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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三年升降旗走了兩萬五千裏
國旗衛士們說：“就是天上下刀子，我們也照樣要把五星紅旗升起來。”
在升旗時間前15分鍾，官兵結束適應性訓練，前往天安門城樓中洞待命。
總之，保證每天的升降旗絕對萬無一失。
每次遇到下雨天，國旗衛士的心中便會生出些莫名的激動。
冬天升旗最痛苦的是手中握鋼槍。
大風天對升旗手來說，的確是一種嚴峻的考驗。
1993年5月，由於長期擔負帶隊升旗任務，陳傑的左腳上長了兩顆雞眼。
降旗回來後，王俊華疼得昏倒在地。
天上下刀子，五星紅旗依然升
黎明，傍晚，年複一年，日複一日。
國旗護衛隊成立六年來，以對祖國高度負責的態度圓滿完成了近5000次國旗升降儀式，個中滋味，外人確實很難知曉。
朋友，或許你曾多次被衛士們威武莊嚴的儀容深深打動，或許你心裏在羨慕著衛士為人關注的榮耀，然而，如果你真正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之中，你會發現，在莊嚴熱烈的背後是刻板的重複和重複造就的枯燥。
每天準時執行升降國旗的任務，是國旗護衛隊最重要的使命，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天氣如何，也不管心情如何，五星紅旗會每天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國旗衛士們說：“就是天上下刀子，我們也照樣要把五星紅旗升起來。”
因為任務的特殊性，國旗護衛隊的戰士首先要克服兩大難題。一是因每天的升降旗時間都不一樣，導致戰士們的生活規律完全被打亂；二是為了保持肅整儀容和莊重的形象，戰士的著裝不能因季節的改變而改變，必須做到“夏不穿單（衣），冬不穿棉（衣）”。盛夏的暑熱和雨水，嚴冬的寒冷和冰雪，春秋兩季的風沙，是戰士們在執行升降旗任務時必須麵對的首要困難。
他們日複一日演示的是同一套動作，同一個程序。
人們享有的諸多幸福，國旗衛士們是無緣領略的。刮風下雪，你可以賴在床上不起，在溫暖的被窩多呆幾分鍾，國旗衛士們卻不行。酷暑寒冬，風霜雪雨。國旗衛士都不能選擇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每天要為國家去做一件事情。
難怪武警總部一位領導到國旗護衛隊調研後，深情地說道：“‘風雨無阻’這個詞的含義，隻有這些戰士能真正領會。升降旗任務的艱苦是少見的。”
白描：怎樣穿過城樓來到廣場
經過數年摸索，升降旗的時刻表對升降旗的時間已精確至分。這是為了保證五星紅旗的升降與日出日落相輝映。
一年之中最早的升旗時間是淩晨4時46分，最晚是上午7時36分；最早的降旗時間是下午4時50分，最晚是晚上7時47分。
每天淩晨，參加升旗的官兵按規定時間提前一個小時就起床、洗漱、著裝、取槍，開始適應性訓練。因為人剛睡醒時，身體的各個部位還處於麻痹狀態，如果不進行嚴格的適應性訓練，到時就很難做到動作整齊劃一。
在升旗時間前15分鍾，官兵結束適應性訓練，前往天安門城樓中洞待命。
升旗部隊的三位排頭兵――擎旗手和護旗手比其他護衛隊員先離開駐地，到端門東側畫像的旗櫃裏取出國旗，列隊在中軸線邊上等候。當帶隊警官帶領32名護衛隊員從駐地走出端門後，三位排頭兵與他們會合，一齊齊步走入已經戒嚴的天安門城樓中門洞。
全體護衛隊員在門洞內互相檢查禮服的穿戴情況，做出發前的最後準備。離升旗時間剩三分鍾時，部隊開始從門洞出發，升旗儀式正式開始。
部隊先是用齊步走上金水橋，下橋後，從跨入長安街第一步起，改用踢正步。從金水橋穿長安街到天安門廣場國旗基座的圍欄，戰士們走的正步剛好是138步。
進入旗杆基座外層圍欄後，擎旗手、護旗手和帶隊警官先後走上國旗杆下的內層平台，擎旗手將重達7.5公斤的國旗雙手遞給早已在旗杆下東麵靜候的升旗手。然後向南走下平台，轉身麵對國旗。另32名護衛隊員進入旗杆基座後，從兩側走到旗杆基座南側立定，麵向國旗。
升旗手此時已將國旗懸掛固定在旗繩上。隨著一聲“敬禮”的口令，國旗衛士們行持槍禮，升旗手按動電鈕，並將長5米、寬3.3米的祖國第一旗拋展在晨風中。
2分07秒後，在數萬群眾熱切凝聚的眼神中，國旗攀升到30米高的白色旗杆頂端。國旗護衛隊員重新恢複來時的隊形，齊步走回天安門城樓，走到駐地的訓練場後才立定。然後由帶隊警官對剛剛執行完的這次任務進行講評，指出不足，提出要求。講評完畢後，武器入庫，戰士們也換上常服。
傍晚，同樣的程序再運行一遍。所不同的是升旗手待國旗降至旗杆底部後，要十分利索地將麵積達17平方米的國旗攏成一個漂亮的錐形，並打好結扣，然後交給擎旗手，由這支隊伍護衛著回到駐地，將國旗放回原處。
為重大節日、每月逢1日的國旗升降儀式伴奏的軍樂團，原是武警北京一總隊的一個文藝班。完成1990年第11屆亞運會司禮任務後一舉成名，成為繼總政軍樂團之後我國第二支專職軍樂團。
護衛隊與軍樂團的一個難題是解決音樂伴奏的藝術效果與嚴格時間限製之間的矛盾。從天安門城樓到國旗杆這一段時間奏《歌唱祖國》樂曲，要求兩者達到和諧統一。從國旗護衛隊起步開始伴奏，國旗護衛隊走到國旗杆下“啪”地一立定，演奏必須是正好結束。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升旗時奏《義勇軍進行曲》，在按動電鈕到國旗升至頂端的2分07秒裏，《義勇軍進行曲》正好演奏三遍。
指導員謝輝介紹說，每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升旗儀式是一種國家禮儀，象征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月同輝，因此，必須保證國旗同太陽同時升起。國旗護衛隊每天嚴格地遵照《北京市天安門廣場升降旗時刻表》履行使命，分秒不差。
這樣的程序，每天一絲不苟地由這群青年履行著。雖然每天的動作完全相同，戰士們每天依然能保持不變的活力和激情。戰士們這樣說：“我們知道，雖然每天儀式對我們來說可能是第一千次重複，但對於從千裏之外趕來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的群眾來說，卻永遠是第一次，每天深情地注視著我們的目光都不同。我們知道，隻要一走出天安門城樓，我就不再是個體的我，而是民族的我，中國的我。”
旗杆基座下“藏”著一名升旗手
我們已經知道，每天的升旗部隊由一位帶隊警官、一位擎旗手、兩位護旗手和32名護衛隊員組成，共36人。
