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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為國旗衛士壯行
1996年6月2日，星期天。我的尋呼機突然響了。
當麵容憔悴的陶維革離開北湖小學時，1800多名師生不約而同地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這首歌。
1995年12月29日晚，美麗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熱情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陶維革靜靜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從武警湖北總隊的招待所出來，攔了一輛出租車。
大廳裏，懸掛著“五星紅旗凝聚眾人心，國旗衛士播灑愛國情”的挽聯。
“我想做點事情回報社會”
1995年國慶節，陶維革到北京了卻“向國旗敬個禮”的夙願後，深知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那次赴家鄉黃岡的路上，陶維革對陪伴的親屬說：“社會各界這樣救助我，我很過意不去。我想自己應該做點事情回報社會，報答國旗。我沒啥專長，但我升過、護過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我活一天，就要講一天國旗。”
湖北省有關部門的領導到武漢協和醫院探望他時，陶維革曾說過一番心裏話：“這麽多的關心，仿佛一股股愛的暖流，始終在我身上流淌。作為普普通通的一名工人，我沒為國家做多少貢獻，沒給單位創造多少價值。我生病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都關心我，原來部隊的首長在百忙中專程來看我，這些使我感到黨和咱們普通工人的心連在一起，各級領導的心中有我們普通百姓！以前，我覺得孔繁森同誌在山東、在西藏，比較遠，現在深切感到孔繁森同誌就在我身邊！”
他在給廣州24中、26中、沙東中學的同學的回信中深情地說：
“當我收到同學們的慰問信和捐贈的慰問款時，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動得流淚了，我深深地被你們的那真切的情誼所感動。因為這些錢代表著一顆顆熾熱的心！信中每一句都飽含著愛國主義的光芒！每一字都充滿著對五星紅旗的愛！這些充分表明，中華兒女的心永遠是連在一起的！在五星紅旗下，人間真情依然在！”
“此時此刻，我也無法用語言文字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隻是要對你們說，願五星紅旗高高飄揚！願愛國主義精神永存！因為是五星紅旗使我們的心更加緊密地連在一起！”
“我作為千千萬萬個退伍戰士中的一員，當大家得知我的病情和我在生命垂危時的願望後，自發地為我治病捐款，不斷送來關心和問候，這些使我充分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反映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發揚光大，進一步增強了我戰勝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近來年，由於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雖然有所抬頭，但這畢竟隻占少數。而你們的行為表明，雷鋒在中國不止一個，而是千千萬萬！有許許多多像你們這樣的雷鋒，就一定能抵禦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失去市場。”
“今天，我雖然得了不治之症，現在雖然躺在病床上，但我隻要看到一雙雙期盼的眼睛，拉著一雙雙熱情溫暖的手，我就感到有無窮的信心和力量，哪怕隻有百分之一的生存希望，我也將發揚國旗衛士的堅強精神，頑強地與病魔作鬥爭，直至最後的勝利，為五星紅旗增光，為祖國做貢獻，不辜負你們的殷切期望和深情厚愛！”
這些話，是陶維革的肺腑之言；這些話，是對人間真情的高度讚美；這些話，也是對五星紅旗和偉大祖國的熱情謳歌。
