明以及麵積分配；由趙鵬飛抓材料質量和施工質量。
萬人大禮堂內部設計是整個大會堂設計的關鍵部分，為了設計好萬人大禮堂，設計組的同誌們特地在故宮午門前做了一個1：10的大模型。
2月初的一天上午，萬裏、吳晗和沈勃陪同周總理看了這個模型。因為大禮堂的天花板到地麵的實際高度為33米，所以1：10的模型高度有3米多。
在周總理看模型時，沈勃匯報說：“不少建築師認為淨空33米太高，人在裏麵會顯得很渺小；但是後麵有兩層挑台，如果壓得太低，又會使人感到壓抑。彭真同誌曾說過，有人說大禮堂太高，人顯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嗎？我們站在天安門廣場怎麽不覺得自己渺小呢？”
周總理聽後，思忖了一會說：“我們站在天底下不覺得天高，站在海邊不覺得水遠。咱們這麽辦吧：天是圓的，圓曲而下，應該從舒適、開朗著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協調，在牆麵和頂棚相交處，不用折角，設計成水天一色，渾然一體，好不好呢？”
從故宮午門前看完模型後，周總理一行人回到交際處，聽取了吳晗同誌關於建築組討論的情況。最後周總理講了幾點意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可以把全國的建築師請來看看；正立麵要莊嚴、樸素、明朗；各會議廳休息室不要雷同，要多種多樣；休息大廳要有坐的地方；結構再算一算，25號以前寫個材料報上來。
2月13日，建築組的同誌正式向周總理寫出了報告，報告中涉及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外牆一律采用淡米黃色的假石麵牆，東門外廊柱柱身用艾葉青大理石，柱座采用東北紅大理石，東立麵兩側廊柱用假石，南、北、西三麵廊柱先用假石，以後換大理石，大禮堂天花板向台口傾斜，與舞台做成“水天一色”，大禮堂電聲係統要達到報告時分散擴音、演出時集中擴音的要求等。
2月16日，周總理由吳晗、梁思成、朱兆雪、張131和沈勃陪同，再次來到午門前審查大禮堂模型。周總理說：“把牆麵和頂棚相交處改成‘水天一色’比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還是應該有葵花瓣；原做的光環是齊的，能否改成波浪形，象征革命事業一浪高過一浪。大會堂外牆的顏色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讓大多數人都喜歡，做一個大一點的實樣，廣泛征求意見後，再確定顏色。”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吳晗副市長邀請清華大學建築係教師25人（女教師6人）、學生24人（女學生8人），在午門前觀看了外牆人造假石實樣和柱頭模型，並就顏色問題進行了討論，43人主張采用淡米黃略帶紅色的人造假石牆麵。
吳晗將討論的結果報告給周總理後，總理同意大會堂外牆用淡米黃稍帶紅色的人造假石。
彭真與大會堂大門
建造龐大恢宏的大會堂，需要大量的石料，而且又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所需數量。經過初步計算，需大理石24000多平方米，花崗石27000多平方米。這些石料不論是從選擇、開采、加工、運輸都是頗費腦筋的事。
整個大會堂建築的基座，有人主張用紅色花崗石，以表現新中國是以無產階級紅色政權為基礎。但到哪裏去尋找紅色花崗石呢？
正在人們一籌莫展犯難之時，有人送來了紅色花崗石樣品。
這真是喜從天降。
那是1959年1月底的一天，房山縣一個公社送來一份樣品，經過加工打磨以後，發現花崗石顏色非常好。於是，便將這塊三寸見方的花崗石樣品拿給周總理看，周總理看後也比較滿意，原則上選定了用這種花崗石做牆基外飾麵。
樣品雖好，但石源到底如何？大片的石頭質量怎樣？從開采、加工到運輸有什麽問題？趙鵬飛心裏沒有底。於是，他決定要親自去現場調查。
2月初的一天早晨，天空中紛紛揚揚地飄落著大雪，趙鵬飛和沈勃等人，不顧嚴寒，冒雪來到了房山縣這個送石樣的公社。
趙鵬飛等人來到公社，找到公社的負責人，說明來意後，公社負責人非常高興，便帶著趙鵬飛他們來到那個產石頭的大隊。
大隊長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年人，聽說是修建大會堂的人來看石樣，二話沒說，拿起一把钅郎頭，便帶著趙鵬飛他們上了村東頭的小山。
大隊長在一塊大的浮石前停住了腳步，指點著說：“送去的樣品，就是從山上一塊塊大的浮石上取下來的。”
趙鵬飛他們仔細地看了看這些浮石，發現每塊浮石隻有三四立方米，用钅郎頭敲開邊腳檢查發現，石質很不均勻。
趙鵬飛他們又看了這山周圍，連一條小路都沒有，心裏合計，從山上把大塊石料運到山下，都不是很簡單、很容易的事。
他們有些失望地下了山。
他們回到這個大隊，又發現許多農家中的院牆都是用這種紅色花崗石塊砌築的，待仔細察看時，驚異地發現，這些石塊上都有大塊的黑斑，趙鵬飛等人立時傻了眼。
原來，這種花崗石中含有大量的磁鐵礦，剛開采時，顏色發紅，但在空氣中氧化後，就變成了黑色，這樣的石料，根本不能用於大會堂這樣的建築。後來，基座花崗石改用了現在這種微帶黃色的花崗石。
我們在前麵的章節，曾經介紹過，沈勃、陳幹、程鬆茂在太原向彭真匯報大會堂設計情況時，彭真曾講了大門的重要，並要求采用中國自己的風格。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中，也特別注意了不采用西方建築廊柱等距離的辦法，而是將中間的三開間尺寸特別加寬。但是，在大門的初步定型時，中間大門還是出了問題，沒有達到要求，為此，引出了東門廊柱巧搬家的建築奇跡。
一天，沈勃同誌拿著東門廊柱圖，來到劉仁同誌的辦公室，沈勃發現中間三開間的柱距差不多已是其他柱距的兩倍。於是，沈勃提出了中間柱距是不是太大了，能否修改一下。最後經過研究修改成中間柱距縮減為9米、其他柱距為7米的施工方案。
有一天，彭真和劉仁同誌來到大會堂工地。此時，東大門的混凝土柱子已經澆灌完畢，隻是還沒有拆模。彭真仔細地看了各個柱子的距離後，認為中間的廊柱距離做小了。應該設法把中間的柱子搬搬家，哪怕用角鋼重做基礎，也要把中間的廊柱距離加大。
吃晚飯時，彭真同誌再一次向沈勃指出，中間的廊柱一定要搬家。
但是，在如此緊張的施工中，要把這個23米高，1.25米見方的鋼筋混凝土柱搬個家，談何容易啊！
沈勃一連好幾天，吃不好睡不好，一是覺得沒有落實好彭真的指示，感到內疚；二是沒有想出給廊柱搬家的好辦法。
無奈中，沈勃找來有關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一起出主意想辦法。
結構工程師認為，這幾根廊柱上麵托著一個小禮堂，要給柱子搬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沉思許久的張131發話了，他提出了一個從包皮上打主意的辦法。
張131說：“混凝土廊柱本身斷麵是1.25米×1.25米，外麵在包磚、鑲大理石後，才做成斷麵為2.5米直徑的圓柱。從包皮上打主意，就是把中間兩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外移，兩側兩根柱子的包皮稍內移，即可使中間的開間擴大1米左右。這樣，就在不搬廊柱的情況下，取得了中間開間最大，兩側柱間次大，再兩側的兩個柱間也比其他柱距稍大的效果。”
在一起參與研究的專家們，聽了張131的包皮做法，普遍認為可行。
於是，東門廊柱便按張131的設想進行改造。改造後，從外表上看，它的中間柱子的距離是10.3米，次間柱距為8.2米，稍間柱距為7.15米，其餘為7米。
沈勃等人將改造後的廊柱，畫成透視圖，送到彭真手裏，趙鵬飛做了詳細解釋，取得了彭真的認可。
東門廊柱巧搬家，使沈勃過了一個大難關。
“九頭鳥”的故事
在萬人大禮堂裏，主席台如小會場一般，能容納300多人的主席團。橢圓形的大會場，有兩層挑台，連地麵共3層坐席。底層有3600多個坐席，主要是代表的席位。每個坐席的桌櫃，都裝有能同時翻譯12種語言的譯意風，每4個坐席上又有一個即席發言的擴音器。第一層挑台有3400多坐席，第二層挑台有2600多個坐席。一層挑台的第一排裝有和底層的坐席同樣的擴音設備，其餘坐席也都有能聽到一種語言的擴音喇叭。頂棚和挑台下的燈光把禮堂的每個角落都照得通明。兩層挑台像兩彎新月，圍拱著主席台，把大禮堂組成為一個層次分明、錯落有致的整體。
禮堂的體形如此完美，色調如此清晰，我們不能不讚歎建設者傑出的創造和智慧。但是，在這樣大的空間裏，音響問題是怎樣處理呢？怎樣才能保證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聽清主席台上的發言？
要在9萬立方米以上的大禮堂裏，處理好音響問題，確實給建築師和聲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從聲學角度來說，禮堂每個人所占空間以4至6立方米為宜，如果按此計算，這個萬人大禮堂最多隻能有6萬立方米的體積。再大了，聲音就難以聽清楚。按照這個常規，就要把萬人禮堂蓋成一般影劇院一樣，讓頂棚和挑台向前傾斜，縮小空間。但這樣會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為了解決好這一難題，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建築科學研究物理室、廣播事業局、郵電學院以及南京、同濟大學等單位的聲學家來京參加討論。
在討論中，專家們在明確了“以人為主，物為人用”的設計思想後，跳出了常規的圈子，放寬了每人所占的空間，采用開會時用閉路分散式擴音係統，巧妙地在每個座位上都安裝上小喇叭，屋頂和牆內裝置礦渣棉，天花板上鑽了幾百萬個孔，使它變成鑽孔吸音板。在文藝演出時，則采用集中式立體聲係統，使聲音豐滿動聽。采取這些措施以後，開會時，主席台上發出的音波，多餘的能完全吸走，沒有回聲。
而這些措施，得益於“九頭鳥”的創造，也是“九頭鳥”的功勞。舒雲在《開國大典探微》中曾有這樣的記述――
俗語曰：“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這句諺語是對湖北人讚美或是貶斥姑且不論，單就“九頭鳥”來看，大約非尋常禽類可比。沒人見過這種長著九顆腦袋的怪物，9頭18耳18眼，目及天地六合，耳聽四野八荒，倘“垂天之翼”呼啦啦扇動起來，必是“扶搖直上”“日行八萬裏”也哉！人們用如此想象之偉力溢美湖北人，也令世人難望楚人之項背了。湖北確實有能人，傅英豪便是一個。但這裏的“九頭鳥”，除指傅英豪之外，也同是一種美國擴音設備的綽號。
人民大會堂是向建國10周年獻禮的十大建築之一，工期卡得很緊，容不得聲學專家們苦苦思索。而聲音問題不解決，大會堂的施工就沒法子進行。不知是誰靈機一動，出了一個點子，那個鈹皮大屋頂，由四合院改建的懷仁堂是怎麽解決聲音問題的？一行人經中央辦公廳特批，參觀了懷仁堂，果然取回了真經。
聲學家們把懷仁堂的經驗推到了極點，他們在大會堂的每個座位上都裝了一個小喇叭，一共1萬個，終於解決了這一聲學難關。
懷仁堂聲音的解決者是傅英豪和唐旦，這是一對知識分子夫婦。
1949年8月12日，總參通信兵部王諍部長的電話響了。
王諍接起電話，裏麵傳來周恩來的聲音：“全國人士要來北平開會，開會地點定在懷仁堂，可現在懷仁堂的聲音是個大問題……因為聲音不清楚而砸鍋，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王諍接到周總理的指示，將解決懷仁堂聲音的任務交給了傅英豪。
傅英豪和夫人唐旦自從被周總理派到延安安裝新華廣播電台後，就一直在王諍的領導下。把任務交給傅英豪，王諍覺得放心。
傅英豪接到任務時，並沒有意識到任務有多麽艱巨，這位連擴音器都能製造的技術處處長，也沒有把擴音器產生的回音當回事，覺得都是些小問題。
但事實絕不像傅英豪想得那麽簡單。當他試盡各種辦法，將喇叭放在左、右、頭頂和後部，到處亂彈的回聲仍消除不了。回聲像一塊狗皮膏藥，先到的和後到的交織在一起，如同電視中的重影。這時，通曉三國語言的傅英豪犯難了，他翻遍日、英文資料，一點都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大江大海都過去了，難道小河溝裏也要翻船？”傅英豪苦苦地思索著。
一天，試製小組的幾位同誌聚在一起，相互探討對策，不知是誰冒了一句“化整為零。”傅英豪聽到這四個字後，眼睛一亮，大叫一聲：“行了！”