但實際上，每天還有三位五班的升旗手，參與升旗儀式。他們與升旗的官兵一起早早就起了床。
五班在國旗護衛隊內部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班，也即升旗班。這些戰士專門負責國旗的具體懸掛和摘取，負責最後按動升、降旗的電鈕，負責拋展和收攏國旗。此外，國旗杆底下每天的第一班和最後一班標準國旗哨，都由五班的戰士承擔。
當升旗部隊在城樓下集合時，五班的三位戰士則提前到國旗杆底下待命。
一位戰士直接進入旗杆座下麵的地下室，檢查升降旗及奏樂設備的待命情況，這位戰士還擔負人工手搖升降旗的重任，萬一工作電機及備用電機都出現故障，這名戰士就用人工傳動將國旗升至杆頂。總之，保證每天的升降旗絕對萬無一失。
升旗手和另一名戰士在離升降旗時間還有10分鍾時便肅立在旗杆的東、西兩側，麵向天安門城樓，靜靜地迎候五星紅旗的到來。
衛生員趕來量了一下體溫，40
1995年5月，北京的初夏，天氣剛開始變熱，雨水連綿不斷。
國旗護衛隊正處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期。每年1月至6月，是國旗護衛隊人手最緊張的時候。老兵已退役，新選上來的兵還得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強化訓練，尚不能承擔正式的升降旗、護旗任務。這幾個月內，升旗部隊兩套人馬隻能編成一套，一個蘿卜一個坑。少了誰都不成。戰士除了負責升降旗之外，還得擔負國旗哨、講解國旗、臨時警衛等任務。
四班長杜逸每天不到4時便起床參加升旗，然後是連軸轉的勤務任務，他已經連續兩天每天隻睡四個多小時。
5月18日傍晚，天降大雨。杜逸和戰友們來了精神。每次遇到下雨天，國旗衛士的心中便會出生些莫名的激動，或許是每天重複升降旗任務增加了激發熱情的一些變數。對戰士們來說，看到大雨中的廣場上仍有那麽多群眾虔誠地等著觀看升降旗儀式，最讓他們感到欣慰，也最令人感受到鼓舞和振奮。所以，護衛隊的戰士們都說：“越是下雨，我們的動作就越能發揮好，雖然我們在升降旗中不能戴任何雨具，但我們全然不顧，下雨天最能磨練人的意誌，激發我們的自豪感。”
晚上7時25分，杜逸和戰友們一起頂著大雨，在水花飛濺中穿過水幕世界，將國旗降下來，順利地護衛回到營地。凡爾丁布料的升降旗專用禮服和襯衣全部被雨水打濕，因為禮服隻有一套，明天早晨升旗還得穿。杜逸便和其他戰士一樣，脫下靴子，倒出一兜子雨水，脫下襯衣，把雨水絞幹後晾在擁擠的屋簷下。
窗外，雨不停地下著。晚上操時間，杜逸感到有點頭疼。連日的緊張勤務，又遭一場大雨澆淋，杜逸病倒了。帶隊警官王金耀讓衛生員給杜逸找了感冒通，吩咐他多喝開水，好好休息，因為第二天早晨還得參加升旗。
雨淅淅瀝瀝地下了整整一夜。
翌日淩晨不到4時，警衛哨的起床哨子聲又響了，是日升旗時間為4時56分。
杜逸一夜感到頭昏口渴，剛迷迷糊糊入睡，又得起床了。他強打起精神，和戰友們一起穿好了禮服，領取了禮賓槍，開始升旗前的適應性演練。然後在雨中和戰友們一起完成了一次“曆史使命”。
返回營地後，杜逸隻感到渾身發冷發沉，頭暈目眩。在聽帶隊警官講評時，他支持不住，癱倒在地。
戰士們趕忙將他扶回屋內，衛生員趕來量了一下體溫，40.隊長陳傑找來了醫生給杜逸打了吊針，並安排兩名戰士在邊上看護他。
杜逸沉沉地睡了整整一天，還說了不少胡話。朦朧中，他又聽到了熟悉的哨子聲，他本能地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把邊上的衛生員嚇了一跳。
是的，晚上降旗的時間又到了。
杜逸深知，現在護衛隊是人手最緊的時候，惟一的幾名機動人員已經調到廣場上去執行臨時勤務，如果他不能參加，很可能部隊就湊不齊人了。他艱難地對衛生員說：“請扶我一把，我得參加降旗。”
帶隊警官王金耀正在為找一名替補隊員絞盡腦汁，聽到衛生員的匯報後，他關切地問杜逸是不是真的能挺住。
杜逸強打精神，點了點頭。
王金耀說：“那行，給你特殊政策，找戰士把你背到城樓門洞的待命地點，你能堅持動作不變形就可以了。”
外麵依舊是一片水天世界，雨已經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現在仍然沒有停的跡象。杜逸站在護衛方隊的第二排，額頭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身體像鬆弛了的橡皮筋，難以立定。從門洞往南，他隱隱約約地看到，金水橋上，旗杆下麵，仍然聚了數千名熱切期待的群眾。
19時26分“出發”的命令下達了，杜逸“籲”了一口長氣，狠狠咬著牙對自己說：“死也得挺住！”
一股莫名的力量從體內生發出來，杜逸挺直了脊梁，邁著堅實的步伐出發了。
齊步、正步、立定、下槍、行持槍禮，然後返回。杜逸的動作做得驚人的標準。觀看降旗儀式的群眾被這一雨中的群雕帶入了一種神聖的精神境界。當護衛隊護衛著國旗往回返時，人群中自發地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使本已黯淡的雨夜廣場突然間顯得豁亮萬分。
聽著這掌聲，杜逸心頭一熱。他右手緊緊抓著槍把，堅定地拚力踢著正步，“哢、哢、哢、哢”，每一步都震得他眼冒金星，頭疼得像要裂開了似的。因為鼻塞呼吸道不暢，杜逸覺得胸口憋得慌，氣喘不上來，他隻得微微張開了嘴，和著雨水貪婪地呼吸著空氣，胸腔劇烈地起伏著。突然，他覺得一陣惡心，腹部似翻江倒海，一般熱流從胃部升起，直逼口腔。杜逸緊緊地咬著牙，強忍著，他對自己說：“挺住！挺住！馬上就完成了。”
隊伍走下金水橋，邁進城樓門洞的時候，杜逸似乎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突然，他隻覺得眼前一黑，在體內醞釀已久的腥臊之物終於傾巢而出，病魔的威力超出了人的意誌極限，生理已抑製不住病情，激發了杜逸噴射性的嘔吐，渾身抽搐，兩名戰友趕緊將他攙扶住……
這時，部隊已經步入天安門城樓。
杜逸以驚人的毅力保持了國旗衛士的完美形象。
戰士們看見嘴在動，卻聽不到聲音
每年冬天，嚴寒和冰凍給國旗護衛隊執行任務帶來極大的不便，但國旗衛士們以對國旗的赤誠克服了一切困難。
1992年1月15日晚，北京的天氣，雨加雪。
1月16日，淩晨5時30分，國旗護衛隊清理冰凍的小組出發了。是日預報氣溫為零下10攝氏度左右。雨和雪落到地麵，不一會兒，便積成了厚厚的冰。清理冰凍的戰士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清除升旗部隊要走的道路上的凍冰，不然，國旗護衛隊員走在上麵很容易滑倒。