他經常對人們說：“患我這樣重病的人絕非我一人，而是千千萬萬，但為什麽這麽多的人，把這麽多的關心和問候都給予了我，主要是因為，國旗在大家心目中都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大家關心的是我，但崇拜的是國旗，熱愛的是祖國，國旗和祖國是我們共同的熱愛和崇拜！我們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麵五星紅旗！我深深體會到，沒有國旗，就沒有我的今天。”
他說出了他的深切體會，他也說出了我們的共同感覺。從這一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旗在我們心中”“祖國在我們心中”這些口號，既是抽象偉大的，也是具體生動的。
1996年6月2日，星期天。我的尋呼機突然響了。陶維革的哥哥呼我，陶維革的病情惡化。6月4日，又傳來了壞消息，陶維革病危。根據報社領導的指示，我於6月5日上午趕往武漢看望，沒想到，探望竟成了訣別。
“活一天，我就要講一天國旗”
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陶維革先後參加升旗活動，做輔導報告達21場次，聽眾超過5萬人次。
他還通過郵寄“國旗講稿”等方式宣傳國旗知識，浙江大學、北大附中、湖北攸縣一中、天津法政橋二小等單位都收到過他的“國旗講稿”。在醫院，經常有湖北省的中小學生前去探望。幾乎每次，他都坐在病床上給他們講國旗知識，向他們贈送國旗徽章。
針對不同的對象，他把《國旗講稿》修改了八遍。
為了講好國旗，他有時忙到晚上10時。為了不影響病友休息，他就到走廊去準備。
為了使講稿內容更豐富，他每天購買報紙，增加一些新的內容。
為了講得真切，他還請《湖北日報》的高級編輯以及黃岡中學的高級教師提意見。
武漢市圖書館館長聽了陶維革的報告，對其《國旗講稿》大加讚賞：“真實的故事、真切的感受、樸素的語言、不朽的財富！”
也許是精神上的作用，加上“健白”“肝血寶”等藥物已開始發揮作用，陶維革的身體雖然仍十分虛弱，但病情開始穩定。
1995年10月26日上午，他來到了地處武漢市商業中心的新安街小學，在這個商業氣息濃鬱的地方，他親手幫孩子們升起了國旗。這是他離開北京五年後的第一次升旗，這也是他做的第一場報告，他給同學們講了國旗的來曆和意義，講了天安門廣場隆重的升旗儀式。
10月30日，陶維革來到了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學，也算是對同學們的回訪。
他對同學們說：“你們是小朋友，但卻是我的老朋友，我今天就是來看你們這些老朋友的，來感謝你們這些老朋友的……”
升旗儀式結束後，陶維革來到了安藝和宋永佳同學所在的班級。他說：“你們托我的事我替你們完成了，國旗護衛隊的叔叔們還向你們問好。”
他把國旗護衛隊贈給孩子們的禮物給了同學們，那是一條紅領巾，上麵別著55顆國旗徽章。紅領巾上寫著“熱愛國旗，重於生命，好好學習，天天進步”的贈言。
1996年4月9日，陶維革冒雨來到武漢江漢區北湖小學，這是他最後一次離開病床宣講國旗知識。小小的階梯教室容納不下眾多的聽眾，1000多名沒進教室的師生就站在走廊裏聽。
當麵容憔悴的陶維革離開北湖小學時，1800多名師生不約而同地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這首歌。風雨中，陶維革似乎意識到了什麽，他手握鮮花，熱淚滾滾，在學校門口站了很久很久。
倡議：做一個愛國敬業的青年
1995年12月29日晚，美麗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熱情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國旗之子陶維革。
陶維革與這座城市聯係在一起，緣於一本叫做《文化娛樂》的雜誌。受杭州市團委的邀請，我和中央電視台“新聞30分”欄目的記者趙湧也專程趕赴杭州。1995年10月，為紀念建國45周年，《文化娛樂》雜誌社以特稿的形式刊登了一篇長篇通訊――《祖國第一哨》。以此為緣，杭州市決定邀請陶維革參加1996年的新年升旗儀式。
到杭州去也是陶維革的心願：再次親眼看看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也看看那些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際無私地關心自己、幫助自己的浙江親人。