傅英豪興奮地向試製小組的人員說：“聲音大回聲大，聲音小回聲小。如果化整為零，把聲源切割到最小，回聲不就自然消失了麽？”
傅英豪的設想，大家都認同，於是，開始分頭行動。
傅英豪從一個器材倉庫拉來一個擴音設備，這是美國貨，一般擴音設備隻有一兩個喇叭，這個設備有九個喇叭，俗稱“九頭鳥”。
“九頭鳥”拉到懷仁堂後，傅英豪把懷仁堂分為相等的九等份，每一份吊一個喇叭。人的聽覺構造是接受前麵傳來的聲音。聲音不是直接通過空氣，而是幾經反射傳到人的耳朵裏。傅英豪有意違背人的生理構造，使回音不能完全進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體，地上又鋪有地毯，故從高處下來的聲音隻能激起很弱的回音，人幾乎感覺不出來。
深夜，“九頭鳥”安裝完畢，傅英豪跑前跑後，聽了一圈，還真成了。
懷仁堂的音響就是這樣解決的。大會堂的音響借鑒了懷仁堂解決音響的經驗，解決了聲學難關。
大會堂音響的解決，使我國建築聲學在理論和實踐方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也推動了以後的聲學科研和聲學器材的生產。
砼柱子神秘中斷
1959年3月底，大會堂的結構圖紙基本上出台了。為了保證結構質量，大部分結構設計員，配合施工人員，組成了砼（混凝土）結構質量檢查小組，對砼柱子進行全麵檢查。
大會堂除基礎砼之外，上部大約有66000立方米的鋼筋砼結構。此時，除人大常委辦公用房還在施工外，其他部位已經開始拆模或開始砌牆。
由於當時對砼質量非破損檢驗技術的掌握還很不夠，所以負責檢查的張浩同誌，便叫檢查人員，手拿一把小钅郎頭作為檢查工具，用它敲擊砼表麵，從錘擊的痕跡和聲音來判斷砼的質量。
他們每天沿腳手架爬上爬下，敲擊每一根梁、每一根柱子。在檢查過程中，張浩同誌不斷地告誡大家，一定要仔細、要認真，不能丟掉任何一根梁、一根柱。仔仔細細地檢查，果真發現了大問題。
一天上午，張浩急急忙忙地在工地上找到沈勃，開口便說：“不好了！中央大廳的一根柱子斷了，隻靠鋼筋支撐著，十分危險！”
沈勃聽後，趕忙隨張浩來到中央大廳西南段樓梯間二層，看見一根柱子中間有20多厘米完全沒有砼，隻靠12根25鋼筋撐托著上麵二層的結構，這大大超過了鋼筋的允許承載力。
沈勃吃驚不小！趕忙派人把指揮部的人找來，一起商定先用木柱將周圍的梁從上到下支撐起來，急救的辦法做完之後，沈勃詳細地詢問了發現砼柱子中斷的經過。
張浩說：“吃過早飯後，我帶著小钅郎頭檢查到這根柱子時，看到表麵質量還不錯，但用小钅郎頭敲擊時，發出了空鼓聲，再使勁用力敲擊時，敲出了一個大空洞，這空洞有20多厘米，這一段柱子中間完全沒砼，僅表麵有一層薄薄的沙漿與鋼筋粘結在一起。幸虧鋼筋還沒有彎折，如果發生彎折，就非常危險了。”
沈勃聽後，感到事情嚴重，趕忙叫大家，分頭檢查那些還沒有查完的砼柱子。
在檢查到人大常委辦公用房部分時，又發現有的柱子的根部敲擊聲音不正常。用力敲擊後，同樣發現柱子裏麵是空洞，空洞也是20厘米多高，但形狀不規則，而其他的幾根柱子雖沒有20多厘米高的空洞，但明顯地有質量問題，這些空洞，使設計和施工的同誌們頗感到意外，他們聚在一起查找原因，作出了種種猜測，但經過反複研究後，弄清了原委。這部分柱子在立模工作完成後，曾停歇了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恰好趕上了一場大雪，積雪進入柱模內凍成了冰塊，在澆灌砼時，靠木模部位的冰融化了一些，灰漿漏下了一點，但中間的冰塊卻使砼無法下去，因而造成了空洞。
中央大廳西南斷柱子的空洞問題，則可能是在澆灌砼的過程中，臨時發現漏放了過梁插鐵，加補以後由於插鐵過密，粗骨料被插鐵擋住，僅有砂漿沿著模板流了下去，結果造成被擋部位形成了空洞。
結構檢查中發現的問題，給每個部位施工單位都敲響了警鍾。為了保險，為了大會堂建設不出差錯，5月13日，大會堂建設總指揮部再次布置了五路大軍對工程進行全麵大檢查。
各專業、各分段設計人員對要點部位進行檢查；大會堂工程指揮部，各分指揮部分別抽出一定技術人員進行檢查；使用單位人大常委會、北京飯店等單位檢查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由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有經驗的老工程師楊錫�等組成檢查組，一麵檢查圖紙，一麵檢查施工質量；由吳晗副市長組織在京的外地專家到工地視察並提出意見。
這五路大軍，以挑剔的眼光，進行極其嚴格的檢查。這次檢查，共提出大小問題近1萬個。施工、設計各個部門，對提出的問題，一一深入研究，並在施工過程中對有些問題進行了及時修改，對已施工的工程，進行了補救，也正是進行了全麵的檢查，發現問題後，作了及時的處理，才使得大會堂在正式使用後這麽多年中，沒有出現大問題。
巨畫“江山如此多嬌”
1959年5月，大會堂工程已近尾聲，開始進行內部裝修。
一天早上，國務院辦公廳主任齊燕銘、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和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蔡若武、華君武帶著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來到大會堂北門二樓宴會大廳，他們在大廳正麵牆旁停下。
齊燕銘指了指牆麵說：“原計劃這裏懸掛一幅刺繡之類的工藝美術品，後經過研究，確定懸掛巨幅國畫為好，畫麵為表現祖國錦繡河山的雄偉氣魄，確定以毛主席寫的《沁園春・雪》詞意為題材，主題為：‘江山如此多嬌’。這一艱巨的任務，請老畫家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來完成。”
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為能接到這一艱巨任務而感到榮幸，但此時，距大會堂交付使用隻有4個月時間了，兩位畫家趕忙開始構思草圖。
在最初構思草圖時，總是在《沁園春》詞裏的具象上兜圈子，以致抓不到要領，構思出的草稿，幾次都未能通過。
正在兩位畫家一籌莫展之時，陳毅和郭沫若來了。
陳毅開門見山地問道：“草圖畫出來了嗎？”
傅抱石歎口氣，說：“難啊，這題材太大了，不好把握，畫了幾個草圖，都未能通過。”
精通詩律的陳毅笑了笑，說道：“作畫與作詩一樣，最要緊的是立意。‘江山如此多嬌’這個主題要抓得住，關鍵是在‘嬌’字上做文章。而要體現江山之‘嬌’，畫麵上就應包括長城內外、大河上下、白雪皚皚的西北高原、鬱鬱蔥蔥的江南大地，還要見東海，總之這幅畫要有東南西北的地理態勢，要有春夏秋冬的季節，隻有這樣才能概括祖國的壯美江山，隻有這樣才能‘嬌’得起來，才能體現‘多’的磅石薄氣勢。”
關山月聽到此，又急切地問：“畫麵上出不出人物？出什麽人物？要不要畫太陽？”郭沫若說：“毛主席寫這首詞，是在解放前，所以說‘須晴日’。現在解放十周年了，還不出太陽？可以畫上旭日東升的太陽。”至於人物，大家都主張不要出現，否則將出現不夠概括，並且破壞畫麵的意境。
傅抱石、關山月按照陳毅、郭沫若的指點，很快就畫出了草圖。
一天，周總理由陳毅等同誌陪同審閱草圖。周總理首先親切地慰問了兩位畫家，又仔細地看了一遍草圖，感到很滿意，不過，周總理說：“這幅畫寬7米、高5米半小了，還應再加大些，至少，要加寬2米，加高1米。太陽也太小了，和建築物一比就顯得不相稱，最少要加倍放大。”
兩位畫家按周總理的指示，修改草圖，而接到裝裱這幅巨畫任務的榮寶齋也正在加緊裝裱前的準備工作。
榮寶齋接到任務後，經過研究確定，裝裱畫由張貴桐來完成，張貴桐覺得一個人難以完成這幅巨畫的裝裱任務，又要了一個得力助手劉金濤。
他倆準備了宣紙、絹、高麗紙、宋錦、糨糊等裱畫原料及必備的裱畫工具，挑選了最好的材料，並將裱畫地點定在前門外萬明路東方飯店二樓大飯廳的木地板上。
畫家畫這麽大的國畫，離不開裱畫人員的合作。張貴桐、劉金濤先在地板上糊一層牛皮紙，然後在上麵墊上幾層紙，再在上麵把畫紙接好。
兩位畫家在最後的畫稿審定之後，來到大廳，開始作畫。
平時畫家作畫時是有畫案的，但因這幅畫太大，所以畫家隻能站在地板上畫。他們的畫筆杆有的像安上木棍的掃帚那樣粗。顏色分深、淺、濃、淡好幾種，有時掌握不好，應當畫淡的地方畫深了，張貴桐和劉金濤就趕快把這塊地方挖去，重新補上白紙。紙的橫豎紋路都要對好，接口的周圍用手搓去紙的半層，上下厚薄一樣了，對好接口，再用毛筆在紙口的交接處刷上稀糨糊粘好，這樣又成了一張整紙。在畫家添了畫兒之後，一點也看不出這是挖補後重新畫的。這是一道很難的工序，這需要裝裱人員有高超的裱畫技術。
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幅巨畫後，張貴桐、劉金濤便開始了裝裱工作。
他們先把大畫心卷好，翻過來，畫心正麵朝下，拽平，用排筆蘸上稀糨糊刷在畫心背後紙上，然後托上一層宣紙。待畫心晾幹後，便做整平心子的工作。他們在畫心背後灑上清水，水點小而均勻，拉平畫心，四邊粘上糨糊，把畫心整平，等畫心幹後，再將四邊起開，把畫心翻過來，讓畫麵朝上。
他們按著大會堂需要的尺寸，裁好畫心，高5.65米，寬9米，在畫心四周鑲上“養局”（即保護畫心的一層紙）各1厘米，再鑲上宋錦，上下邊子各47厘米，兩邊各56厘米。成活之後，畫高657厘米，寬1008厘米。鑲好後，他們把大畫心卷好，翻過來。把畫心麵朝下，再用大刷子灑上清水，等畫心和漿口都平了，再用大刷子把畫心！平。就開始做糊活，糊一層複背（絹），再糊兩層高麗紙，然後再糊宣紙，一共糊了十層。
四天後，畫片幹了，他們用“起子”把畫片四邊起開，用刀子裁去毛紙，裱畫工作完成。9月29日晚上8點，大會堂派車來接張貴桐、劉金濤去粘畫。他倆知道粘畫工程巨大，便召集了三四十人去做這項工作。車到後，由於畫太大。車裝不下，隻好找了十個裱畫師傅將畫扛到大會堂。
巨畫剛剛粘好，就接到毛主席寫的從外地送回來的四幅“江山如此多嬌”的題畫字。這四幅字裏每個字的旁邊都用鉛筆畫了圈圈，少的一兩個圈，多的四五個。其意是可從中選出“江山如此多嬌”六個字，最後把毛主席畫圈最多的字挑選出來，由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張正宇放大描在畫麵上。因第二天要舉辦國宴，張正宇在架棚上幹了整整一個通宵才把六個字描上去。至此，這個艱巨的工程才算圓滿完成。
人民大會堂勝利竣工
1959年9月9日淩晨兩點半，毛澤東主席親臨大會堂工地視察。
萬裏和張鴻舜陪同毛澤東主席先看了大禮堂，而後看了宴會廳，最後來到北京廳。
毛主席在北京廳詢問參加大會堂建設的有多少人？
萬裏回答說：“直接參加大會堂建設的有3萬多人，這還沒有包括各工廠加工備料的人數。”
毛主席說：“這些同誌不為名，不為利，卻這樣努力工作，應該給他們立一個紀念碑。但是人數太多，碑上也寫不下這樣多的名字。我們應該提倡這種不為名、不為利的共產主義精神。”
萬裏說：“這座建築物還沒有名字，周總理曾說過，等建好後，由主席命名。”
“你們現在怎麽稱呼這座建築？”毛主席問。
“我們一般叫‘大會堂’或‘人大會堂’。”萬裏回答說。
毛主席說：“那就叫人民大會堂吧！”
9月10日，人民大會堂全部勝利竣工。大會堂建設一直是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共同關心的大事，人們非常急迫地想早日知道大會堂的建築和藝術風格。為此，吳晗將報道大會堂的任務交給了沈勃。
沈勃和張131脫開了大會堂的收尾工作，和《北京日報》的一位記者，在絨線胡同市政府招待所突擊了兩天，寫出了《人民大會堂的藝術風格》一文，此文在設計組及設計院黨委討論修改後，交給了吳晗，吳晗閱示修改後，於9月25日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次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人民大會堂的建設，是中國建築史上驚人的奇跡，短短的10個月，宏偉的人民大會堂矗立天安門前，這是我國建設工作者，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用辛勤的汗水澆鑄成的豐碑，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這座宏偉建築，坐落在天安門廣場西側，麵積達171800多平方米。超過了故宮全部建築有效使用麵積的總和。最高處46.5米。平麵為“山”字形，中部稍高，兩翼略低。四麵開門，周圍環列巨型大理石廊柱132根。一圈黃綠相間的琉璃屋簷，把大會堂從蔚藍的天空中斜鉤下來，那淡雅的色澤，壯觀的柱廊，以及四周層次分明的建築立麵，構成一幅莊嚴絢麗的圖畫。