當天的升旗時間是早晨7時34分。6點30，升旗部隊戰士起床，開始穿戴禮服。為了維護國旗衛士的形象，國旗護衛隊員再冷也隻能最多穿三層：一件襯衣、一件薄毛衫、凡爾丁禮服。下麵穿一條絨褲，外套一條呢料馬褲（國旗護衛隊穿的馬褲有點像運動用的健美褲，褲身寬大，褲腳窄小，褲口下麵接有一條用來套住腳的鬆緊帶），領出禮賓槍，開始到訓練場上演練。
天冷得出奇。幾位戰士站到穿衣鏡前整理禮服，不一會兒，手就凍木了，費了很大勁兒才將衣服扣子扣上。
冬天升旗最痛苦的是手中握鋼槍。每次升旗，從領槍到完成升旗任務交回槍的一個多小時，這段時間，手中僅戴了一雙薄薄白手套的戰士都是握著由鐵塊鑄成的禮賓鍍鉻槍。護衛的32名戰士的姿勢是用右手反扣住槍托的底部，把槍扛在肩上。而槍托的底部是一塊鑄鐵，在零下10攝氏度的早晨，手中握一鐵塊，在寒風中執行長達1小時的升旗任務，其滋味是不難想象得到的。
7時24分，謝輝帶隊來到天安門城樓主門洞待命。凜冽的寒風穿過門洞，吹得戰士們幾乎睜不開眼睛。剛剛做適應性演練產生的一點點熱量，又全都給猛烈的北風刮跑了。衣著單薄的戰士一邊打哆嗦，一邊一絲不苟地互相檢查著裝情況。謝輝看到前麵金水橋上還是不時有一小塊一小塊的亮斑，那是戰士們剛清理完後又結上的冰，他便轉過身，準備提醒大家出發時注意防滑。
他轉過身說話了，但戰士們隻看到指導員張了張嘴，卻沒有發出聲音。長時間暴露在冷空氣中，加上冷風一吹，謝輝的下巴差不多凍麻木了，竟無法說出話來。
謝輝用手搓了搓臉，努了努勁對戰士們說：“今天冰凍比較嚴重，大家走步時一定要小心，千萬不能打點（國旗護衛隊員管動作發揮失常叫‘打點’），影響整體形象。現在離出發還有5分鍾，大家槍下肩，湊在一起暖暖身子。”
戰士們把槍放到邊上，嘴裏“嗬、嗬”地叫著，將謝輝圍在中間抱成一團，一邊使勁跺著腳。堅硬的馬靴底敲地的聲音，一直傳到天安門廣場的盡頭。
謝輝則使勁搓著自己的脖子和下巴，待會兒走出城樓後，喊口令不僅必須出聲，還得鏗鏘有力，決不能讓下巴給凍得張不開嘴。
7時31分，部隊準時從天安門城樓邁出代表國旗護衛隊風采的標準步伐。這支精神抖擻、意氣風發的隊伍所發出的熱能，似乎可以將整個廣場的冰雪融化。
升完旗後，7時38分，部隊已立定在東朝房駐地的訓練場上。謝輝命令戰士們原地踏步，同時讓兩手做旋轉活動，三分鍾後，他才下達“槍放下”的口令。因為戰士們在寒風中握槍太久，回來後，必須先將手、肘關節活動開，才能將槍從肩上取下來，如果立即要求“槍放下”，會將已經麻木了的肌肉和關節拉傷。
國旗護衛隊的警官有不少這樣的“竅門”，都是在長期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
一聲“解散”口令後，戰士們便爭先恐後地往屋子裏鑽，然後一齊奔向屋裏的暖氣片，此刻，這些年輕的戰士太需要溫暖了。
那些剛剛觀看完升旗儀式的群眾一定不會知道，長時間挨凍後的手放在暖氣片上是一種什麽感覺。升完旗的國旗護衛隊戰士將手放在灼熱燙人的暖氣片上，兩分鍾內，沒有任何知覺，兩分鍾之後，手掌就會慢慢地熱和疼，最後是鑽心地脹痛。要過很長時間，手的知覺才能恢複正常。盡管如此，戰士們還是毫不猶豫地一次次將手放在暖氣片上，因為對溫暖的渴求大過對疼痛的畏懼。
“風是我們最痛恨的東西”
大風天也是最可能給國旗護衛隊戰士帶來麻煩的時候。這一點，現任擎旗手曲衍濤和升旗手劉建光更是深有體會。
1995年11月20日，寒潮和秋風降臨北京。
北京的秋風，決不像南方那樣輕輕柔柔，令人遐想。它是狂風，吹得人臉上生疼，有時還夾雜著細沙。
下午4時52分，降旗部隊從天安門城樓出發。天安門廣場上，觀旗的人群不約而同地擠得緊緊的，許多人用手捂著口鼻處，眯著眼，因為七級大風夾著風沙正在空中肆虐。
曲衍濤和兩名護旗手率先走上金水橋，迎麵一陣狂風襲來，吹得他們幾乎邁不動步子。帶隊警官陳朝英和身後的32名護衛隊員都被風吹得舉步維艱。
陳朝英一看情況不好，風比預計的強度要大得多，他果斷地下達了命令：“手挽手，正步向前。”
走下金水橋時，站在天安門廣場旗杆下的人們看見這支隊伍在狂風中竟依然整齊，勢不可擋。曲衍濤將左手手臂挽住邊上護旗手的手臂，其他護衛隊員也是四人一排，手臂挽著手臂，一隻手扶著上肩的槍，頂著大風向國旗護杆基座邁進。此刻，早已肅立在國旗杆下的升旗手劉建光也和戰友一起暗暗使勁用腳“抓”著地，不讓風吹動自己一絲一毫。
2分07秒後，五星紅旗在“劈啪”作響的風聲中降到了底部。
大風天對升旗手來說的確是一種嚴峻的考驗。升降旗儀式中要求升旗手不論在什麽天氣環境下，升旗時，要在5秒鍾內將旗掛上旗端，並順風拋展開；降旗時，要在10秒鍾內將旗從旗繩上摘取下來，並利索地打好（即卷好），係上結扣，整個過程中，五星紅旗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著地。收旗的這些要求在大風天最難做到，因為麵積近17平方米的大旗在狂風中漫卷著，不僅難以抓住其要領，弄不好，還可能將人卷到裏麵去。
負責具體升降國旗的護衛隊五班戰士都有一身過硬的本領。隻見劉建光敏捷地抓住了旗角，“刷、刷、刷、刷”，在風中將大旗打成一個圓錐狀，並利索地係上了結扣。作為老升旗手，劉建光知道，大風天打旗時一定要將旗子打得緊緊的，要不然在護衛隊護著國旗往回走的路上，旗子有可能被大風吹開，如果那樣，後果不堪設想。
擎旗手曲衍濤雙手接過劉建光遞過來的國旗時，感到十分放心，因為旗打得緊緊的，結扣也係得很死，應該經得起任何大風的襲擊。但是，當他們邁著正步往回走時，意外還是差點出現。
部隊出國旗基座圍欄，走上長安街。照著來時的姿勢，手挽著手頂著狂風往天安門城樓走。
曲衍濤肩扛著重達7.5公斤的國旗，右手握著國旗，食指和中指分開，緊緊扣著國旗的係結扣處，努力保持著端正的走姿。突然，曲衍濤覺得旗子一沉――風實在太猛了，打得緊緊的旗還是兜住了風，曲衍濤手下係結扣處，也開始鬆動，大事不好，曲衍濤心中暗叫一聲。如果大風把國旗吹散開了，不僅他自己將無法保持軍姿，整個國旗護衛隊隊形都將被飄展的大旗打亂，潰不成軍。但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曲衍濤又決不能用手去係一下鬆了的結扣。無奈，他隻有用食指和中指死死地壓住結扣，不讓它完全鬆開。旗子兜了一點風，就會兜更多的風，旗也變得越來越沉。風使得結扣處一點一點地鬆散著。曲衍濤則死死地將兩個指頭扣在結扣的關鍵處。一步、兩步，一米、兩米，當國旗護衛隊消失在天安門城樓內時，旗的上半端已快要被風吹散了，但結扣處依然被曲衍濤牢牢地扣著。
回駐地後，戰士們費了很大的勁，才將曲衍濤的食指和中指從旗杆的結扣處拿下來。
陳傑的馬靴已被鮮血染紅