在陶維革病危期間，許許多多的浙江群眾無私地奉獻過自己的愛心，曾親手治愈過“再障”的建德市老中醫王領招給他寄去了秘方；紹興樂清薛家弄7號的蔣天雲委托杭州新聞廣播電台寄去了100元人民幣；再有浙江中醫研究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魏克民教授，出差北京途中得知此事，連夜打電話到《人民日報》社，次日又到國旗護衛隊打聽陶維革的消息。10月29日，魏克民與武漢協和醫院聯係後，自費趕到武漢給陶維革會診，還免費帶去了服用200天的新藥。
陶維革的到來，在杭州的青少年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杭州青少年活動中心專門組織百名中小學生小旗手與陶維革座談，同學們的話題一個接一個：“您第一次升國旗的時候是怎麽想的？”“您在生命垂危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無憾的感覺？”“當國旗給了您第二次生命的時候，你想過以怎樣的方式報答社會嗎？”……陶維革用樸素的話語一一做了回答之後，同學們又爭先恐後地圍上去，與他們心目中愛戴的這位平凡而又偉大的國旗衛士合影，請他簽名留念。
元月1日，我向報社發回了報道：
1996年的第一個早晨，杭州市1000名各界青年在美麗的西子湖畔舉行隆重的元旦升旗儀式，並向全國青年朋友發出了題為《做一個愛國敬業的青年》的倡議書。身染沉屙仍心係國旗的原國旗班戰士陶維革也專程到杭州參加升旗儀式。
倡議書說，陶維革同誌是我們千千萬萬普通青年中的一員，從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每一個平凡的崗位上，我們都可以做到愛國和敬業的和諧統一。對祖國忠誠和為國家奉獻一切是一個人最可寶貴的精神，而愛崗盡責的敬業品德也正是愛國主義精神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動體現。
倡議書要求全體青年在新的一年裏要努力讓愛國主義成為自己內化於心的一種觀念，真正把“祖國至上、國旗至上”的信仰作為一種美德加以彰揚。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崗位，無論在哪裏，無論做什麽，都應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要從我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發揚助人不圖報、奉獻不索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弘揚正氣，鞭撻醜惡，為改良社會風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杭州市團委書記王海超在談到這次發倡議的目的時說，一段時期以來，在部分青年中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有所抬頭，個別青年精神空虛，不思進取，紀律鬆弛，作風散漫。這些現象讓每一個正直的青年感到憂慮。他說：“杭州市各界青年要與全國青年朋友一道，在新年中心存祖國之‘大我’，崗位學習、崗位成才、崗位奉獻，在我國‘九五’規劃第一年中建功立業。”
那些天，杭州的不少青少年心裏想著這樣一件事，我們該以怎樣的方式來報答這個社會？我們決心用自己的行動表達自己的決心：愛國，敬業，做好事，不留名！
“維革，我來看你了”
陶維革病危的消息引起了報社領導的高度關注。一直關心並指導這組報道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仁臣同誌說：“應該去，隻要是為國家、為國旗做出過貢獻的人，人們都不能忘記他。”副總編輯張虎生也指示要盡快趕去武漢，並表示可以繼續報道此事。
1996年6月5日下午1時，我終於趕到了湖北武漢協和醫院血液科病房。同我一起到達武漢的，還有武警北京一總隊宣傳處的耿大建副處長和天安門警衛支隊的領導。
陶維革靜靜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我握住他的手，輕聲呼喚：“維革，我來看你了。”他的手心還是溫熱的，但我知道，他已聽不到任何聲音，因為顱內出血已導致他的大腦死亡，僅靠儀器維持呼吸和心跳。
病房內外來了好多人，顯得有些嘈雜。湖北的主要新聞媒介都趕到了現場，我記得有電視台和電台的記者采訪我。還有一些其他單位的人，大家都在準備著自己要做的事。生與死，就是那麽現實地擺在人們麵前，說實話，這還是我長這麽大第一次如此臨近一位生命垂危的人，1993年春節前夕，家父因心髒病突然去世，我都因故未能回家見最後一麵。