走近10米高的花崗石大台階，上了台階，沿著大理石門柱向前，跨進金黃色的大銅門，再穿過寬闊的風門廳和衣帽間，就到了中央大廳。
中央大廳是大會堂的樞紐部位。在這裏，環顧四周，整個建築物布局，一覽無餘：往西直入萬人大禮堂，北通宴會廳，向南穿過長長的廊道，就到人大常委會辦公樓。整個大會堂是由這三部分組成的。每個部分都有其獨特的功用和不同的建築藝術、裝飾風格。
宴會廳頂棚上的燈具，采用明亮的吊燈、普通的扣燈和大水晶燈，收到光線明亮的效果。燈口和風道周圍，用石膏花飾和瀝粉貼金圖案組成了新式藻井天花平麵。整個宴會廳的色彩以淡綠、米黃為主，間以橘紅色的花飾卡子，使廳內顯得既富麗，而又明快、活潑。邁進萬人大禮堂，會感到格外開朗舒暢，舒目四望，在麵積達3000多平方米的大禮堂裏，看不見“承天”的“梁柱”擋住人們的視線。定神昂首，高高的圓穹上，由60瓣鎏金花瓣組成飽滿圓大的葵花中心，有一顆大紅星，發射燦爛的金光。三環水波蕩漾的暗燈槽，縱橫密布著500個燈孔，燈火齊明，和周圍裝貼的淡青色塑料相映，蔚為奇觀。
走出大禮堂來到內庭院，穿過一座拱形的洞門，就置身在人大常委會辦公樓的外麵了。內庭麵積是6000平方米，草坪如毯，幽靜宜人。每當晚霞灑落在蒼翠的鬆柏上，大會堂杏紅色的牆壁，天安門的紅牆黃瓦……全都沐浴在異彩之中，人們無不讚歎這人民智慧的結晶，郭沫若詩興大發，賦詩《大會堂》頌道：
十月完成大會堂，千秋獨步頌聲揚。
國聲浩浩功無古，文采泱泱樂未央。
勞動精神昭日月，人民意氣革玄黃。
最高光烈歸於黨，領導群倫有紀綱。
建設者的功績斐然，建設者汗灑四方。這支建設大軍在完成大會堂建設之後，又轉戰另一個建築戰場。
建築工人牛振群在將離開他親手建設的大會堂時，寫了一首代表廣大建設者心情的惜別詩；
我站在庭院的中央，
再一次把這雄偉的大廈看望，
越看越覺得可愛，
越看越顯得漂亮，
汽車喇叭又一次鳴響，
催我即時離開這個地方。
為了投入新的戰鬥，
再見啦！
可愛的大會堂。
最先“解禁”的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自從50年代末建成之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舉行政治活動的最重要的場所。在這裏曾舉行過若幹次中共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元首和貴賓。這裏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地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們都在這裏設有辦公室。
也正因為如此，人民大會堂在1979年以前一直籠罩著一層神秘的光環，一道鐵護欄橫在大會堂東門外的廣場上，警衛線則一直向東延伸到廣場西側的馬路沿上，除經過嚴格審查的極少數人能夠獲準進入外，一般老百姓隻能站在遠處觀望。
然而，到了1978年，人民大會堂“解禁”走上了議事日程。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劃時代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得圓滿，開得成功，開得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會上時時傳出的消息，尤使國人興奮不已。這不，會上有位高級領導人提議：人民大會堂作為黨和國家政治活動的最重要場所，其地位在全黨、全國人民心中極為重要，但為了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體現我們黨撥亂反正的決心，人民大會堂應該而且可以在不進行重大活動時，向各界群眾開放。
撥亂反正大快人心，改革開放大快人心，人民大會堂“解禁”大快人心。
提議眨眼間變成現實。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斷15年的首都群眾歡慶春節聯歡晚會，率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央領導在聯歡會上露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在聯歡會上講話。她激動地說“過去的人民大會堂，人民不能來，現在，人民大會堂的禁區已經打破，她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將向各界群眾開放……”
人民大會堂屬於人民，人民是大會堂的主人。
在場的群眾，拍紅了手掌，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拍紅了手掌。
隨後令人激動興奮的事一個接一個而來。
是年3月10日，大會堂東門外的警戒鐵欄杆被全部拆除。大會堂的大門打開，開始擁抱人民。
是年7月15日，人民大會堂的萬人大禮堂及部分大廳正式對外開放，人們可以參觀、遊覽、照相留念。
大會堂“解禁”，也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歡迎。
大會堂“解禁”，也受到了國際友人的好評。
參觀遊覽大會堂的人們絡繹不絕，每天廣場靜候入場的人群如長龍一般，慢慢地、神色莊嚴地進入，而後滿臉笑意地出來。
這是一種多年渴望而瞬間得到了巨大滿足的喜悅之情。
18年來，“解禁”後的人民大會堂接待內賓6000多萬人次，華僑港澳台同胞81.5萬人次，外賓20.7萬人次。
人民大會堂走向社會“練快餐”、辦公司，始於1984年。
1984年的人民大會堂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管轄，也就從1984年開始，人民大會堂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即開始試行部分企業化管理，在絕對保證黨和國家政治活動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大會堂擬定出“五年改革設想”，提出了宏偉的奮鬥目標：保證逐年減少國家行政撥款，力爭五年內達到行政經費自給自足，以減輕國家負擔。
當時的中辦主任，看到這份“五年改革設想”的具體方案後，欣然批複：同意。
於是，人民大會堂在對外開放之時，開始向參觀者賣快餐。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可以參觀，宴會廳裏可以就餐，會議廳可以租借……人民大會堂從此結束了原來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曆史。
既算政治賬，也算經濟賬，給人民大會堂帶來相當可觀的收入。1984年到1986年，兩年的收入，使大會堂行政經費實現自給自足；1991年，人民大會堂經營總收入達2000萬元。
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驚人變化，這變化使人的思想觀念更進一步解放，膽子更大，終於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從人民大會堂裏傳出來，人民大會堂創辦了自己的經濟實體――“人民大會堂綜合服務開發中心”成立了。
這是1990年4月從大會堂傳出來的消息。
人民大會堂時常有數千人同時就餐，為此大會堂就擁有數百名廚師，其中特級廚師即達30多名，他們嫻熟的烹調絕技，掌握著中國八大菜係以及部分西餐的正宗做法。
但人民大會堂也並非天天都有國宴，天天都有數千人就餐，那這麽多的烹調大師和優秀的服務員該幹些什麽呢？
過去的做法是：有宴會時，工作；沒有宴會時，學習。但在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經濟的大潮無時無刻地推動著爭奪人才的巨浪。
大會堂裏擁有全國最優秀的特級廚師，這些廚師將是被搶的首選目標。
怎麽辦？
是“固守”嗎？恐怕不行！人才爭奪大戰一經打響，僅靠固守絕對不行！
形勢嚴峻，開動機器，尋找辦法。保證“主業”高標準地完成，開啟“副業”。充分挖掘自身潛力，創造物質財富和社會效益。
思想一旦解放，設想就會成為現實。大會堂裏辦公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之事了。鞭炮聲聲，開吉大利。大會堂的“服務開發中心”成立後，完全實行政企分開。先利用自身人才優勢開辦培訓班。特級廚師們輪流執掌教鞭，培訓烹調人員，這自身的優勢很快就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
有了經濟收入的大會堂服務開發中心，就有了經濟實體的根基，服務開發中心得以迅速發展，就猶如扯滿帆的船，又遇強勁的順風，全速前進。1991年6月，服務開發中心派人承包北京健力寶酒樓，承包兩個月，就扭虧為盈，大賺其利。1991年底，服務開發中心又與廣東健力寶聯手，在北京懷柔縣投資千萬元興辦健力寶北京聯營公司。1992年“開發中心”又興辦中外合資企業――“華堂建築裝飾有限公司”和“華堂食品快餐公司”。
在十四大結束後，在市場經濟的強勁東風的鼓舞下，“開發中心”的人們又瞄準了下一個目標。
大會堂在改革開放之後，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大會堂在深化改革的征程中，興辦經濟實體，創出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大會堂在市場經濟的感召下，真正走向社會，正在全速前進。
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北京人
大會堂服務組按編製有300多人，每4年輪換一次。服務員是從各省市直接挑選上來的，標準非常高。
大會堂服務處的周處長說：大會堂裏的服務人員代表著國家，因此形象上有一定的要求標準。男孩子一律身高在1.75米至1.80米，女孩子要在1.65米至1.70米以內。相貌端正，但最重要的素質要好，特別是思想表現要好。
也正是要求標準高，選中的比例也就極少，時常是三四百人的應選者隻挑出兩三個。難怪有人說，大會堂裏的服務員，是各省市送來的尖子，在大會堂裏走一圈，不亞於看了一場全國的選美比賽。
也正是出於這些條件，能到大會堂裏工作的服務員，特別感到榮幸。一位來自四川德陽的服務員，在大會堂裏幹了近四年，這位活潑幹練的服務員說：“當年我正準備複習功課迎接高考，但當聽說大會堂招服務員，便毅然放棄考學報了名。人民大會堂是祖國中心的中心，能有機會到那裏工作，是一生中的榮幸。”她說，那年她們那裏共有700多人報名，最後錄取了四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來自各省市的服務員，一般是在各自的省廳服務，在大會堂中從領導到服務員，上上下下找不出一個北京人來！這是何故呢？
經過了解才知道，不用北京人的原因是為穩定軍心，逢年過節，北京人可以回家團聚，而在京的外地人員卻形單影隻，北京人回家會影響其他人的情緒；還有一個原因是為安全保密。在家中休息，難免向家人說一點工作情況，有時會無意中泄露國家機密，造成工作的重大失誤。為此，局領導隻好忍痛割愛不用北京人。
服務人員在這裏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大會堂總麵積17萬平方米，走完整個大會堂要近一個小時。而一個服務員每天走的路要超過1公裏。
在大會堂裏召開的會議種類很多，今天是冷餐會，明天可能是宴會，而後天又是討論會。且會議規模各異，同在一個大廳，今天可能是500人，明天就可能是4000人，而最多的曾開過10000人的不設座的冷餐酒會。所以為了適應這些不同的會議和宴會，大會堂裏有一支由5000多張椅子、1000多張桌子組成的桌椅流動大軍。每次活動前，由服務人員按要求搬動，勞動強度極大。
在北京城裏，五星級的賓館飯店不少。“服務周到”是他們的共同口號，而大會堂服務的標準則更高，要求做到“萬無一失”。
“萬無一失”僅僅四個字，做來卻經過30多年的漫長考驗。這對一個有1000多名職工，僅服務處就有300多人的大單位來說，是何等的不容易。為做到“萬無一失”，工作人員在“細節”上下了大功夫。