國旗護衛隊的戰士屬於共和國內武警的一部分。同樣是參軍，對於解放軍戰士來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是恰如其分的，但對於武警部隊來說，卻是“養兵千日，用兵千日”，尤其是這些在祖國的心髒，首都的天安門地區執行任務的武警戰士，更是長年處在繁忙的事務中，他們為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安寧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長期嚴格的訓練中，在執行艱苦的升降旗任務中，一些國旗護衛隊幹部戰士出現了不少的病痛，但這些國旗衛士硬憑著一種精神每天默默地為升降、護衛好國旗盡自己的一分力。
陳傑是前任國旗護衛隊隊長，身高1.84米，來自劉備三顧茅廬之地湖北襄陽縣。他1987年參軍入伍來到北京，1991年10月份進入國旗護衛隊任警官。長期的軍旅生涯，使得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26歲要大得多。他是國旗護衛隊組建以來擔任升降旗帶隊警官時間最長的一位。
1993年5月，由於長期擔負帶隊升旗任務，陳傑的左腳上長了兩顆雞眼。當時也是上半年“人手緊張”時期，又加上一位幹部回家探親。帶隊警官隻剩下陳傑一個人，沒有可以替換的人員。雞眼長的位置又正好是腳大拇趾後部走路時著地的地方，使得他每次升降旗回來都隱隱作疼。由於還擔負著練新兵的任務，陳傑沒有時間去治療。
一天，陳傑讓通訊員打來一盆熱水燙腳，燙完腳後，他找了個小刀用火烤了烤，打算把腳上的頑疾刮掉。結果是，不但沒有刮掉雞眼，反而在腳底劃了一個大口子。
第二天早晨，他忍著疼痛穿好馬靴帶隊去參加升旗。堅硬的馬靴底敲在堅硬的花崗岩上，每一步陳傑都感到鑽心地疼，升旗完回到駐地，衛生員幫他脫下靴子一看，整個靴子都已被血染紅，沾在腳上脫不下來。衛生員隻得把靴子剪破才能清洗、包紮傷口。晚上降旗的時間到了，沒有任何人可以替換陳傑，他又忍著鑽心的疼痛帶隊去完成降國旗的任務。
就這樣，他一直堅持下來，腳由白變腫，由腫變黑，最後，竟奇跡般地好了。
那段時間，許多護衛隊的戰士看陳傑執行任務時踢正步、做動作都像沒事人似的，便問：“隊長，你每天這樣走真的不疼嗎？”
“也疼，也不疼”，陳傑回答說：“完成升降旗任務後，精神鬆弛下來了，每一步都鑽心地疼。但隻要一走出天安門城樓，正步走上長安街，尤其是站在五星紅旗下，國歌奏響的時候，我好像的確感覺不到疼痛。”
當筆者與陳傑說起這樁幾年前的往事時，他說：“人全靠一股子勁兒，一種意誌撐著。國旗護衛隊的光榮是人民群眾對國旗的愛所給予的，這對我們同時也是一個壓力，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一點病痛影響動作的發揮，從而影響到國家的形象，留下我終身的遺憾。”
陳傑隊長的這番話，可以說是道出了國旗護衛隊所有官兵的心聲。
腳趾斷了，還能不能參加升旗
在現行的升旗儀式中，擎旗手的位置顯得尤為重要，他不僅執掌全隊戰士護衛的中心、億萬群眾關注的焦點――五星紅旗，而且走在隊伍最前列，起“領頭羊”的作用，他的動作發揮如何，將直接影響到整個隊伍的動作效果。還有一點特殊之處是，全體國旗護衛隊士兵所穿的升降旗專用禮服上，佩帶的肩章都是士兵銜中的“上士”，但擔當擎旗手的戰士例外，他的禮服佩帶的肩章是軍官銜中的“少尉”。
1991年4月組建國旗護衛隊時，身高1.93米，肩寬體闊，體形端正的河南籍戰士王俊華從武警北京總隊萬名官兵中脫穎而出。
1992年8月12日傍晚，王俊華在東朝房外的訓練場上體會踢正步的動作要領。國旗護衛隊要求戰士踢正步時做到踢腿似“閃電”，要快而有力。王俊華一遍一遍地做著動作，突然，他一不小心踢在台階的橫麵上。“哎喲！”王俊華慘叫了一聲，栽倒在地上，衛生員和其他戰士趕忙上前，檢查後發現因用力過猛，左腳拇趾骨折。
這時離降旗時間隻剩20多分鍾了。國旗護衛隊中，一段時間內，升旗手相對固定，由五班的12名戰士輪流擔任，護衛隊員也是由一排、二排按月輪流擔任，惟獨擎旗手隻有一名。怎麽辦？王俊華咬著牙，讓衛生員噴了點鎮痛的藥，草草包紮一下，毅然一瘸一拐地和戰士們一起向天安門城樓走去。降旗過程中，戰士們驚訝地發現，王俊華竟然動作發揮得異常標準，正步，齊步，完全像沒事人一樣，廣場上的群眾萬萬不會想到，一個腳趾骨折的人竟然可以走得如此鏗鏘有力。
降旗回來後，王俊華疼得昏倒在地。幾位戰士扶他上床，發現他的靴子怎麽也脫不下來，最後三四個人同時用力才拔下馬靴。一瞧，王俊華的左腳已腫得像饅頭一樣。那段日子，王俊華一隻腳穿44碼的鞋，另一隻腳卻須46碼的鞋才能套下。他一邊接受醫生的治療，一邊忍著鑽心的疼痛，仍堅持每天扛旗，率隊友升降國旗。他的傷一直到10月份才痊愈。
那段時間，王俊華才算享受了“特殊待遇”。護衛隊指導員每天升旗之前派其他戰士幫他著裝，然後用自行車把他從營地馱到天安門城樓門洞的集結待命處。
事後王俊華說：“國旗在肩，我懂得它有多重，若在別處也許我早就堅持不住啦。”王俊華扛了三年多國旗，有人為他計算過，三年時間裏，他每天扛旗走過的路程，加在一起等於進行了一次二萬五千裏長征。
與王俊華相似的還有一位叫孫懷軒的戰士。
1994年11月8日，帶隊警官王金耀帶領隊伍升旗回來後，為了強化戰士們的動作，讓全隊戰士多踢了200米的正步。當時的三班班長孫懷軒以身作則，昂首挺胸，動作做得十分標準，但沒想到用力過猛，把左腳的第二趾給震裂了。
在國旗護衛隊，所有的戰士都爭著要參加升降旗任務，孫懷軒知道，如果自己向隊長匯報，他立即可以得到全休，但肯定要失去參加升降旗任務的機會。
於是，他忍著巨痛，沒有跟任何人說，隻是向衛生員要了點碘酒和止痛片。每天堅持參加升降旗任務。直到腳腫得像胡蘿卜，被警官發現後，才強迫他退下來接受治療。
來自湖北的戰士於斌是五班的一位升旗手。他原本皮膚就不好，1995年3月，身上開始長疥瘡，走路一牽一動，都會渾身上下地疼。但是這位剛剛擔任升旗任務的戰士死活不向別人說。疥瘡很快傳染到了全身，脖子、肩上、臀部、背部上下長了幾十個疥瘡。但於斌堅持每天在廣場的旗杆下立著，利落地完成升旗、展旗、打旗的一係列動作。晚上，他趁其他戰士熟睡時悄悄地起來換被血水、膿水汙染了的白襯衣。
三個月過去了，於斌忍著巨痛一天天地堅持著，疥瘡還引發了高燒，但他依然靠吃藥對付著。一天常規訓練休息時，一位戰士和於斌開玩笑，猛地拍了他背部一下，正好打在他長了疥瘡的部位，疼得於斌滿地打滾，戰士們嚇壞了，以為他犯了什麽大病。隊長陳傑走過去，掀開於斌的衣服一看，所有的人都驚呆了。後來戰士們數了一下於斌的背上、腿上、手臂上，共長了73個毒疥瘡，全身紅腫。
陳傑說，那是他記憶中難忘的一位戰士，當時於斌才18歲，要不是入伍當兵，在家裏可能還是哭鼻子的年齡，但因為有了國旗，因為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因為自己對五星紅旗真正的愛，這個年輕人竟忍受了如此巨大的傷痛。