29歲，的確是太年輕。應該是一切剛剛走上正軌，剛剛可以為自己一生的理想做點什麽的時候，怎麽能就這樣把他帶走呢？
事實是無情的。下午2時20分，陶維革那顆對國旗充滿深情的心，永遠地停止了跳動。他的哥哥陶維號從他上衣左口袋裏掏出一枚國旗徽章（他曾說過，“這裏離心最近”），放到他的右手中，因為他的這隻手曾無數次緊握過扛在肩上的五星紅旗。
我抑製著悲痛，抱起他那不滿兩歲的孩子，陪著他的妻子夏榮軍走出病房。我問孩子叫什麽名字，夏榮軍哽咽著說：“叫陶淩霄，是維革起的，寓意是五星紅旗永遠淩空飄揚，直入雲霄。他希望兒子長大後也能成為升旗手。”
醫生們告訴我，陶維革的血小板和血色素一直很低，不到正常人的1/3.在這種情況下，稍微劇烈一點兒的運動就可能導致死亡。4月6日，他以病弱之軀，在醫院參與搶救一名因病重想跳樓自殺的病友，醫生說，他後來的顱內出血，與這次救人行動有一定的關係。
靈車來了。
我和耿處長他們不忍再呆下去，悄悄地離開了病房。出了醫院，我們沿著馬路走了很長一段，我的心中感到異常的失落。江城武漢的街頭依舊是車水馬龍，沒有人注意我們，沒有人知道我們剛剛與一位29歲的青年訣別。人們為著自己的目的來去匆匆。
晚上6時，我給報社發了消息《“國旗衛士”陶維革病逝》：
一直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原國旗班戰士陶維革因再一次顱內嚴重出血，經醫生全力搶救無效，於今天下午2時20分離開了人世。
陶維革今年29歲，原是武警部隊天安門國旗班的一名戰士。在國旗班，為維護祖國的尊嚴，他曾以驚人的毅力忍著十二指腸穿孔的劇痛，堅持站完兩小時的崗。退役後陶維革不幸身染重病，一度病危。
去年年初，他在病危之時仍心係五星紅旗，並寫信給本報，表達了他對國旗樸素真摯的熱愛。本報去年3月24日報道後，引起了全國眾多新聞媒介的關注，他的愛國敬業精神也感染了社會各界群眾。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曾為其捐贈藥品，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也曾為陶維革捐款。
據了解，在重病期間，陶維革曾多次到學校、部隊等場所向群眾講解國旗知識。他生前曾表示：“隻要能活一天，就要講一天國旗。”
此消息經修改後於次日在《人民日報》一版見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早間新聞聯播中摘播了這一消息。
為國旗衛士壯行
等到一切事務處理完畢，已是晚上10時多。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從武警湖北總隊的招待所出來，攔了一輛出租車。
“什麽地方能買到鮮花？”我問司機。
“現在都什麽時候了？”司機咕噥了一句。
我上了車說：“咱們一起找找吧。”
車子在武昌區域內轉了一圈，可能的確是因為太晚了，或者說是我的心還不夠誠，沒有發現一家鮮花店。
6月6日上午，武漢漢口殯儀館最大的追悼大廳，也沒能容納下向一位普通的退伍武警戰士遺體告別的人們。國旗衛士陶維革不平凡的經曆震撼了千萬人的心，他的離去也牽動無數相識和不相識的人們。
大廳裏，懸掛著“五星紅旗凝聚眾人心，國旗衛士播灑愛國情”的挽聯。
近千名各界人士陸續趕來為他送行。他們中有白發蒼蒼的長者，有稚氣未脫的少年，有武漢市各界的崇敬者，有遠道而來的戰友。
陶維革身著橄欖綠便軍裝，左胸佩帶32枚金光閃閃的國旗徽章和國徽徽章，身上覆蓋著一麵他曾深深眷戀的五星紅旗，靜靜地躺在鮮花叢中。
追悼大廳兩旁，擺滿了社會各界敬獻的花圈，落款單位有：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上海文匯報、廣州友人潘勵誌、北京好友郭海燕、黃岡市政府、武漢市委宣傳部、杭州市委宣傳部……全國各地的人們以這種傳統方式表達了對這位普通的退伍戰士的深切哀悼。
我沒有放棄昨夜的想法。在漢口殯儀館外麵，有好幾家賣花圈和祭品的小店，我挨家問了，回答都是隻有紙花，沒有鮮花。我不死心，又去問殯儀館的值班人員，終於有人告訴我，在追悼大廳的後麵有一間賣鮮花的小店。
我在那裏選了10朵鮮花，總算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願，隻是那兩種花我都叫不出名字，且有點蔫，希望維革不會介意。之後，我把花紮在一起，放到了陶維革的靈柩前。5朵紅花代表他所熱愛的國旗顏色，5朵黃花代表國旗上的5顆星，以此寄托我和我的同事對這位國旗衛士的哀思。
