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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故宮門外的國旗護衛隊駐地
屋外挨著筒子河，百年老河滋養出來的蚊子特別“能衝善戰”。
王金耀說，就是這樣的老屋，迎接了國旗班的七茬新兵。
國旗護衛隊的正式名稱應該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一總隊第十四支隊六中隊”，是武警部隊的一個連級單位。
時間長了，鴿子成了他們的好朋友。
他們有一首《國旗護衛隊隊歌》，戰士們每次唱起它，總是滿懷深情。
筒子河邊的老營房
國旗護衛隊的前身國旗班剛剛組建時，駐營地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個駐營地是從國旗護衛隊成立時才正式由北京市有關部門劃歸使用的。
現任國旗護衛隊隊長的王金耀1988年入伍時，便到了當時的國旗班，他也是現在國旗護衛隊中惟一經曆過國旗班階段的國旗衛士。
他仔細回憶了他所了解的當時國旗班駐地情況。
他說，當時國旗班的駐地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的西北角，挨著筒子河，條件十分簡陋。院內沒有燈，戰士們隻能看到低矮的平房內微弱的燈光。房頂上長滿了很高的茅草。簡陋擁擠的屋子裏被一個磚砌的火爐占去1/4的空間，四周的牆皮都已基本脫落。
低矮的門框使高大的戰士不得不低頭而入，睡在上鋪的戰士，一起身就會“頂天立地”。戰士張健秋複員時，額頭上還留著一條清晰的疤痕。這個高1.85米的北方漢子，每次進這低矮的小屋，都得“低三下四”。一天夜裏下哨回駐地，迷迷糊糊直往裏走，額頭重重地撞在門框上，血流不止，傷口一共縫了七針。
四周的門窗玻璃也已破碎不全。戰士們在屋裏行動總是很小心，怕碰掉牆皮。地得天天掃，每天都能在屋裏掃出一小堆土。那個巨大的火爐，並未因它的巨大而釋放充足的熱源，戰士們幾次欲將爐火調旺，可捅來捅去，火爐還是半死不活。
夏天也麻煩，每到雨季，牆角裂縫的地方就得貼上“預警紙”，紙一裂說明房子有危險。尤其是雨夜，警衛哨必須打著手電不停地圍著老屋轉，以防出現險情，半點不敢馬虎，戰士們睡覺也不敢脫衣服。
1985年的夏天，一場大雨後，老屋嚴重傾斜，工人文化宮迅速派來搶險隊，在老屋後牆上斜著打上了六根粗圓木做支撐，老屋才沒有倒下。
夏天屋裏悶熱，呆一會就大汗淋漓，而且隻能搖扇子驅暑消汗。整個駐地隻有一個小龍頭，上廁所要走老遠。
屋外挨著筒子河，百年老河滋養出來的蚊子特別“能衝善戰”。每至傍晚便嗡嗡作響，逼著戰士們往蚊帳中鑽。那時經常能見到戰士們的胳膊上有一溜紅紅的疙瘩。
王金耀說，就是這樣的老屋，迎接了國旗班的七茬新兵。
駐地一共隻有三個門
從北到南，護衛隊駐地營房一共隻有三個門。
最北邊的門內是護衛隊的榮譽室和連部辦公室。走進掛有塑料門簾的門內，迎麵更可看見牆上的部隊介紹。一麵巨大的國旗鋪底，上麵寫著八個金色的大字“護衛國旗，重於生命”。榮譽室內陳列了這支部隊組建、發展、壯大的過程，照片和文字資料把三麵牆鋪得滿滿的。榮譽室也兼作會議室。榮譽室裏麵還有兩間房，一間是通訊員值班的，放有兩張床，一張桌子，一部電台，一部電話；另一間是隊長和指揮員辦公和值班的地方。
從榮譽室出來沿走廊往南，便能看到一排四麵大鏡子，每天早上和傍晚，國旗護衛隊員出去執行升降旗和護旗任務之前，都要在這裏認真整理好服裝。再往南，便進入第二個門，這是國旗護衛隊一排（即一至四班）的營房，裏麵整齊地橫放著20多張雙層的行軍床，床頭是洗臉盆架。隔幾張床就放有一個大木櫃，那是戰士們掛升降旗專用禮服用的。整個房間顯得十分擁擠，但是擠而不亂，每張床上，都整齊地放著疊得像方磚似的被子，在床頭放著戰士們的帽子和武裝帶，所有的帽子和武裝帶都放在同一個位置，看上去整齊得像一條直線。
再往南，是第三個門，裏麵住的是國旗護衛隊的二排（即六至九班），裏麵的景象與一排營房完全相同。