在升旗時間前15分鍾，官兵結束適應性訓練，前往天安門城樓中洞待命。
總之，保證每天的升降旗絕對萬無一失。
每次遇到下雨天，國旗衛士的心中便會生出些莫名的激動。
冬天升旗最痛苦的是手中握鋼槍。
大風天對升旗手來說，的確是一種嚴峻的考驗。
1993年5月，由於長期擔負帶隊升旗任務，陳傑的左腳上長了兩顆雞眼。
降旗回來後，王俊華疼得昏倒在地。
天上下刀子，五星紅旗依然升
黎明，傍晚，年複一年，日複一日。
國旗護衛隊成立六年來，以對祖國高度負責的態度圓滿完成了近5000次國旗升降儀式，個中滋味，外人確實很難知曉。
朋友，或許你曾多次被衛士們威武莊嚴的儀容深深打動，或許你心裏在羨慕著衛士為人關注的榮耀，然而，如果你真正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之中，你會發現，在莊嚴熱烈的背後是刻板的重複和重複造就的枯燥。
每天準時執行升降國旗的任務，是國旗護衛隊最重要的使命，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天氣如何，也不管心情如何，五星紅旗會每天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國旗衛士們說：“就是天上下刀子，我們也照樣要把五星紅旗升起來。”
因為任務的特殊性，國旗護衛隊的戰士首先要克服兩大難題。一是因每天的升降旗時間都不一樣，導致戰士們的生活規律完全被打亂；二是為了保持肅整儀容和莊重的形象，戰士的著裝不能因季節的改變而改變，必須做到“夏不穿單（衣），冬不穿棉（衣）”。盛夏的暑熱和雨水，嚴冬的寒冷和冰雪，春秋兩季的風沙，是戰士們在執行升降旗任務時必須麵對的首要困難。
他們日複一日演示的是同一套動作，同一個程序。
人們享有的諸多幸福，國旗衛士們是無緣領略的。刮風下雪，你可以賴在床上不起，在溫暖的被窩多呆幾分鍾，國旗衛士們卻不行。酷暑寒冬，風霜雪雨。國旗衛士都不能選擇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每天要為國家去做一件事情。
難怪武警總部一位領導到國旗護衛隊調研後，深情地說道：“‘風雨無阻’這個詞的含義，隻有這些戰士能真正領會。升降旗任務的艱苦是少見的。”
白描：怎樣穿過城樓來到廣場
經過數年摸索，升降旗的時刻表對升降旗的時間已精確至分。這是為了保證五星紅旗的升降與日出日落相輝映。
一年之中最早的升旗時間是淩晨4時46分，最晚是上午7時36分；最早的降旗時間是下午4時50分，最晚是晚上7時47分。
每天淩晨，參加升旗的官兵按規定時間提前一個小時就起床、洗漱、著裝、取槍，開始適應性訓練。因為人剛睡醒時，身體的各個部位還處於麻痹狀態，如果不進行嚴格的適應性訓練，到時就很難做到動作整齊劃一。
在升旗時間前15分鍾，官兵結束適應性訓練，前往天安門城樓中洞待命。
升旗部隊的三位排頭兵――擎旗手和護旗手比其他護衛隊員先離開駐地，到端門東側畫像的旗櫃裏取出國旗，列隊在中軸線邊上等候。當帶隊警官帶領32名護衛隊員從駐地走出端門後，三位排頭兵與他們會合，一齊齊步走入已經戒嚴的天安門城樓中門洞。
全體護衛隊員在門洞內互相檢查禮服的穿戴情況，做出發前的最後準備。離升旗時間剩三分鍾時，部隊開始從門洞出發，升旗儀式正式開始。
部隊先是用齊步走上金水橋，下橋後，從跨入長安街第一步起，改用踢正步。從金水橋穿長安街到天安門廣場國旗基座的圍欄，戰士們走的正步剛好是138步。
進入旗杆基座外層圍欄後，擎旗手、護旗手和帶隊警官先後走上國旗杆下的內層平台，擎旗手將重達7.5公斤的國旗雙手遞給早已在旗杆下東麵靜候的升旗手。然後向南走下平台，轉身麵對國旗。另32名護衛隊員進入旗杆基座後，從兩側走到旗杆基座南側立定，麵向國旗。
升旗手此時已將國旗懸掛固定在旗繩上。隨著一聲“敬禮”的口令，國旗衛士們行持槍禮，升旗手按動電鈕，並將長5米、寬3.3米的祖國第一旗拋展在晨風中。
2分07秒後，在數萬群眾熱切凝聚的眼神中，國旗攀升到30米高的白色旗杆頂端。國旗護衛隊員重新恢複來時的隊形，齊步走回天安門城樓，走到駐地的訓練場後才立定。然後由帶隊警官對剛剛執行完的這次任務進行講評，指出不足，提出要求。講評完畢後，武器入庫，戰士們也換上常服。
傍晚，同樣的程序再運行一遍。所不同的是升旗手待國旗降至旗杆底部後，要十分利索地將麵積達17平方米的國旗攏成一個漂亮的錐形，並打好結扣，然後交給擎旗手，由這支隊伍護衛著回到駐地，將國旗放回原處。
為重大節日、每月逢1日的國旗升降儀式伴奏的軍樂團，原是武警北京一總隊的一個文藝班。完成1990年第11屆亞運會司禮任務後一舉成名，成為繼總政軍樂團之後我國第二支專職軍樂團。
護衛隊與軍樂團的一個難題是解決音樂伴奏的藝術效果與嚴格時間限製之間的矛盾。從天安門城樓到國旗杆這一段時間奏《歌唱祖國》樂曲，要求兩者達到和諧統一。從國旗護衛隊起步開始伴奏，國旗護衛隊走到國旗杆下“啪”地一立定，演奏必須是正好結束。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升旗時奏《義勇軍進行曲》，在按動電鈕到國旗升至頂端的2分07秒裏，《義勇軍進行曲》正好演奏三遍。
指導員謝輝介紹說，每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升旗儀式是一種國家禮儀，象征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月同輝，因此，必須保證國旗同太陽同時升起。國旗護衛隊每天嚴格地遵照《北京市天安門廣場升降旗時刻表》履行使命，分秒不差。
這樣的程序，每天一絲不苟地由這群青年履行著。雖然每天的動作完全相同，戰士們每天依然能保持不變的活力和激情。戰士們這樣說：“我們知道，雖然每天儀式對我們來說可能是第一千次重複，但對於從千裏之外趕來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的群眾來說，卻永遠是第一次，每天深情地注視著我們的目光都不同。我們知道，隻要一走出天安門城樓，我就不再是個體的我，而是民族的我，中國的我。”
旗杆基座下“藏”著一名升旗手
我們已經知道，每天的升旗部隊由一位帶隊警官、一位擎旗手、兩位護旗手和32名護衛隊員組成，共36人。
但實際上，每天還有三位五班的升旗手，參與升旗儀式。他們與升旗的官兵一起早早就起了床。
五班在國旗護衛隊內部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班，也即升旗班。這些戰士專門負責國旗的具體懸掛和摘取，負責最後按動升、降旗的電鈕，負責拋展和收攏國旗。此外，國旗杆底下每天的第一班和最後一班標準國旗哨，都由五班的戰士承擔。