年僅29歲的陶維革帶著對國旗的深深眷戀走了，但我相信，他對五星紅旗，對祖國的一片真情會永駐人間。
當麵容憔悴的陶維革離開北湖小學時，1800多名師生不約而同地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這首歌。
1995年12月29日晚，美麗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熱情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陶維革靜靜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從武警湖北總隊的招待所出來，攔了一輛出租車。
大廳裏，懸掛著“五星紅旗凝聚眾人心，國旗衛士播灑愛國情”的挽聯。
“我想做點事情回報社會”
1995年國慶節，陶維革到北京了卻“向國旗敬個禮”的夙願後，深知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那次赴家鄉黃岡的路上，陶維革對陪伴的親屬說：“社會各界這樣救助我，我很過意不去。我想自己應該做點事情回報社會，報答國旗。我沒啥專長，但我升過、護過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我活一天，就要講一天國旗。”
湖北省有關部門的領導到武漢協和醫院探望他時，陶維革曾說過一番心裏話：“這麽多的關心，仿佛一股股愛的暖流，始終在我身上流淌。作為普普通通的一名工人，我沒為國家做多少貢獻，沒給單位創造多少價值。我生病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都關心我，原來部隊的首長在百忙中專程來看我，這些使我感到黨和咱們普通工人的心連在一起，各級領導的心中有我們普通百姓！以前，我覺得孔繁森同誌在山東、在西藏，比較遠，現在深切感到孔繁森同誌就在我身邊！”
他在給廣州24中、26中、沙東中學的同學的回信中深情地說：
“當我收到同學們的慰問信和捐贈的慰問款時，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動得流淚了，我深深地被你們的那真切的情誼所感動。因為這些錢代表著一顆顆熾熱的心！信中每一句都飽含著愛國主義的光芒！每一字都充滿著對五星紅旗的愛！這些充分表明，中華兒女的心永遠是連在一起的！在五星紅旗下，人間真情依然在！”
“此時此刻，我也無法用語言文字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隻是要對你們說，願五星紅旗高高飄揚！願愛國主義精神永存！因為是五星紅旗使我們的心更加緊密地連在一起！”
“我作為千千萬萬個退伍戰士中的一員，當大家得知我的病情和我在生命垂危時的願望後，自發地為我治病捐款，不斷送來關心和問候，這些使我充分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反映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發揚光大，進一步增強了我戰勝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近來年，由於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雖然有所抬頭，但這畢竟隻占少數。而你們的行為表明，雷鋒在中國不止一個，而是千千萬萬！有許許多多像你們這樣的雷鋒，就一定能抵禦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失去市場。”
“今天，我雖然得了不治之症，現在雖然躺在病床上，但我隻要看到一雙雙期盼的眼睛，拉著一雙雙熱情溫暖的手，我就感到有無窮的信心和力量，哪怕隻有百分之一的生存希望，我也將發揚國旗衛士的堅強精神，頑強地與病魔作鬥爭，直至最後的勝利，為五星紅旗增光，為祖國做貢獻，不辜負你們的殷切期望和深情厚愛！”
這些話，是陶維革的肺腑之言；這些話，是對人間真情的高度讚美；這些話，也是對五星紅旗和偉大祖國的熱情謳歌。
他經常對人們說：“患我這樣重病的人絕非我一人，而是千千萬萬，但為什麽這麽多的人，把這麽多的關心和問候都給予了我，主要是因為，國旗在大家心目中都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大家關心的是我，但崇拜的是國旗，熱愛的是祖國，國旗和祖國是我們共同的熱愛和崇拜！我們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麵五星紅旗！我深深體會到，沒有國旗，就沒有我的今天。”