一次，一位記者詢問一位正在趕去集合的服務員：“衛生間在哪裏？”
隻見這位服務員立刻停下腳步，站穩身子，隨後打出一個漂亮的手勢：“在那邊。”正是這一個手勢，一個眼神，讓每一個走進大會堂的人，體會到這裏管理上、訓練上的細致入微。
在兩會期間，大會堂裏每一條地毯接口處都會有專人負責，防止代表被地毯絆倒。當一些患病或上了年紀的代表身體不適時，服務員會熱情主動地去照顧，甚至會跟蹤服務到衛生間……
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就是這樣地無私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年華。
各省“較量”大會堂
1959年6月，人民大會堂的工程結構已基本完成，大量的工作是裝修。
大
在早餐桌上，彭真還饒有興趣地講了一個塑菩薩的故事。
盡管如此，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上，門的設計還是出了大毛病。
種種傳聞，在各種渠道廣為傳播。
正在人們一籌莫展犯難之時，有人送來了紅色花崗石樣品。
東門廊柱巧搬家，使沈勃過了一個大難關。
而這些措施，得益於“九頭鳥”的創造，也是“九頭鳥”的功勞。
毛主席說：“那就叫人民大會堂吧！”
1958年，北戴河傳來消息
1956年，是新中國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建國後黨的曆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這次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曆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已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製度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我國曆史已經開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新階段。
這一年，我國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全國工農業生產形勢越來越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的精神麵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共產黨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信。
在這一大好形勢下，廣大幹部和群眾都很想直接聽到中央的聲音，聽中央領導的現場報告。
北京市委了解到這一情況後，便開始醞釀在北京建一個大一些的禮堂，以適應國家政治生活的客觀需要，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到了建國10周年前夕的1958年，全國各地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祖國首都――北京，城市建設再上一個新台階，以反映北京的風貌和祖國的風貌。
人民的呼聲，人民的意願，使北京市委定下決心。7月，市委先派出了一個城市建設考察團去蘇聯考察，團長是當時的市規劃局局長兼設計院院長馮佩之。與此同時，市委書記處書記鄭天翔同誌要北京市建築設計院試搞一座萬人禮堂的設計，設計院根據鄭天翔同誌的這個指示，搞了一次全院性征集設計方案活動。到8月8日，共收到10個方案，這些方案都考慮到要蓋禮堂及一部分會議室、休息室；麵積在30000到50000平方米之間。
在設計過程中，主要考慮了三個問題：一是萬人禮堂的停車問題如何安排；二是大會堂應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應該采取什麽建築形式。
1958年8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和第二書記劉仁同誌參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下旬，馮佩之和沈勃向鄭天翔同誌匯報出國考察情況時，北戴河傳來消息：為慶祝建國十周年，中央設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萬人大禮堂（後改為大會堂）在內的幾項重大建築工程，要求這些工程在1959年國慶時投入使用，時間已十分緊迫，設計部門要早作準備；大會堂的地點選在天安門前。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萬裏同誌在市政府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籌備慶祝建國10周年通知，要求在建國10周年到來之前建好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等十大公共建築。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副市長馮基平、計委主任王純、建委主任趙鵬飛、建工局副局長張鴻舜、市政局長賀翼張、馮佩之和沈勃。會議認為，大會堂工程的關鍵是設計，設計工作需要廣泛征求意見，可邀請各省市著名建築專家來京參加國慶工程的設計工作。
9月7日，沈勃和中國建築學會秘書長汪季琦同誌商定了邀請各地專家名單，在經萬裏同誌同意後，向16個省市發出了電報。
9月8日，萬裏同誌在中央電影院（現北京音樂廳）對在京的設計、施工單位的專家一千多人做了動員報告。萬裏在動員報告中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說、敢幹）”“三嚴（嚴肅、嚴密、嚴格）”“三高（高質量、高藝術、高速度）”的建設原則。萬裏同誌報告後，北京各設計單位即向本單位職工作了傳達動員，組織技術尖子進行方案設計。
9月10日，來自各省市的建築專家聚集北京，住在和平賓館。馮佩之和沈勃在10日晚來到和平賓館，向所有專家詳細介紹了有關情況，明確了具體任務，並要求大家在5天內設計出第一稿方案。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隨後又設計出第二稿方案。到9月20日，專家們共設計出100多張圖紙，這些圖紙在北京市規劃局五樓展出後，北京市委的領導和專家們提出了修改意見，展出結束後，設計組同誌，開始進行第三稿方案的設計。
因為許多專家都沒有設計過如此規模宏偉的建築物，所以第三稿的設計方案仍舊沒有突破傳統建築形式的格局，另外，老專家聚集一起，相互間又不好提意見，致使設計方案進展不快。
9月26日，劉仁、萬裏和全國文聯主席周揚、文化部部長錢俊瑞審查第三稿圖紙、模型時，認為設計方案思想還不夠解放，需要再設計。周總理得知此事之後，便指示國慶工程設計組，可以讓青年人參加到方案設計中來。
青年人雖業務上不夠專家級，但他們思想解放，老框框少，且幹勁十足。不到三天，新老結合的第四稿方案出台。
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與天安門廣場的規劃是同步的。此時，廣場的規劃布局已經確定下來，這為大會堂的設計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稿出台以後，彭真聽取了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佟鋒和沈勃的匯報後，召集市委書記開會討論，設計人員依據討論會提出的意見，設計出第五稿，但在討論第五稿時，有三個問題不明確：一是大會堂正門中心是否對著紀念碑的中心？二是宴會廳的位置在大會堂南邊還是北邊？三是大會堂和革命曆史博物館是否完全對稱？
問題接踵而來，時間稍縱即逝。此時，離大會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隻有10個月時間了。施工部門、材料部門著急，他們沒有圖紙，就不能作業，為此，他們天天向設計部門催圖。
萬裏也很著急，他找到受周總理委托負責聯係國慶工程事宜，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齊燕銘同誌，說大會堂建築設計方案如不能及早確定，將會影響交付使用，希望他向總理匯報，由總理審定第六稿。
當天，齊燕銘同誌報請周總理後作了答複：10月5日或6日審閱方案。
周總理畫出“馬蹄形”圖案
建築專家們得知周總理要審看設計方案，都非常興奮，他們不顧連日來的疲勞，開始加班趕製第六稿設計方案。
1958年10月6日上午，大會堂的第六稿設計方案送到國務院辦公廳。下午5點，設計圖案在周總理辦公室旁的餐廳裏掛好。
不一會兒，周總理來到餐廳，仔細地看了看設計方案。萬裏同誌向周總理匯報了各個方案的特點和建築布局，同時，將整個大會堂的建築形式及大會堂內部采用何種方案等問題上，市委拿不準主意的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請總理指示決定。
周總理再次看了一遍各個方案，最後停留在北京建築設計院巫敬桓、林開武的方案上，凝思片刻說：“這個設計方案是不是好些。”然後指著張131的大屋頂方案說：“這個可以做美術館的建築形式。”又說：“革命曆史博物館可以和大會堂基本對稱，但建築麵積要小些，做成一實一虛。”
萬人大會堂內部形式，在設計方案中有圓形、方形、六角形、扇形、橢圓形等幾種形狀。周總理審看後說：“大會堂要看著好，聽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這樣的形式”，周總理邊說邊來到桌旁，用鉛筆在紙上畫了一個近似馬蹄形的圖案。
時針已指向6：30，周總理要去接見外賓，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根據周總理初審方案的指示精神，設計人員開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設計。第七稿方案完成之後，萬裏同誌在征得總理同意後，從七稿中選出了比較有特點的八個方案，製成照片，發往全國27個省市及一部分大城市，進一步征求意見。
在做第七稿方案中，彭真正同冶金部部長王鶴壽視察各省大煉鋼鐵情況。他非常關心大會堂的建設，不斷地了解大會堂設計方案的進展情況。10月11日，他打電話給北京市委，要沈勃和一兩名建築師連夜趕到太原，匯報情況。沈勃接到通知後，便和規劃局的陳幹、建築設計院的程鬆茂連夜乘火車趕赴太原，第二天早上5點到達彭真下榻的太原迎澤賓館。
早餐桌上，彭真聽取了設計方案進展情況和周總理審查方案的意見後，對沈勃他們說：“我和你們一樣著急，但光著急沒有用，要高質量地設計好方案，要開闊眼界，到全國各地走一走，看一看，要學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
在早餐桌上，彭真還饒有興趣地講了一個塑菩薩的故事：說從前觀世音的形象是一個男性，長有長長的胡子。在五代時，有一個叫戴逵的人，為了把菩薩塑好，經常躲在塑好的觀世音菩薩背後，偷聽參觀者的不同意見和看法。他每次都把這些不同的意見記下來，回去後，根據這些意見不斷改進。這樣前後用了近三年的時間，才把觀世音菩薩塑成現在這麽美麗。彭真看了看沈勃，接著說：“要把國慶工程設計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們要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專家的要聽，一般群眾的也要聽，隻有聽取不同的意見，不斷地改進設計方案，才能設計出高水平的方案來。”
吃罷早餐，彭真帶著沈勃、陳幹、程鬆茂走出賓館，彭真具體地向他們指著迎澤賓館設計得比較好的地方，要他們把這些優點融入到大會堂的設計之中。
北京。設計工作依然在加緊進行之中。在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及對第七稿方案的不斷探討後，做出了84個平麵圖，189個立體圖。隨後，清華大學、北京建築設計院和北京規劃局的少數有經驗的專家，在發往全國八個綜合方案的基礎上，做出了一個綜合方案。