當升旗部隊在城樓下集合時，五班的三位戰士則提前到國旗杆底下待命。
一位戰士直接進入旗杆座下麵的地下室，檢查升降旗及奏樂設備的待命情況，這位戰士還擔負人工手搖升降旗的重任，萬一工作電機及備用電機都出現故障，這名戰士就用人工傳動將國旗升至杆頂。總之，保證每天的升降旗絕對萬無一失。
升旗手和另一名戰士在離升降旗時間還有10分鍾時便肅立在旗杆的東、西兩側，麵向天安門城樓，靜靜地迎候五星紅旗的到來。
衛生員趕來量了一下體溫，40
1995年5月，北京的初夏，天氣剛開始變熱，雨水連綿不斷。
國旗護衛隊正處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期。每年1月至6月，是國旗護衛隊人手最緊張的時候。老兵已退役，新選上來的兵還得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強化訓練，尚不能承擔正式的升降旗、護旗任務。這幾個月內，升旗部隊兩套人馬隻能編成一套，一個蘿卜一個坑。少了誰都不成。戰士除了負責升降旗之外，還得擔負國旗哨、講解國旗、臨時警衛等任務。
四班長杜逸每天不到4時便起床參加升旗，然後是連軸轉的勤務任務，他已經連續兩天每天隻睡四個多小時。
5月18日傍晚，天降大雨。杜逸和戰友們來了精神。每次遇到下雨天，國旗衛士的心中便會出生些莫名的激動，或許是每天重複升降旗任務增加了激發熱情的一些變數。對戰士們來說，看到大雨中的廣場上仍有那麽多群眾虔誠地等著觀看升降旗儀式，最讓他們感到欣慰，也最令人感受到鼓舞和振奮。所以，護衛隊的戰士們都說：“越是下雨，我們的動作就越能發揮好，雖然我們在升降旗中不能戴任何雨具，但我們全然不顧，下雨天最能磨練人的意誌，激發我們的自豪感。”
晚上7時25分，杜逸和戰友們一起頂著大雨，在水花飛濺中穿過水幕世界，將國旗降下來，順利地護衛回到營地。凡爾丁布料的升降旗專用禮服和襯衣全部被雨水打濕，因為禮服隻有一套，明天早晨升旗還得穿。杜逸便和其他戰士一樣，脫下靴子，倒出一兜子雨水，脫下襯衣，把雨水絞幹後晾在擁擠的屋簷下。
窗外，雨不停地下著。晚上操時間，杜逸感到有點頭疼。連日的緊張勤務，又遭一場大雨澆淋，杜逸病倒了。帶隊警官王金耀讓衛生員給杜逸找了感冒通，吩咐他多喝開水，好好休息，因為第二天早晨還得參加升旗。
雨淅淅瀝瀝地下了整整一夜。
翌日淩晨不到4時，警衛哨的起床哨子聲又響了，是日升旗時間為4時56分。
杜逸一夜感到頭昏口渴，剛迷迷糊糊入睡，又得起床了。他強打起精神，和戰友們一起穿好了禮服，領取了禮賓槍，開始升旗前的適應性演練。然後在雨中和戰友們一起完成了一次“曆史使命”。
返回營地後，杜逸隻感到渾身發冷發沉，頭暈目眩。在聽帶隊警官講評時，他支持不住，癱倒在地。
戰士們趕忙將他扶回屋內，衛生員趕來量了一下體溫，40.隊長陳傑找來了醫生給杜逸打了吊針，並安排兩名戰士在邊上看護他。
杜逸沉沉地睡了整整一天，還說了不少胡話。朦朧中，他又聽到了熟悉的哨子聲，他本能地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把邊上的衛生員嚇了一跳。
是的，晚上降旗的時間又到了。
杜逸深知，現在護衛隊是人手最緊的時候，惟一的幾名機動人員已經調到廣場上去執行臨時勤務，如果他不能參加，很可能部隊就湊不齊人了。他艱難地對衛生員說：“請扶我一把，我得參加降旗。”
帶隊警官王金耀正在為找一名替補隊員絞盡腦汁，聽到衛生員的匯報後，他關切地問杜逸是不是真的能挺住。
杜逸強打精神，點了點頭。
王金耀說：“那行，給你特殊政策，找戰士把你背到城樓門洞的待命地點，你能堅持動作不變形就可以了。”
外麵依舊是一片水天世界，雨已經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現在仍然沒有停的跡象。杜逸站在護衛方隊的第二排，額頭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身體像鬆弛了的橡皮筋，難以立定。從門洞往南，他隱隱約約地看到，金水橋上，旗杆下麵，仍然聚了數千名熱切期待的群眾。
19時26分“出發”的命令下達了，杜逸“籲”了一口長氣，狠狠咬著牙對自己說：“死也得挺住！”
一股莫名的力量從體內生發出來，杜逸挺直了脊梁，邁著堅實的步伐出發了。
齊步、正步、立定、下槍、行持槍禮，然後返回。杜逸的動作做得驚人的標準。觀看降旗儀式的群眾被這一雨中的群雕帶入了一種神聖的精神境界。當護衛隊護衛著國旗往回返時，人群中自發地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使本已黯淡的雨夜廣場突然間顯得豁亮萬分。
聽著這掌聲，杜逸心頭一熱。他右手緊緊抓著槍把，堅定地拚力踢著正步，“哢、哢、哢、哢”，每一步都震得他眼冒金星，頭疼得像要裂開了似的。因為鼻塞呼吸道不暢，杜逸覺得胸口憋得慌，氣喘不上來，他隻得微微張開了嘴，和著雨水貪婪地呼吸著空氣，胸腔劇烈地起伏著。突然，他覺得一陣惡心，腹部似翻江倒海，一般熱流從胃部升起，直逼口腔。杜逸緊緊地咬著牙，強忍著，他對自己說：“挺住！挺住！馬上就完成了。”
隊伍走下金水橋，邁進城樓門洞的時候，杜逸似乎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突然，他隻覺得眼前一黑，在體內醞釀已久的腥臊之物終於傾巢而出，病魔的威力超出了人的意誌極限，生理已抑製不住病情，激發了杜逸噴射性的嘔吐，渾身抽搐，兩名戰友趕緊將他攙扶住……
這時，部隊已經步入天安門城樓。
杜逸以驚人的毅力保持了國旗衛士的完美形象。
戰士們看見嘴在動，卻聽不到聲音
每年冬天，嚴寒和冰凍給國旗護衛隊執行任務帶來極大的不便，但國旗衛士們以對國旗的赤誠克服了一切困難。
1992年1月15日晚，北京的天氣，雨加雪。
1月16日，淩晨5時30分，國旗護衛隊清理冰凍的小組出發了。是日預報氣溫為零下10攝氏度左右。雨和雪落到地麵，不一會兒，便積成了厚厚的冰。清理冰凍的戰士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清除升旗部隊要走的道路上的凍冰，不然，國旗護衛隊員走在上麵很容易滑倒。
當天的升旗時間是早晨7時34分。6點30，升旗部隊戰士起床，開始穿戴禮服。為了維護國旗衛士的形象，國旗護衛隊員再冷也隻能最多穿三層：一件襯衣、一件薄毛衫、凡爾丁禮服。下麵穿一條絨褲，外套一條呢料馬褲（國旗護衛隊穿的馬褲有點像運動用的健美褲，褲身寬大，褲腳窄小，褲口下麵接有一條用來套住腳的鬆緊帶），領出禮賓槍，開始到訓練場上演練。