他說出了他的深切體會，他也說出了我們的共同感覺。從這一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旗在我們心中”“祖國在我們心中”這些口號，既是抽象偉大的，也是具體生動的。
1996年6月2日，星期天。我的尋呼機突然響了。陶維革的哥哥呼我，陶維革的病情惡化。6月4日，又傳來了壞消息，陶維革病危。根據報社領導的指示，我於6月5日上午趕往武漢看望，沒想到，探望竟成了訣別。
“活一天，我就要講一天國旗”
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陶維革先後參加升旗活動，做輔導報告達21場次，聽眾超過5萬人次。
他還通過郵寄“國旗講稿”等方式宣傳國旗知識，浙江大學、北大附中、湖北攸縣一中、天津法政橋二小等單位都收到過他的“國旗講稿”。在醫院，經常有湖北省的中小學生前去探望。幾乎每次，他都坐在病床上給他們講國旗知識，向他們贈送國旗徽章。
針對不同的對象，他把《國旗講稿》修改了八遍。
為了講好國旗，他有時忙到晚上10時。為了不影響病友休息，他就到走廊去準備。
為了使講稿內容更豐富，他每天購買報紙，增加一些新的內容。
為了講得真切，他還請《湖北日報》的高級編輯以及黃岡中學的高級教師提意見。
武漢市圖書館館長聽了陶維革的報告，對其《國旗講稿》大加讚賞：“真實的故事、真切的感受、樸素的語言、不朽的財富！”
也許是精神上的作用，加上“健白”“肝血寶”等藥物已開始發揮作用，陶維革的身體雖然仍十分虛弱，但病情開始穩定。
1995年10月26日上午，他來到了地處武漢市商業中心的新安街小學，在這個商業氣息濃鬱的地方，他親手幫孩子們升起了國旗。這是他離開北京五年後的第一次升旗，這也是他做的第一場報告，他給同學們講了國旗的來曆和意義，講了天安門廣場隆重的升旗儀式。
10月30日，陶維革來到了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學，也算是對同學們的回訪。
他對同學們說：“你們是小朋友，但卻是我的老朋友，我今天就是來看你們這些老朋友的，來感謝你們這些老朋友的……”
升旗儀式結束後，陶維革來到了安藝和宋永佳同學所在的班級。他說：“你們托我的事我替你們完成了，國旗護衛隊的叔叔們還向你們問好。”
他把國旗護衛隊贈給孩子們的禮物給了同學們，那是一條紅領巾，上麵別著55顆國旗徽章。紅領巾上寫著“熱愛國旗，重於生命，好好學習，天天進步”的贈言。
1996年4月9日，陶維革冒雨來到武漢江漢區北湖小學，這是他最後一次離開病床宣講國旗知識。小小的階梯教室容納不下眾多的聽眾，1000多名沒進教室的師生就站在走廊裏聽。
當麵容憔悴的陶維革離開北湖小學時，1800多名師生不約而同地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這首歌。風雨中，陶維革似乎意識到了什麽，他手握鮮花，熱淚滾滾，在學校門口站了很久很久。
倡議：做一個愛國敬業的青年
1995年12月29日晚，美麗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熱情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國旗之子陶維革。
陶維革與這座城市聯係在一起，緣於一本叫做《文化娛樂》的雜誌。受杭州市團委的邀請，我和中央電視台“新聞30分”欄目的記者趙湧也專程趕赴杭州。1995年10月，為紀念建國45周年，《文化娛樂》雜誌社以特稿的形式刊登了一篇長篇通訊――《祖國第一哨》。以此為緣，杭州市決定邀請陶維革參加1996年的新年升旗儀式。
到杭州去也是陶維革的心願：再次親眼看看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也看看那些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際無私地關心自己、幫助自己的浙江親人。
在陶維革病危期間，許許多多的浙江群眾無私地奉獻過自己的愛心，曾親手治愈過“再障”的建德市老中醫王領招給他寄去了秘方；紹興樂清薛家弄7號的蔣天雲委托杭州新聞廣播電台寄去了100元人民幣；再有浙江中醫研究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魏克民教授，出差北京途中得知此事，連夜打電話到《人民日報》社，次日又到國旗護衛隊打聽陶維革的消息。10月29日，魏克民與武漢協和醫院聯係後，自費趕到武漢給陶維革會診，還免費帶去了服用200天的新藥。