10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通知設計院，周總理夜間由外地返回北京後，立即審查大會堂設計方案。
馮佩之和規劃局總工程師趙冬日，趕緊將方案送到國務院辦公廳。送去的方案有三份：一是清華大學建築係黨總支書記劉小石，代表清華大學設計的方案；一是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作的，主要設計人是張131；一是北京市規劃局作的，主要設計人是趙冬日和城區規劃室主任沈其。
晚上10點，齊燕銘、萬裏、趙鵬飛、馮佩之、劉小石、趙冬日陪同周總理審閱設計方案。
周總理仔仔細細地審看了三個方案的所有平麵圖和透視圖，然後聽取了劉小石關於清華大學的設計方案的說明，趙冬日同誌介紹了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方案和北京市規劃局的設計方案。
周總理在聽介紹時，不時地插話，詢問有關設計的細節問題，最後，又問萬裏：“北京市委什麽意見？”
萬裏同誌說：“北京市委及劉仁同誌，認為北京市規劃局的方案好一些。”
周總理再次審視規劃局的方案，並與其他設計方案進行了反複比較，同時征求了在場人員的意見，拍板定了規劃局的方案。
規劃局的方案有兩個立麵圖：一個台基高5米，另一個台基高9米，周總理認為台基5米高為好。此時已是淩晨1點了。
在周總理敲定了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的定錘音後，沈勃在太原向彭真作了匯報。彭真聽完匯報後，對沈勃、陳幹和程鬆茂說：“大會堂設計方案確定後，對藝術風格要下功夫。搞一個建築設計，尤其是像大會堂這樣的公共建築設計，要體現‘人民是主人’的設計思想，不僅使人感到大會堂莊嚴雄偉，還要使人們感到大會堂平易近人。”
“在建築立麵上，要注意搞好比例關係，尤其要注意搞好門窗的比例、尺度。門好比人的嘴巴，窗好比人的眼睛。一個人長得美與醜，嘴和眼睛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你們一定要注意把門和窗設計好……”
這是一次長談，彭真對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對整個國慶工程的設計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沈勃、陳幹和程鬆茂，不停地在本上記著，生怕漏掉一句話。他們把彭真對工程建設的重要指示傳回北京。
盡管如此，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上，門的設計還是出了大毛病。
在周總理批準方案後，趙冬日立即組織規劃局技術室淩信偉、朱家湘、陶宗震三位同誌補圖，趙冬日和沈其同誌同時搶作南、北、西三個立麵圖。
10月20日前後，送審圖和補圖先後送到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展開技術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黨委決定把設計院承擔的各個國慶工程項目統交沈勃同誌負責領導。同時確定由張131總建築師和朱兆雪總工程師分別負責大會堂的建築與結構的技術設計與施工圖紙。
大會堂的建設工程從此全麵展開。
大會堂破土動工
大會堂工程，用地麵積達13.73公頃，拆遷單位達67個之多，需拆遷房屋1823間；遷移居民684戶，房屋2170間，共需拆遷房屋3993間。
為了加快大會堂工程建設，拆遷辦公室，緊急動員東、西城區區委，區委將任務具體落實到各街道辦事處。由於工作做得紮實，又妥善地安置了拆遷單位和居民戶，再加上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拆遷工作於1958年10月10日結束。
10月25日，施工指揮部接到了設計院的基礎刨槽圖後，馬上對參加施工的職工進行了戰前動員。
10月28日，天剛一放亮，大會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騰了，機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時並舉。成千上萬人的衝天幹勁匯集成了波瀾壯闊的海洋。
大會堂的建設涉及諸多方麵的科學技術問題，地基處理、結構方式等都不是一般工人所能解決的。於是，10月30日，張鴻舜和沈勃研究決定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他們將建議上報給萬裏、趙鵬飛，得到可以組建的答複。於是，10月31日正式成立了由主體結構、地基基礎、施工、材料、采暖通風、建築物理、建築裝飾共七個專門委員會組成的科學技術工作委員會。委員會明確了負責人和具體任務。
整個大會堂建設，需挖掘土方43萬立方米以上，澆鑄鋼筋混凝土127000多立方米，鋼結構使用型鋼3600多噸，大理石、花崗石、水磨石和剁斧石17萬多平方米，琉璃瓦23000多平方米……
如此短的時間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隻好邊設計邊施工邊備料。所以施工的同誌急如星火，一天到晚在催圖。但有時圖趕製出來，交給施工單位施工時，在施工中又出現了新情況，施工單位隻好去找設計單位來解決，而往往是剛解決完這個，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雙方為此浪費了許多時間。設計院為密切配合施工，及時解決出現的問題，便將全體設計人員搬駐工地現場進行設計工作。
設計人員到工地，樂壞了工人，可也忙壞了設計人員，施工工人圍著設計人員轉，這兒需要解決那兒也需要解決，設計人員忙得不可開交，白天根本沒有時間畫圖紙。負責這一工程的總建築師張131更是忙得很，身邊老是圍著一堆人，一句話還沒答完，另一個人又插進來要求回答另一個問題。張131說：“到工地後，三天沒說一句完整的話。”
在邊做圖邊施工的過程中，不斷地有北京及各地的建築工作者，提出各種改進意見。針對這些情況，沈勃和梁思成商議決定由北京市建築學會邀請有關方麵的建築工作者展開討論，切實聽聽大家的意見。
12月6日，第一次討論會有40多人參加。與會同誌認為當時的建築設計方案，中部不夠突出，柱廊也太多；大禮堂內部過高；整個建築體積雖然不小，但實用麵積不大。
梁思成在會上說：“建築藝術處理有西而古，中而古，中而今，西而今，最壞的是西而古。大會堂的體型很像西洋文藝複興時代的建築物，西而古，與19世紀倫敦的音樂廳沒有什麽區別，也像芝加哥博物館大樓、日內瓦國聯大廈，盡管在細部上多加幾個鬥拱、琉璃、彩畫，也還是不像中國的。整個建築顯得不夠高大宏偉，尺度比例不好，令人感覺是小人放大。”
這次討論會後，設計專家對原設計進行了改進。
1959年1月6日，第二次討論會在北京市科聯禮堂舉行。
梁思成首先說：“新模型在去掉‘西而古’的東西後，比原方案好多了，但還不夠理想。”王華彬說：“大會堂的特點是麵積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聲音、通風都不好。麵積從7萬平米搞到17萬多是否有些浪費；柱子高達26米，看起來還很細；禮堂30米高，人在裏麵好像坐在天底下，顯得太渺小；從門廳到裏邊，過五關，一點亮光也沒有；柱子多到180根，無用而擋光，立麵不從平麵出發，形式不能表現內容，許多東西都是假的。建議中央大廳開天窗，用平頂玻璃采光；麵積大，可以挖院子；兩旁柱子可以取消，放貼牆柱子，美觀又節省。”
還有幾個同誌認為建築的體積很大，視覺上不夠高大，中部不夠突出，建議兩側壓低一些。
通過這次討論，經過反複研究，決定在上層中央大廳的前邊，把原來的空廊部分做成有1000座位的小禮堂，可用作文藝演出和放電影用。在大禮堂兩側，增辟八個大的會議室，同時，為了施工方便，把西南的南北兩段空廊和圓柱取消，圖紙做了很大的修改。
原設計的5000人宴會廳北部東西兩側，各附設貴賓廳一處，廚房設在貴賓廳上頭。在做施工圖時，征求各大飯店餐廳廚師的意見，他們認為廚房應改在宴會廳同一層兩側。但齊燕銘參觀上海大飯店，並征求一些建築師的意見後，認為廚房與宴會廳同層，會使廚房氣味透進宴會廳，而使宴會大煞風景。可廚房在上層，又很難供應5000人的中餐熱菜。最後決定把廚房空調改為負壓回吸，這樣既方便了供餐，又能保證廚房的氣味不會透進宴會廳。經過後來多年的使用證明，這一辦法效果很好。
周總理說“水天一色”
大會堂體積龐大，結構複雜。僅大禮堂本身就長60米，寬76米，頂高45米，淨高33米。而宴會廳除有容納5000多人的本廳外，還有大交誼廳和小宴會廳等。大禮堂有兩層挑台，二層挑台外挑29米，三層挑台外挑22米。大會堂整個建築麵積達17萬多平方米。這樣龐大複雜的結構，在國內屬首創，在國際上也沒有先例。盡管設計人員絞盡腦汁，精心設計，但實感把握不大。此間，關於安全問題的傳聞很多，有的說大挑台滿座之後會下垂70毫米；北京是地震區，整個設計和施工工程必須考慮抗震防震措施。
種種傳聞，在各種渠道廣為傳播。日理萬機的周總理聽到後，感到事情嚴重，安全問題容不得絲毫的馬虎和輕心。於是，周總理於1959年1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在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裏聽取萬裏、趙鵬飛和沈勃的匯報，詳細地詢問了大會堂的結構設計、材料、施工等問題的全部情況。周總理說：“千萬要抓好大會堂的結構安全問題，這是頭等大事，不能馬虎。一旦出了事，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都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周總理說：“安全問題上，我們是有教訓的，在延安七大的慶祝晚會上，在演出結束時，挑台上的觀眾擁到挑台前沿看演員們的謝幕，由於重量集中，挑台當即垮了下來，砸死了幾位同誌。這要引以為戒的，你們對挑台的安全及所有結構的安全，都要十分地注意。如果發生問題，那你們就是‘三個人頭一把火。’”
接著，周總理饒有興趣地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小故事：1938年11月，日本軍還沒有打到長沙，駐守長沙城的國民黨軍就把長沙城燒了。居住於長沙城的百姓對此深惡痛絕，蔣介石在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把當時長沙的警備司令�悌、警備第二團長徐昆、公安局長文重孚三人槍斃了。
1月18日，對大會堂安全問題放心不下的周總理，親臨大會堂工地視察，詢問了宴會廳廊柱的粗細、高度、間距大小等問題。
1月21日，周總理和彭真在北京市交際處召集建築專家和施工負責人開會。周總理在會上指出：“大會堂的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它的壽命要比故宮和中山堂的長，起碼不應少於350年。”同時指出，“大會堂要好，要美，要看起來舒暢，要有自己的風格。”
會後，按周總理的指示，成立了大會堂結構安全小組，由王大鈞、金甌卜等負責審查結構設計；成立建築藝術小組，由吳晗、王昆侖等負責審查建築形式、立麵色彩、音響照明以及麵積分配；由趙鵬飛抓材料質量和施工質量。
萬人大禮堂內部設計是整個大會堂設計的關鍵部分，為了設計好萬人大禮堂，設計組的同誌們特地在故宮午門前做了一個1：10的大模型。
2月初的一天上午，萬裏、吳晗和沈勃陪同周總理看了這個模型。因為大禮堂的天花板到地麵的實際高度為33米，所以1：10的模型高度有3米多。
在周總理看模型時，沈勃匯報說：“不少建築師認為淨空33米太高，人在裏麵會顯得很渺小；但是後麵有兩層挑台，如果壓得太低，又會使人感到壓抑。彭真同誌曾說過，有人說大禮堂太高，人顯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嗎？我們站在天安門廣場怎麽不覺得自己渺小呢？”
周總理聽後，思忖了一會說：“我們站在天底下不覺得天高，站在海邊不覺得水遠。咱們這麽辦吧：天是圓的，圓曲而下，應該從舒適、開朗著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協調，在牆麵和頂棚相交處，不用折角，設計成水天一色，渾然一體，好不好呢？”