天冷得出奇。幾位戰士站到穿衣鏡前整理禮服，不一會兒，手就凍木了，費了很大勁兒才將衣服扣子扣上。
冬天升旗最痛苦的是手中握鋼槍。每次升旗，從領槍到完成升旗任務交回槍的一個多小時，這段時間，手中僅戴了一雙薄薄白手套的戰士都是握著由鐵塊鑄成的禮賓鍍鉻槍。護衛的32名戰士的姿勢是用右手反扣住槍托的底部，把槍扛在肩上。而槍托的底部是一塊鑄鐵，在零下10攝氏度的早晨，手中握一鐵塊，在寒風中執行長達1小時的升旗任務，其滋味是不難想象得到的。
7時24分，謝輝帶隊來到天安門城樓主門洞待命。凜冽的寒風穿過門洞，吹得戰士們幾乎睜不開眼睛。剛剛做適應性演練產生的一點點熱量，又全都給猛烈的北風刮跑了。衣著單薄的戰士一邊打哆嗦，一邊一絲不苟地互相檢查著裝情況。謝輝看到前麵金水橋上還是不時有一小塊一小塊的亮斑，那是戰士們剛清理完後又結上的冰，他便轉過身，準備提醒大家出發時注意防滑。
他轉過身說話了，但戰士們隻看到指導員張了張嘴，卻沒有發出聲音。長時間暴露在冷空氣中，加上冷風一吹，謝輝的下巴差不多凍麻木了，竟無法說出話來。
謝輝用手搓了搓臉，努了努勁對戰士們說：“今天冰凍比較嚴重，大家走步時一定要小心，千萬不能打點（國旗護衛隊員管動作發揮失常叫‘打點’），影響整體形象。現在離出發還有5分鍾，大家槍下肩，湊在一起暖暖身子。”
戰士們把槍放到邊上，嘴裏“嗬、嗬”地叫著，將謝輝圍在中間抱成一團，一邊使勁跺著腳。堅硬的馬靴底敲地的聲音，一直傳到天安門廣場的盡頭。
謝輝則使勁搓著自己的脖子和下巴，待會兒走出城樓後，喊口令不僅必須出聲，還得鏗鏘有力，決不能讓下巴給凍得張不開嘴。
7時31分，部隊準時從天安門城樓邁出代表國旗護衛隊風采的標準步伐。這支精神抖擻、意氣風發的隊伍所發出的熱能，似乎可以將整個廣場的冰雪融化。
升完旗後，7時38分，部隊已立定在東朝房駐地的訓練場上。謝輝命令戰士們原地踏步，同時讓兩手做旋轉活動，三分鍾後，他才下達“槍放下”的口令。因為戰士們在寒風中握槍太久，回來後，必須先將手、肘關節活動開，才能將槍從肩上取下來，如果立即要求“槍放下”，會將已經麻木了的肌肉和關節拉傷。
國旗護衛隊的警官有不少這樣的“竅門”，都是在長期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
一聲“解散”口令後，戰士們便爭先恐後地往屋子裏鑽，然後一齊奔向屋裏的暖氣片，此刻，這些年輕的戰士太需要溫暖了。
那些剛剛觀看完升旗儀式的群眾一定不會知道，長時間挨凍後的手放在暖氣片上是一種什麽感覺。升完旗的國旗護衛隊戰士將手放在灼熱燙人的暖氣片上，兩分鍾內，沒有任何知覺，兩分鍾之後，手掌就會慢慢地熱和疼，最後是鑽心地脹痛。要過很長時間，手的知覺才能恢複正常。盡管如此，戰士們還是毫不猶豫地一次次將手放在暖氣片上，因為對溫暖的渴求大過對疼痛的畏懼。
“風是我們最痛恨的東西”
大風天也是最可能給國旗護衛隊戰士帶來麻煩的時候。這一點，現任擎旗手曲衍濤和升旗手劉建光更是深有體會。
1995年11月20日，寒潮和秋風降臨北京。
北京的秋風，決不像南方那樣輕輕柔柔，令人遐想。它是狂風，吹得人臉上生疼，有時還夾雜著細沙。
下午4時52分，降旗部隊從天安門城樓出發。天安門廣場上，觀旗的人群不約而同地擠得緊緊的，許多人用手捂著口鼻處，眯著眼，因為七級大風夾著風沙正在空中肆虐。
曲衍濤和兩名護旗手率先走上金水橋，迎麵一陣狂風襲來，吹得他們幾乎邁不動步子。帶隊警官陳朝英和身後的32名護衛隊員都被風吹得舉步維艱。
陳朝英一看情況不好，風比預計的強度要大得多，他果斷地下達了命令：“手挽手，正步向前。”
走下金水橋時，站在天安門廣場旗杆下的人們看見這支隊伍在狂風中竟依然整齊，勢不可擋。曲衍濤將左手手臂挽住邊上護旗手的手臂，其他護衛隊員也是四人一排，手臂挽著手臂，一隻手扶著上肩的槍，頂著大風向國旗護杆基座邁進。此刻，早已肅立在國旗杆下的升旗手劉建光也和戰友一起暗暗使勁用腳“抓”著地，不讓風吹動自己一絲一毫。
2分07秒後，五星紅旗在“劈啪”作響的風聲中降到了底部。
大風天對升旗手來說的確是一種嚴峻的考驗。升降旗儀式中要求升旗手不論在什麽天氣環境下，升旗時，要在5秒鍾內將旗掛上旗端，並順風拋展開；降旗時，要在10秒鍾內將旗從旗繩上摘取下來，並利索地打好（即卷好），係上結扣，整個過程中，五星紅旗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著地。收旗的這些要求在大風天最難做到，因為麵積近17平方米的大旗在狂風中漫卷著，不僅難以抓住其要領，弄不好，還可能將人卷到裏麵去。
負責具體升降國旗的護衛隊五班戰士都有一身過硬的本領。隻見劉建光敏捷地抓住了旗角，“刷、刷、刷、刷”，在風中將大旗打成一個圓錐狀，並利索地係上了結扣。作為老升旗手，劉建光知道，大風天打旗時一定要將旗子打得緊緊的，要不然在護衛隊護著國旗往回走的路上，旗子有可能被大風吹開，如果那樣，後果不堪設想。
擎旗手曲衍濤雙手接過劉建光遞過來的國旗時，感到十分放心，因為旗打得緊緊的，結扣也係得很死，應該經得起任何大風的襲擊。但是，當他們邁著正步往回走時，意外還是差點出現。
部隊出國旗基座圍欄，走上長安街。照著來時的姿勢，手挽著手頂著狂風往天安門城樓走。
曲衍濤肩扛著重達7.5公斤的國旗，右手握著國旗，食指和中指分開，緊緊扣著國旗的係結扣處，努力保持著端正的走姿。突然，曲衍濤覺得旗子一沉――風實在太猛了，打得緊緊的旗還是兜住了風，曲衍濤手下係結扣處，也開始鬆動，大事不好，曲衍濤心中暗叫一聲。如果大風把國旗吹散開了，不僅他自己將無法保持軍姿，整個國旗護衛隊隊形都將被飄展的大旗打亂，潰不成軍。但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曲衍濤又決不能用手去係一下鬆了的結扣。無奈，他隻有用食指和中指死死地壓住結扣，不讓它完全鬆開。旗子兜了一點風，就會兜更多的風，旗也變得越來越沉。風使得結扣處一點一點地鬆散著。曲衍濤則死死地將兩個指頭扣在結扣的關鍵處。一步、兩步，一米、兩米，當國旗護衛隊消失在天安門城樓內時，旗的上半端已快要被風吹散了，但結扣處依然被曲衍濤牢牢地扣著。
回駐地後，戰士們費了很大的勁，才將曲衍濤的食指和中指從旗杆的結扣處拿下來。
陳傑的馬靴已被鮮血染紅
國旗護衛隊的戰士屬於共和國內武警的一部分。同樣是參軍，對於解放軍戰士來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是恰如其分的，但對於武警部隊來說，卻是“養兵千日，用兵千日”，尤其是這些在祖國的心髒，首都的天安門地區執行任務的武警戰士，更是長年處在繁忙的事務中，他們為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安寧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長期嚴格的訓練中，在執行艱苦的升降旗任務中，一些國旗護衛隊幹部戰士出現了不少的病痛，但這些國旗衛士硬憑著一種精神每天默默地為升降、護衛好國旗盡自己的一分力。