陶維革的到來，在杭州的青少年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杭州青少年活動中心專門組織百名中小學生小旗手與陶維革座談，同學們的話題一個接一個：“您第一次升國旗的時候是怎麽想的？”“您在生命垂危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無憾的感覺？”“當國旗給了您第二次生命的時候，你想過以怎樣的方式報答社會嗎？”……陶維革用樸素的話語一一做了回答之後，同學們又爭先恐後地圍上去，與他們心目中愛戴的這位平凡而又偉大的國旗衛士合影，請他簽名留念。
元月1日，我向報社發回了報道：
1996年的第一個早晨，杭州市1000名各界青年在美麗的西子湖畔舉行隆重的元旦升旗儀式，並向全國青年朋友發出了題為《做一個愛國敬業的青年》的倡議書。身染沉屙仍心係國旗的原國旗班戰士陶維革也專程到杭州參加升旗儀式。
倡議書說，陶維革同誌是我們千千萬萬普通青年中的一員，從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每一個平凡的崗位上，我們都可以做到愛國和敬業的和諧統一。對祖國忠誠和為國家奉獻一切是一個人最可寶貴的精神，而愛崗盡責的敬業品德也正是愛國主義精神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動體現。
倡議書要求全體青年在新的一年裏要努力讓愛國主義成為自己內化於心的一種觀念，真正把“祖國至上、國旗至上”的信仰作為一種美德加以彰揚。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崗位，無論在哪裏，無論做什麽，都應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要從我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發揚助人不圖報、奉獻不索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弘揚正氣，鞭撻醜惡，為改良社會風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杭州市團委書記王海超在談到這次發倡議的目的時說，一段時期以來，在部分青年中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有所抬頭，個別青年精神空虛，不思進取，紀律鬆弛，作風散漫。這些現象讓每一個正直的青年感到憂慮。他說：“杭州市各界青年要與全國青年朋友一道，在新年中心存祖國之‘大我’，崗位學習、崗位成才、崗位奉獻，在我國‘九五’規劃第一年中建功立業。”
那些天，杭州的不少青少年心裏想著這樣一件事，我們該以怎樣的方式來報答這個社會？我們決心用自己的行動表達自己的決心：愛國，敬業，做好事，不留名！
“維革，我來看你了”
陶維革病危的消息引起了報社領導的高度關注。一直關心並指導這組報道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仁臣同誌說：“應該去，隻要是為國家、為國旗做出過貢獻的人，人們都不能忘記他。”副總編輯張虎生也指示要盡快趕去武漢，並表示可以繼續報道此事。
1996年6月5日下午1時，我終於趕到了湖北武漢協和醫院血液科病房。同我一起到達武漢的，還有武警北京一總隊宣傳處的耿大建副處長和天安門警衛支隊的領導。
陶維革靜靜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我握住他的手，輕聲呼喚：“維革，我來看你了。”他的手心還是溫熱的，但我知道，他已聽不到任何聲音，因為顱內出血已導致他的大腦死亡，僅靠儀器維持呼吸和心跳。
病房內外來了好多人，顯得有些嘈雜。湖北的主要新聞媒介都趕到了現場，我記得有電視台和電台的記者采訪我。還有一些其他單位的人，大家都在準備著自己要做的事。生與死，就是那麽現實地擺在人們麵前，說實話，這還是我長這麽大第一次如此臨近一位生命垂危的人，1993年春節前夕，家父因心髒病突然去世，我都因故未能回家見最後一麵。
29歲，的確是太年輕。應該是一切剛剛走上正軌，剛剛可以為自己一生的理想做點什麽的時候，怎麽能就這樣把他帶走呢？