從故宮午門前看完模型後，周總理一行人回到交際處，聽取了吳晗同誌關於建築組討論的情況。最後周總理講了幾點意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可以把全國的建築師請來看看；正立麵要莊嚴、樸素、明朗；各會議廳休息室不要雷同，要多種多樣；休息大廳要有坐的地方；結構再算一算，25號以前寫個材料報上來。
2月13日，建築組的同誌正式向周總理寫出了報告，報告中涉及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外牆一律采用淡米黃色的假石麵牆，東門外廊柱柱身用艾葉青大理石，柱座采用東北紅大理石，東立麵兩側廊柱用假石，南、北、西三麵廊柱先用假石，以後換大理石，大禮堂天花板向台口傾斜，與舞台做成“水天一色”，大禮堂電聲係統要達到報告時分散擴音、演出時集中擴音的要求等。
2月16日，周總理由吳晗、梁思成、朱兆雪、張131和沈勃陪同，再次來到午門前審查大禮堂模型。周總理說：“把牆麵和頂棚相交處改成‘水天一色’比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還是應該有葵花瓣；原做的光環是齊的，能否改成波浪形，象征革命事業一浪高過一浪。大會堂外牆的顏色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讓大多數人都喜歡，做一個大一點的實樣，廣泛征求意見後，再確定顏色。”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吳晗副市長邀請清華大學建築係教師25人（女教師6人）、學生24人（女學生8人），在午門前觀看了外牆人造假石實樣和柱頭模型，並就顏色問題進行了討論，43人主張采用淡米黃略帶紅色的人造假石牆麵。
吳晗將討論的結果報告給周總理後，總理同意大會堂外牆用淡米黃稍帶紅色的人造假石。
彭真與大會堂大門
建造龐大恢宏的大會堂，需要大量的石料，而且又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所需數量。經過初步計算，需大理石24000多平方米，花崗石27000多平方米。這些石料不論是從選擇、開采、加工、運輸都是頗費腦筋的事。
整個大會堂建築的基座，有人主張用紅色花崗石，以表現新中國是以無產階級紅色政權為基礎。但到哪裏去尋找紅色花崗石呢？
正在人們一籌莫展犯難之時，有人送來了紅色花崗石樣品。
這真是喜從天降。
那是1959年1月底的一天，房山縣一個公社送來一份樣品，經過加工打磨以後，發現花崗石顏色非常好。於是，便將這塊三寸見方的花崗石樣品拿給周總理看，周總理看後也比較滿意，原則上選定了用這種花崗石做牆基外飾麵。
樣品雖好，但石源到底如何？大片的石頭質量怎樣？從開采、加工到運輸有什麽問題？趙鵬飛心裏沒有底。於是，他決定要親自去現場調查。
2月初的一天早晨，天空中紛紛揚揚地飄落著大雪，趙鵬飛和沈勃等人，不顧嚴寒，冒雪來到了房山縣這個送石樣的公社。
趙鵬飛等人來到公社，找到公社的負責人，說明來意後，公社負責人非常高興，便帶著趙鵬飛他們來到那個產石頭的大隊。
大隊長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年人，聽說是修建大會堂的人來看石樣，二話沒說，拿起一把钅郎頭，便帶著趙鵬飛他們上了村東頭的小山。
大隊長在一塊大的浮石前停住了腳步，指點著說：“送去的樣品，就是從山上一塊塊大的浮石上取下來的。”
趙鵬飛他們仔細地看了看這些浮石，發現每塊浮石隻有三四立方米，用钅郎頭敲開邊腳檢查發現，石質很不均勻。
趙鵬飛他們又看了這山周圍，連一條小路都沒有，心裏合計，從山上把大塊石料運到山下，都不是很簡單、很容易的事。
他們有些失望地下了山。
他們回到這個大隊，又發現許多農家中的院牆都是用這種紅色花崗石塊砌築的，待仔細察看時，驚異地發現，這些石塊上都有大塊的黑斑，趙鵬飛等人立時傻了眼。
原來，這種花崗石中含有大量的磁鐵礦，剛開采時，顏色發紅，但在空氣中氧化後，就變成了黑色，這樣的石料，根本不能用於大會堂這樣的建築。後來，基座花崗石改用了現在這種微帶黃色的花崗石。
我們在前麵的章節，曾經介紹過，沈勃、陳幹、程鬆茂在太原向彭真匯報大會堂設計情況時，彭真曾講了大門的重要，並要求采用中國自己的風格。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中，也特別注意了不采用西方建築廊柱等距離的辦法，而是將中間的三開間尺寸特別加寬。但是，在大門的初步定型時，中間大門還是出了問題，沒有達到要求，為此，引出了東門廊柱巧搬家的建築奇跡。
一天，沈勃同誌拿著東門廊柱圖，來到劉仁同誌的辦公室，沈勃發現中間三開間的柱距差不多已是其他柱距的兩倍。於是，沈勃提出了中間柱距是不是太大了，能否修改一下。最後經過研究修改成中間柱距縮減為9米、其他柱距為7米的施工方案。
有一天，彭真和劉仁同誌來到大會堂工地。此時，東大門的混凝土柱子已經澆灌完畢，隻是還沒有拆模。彭真仔細地看了各個柱子的距離後，認為中間的廊柱距離做小了。應該設法把中間的柱子搬搬家，哪怕用角鋼重做基礎，也要把中間的廊柱距離加大。
吃晚飯時，彭真同誌再一次向沈勃指出，中間的廊柱一定要搬家。
但是，在如此緊張的施工中，要把這個23米高，1.25米見方的鋼筋混凝土柱搬個家，談何容易啊！
沈勃一連好幾天，吃不好睡不好，一是覺得沒有落實好彭真的指示，感到內疚；二是沒有想出給廊柱搬家的好辦法。
無奈中，沈勃找來有關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一起出主意想辦法。
結構工程師認為，這幾根廊柱上麵托著一個小禮堂，要給柱子搬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沉思許久的張131發話了，他提出了一個從包皮上打主意的辦法。
張131說：“混凝土廊柱本身斷麵是1.25米×1.25米，外麵在包磚、鑲大理石後，才做成斷麵為2.5米直徑的圓柱。從包皮上打主意，就是把中間兩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外移，兩側兩根柱子的包皮稍內移，即可使中間的開間擴大1米左右。這樣，就在不搬廊柱的情況下，取得了中間開間最大，兩側柱間次大，再兩側的兩個柱間也比其他柱距稍大的效果。”
在一起參與研究的專家們，聽了張131的包皮做法，普遍認為可行。
於是，東門廊柱便按張131的設想進行改造。改造後，從外表上看，它的中間柱子的距離是10.3米，次間柱距為8.2米，稍間柱距為7.15米，其餘為7米。
沈勃等人將改造後的廊柱，畫成透視圖，送到彭真手裏，趙鵬飛做了詳細解釋，取得了彭真的認可。
東門廊柱巧搬家，使沈勃過了一個大難關。
“九頭鳥”的故事
在萬人大禮堂裏，主席台如小會場一般，能容納300多人的主席團。橢圓形的大會場，有兩層挑台，連地麵共3層坐席。底層有3600多個坐席，主要是代表的席位。每個坐席的桌櫃，都裝有能同時翻譯12種語言的譯意風，每4個坐席上又有一個即席發言的擴音器。第一層挑台有3400多坐席，第二層挑台有2600多個坐席。一層挑台的第一排裝有和底層的坐席同樣的擴音設備，其餘坐席也都有能聽到一種語言的擴音喇叭。頂棚和挑台下的燈光把禮堂的每個角落都照得通明。兩層挑台像兩彎新月，圍拱著主席台，把大禮堂組成為一個層次分明、錯落有致的整體。
禮堂的體形如此完美，色調如此清晰，我們不能不讚歎建設者傑出的創造和智慧。但是，在這樣大的空間裏，音響問題是怎樣處理呢？怎樣才能保證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聽清主席台上的發言？
要在9萬立方米以上的大禮堂裏，處理好音響問題，確實給建築師和聲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從聲學角度來說，禮堂每個人所占空間以4至6立方米為宜，如果按此計算，這個萬人大禮堂最多隻能有6萬立方米的體積。再大了，聲音就難以聽清楚。按照這個常規，就要把萬人禮堂蓋成一般影劇院一樣，讓頂棚和挑台向前傾斜，縮小空間。但這樣會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為了解決好這一難題，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建築科學研究物理室、廣播事業局、郵電學院以及南京、同濟大學等單位的聲學家來京參加討論。
在討論中，專家們在明確了“以人為主，物為人用”的設計思想後，跳出了常規的圈子，放寬了每人所占的空間，采用開會時用閉路分散式擴音係統，巧妙地在每個座位上都安裝上小喇叭，屋頂和牆內裝置礦渣棉，天花板上鑽了幾百萬個孔，使它變成鑽孔吸音板。在文藝演出時，則采用集中式立體聲係統，使聲音豐滿動聽。采取這些措施以後，開會時，主席台上發出的音波，多餘的能完全吸走，沒有回聲。
而這些措施，得益於“九頭鳥”的創造，也是“九頭鳥”的功勞。舒雲在《開國大典探微》中曾有這樣的記述――
俗語曰：“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這句諺語是對湖北人讚美或是貶斥姑且不論，單就“九頭鳥”來看，大約非尋常禽類可比。沒人見過這種長著九顆腦袋的怪物，9頭18耳18眼，目及天地六合，耳聽四野八荒，倘“垂天之翼”呼啦啦扇動起來，必是“扶搖直上”“日行八萬裏”也哉！人們用如此想象之偉力溢美湖北人，也令世人難望楚人之項背了。湖北確實有能人，傅英豪便是一個。但這裏的“九頭鳥”，除指傅英豪之外，也同是一種美國擴音設備的綽號。
人民大會堂是向建國10周年獻禮的十大建築之一，工期卡得很緊，容不得聲學專家們苦苦思索。而聲音問題不解決，大會堂的施工就沒法子進行。不知是誰靈機一動，出了一個點子，那個鈹皮大屋頂，由四合院改建的懷仁堂是怎麽解決聲音問題的？一行人經中央辦公廳特批，參觀了懷仁堂，果然取回了真經。
聲學家們把懷仁堂的經驗推到了極點，他們在大會堂的每個座位上都裝了一個小喇叭，一共1萬個，終於解決了這一聲學難關。
懷仁堂聲音的解決者是傅英豪和唐旦，這是一對知識分子夫婦。
1949年8月12日，總參通信兵部王諍部長的電話響了。
王諍接起電話，裏麵傳來周恩來的聲音：“全國人士要來北平開會，開會地點定在懷仁堂，可現在懷仁堂的聲音是個大問題……因為聲音不清楚而砸鍋，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王諍接到周總理的指示，將解決懷仁堂聲音的任務交給了傅英豪。
傅英豪和夫人唐旦自從被周總理派到延安安裝新華廣播電台後，就一直在王諍的領導下。把任務交給傅英豪，王諍覺得放心。
傅英豪接到任務時，並沒有意識到任務有多麽艱巨，這位連擴音器都能製造的技術處處長，也沒有把擴音器產生的回音當回事，覺得都是些小問題。
但事實絕不像傅英豪想得那麽簡單。當他試盡各種辦法，將喇叭放在左、右、頭頂和後部，到處亂彈的回聲仍消除不了。回聲像一塊狗皮膏藥，先到的和後到的交織在一起，如同電視中的重影。這時，通曉三國語言的傅英豪犯難了，他翻遍日、英文資料，一點都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大江大海都過去了，難道小河溝裏也要翻船？”傅英豪苦苦地思索著。
一天，試製小組的幾位同誌聚在一起，相互探討對策，不知是誰冒了一句“化整為零。”傅英豪聽到這四個字後，眼睛一亮，大叫一聲：“行了！”
傅英豪興奮地向試製小組的人員說：“聲音大回聲大，聲音小回聲小。如果化整為零，把聲源切割到最小，回聲不就自然消失了麽？”
傅英豪的設想，大家都認同，於是，開始分頭行動。
傅英豪從一個器材倉庫拉來一個擴音設備，這是美國貨，一般擴音設備隻有一兩個喇叭，這個設備有九個喇叭，俗稱“九頭鳥”。
“九頭鳥”拉到懷仁堂後，傅英豪把懷仁堂分為相等的九等份，每一份吊一個喇叭。人的聽覺構造是接受前麵傳來的聲音。聲音不是直接通過空氣，而是幾經反射傳到人的耳朵裏。傅英豪有意違背人的生理構造，使回音不能完全進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體，地上又鋪有地毯，故從高處下來的聲音隻能激起很弱的回音，人幾乎感覺不出來。
深夜，“九頭鳥”安裝完畢，傅英豪跑前跑後，聽了一圈，還真成了。
懷仁堂的音響就是這樣解決的。大會堂的音響借鑒了懷仁堂解決音響的經驗，解決了聲學難關。