陳傑是前任國旗護衛隊隊長，身高1.84米，來自劉備三顧茅廬之地湖北襄陽縣。他1987年參軍入伍來到北京，1991年10月份進入國旗護衛隊任警官。長期的軍旅生涯，使得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26歲要大得多。他是國旗護衛隊組建以來擔任升降旗帶隊警官時間最長的一位。
1993年5月，由於長期擔負帶隊升旗任務，陳傑的左腳上長了兩顆雞眼。當時也是上半年“人手緊張”時期，又加上一位幹部回家探親。帶隊警官隻剩下陳傑一個人，沒有可以替換的人員。雞眼長的位置又正好是腳大拇趾後部走路時著地的地方，使得他每次升降旗回來都隱隱作疼。由於還擔負著練新兵的任務，陳傑沒有時間去治療。
一天，陳傑讓通訊員打來一盆熱水燙腳，燙完腳後，他找了個小刀用火烤了烤，打算把腳上的頑疾刮掉。結果是，不但沒有刮掉雞眼，反而在腳底劃了一個大口子。
第二天早晨，他忍著疼痛穿好馬靴帶隊去參加升旗。堅硬的馬靴底敲在堅硬的花崗岩上，每一步陳傑都感到鑽心地疼，升旗完回到駐地，衛生員幫他脫下靴子一看，整個靴子都已被血染紅，沾在腳上脫不下來。衛生員隻得把靴子剪破才能清洗、包紮傷口。晚上降旗的時間到了，沒有任何人可以替換陳傑，他又忍著鑽心的疼痛帶隊去完成降國旗的任務。
就這樣，他一直堅持下來，腳由白變腫，由腫變黑，最後，竟奇跡般地好了。
那段時間，許多護衛隊的戰士看陳傑執行任務時踢正步、做動作都像沒事人似的，便問：“隊長，你每天這樣走真的不疼嗎？”
“也疼，也不疼”，陳傑回答說：“完成升降旗任務後，精神鬆弛下來了，每一步都鑽心地疼。但隻要一走出天安門城樓，正步走上長安街，尤其是站在五星紅旗下，國歌奏響的時候，我好像的確感覺不到疼痛。”
當筆者與陳傑說起這樁幾年前的往事時，他說：“人全靠一股子勁兒，一種意誌撐著。國旗護衛隊的光榮是人民群眾對國旗的愛所給予的，這對我們同時也是一個壓力，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一點病痛影響動作的發揮，從而影響到國家的形象，留下我終身的遺憾。”
陳傑隊長的這番話，可以說是道出了國旗護衛隊所有官兵的心聲。
腳趾斷了，還能不能參加升旗
在現行的升旗儀式中，擎旗手的位置顯得尤為重要，他不僅執掌全隊戰士護衛的中心、億萬群眾關注的焦點――五星紅旗，而且走在隊伍最前列，起“領頭羊”的作用，他的動作發揮如何，將直接影響到整個隊伍的動作效果。還有一點特殊之處是，全體國旗護衛隊士兵所穿的升降旗專用禮服上，佩帶的肩章都是士兵銜中的“上士”，但擔當擎旗手的戰士例外，他的禮服佩帶的肩章是軍官銜中的“少尉”。
1991年4月組建國旗護衛隊時，身高1.93米，肩寬體闊，體形端正的河南籍戰士王俊華從武警北京總隊萬名官兵中脫穎而出。
1992年8月12日傍晚，王俊華在東朝房外的訓練場上體會踢正步的動作要領。國旗護衛隊要求戰士踢正步時做到踢腿似“閃電”，要快而有力。王俊華一遍一遍地做著動作，突然，他一不小心踢在台階的橫麵上。“哎喲！”王俊華慘叫了一聲，栽倒在地上，衛生員和其他戰士趕忙上前，檢查後發現因用力過猛，左腳拇趾骨折。
這時離降旗時間隻剩20多分鍾了。國旗護衛隊中，一段時間內，升旗手相對固定，由五班的12名戰士輪流擔任，護衛隊員也是由一排、二排按月輪流擔任，惟獨擎旗手隻有一名。怎麽辦？王俊華咬著牙，讓衛生員噴了點鎮痛的藥，草草包紮一下，毅然一瘸一拐地和戰士們一起向天安門城樓走去。降旗過程中，戰士們驚訝地發現，王俊華竟然動作發揮得異常標準，正步，齊步，完全像沒事人一樣，廣場上的群眾萬萬不會想到，一個腳趾骨折的人竟然可以走得如此鏗鏘有力。
降旗回來後，王俊華疼得昏倒在地。幾位戰士扶他上床，發現他的靴子怎麽也脫不下來，最後三四個人同時用力才拔下馬靴。一瞧，王俊華的左腳已腫得像饅頭一樣。那段日子，王俊華一隻腳穿44碼的鞋，另一隻腳卻須46碼的鞋才能套下。他一邊接受醫生的治療，一邊忍著鑽心的疼痛，仍堅持每天扛旗，率隊友升降國旗。他的傷一直到10月份才痊愈。
那段時間，王俊華才算享受了“特殊待遇”。護衛隊指導員每天升旗之前派其他戰士幫他著裝，然後用自行車把他從營地馱到天安門城樓門洞的集結待命處。
事後王俊華說：“國旗在肩，我懂得它有多重，若在別處也許我早就堅持不住啦。”王俊華扛了三年多國旗，有人為他計算過，三年時間裏，他每天扛旗走過的路程，加在一起等於進行了一次二萬五千裏長征。
與王俊華相似的還有一位叫孫懷軒的戰士。
1994年11月8日，帶隊警官王金耀帶領隊伍升旗回來後，為了強化戰士們的動作，讓全隊戰士多踢了200米的正步。當時的三班班長孫懷軒以身作則，昂首挺胸，動作做得十分標準，但沒想到用力過猛，把左腳的第二趾給震裂了。
在國旗護衛隊，所有的戰士都爭著要參加升降旗任務，孫懷軒知道，如果自己向隊長匯報，他立即可以得到全休，但肯定要失去參加升降旗任務的機會。
於是，他忍著巨痛，沒有跟任何人說，隻是向衛生員要了點碘酒和止痛片。每天堅持參加升降旗任務。直到腳腫得像胡蘿卜，被警官發現後，才強迫他退下來接受治療。
來自湖北的戰士於斌是五班的一位升旗手。他原本皮膚就不好，1995年3月，身上開始長疥瘡，走路一牽一動，都會渾身上下地疼。但是這位剛剛擔任升旗任務的戰士死活不向別人說。疥瘡很快傳染到了全身，脖子、肩上、臀部、背部上下長了幾十個疥瘡。但於斌堅持每天在廣場的旗杆下立著，利落地完成升旗、展旗、打旗的一係列動作。晚上，他趁其他戰士熟睡時悄悄地起來換被血水、膿水汙染了的白襯衣。
三個月過去了，於斌忍著巨痛一天天地堅持著，疥瘡還引發了高燒，但他依然靠吃藥對付著。一天常規訓練休息時，一位戰士和於斌開玩笑，猛地拍了他背部一下，正好打在他長了疥瘡的部位，疼得於斌滿地打滾，戰士們嚇壞了，以為他犯了什麽大病。隊長陳傑走過去，掀開於斌的衣服一看，所有的人都驚呆了。後來戰士們數了一下於斌的背上、腿上、手臂上，共長了73個毒疥瘡，全身紅腫。
陳傑說，那是他記憶中難忘的一位戰士，當時於斌才18歲，要不是入伍當兵，在家裏可能還是哭鼻子的年齡，但因為有了國旗，因為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因為自己對五星紅旗真正的愛，這個年輕人竟忍受了如此巨大的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