事實是無情的。下午2時20分，陶維革那顆對國旗充滿深情的心，永遠地停止了跳動。他的哥哥陶維號從他上衣左口袋裏掏出一枚國旗徽章（他曾說過，“這裏離心最近”），放到他的右手中，因為他的這隻手曾無數次緊握過扛在肩上的五星紅旗。
我抑製著悲痛，抱起他那不滿兩歲的孩子，陪著他的妻子夏榮軍走出病房。我問孩子叫什麽名字，夏榮軍哽咽著說：“叫陶淩霄，是維革起的，寓意是五星紅旗永遠淩空飄揚，直入雲霄。他希望兒子長大後也能成為升旗手。”
醫生們告訴我，陶維革的血小板和血色素一直很低，不到正常人的1/3.在這種情況下，稍微劇烈一點兒的運動就可能導致死亡。4月6日，他以病弱之軀，在醫院參與搶救一名因病重想跳樓自殺的病友，醫生說，他後來的顱內出血，與這次救人行動有一定的關係。
靈車來了。
我和耿處長他們不忍再呆下去，悄悄地離開了病房。出了醫院，我們沿著馬路走了很長一段，我的心中感到異常的失落。江城武漢的街頭依舊是車水馬龍，沒有人注意我們，沒有人知道我們剛剛與一位29歲的青年訣別。人們為著自己的目的來去匆匆。
晚上6時，我給報社發了消息《“國旗衛士”陶維革病逝》：
一直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原國旗班戰士陶維革因再一次顱內嚴重出血，經醫生全力搶救無效，於今天下午2時20分離開了人世。
陶維革今年29歲，原是武警部隊天安門國旗班的一名戰士。在國旗班，為維護祖國的尊嚴，他曾以驚人的毅力忍著十二指腸穿孔的劇痛，堅持站完兩小時的崗。退役後陶維革不幸身染重病，一度病危。
去年年初，他在病危之時仍心係五星紅旗，並寫信給本報，表達了他對國旗樸素真摯的熱愛。本報去年3月24日報道後，引起了全國眾多新聞媒介的關注，他的愛國敬業精神也感染了社會各界群眾。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曾為其捐贈藥品，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也曾為陶維革捐款。
據了解，在重病期間，陶維革曾多次到學校、部隊等場所向群眾講解國旗知識。他生前曾表示：“隻要能活一天，就要講一天國旗。”
此消息經修改後於次日在《人民日報》一版見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早間新聞聯播中摘播了這一消息。
為國旗衛士壯行
等到一切事務處理完畢，已是晚上10時多。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從武警湖北總隊的招待所出來，攔了一輛出租車。
“什麽地方能買到鮮花？”我問司機。
“現在都什麽時候了？”司機咕噥了一句。
我上了車說：“咱們一起找找吧。”
車子在武昌區域內轉了一圈，可能的確是因為太晚了，或者說是我的心還不夠誠，沒有發現一家鮮花店。
6月6日上午，武漢漢口殯儀館最大的追悼大廳，也沒能容納下向一位普通的退伍武警戰士遺體告別的人們。國旗衛士陶維革不平凡的經曆震撼了千萬人的心，他的離去也牽動無數相識和不相識的人們。
大廳裏，懸掛著“五星紅旗凝聚眾人心，國旗衛士播灑愛國情”的挽聯。
近千名各界人士陸續趕來為他送行。他們中有白發蒼蒼的長者，有稚氣未脫的少年，有武漢市各界的崇敬者，有遠道而來的戰友。
陶維革身著橄欖綠便軍裝，左胸佩帶32枚金光閃閃的國旗徽章和國徽徽章，身上覆蓋著一麵他曾深深眷戀的五星紅旗，靜靜地躺在鮮花叢中。
追悼大廳兩旁，擺滿了社會各界敬獻的花圈，落款單位有：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上海文匯報、廣州友人潘勵誌、北京好友郭海燕、黃岡市政府、武漢市委宣傳部、杭州市委宣傳部……全國各地的人們以這種傳統方式表達了對這位普通的退伍戰士的深切哀悼。
我沒有放棄昨夜的想法。在漢口殯儀館外麵，有好幾家賣花圈和祭品的小店，我挨家問了，回答都是隻有紙花，沒有鮮花。我不死心，又去問殯儀館的值班人員，終於有人告訴我，在追悼大廳的後麵有一間賣鮮花的小店。
我在那裏選了10朵鮮花，總算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願，隻是那兩種花我都叫不出名字，且有點蔫，希望維革不會介意。之後，我把花紮在一起，放到了陶維革的靈柩前。5朵紅花代表他所熱愛的國旗顏色，5朵黃花代表國旗上的5顆星，以此寄托我和我的同事對這位國旗衛士的哀思。
年僅29歲的陶維革帶著對國旗的深深眷戀走了，但我相信，他對五星紅旗，對祖國的一片真情會永駐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