大會堂音響的解決，使我國建築聲學在理論和實踐方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也推動了以後的聲學科研和聲學器材的生產。
砼柱子神秘中斷
1959年3月底，大會堂的結構圖紙基本上出台了。為了保證結構質量，大部分結構設計員，配合施工人員，組成了砼（混凝土）結構質量檢查小組，對砼柱子進行全麵檢查。
大會堂除基礎砼之外，上部大約有66000立方米的鋼筋砼結構。此時，除人大常委辦公用房還在施工外，其他部位已經開始拆模或開始砌牆。
由於當時對砼質量非破損檢驗技術的掌握還很不夠，所以負責檢查的張浩同誌，便叫檢查人員，手拿一把小钅郎頭作為檢查工具，用它敲擊砼表麵，從錘擊的痕跡和聲音來判斷砼的質量。
他們每天沿腳手架爬上爬下，敲擊每一根梁、每一根柱子。在檢查過程中，張浩同誌不斷地告誡大家，一定要仔細、要認真，不能丟掉任何一根梁、一根柱。仔仔細細地檢查，果真發現了大問題。
一天上午，張浩急急忙忙地在工地上找到沈勃，開口便說：“不好了！中央大廳的一根柱子斷了，隻靠鋼筋支撐著，十分危險！”
沈勃聽後，趕忙隨張浩來到中央大廳西南段樓梯間二層，看見一根柱子中間有20多厘米完全沒有砼，隻靠12根25鋼筋撐托著上麵二層的結構，這大大超過了鋼筋的允許承載力。
沈勃吃驚不小！趕忙派人把指揮部的人找來，一起商定先用木柱將周圍的梁從上到下支撐起來，急救的辦法做完之後，沈勃詳細地詢問了發現砼柱子中斷的經過。
張浩說：“吃過早飯後，我帶著小钅郎頭檢查到這根柱子時，看到表麵質量還不錯，但用小钅郎頭敲擊時，發出了空鼓聲，再使勁用力敲擊時，敲出了一個大空洞，這空洞有20多厘米，這一段柱子中間完全沒砼，僅表麵有一層薄薄的沙漿與鋼筋粘結在一起。幸虧鋼筋還沒有彎折，如果發生彎折，就非常危險了。”
沈勃聽後，感到事情嚴重，趕忙叫大家，分頭檢查那些還沒有查完的砼柱子。
在檢查到人大常委辦公用房部分時，又發現有的柱子的根部敲擊聲音不正常。用力敲擊後，同樣發現柱子裏麵是空洞，空洞也是20厘米多高，但形狀不規則，而其他的幾根柱子雖沒有20多厘米高的空洞，但明顯地有質量問題，這些空洞，使設計和施工的同誌們頗感到意外，他們聚在一起查找原因，作出了種種猜測，但經過反複研究後，弄清了原委。這部分柱子在立模工作完成後，曾停歇了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恰好趕上了一場大雪，積雪進入柱模內凍成了冰塊，在澆灌砼時，靠木模部位的冰融化了一些，灰漿漏下了一點，但中間的冰塊卻使砼無法下去，因而造成了空洞。
中央大廳西南斷柱子的空洞問題，則可能是在澆灌砼的過程中，臨時發現漏放了過梁插鐵，加補以後由於插鐵過密，粗骨料被插鐵擋住，僅有砂漿沿著模板流了下去，結果造成被擋部位形成了空洞。
結構檢查中發現的問題，給每個部位施工單位都敲響了警鍾。為了保險，為了大會堂建設不出差錯，5月13日，大會堂建設總指揮部再次布置了五路大軍對工程進行全麵大檢查。
各專業、各分段設計人員對要點部位進行檢查；大會堂工程指揮部，各分指揮部分別抽出一定技術人員進行檢查；使用單位人大常委會、北京飯店等單位檢查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由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有經驗的老工程師楊錫�等組成檢查組，一麵檢查圖紙，一麵檢查施工質量；由吳晗副市長組織在京的外地專家到工地視察並提出意見。
這五路大軍，以挑剔的眼光，進行極其嚴格的檢查。這次檢查，共提出大小問題近1萬個。施工、設計各個部門，對提出的問題，一一深入研究，並在施工過程中對有些問題進行了及時修改，對已施工的工程，進行了補救，也正是進行了全麵的檢查，發現問題後，作了及時的處理，才使得大會堂在正式使用後這麽多年中，沒有出現大問題。
巨畫“江山如此多嬌”
1959年5月，大會堂工程已近尾聲，開始進行內部裝修。
一天早上，國務院辦公廳主任齊燕銘、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和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蔡若武、華君武帶著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來到大會堂北門二樓宴會大廳，他們在大廳正麵牆旁停下。
齊燕銘指了指牆麵說：“原計劃這裏懸掛一幅刺繡之類的工藝美術品，後經過研究，確定懸掛巨幅國畫為好，畫麵為表現祖國錦繡河山的雄偉氣魄，確定以毛主席寫的《沁園春・雪》詞意為題材，主題為：‘江山如此多嬌’。這一艱巨的任務，請老畫家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來完成。”
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為能接到這一艱巨任務而感到榮幸，但此時，距大會堂交付使用隻有4個月時間了，兩位畫家趕忙開始構思草圖。
在最初構思草圖時，總是在《沁園春》詞裏的具象上兜圈子，以致抓不到要領，構思出的草稿，幾次都未能通過。
正在兩位畫家一籌莫展之時，陳毅和郭沫若來了。
陳毅開門見山地問道：“草圖畫出來了嗎？”
傅抱石歎口氣，說：“難啊，這題材太大了，不好把握，畫了幾個草圖，都未能通過。”
精通詩律的陳毅笑了笑，說道：“作畫與作詩一樣，最要緊的是立意。‘江山如此多嬌’這個主題要抓得住，關鍵是在‘嬌’字上做文章。而要體現江山之‘嬌’，畫麵上就應包括長城內外、大河上下、白雪皚皚的西北高原、鬱鬱蔥蔥的江南大地，還要見東海，總之這幅畫要有東南西北的地理態勢，要有春夏秋冬的季節，隻有這樣才能概括祖國的壯美江山，隻有這樣才能‘嬌’得起來，才能體現‘多’的磅石薄氣勢。”
關山月聽到此，又急切地問：“畫麵上出不出人物？出什麽人物？要不要畫太陽？”郭沫若說：“毛主席寫這首詞，是在解放前，所以說‘須晴日’。現在解放十周年了，還不出太陽？可以畫上旭日東升的太陽。”至於人物，大家都主張不要出現，否則將出現不夠概括，並且破壞畫麵的意境。
傅抱石、關山月按照陳毅、郭沫若的指點，很快就畫出了草圖。
一天，周總理由陳毅等同誌陪同審閱草圖。周總理首先親切地慰問了兩位畫家，又仔細地看了一遍草圖，感到很滿意，不過，周總理說：“這幅畫寬7米、高5米半小了，還應再加大些，至少，要加寬2米，加高1米。太陽也太小了，和建築物一比就顯得不相稱，最少要加倍放大。”
兩位畫家按周總理的指示，修改草圖，而接到裝裱這幅巨畫任務的榮寶齋也正在加緊裝裱前的準備工作。
榮寶齋接到任務後，經過研究確定，裝裱畫由張貴桐來完成，張貴桐覺得一個人難以完成這幅巨畫的裝裱任務，又要了一個得力助手劉金濤。
他倆準備了宣紙、絹、高麗紙、宋錦、糨糊等裱畫原料及必備的裱畫工具，挑選了最好的材料，並將裱畫地點定在前門外萬明路東方飯店二樓大飯廳的木地板上。
畫家畫這麽大的國畫，離不開裱畫人員的合作。張貴桐、劉金濤先在地板上糊一層牛皮紙，然後在上麵墊上幾層紙，再在上麵把畫紙接好。
兩位畫家在最後的畫稿審定之後，來到大廳，開始作畫。
平時畫家作畫時是有畫案的，但因這幅畫太大，所以畫家隻能站在地板上畫。他們的畫筆杆有的像安上木棍的掃帚那樣粗。顏色分深、淺、濃、淡好幾種，有時掌握不好，應當畫淡的地方畫深了，張貴桐和劉金濤就趕快把這塊地方挖去，重新補上白紙。紙的橫豎紋路都要對好，接口的周圍用手搓去紙的半層，上下厚薄一樣了，對好接口，再用毛筆在紙口的交接處刷上稀糨糊粘好，這樣又成了一張整紙。在畫家添了畫兒之後，一點也看不出這是挖補後重新畫的。這是一道很難的工序，這需要裝裱人員有高超的裱畫技術。
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幅巨畫後，張貴桐、劉金濤便開始了裝裱工作。
他們先把大畫心卷好，翻過來，畫心正麵朝下，拽平，用排筆蘸上稀糨糊刷在畫心背後紙上，然後托上一層宣紙。待畫心晾幹後，便做整平心子的工作。他們在畫心背後灑上清水，水點小而均勻，拉平畫心，四邊粘上糨糊，把畫心整平，等畫心幹後，再將四邊起開，把畫心翻過來，讓畫麵朝上。
他們按著大會堂需要的尺寸，裁好畫心，高5.65米，寬9米，在畫心四周鑲上“養局”（即保護畫心的一層紙）各1厘米，再鑲上宋錦，上下邊子各47厘米，兩邊各56厘米。成活之後，畫高657厘米，寬1008厘米。鑲好後，他們把大畫心卷好，翻過來。把畫心麵朝下，再用大刷子灑上清水，等畫心和漿口都平了，再用大刷子把畫心！平。就開始做糊活，糊一層複背（絹），再糊兩層高麗紙，然後再糊宣紙，一共糊了十層。
四天後，畫片幹了，他們用“起子”把畫片四邊起開，用刀子裁去毛紙，裱畫工作完成。9月29日晚上8點，大會堂派車來接張貴桐、劉金濤去粘畫。他倆知道粘畫工程巨大，便召集了三四十人去做這項工作。車到後，由於畫太大。車裝不下，隻好找了十個裱畫師傅將畫扛到大會堂。
巨畫剛剛粘好，就接到毛主席寫的從外地送回來的四幅“江山如此多嬌”的題畫字。這四幅字裏每個字的旁邊都用鉛筆畫了圈圈，少的一兩個圈，多的四五個。其意是可從中選出“江山如此多嬌”六個字，最後把毛主席畫圈最多的字挑選出來，由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張正宇放大描在畫麵上。因第二天要舉辦國宴，張正宇在架棚上幹了整整一個通宵才把六個字描上去。至此，這個艱巨的工程才算圓滿完成。
人民大會堂勝利竣工
1959年9月9日淩晨兩點半，毛澤東主席親臨大會堂工地視察。
萬裏和張鴻舜陪同毛澤東主席先看了大禮堂，而後看了宴會廳，最後來到北京廳。
毛主席在北京廳詢問參加大會堂建設的有多少人？
萬裏回答說：“直接參加大會堂建設的有3萬多人，這還沒有包括各工廠加工備料的人數。”
毛主席說：“這些同誌不為名，不為利，卻這樣努力工作，應該給他們立一個紀念碑。但是人數太多，碑上也寫不下這樣多的名字。我們應該提倡這種不為名、不為利的共產主義精神。”
萬裏說：“這座建築物還沒有名字，周總理曾說過，等建好後，由主席命名。”
“你們現在怎麽稱呼這座建築？”毛主席問。
“我們一般叫‘大會堂’或‘人大會堂’。”萬裏回答說。
毛主席說：“那就叫人民大會堂吧！”
9月10日，人民大會堂全部勝利竣工。大會堂建設一直是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共同關心的大事，人們非常急迫地想早日知道大會堂的建築和藝術風格。為此，吳晗將報道大會堂的任務交給了沈勃。
沈勃和張131脫開了大會堂的收尾工作，和《北京日報》的一位記者，在絨線胡同市政府招待所突擊了兩天，寫出了《人民大會堂的藝術風格》一文，此文在設計組及設計院黨委討論修改後，交給了吳晗，吳晗閱示修改後，於9月25日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次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人民大會堂的建設，是中國建築史上驚人的奇跡，短短的10個月，宏偉的人民大會堂矗立天安門前，這是我國建設工作者，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用辛勤的汗水澆鑄成的豐碑，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這座宏偉建築，坐落在天安門廣場西側，麵積達171800多平方米。超過了故宮全部建築有效使用麵積的總和。最高處46.5米。平麵為“山”字形，中部稍高，兩翼略低。四麵開門，周圍環列巨型大理石廊柱132根。一圈黃綠相間的琉璃屋簷，把大會堂從蔚藍的天空中斜鉤下來，那淡雅的色澤，壯觀的柱廊，以及四周層次分明的建築立麵，構成一幅莊嚴絢麗的圖畫。
走近10米高的花崗石大台階，上了台階，沿著大理石門柱向前，跨進金黃色的大銅門，再穿過寬闊的風門廳和衣帽間，就到了中央大廳。
中央大廳是大會堂的樞紐部位。在這裏，環顧四周，整個建築物布局，一覽無餘：往西直入萬人大禮堂，北通宴會廳，向南穿過長長的廊道，就到人大常委會辦公樓。整個大會堂是由這三部分組成的。每個部分都有其獨特的功用和不同的建築藝術、裝飾風格。
宴會廳頂棚上的燈具，采用明亮的吊燈、普通的扣燈和大水晶燈，收到光線明亮的效果。燈口和風道周圍，用石膏花飾和瀝粉貼金圖案組成了新式藻井天花平麵。整個宴會廳的色彩以淡綠、米黃為主，間以橘紅色的花飾卡子，使廳內顯得既富麗，而又明快、活潑。邁進萬人大禮堂，會感到格外開朗舒暢，舒目四望，在麵積達3000多平方米的大禮堂裏，看不見“承天”的“梁柱”擋住人們的視線。定神昂首，高高的圓穹上，由60瓣鎏金花瓣組成飽滿圓大的葵花中心，有一顆大紅星，發射燦爛的金光。三環水波蕩漾的暗燈槽，縱橫密布著500個燈孔，燈火齊明，和周圍裝貼的淡青色塑料相映，蔚為奇觀。
走出大禮堂來到內庭院，穿過一座拱形的洞門，就置身在人大常委會辦公樓的外麵了。內庭麵積是6000平方米，草坪如毯，幽靜宜人。每當晚霞灑落在蒼翠的鬆柏上，大會堂杏紅色的牆壁，天安門的紅牆黃瓦……全都沐浴在異彩之中，人們無不讚歎這人民智慧的結晶，郭沫若詩興大發，賦詩《大會堂》頌道：
十月完成大會堂，千秋獨步頌聲揚。
國聲浩浩功無古，文采泱泱樂未央。
勞動精神昭日月，人民意氣革玄黃。
最高光烈歸於黨，領導群倫有紀綱。
建設者的功績斐然，建設者汗灑四方。這支建設大軍在完成大會堂建設之後，又轉戰另一個建築戰場。
建築工人牛振群在將離開他親手建設的大會堂時，寫了一首代表廣大建設者心情的惜別詩；
我站在庭院的中央，
再一次把這雄偉的大廈看望，
越看越覺得可愛，
越看越顯得漂亮，
汽車喇叭又一次鳴響，
催我即時離開這個地方。
為了投入新的戰鬥，
再見啦！
可愛的大會堂。
最先“解禁”的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自從50年代末建成之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舉行政治活動的最重要的場所。在這裏曾舉行過若幹次中共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元首和貴賓。這裏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地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們都在這裏設有辦公室。
也正因為如此，人民大會堂在1979年以前一直籠罩著一層神秘的光環，一道鐵護欄橫在大會堂東門外的廣場上，警衛線則一直向東延伸到廣場西側的馬路沿上，除經過嚴格審查的極少數人能夠獲準進入外，一般老百姓隻能站在遠處觀望。
然而，到了1978年，人民大會堂“解禁”走上了議事日程。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劃時代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得圓滿，開得成功，開得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會上時時傳出的消息，尤使國人興奮不已。這不，會上有位高級領導人提議：人民大會堂作為黨和國家政治活動的最重要場所，其地位在全黨、全國人民心中極為重要，但為了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體現我們黨撥亂反正的決心，人民大會堂應該而且可以在不進行重大活動時，向各界群眾開放。
撥亂反正大快人心，改革開放大快人心，人民大會堂“解禁”大快人心。
提議眨眼間變成現實。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斷15年的首都群眾歡慶春節聯歡晚會，率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央領導在聯歡會上露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在聯歡會上講話。她激動地說“過去的人民大會堂，人民不能來，現在，人民大會堂的禁區已經打破，她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將向各界群眾開放……”
人民大會堂屬於人民，人民是大會堂的主人。
在場的群眾，拍紅了手掌，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拍紅了手掌。
隨後令人激動興奮的事一個接一個而來。
是年3月10日，大會堂東門外的警戒鐵欄杆被全部拆除。大會堂的大門打開，開始擁抱人民。
是年7月15日，人民大會堂的萬人大禮堂及部分大廳正式對外開放，人們可以參觀、遊覽、照相留念。
大會堂“解禁”，也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歡迎。
大會堂“解禁”，也受到了國際友人的好評。
參觀遊覽大會堂的人們絡繹不絕，每天廣場靜候入場的人群如長龍一般，慢慢地、神色莊嚴地進入，而後滿臉笑意地出來。
這是一種多年渴望而瞬間得到了巨大滿足的喜悅之情。
18年來，“解禁”後的人民大會堂接待內賓6000多萬人次，華僑港澳台同胞81.5萬人次，外賓20.7萬人次。
人民大會堂走向社會“練快餐”、辦公司，始於1984年。
1984年的人民大會堂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管轄，也就從1984年開始，人民大會堂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即開始試行部分企業化管理，在絕對保證黨和國家政治活動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大會堂擬定出“五年改革設想”，提出了宏偉的奮鬥目標：保證逐年減少國家行政撥款，力爭五年內達到行政經費自給自足，以減輕國家負擔。
當時的中辦主任，看到這份“五年改革設想”的具體方案後，欣然批複：同意。
於是，人民大會堂在對外開放之時，開始向參觀者賣快餐。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可以參觀，宴會廳裏可以就餐，會議廳可以租借……人民大會堂從此結束了原來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曆史。
既算政治賬，也算經濟賬，給人民大會堂帶來相當可觀的收入。1984年到1986年，兩年的收入，使大會堂行政經費實現自給自足；1991年，人民大會堂經營總收入達2000萬元。
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驚人變化，這變化使人的思想觀念更進一步解放，膽子更大，終於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從人民大會堂裏傳出來，人民大會堂創辦了自己的經濟實體――“人民大會堂綜合服務開發中心”成立了。
這是1990年4月從大會堂傳出來的消息。
人民大會堂時常有數千人同時就餐，為此大會堂就擁有數百名廚師，其中特級廚師即達30多名，他們嫻熟的烹調絕技，掌握著中國八大菜係以及部分西餐的正宗做法。
但人民大會堂也並非天天都有國宴，天天都有數千人就餐，那這麽多的烹調大師和優秀的服務員該幹些什麽呢？
過去的做法是：有宴會時，工作；沒有宴會時，學習。但在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經濟的大潮無時無刻地推動著爭奪人才的巨浪。
大會堂裏擁有全國最優秀的特級廚師，這些廚師將是被搶的首選目標。
怎麽辦？
是“固守”嗎？恐怕不行！人才爭奪大戰一經打響，僅靠固守絕對不行！
形勢嚴峻，開動機器，尋找辦法。保證“主業”高標準地完成，開啟“副業”。充分挖掘自身潛力，創造物質財富和社會效益。
思想一旦解放，設想就會成為現實。大會堂裏辦公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之事了。鞭炮聲聲，開吉大利。大會堂的“服務開發中心”成立後，完全實行政企分開。先利用自身人才優勢開辦培訓班。特級廚師們輪流執掌教鞭，培訓烹調人員，這自身的優勢很快就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
有了經濟收入的大會堂服務開發中心，就有了經濟實體的根基，服務開發中心得以迅速發展，就猶如扯滿帆的船，又遇強勁的順風，全速前進。1991年6月，服務開發中心派人承包北京健力寶酒樓，承包兩個月，就扭虧為盈，大賺其利。1991年底，服務開發中心又與廣東健力寶聯手，在北京懷柔縣投資千萬元興辦健力寶北京聯營公司。1992年“開發中心”又興辦中外合資企業――“華堂建築裝飾有限公司”和“華堂食品快餐公司”。
在十四大結束後，在市場經濟的強勁東風的鼓舞下，“開發中心”的人們又瞄準了下一個目標。
大會堂在改革開放之後，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大會堂在深化改革的征程中，興辦經濟實體，創出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大會堂在市場經濟的感召下，真正走向社會，正在全速前進。
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北京人
大會堂服務組按編製有300多人，每4年輪換一次。服務員是從各省市直接挑選上來的，標準非常高。
大會堂服務處的周處長說：大會堂裏的服務人員代表著國家，因此形象上有一定的要求標準。男孩子一律身高在1.75米至1.80米，女孩子要在1.65米至1.70米以內。相貌端正，但最重要的素質要好，特別是思想表現要好。
也正是要求標準高，選中的比例也就極少，時常是三四百人的應選者隻挑出兩三個。難怪有人說，大會堂裏的服務員，是各省市送來的尖子，在大會堂裏走一圈，不亞於看了一場全國的選美比賽。
也正是出於這些條件，能到大會堂裏工作的服務員，特別感到榮幸。一位來自四川德陽的服務員，在大會堂裏幹了近四年，這位活潑幹練的服務員說：“當年我正準備複習功課迎接高考，但當聽說大會堂招服務員，便毅然放棄考學報了名。人民大會堂是祖國中心的中心，能有機會到那裏工作，是一生中的榮幸。”她說，那年她們那裏共有700多人報名，最後錄取了四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來自各省市的服務員，一般是在各自的省廳服務，在大會堂中從領導到服務員，上上下下找不出一個北京人來！這是何故呢？
經過了解才知道，不用北京人的原因是為穩定軍心，逢年過節，北京人可以回家團聚，而在京的外地人員卻形單影隻，北京人回家會影響其他人的情緒；還有一個原因是為安全保密。在家中休息，難免向家人說一點工作情況，有時會無意中泄露國家機密，造成工作的重大失誤。為此，局領導隻好忍痛割愛不用北京人。
服務人員在這裏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大會堂總麵積17萬平方米，走完整個大會堂要近一個小時。而一個服務員每天走的路要超過1公裏。
在大會堂裏召開的會議種類很多，今天是冷餐會，明天可能是宴會，而後天又是討論會。且會議規模各異，同在一個大廳，今天可能是500人，明天就可能是4000人，而最多的曾開過10000人的不設座的冷餐酒會。所以為了適應這些不同的會議和宴會，大會堂裏有一支由5000多張椅子、1000多張桌子組成的桌椅流動大軍。每次活動前，由服務人員按要求搬動，勞動強度極大。
在北京城裏，五星級的賓館飯店不少。“服務周到”是他們的共同口號，而大會堂服務的標準則更高，要求做到“萬無一失”。
“萬無一失”僅僅四個字，做來卻經過30多年的漫長考驗。這對一個有1000多名職工，僅服務處就有300多人的大單位來說，是何等的不容易。為做到“萬無一失”，工作人員在“細節”上下了大功夫。
一次，一位記者詢問一位正在趕去集合的服務員：“衛生間在哪裏？”
隻見這位服務員立刻停下腳步，站穩身子，隨後打出一個漂亮的手勢：“在那邊。”正是這一個手勢，一個眼神，讓每一個走進大會堂的人，體會到這裏管理上、訓練上的細致入微。
在兩會期間，大會堂裏每一條地毯接口處都會有專人負責，防止代表被地毯絆倒。當一些患病或上了年紀的代表身體不適時，服務員會熱情主動地去照顧，甚至會跟蹤服務到衛生間……
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就是這樣地無私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年華。
各省“較量”大會堂
1959年6月，人民大會堂的工程結構已基本完成，大量的工作是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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