在一二排中間的走廊，安放著一麵立式的敬意旗。敬意旗上方的房簷下，橫掛一塊白底黑字的匾額，上書“武警天安門警衛支隊國旗護衛隊”，二排外麵的走廊外，架著四塊宣傳黑板，黑板上方是一塊紅色的匾額，上麵刻著八個金色大字“護我國旗，壯我國威”。
在營房前的訓練場上，安放著四副雙杠，兩副單杠。訓練場中間有一棵百年柳樹，上麵懸掛著一根鐵杆，那是升旗手訓練打旗和甩旗的地方。在柳樹下是一間簡易房，是戰士們洗漱的地方。
此外，國旗護衛隊的五班單獨駐紮在天安門後麵西側的一間平房內，在天安門城樓後麵的小廣場北端，有一個高高大大的鐵皮棚子，那裏存放著毛澤東、孫中山等人的畫像，每天在廣場上升起降落的國旗就放在這些畫像的東邊，那裏有一個專門用來存放國旗的高大櫃子。
另有一個炊事班駐在故宮西邊的中山公園內，負責國旗衛士的每日三餐。
鴿子是他們最忠實的朋友
自從國旗班對社會開放後，不知有多少人到這小屋來過，從普通老百姓到市長，從士兵到將軍，從一般幹部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這兒如果沒有人領路，很多人以為走錯了地方，因為他們眼前的老屋與他們想象的相差太遠，與戰士們所從事的事業反差太大。
北京市無臂書法家劉京山，看完國旗班的駐地後，飽含激情，用嘴咬住筆寫下了八個大字：“身居陋室，精忠報國！”現在老駐地沒有了，但老國旗班戰士身上那種“身居陋室，精忠報國”的精神在國旗護衛隊戰士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國旗護衛隊的官兵們現在住在看似高大的東朝房內其實並不舒服，因為房子是古建築，隻能按現狀居住，不能進行任何裝飾或裝修改造。冬天，高5米多的房子關不住風，古建築的菱花窗變形走樣的不少，無法關嚴，冷風便長驅直入。夏天這裏濕氣很重，地麵上是濕的，牆皮上到處滲水珠。戰士們住在裏麵又悶又熱。
每天，戰士們的訓練與外麵熱鬧的商業場麵形成鮮明的反差。當來往的遊客透過懸掛著琳琅滿目的商品，看到店鋪後麵一絲不苟地在訓練軍姿的護衛隊戰士，都會覺得眼前一亮。戰士們在這樣喧鬧的環境中，似乎什麽都聽不見，什麽都看不到，隻是專心地走著自己的正步。很多遊客說，看國旗護衛隊戰士訓練，應該列為故宮遊覽的一個景點，隻是這個景點是完全免費的。
有人說，在現在的故宮遊覽區，國旗護衛隊駐地是惟一僻靜之處，整個駐地顯得十分整潔。
不知是因為忍受不了遊人的熱鬧和紛擾，還是它們對國旗衛士情有獨鍾，在戰士訓練間隙，常有一群潔白的鴿子翩翩飛落在這片訓練場內，悄悄地與戰士們對話。
時間長了，鴿子成了他們的好朋友。
戰士們每天要換六次服裝
國旗護衛隊現在的編製是103人，其中警官7人，戰士96人。除五班和炊事班外，其他戰士分別編成兩支可以獨立執行升降旗任務的隊伍，每一個月輪換一次。
國旗衛士每天的生活內容大致如下：早晨，提前起床的升旗部隊戰士到了訓練場後，先對著鏡子整理著裝，然後開始40分鍾的適應性訓練。離升旗時間還有3分鍾時，他們準時從天安門城樓的主門洞出發，去完成每天的神聖使命。任務完成後，升旗部隊回駐地休息。
6時10分，起床哨響起。
20分鍾後，其他戰士開始為期30分鍾的晨練。
7時，個人衛生和服裝檢查。
7時30分，早飯，食品是鹹菜稀飯加饅頭。
8時30分，開始上午操課，主要內容軍姿訓練。
12時，午飯，一般是炒土豆、白菜肉片、炒黃瓜和饅頭。
12時40分至2時10分是午睡時間。
下午2時40分，操課，主要內容是政治學習和文化學習。
下午5時30分，晚飯，是米湯加饅頭，兩個素菜。參加降旗部隊戰士提前40分鍾做好準備，準時降下國旗，護衛回到駐地。
晚6時，讀書讀報或體育活動。
晚7時30分到8時30分為業餘活動時間，一、三、五組織看電影或錄像，二、四、六組織勤務研究等內容，星期日整理個人衛生。
晚9時，準時熄燈睡覺。
國旗護衛隊的戰士，每天要換六次衣服：每天淩晨，比當天升旗時間早一個小時，營地警衛哨兵便把升旗部隊的戰士從睡夢中叫醒。戰士們起床洗漱後，穿上升國旗專用的禮服，從槍庫中領出升降旗專用的禮賓槍。升完國旗回到駐地，他們要立即換下禮服，穿上與其他武警戰士一樣的常服。如果今天自己有站國旗哨的任務，戰士又得換上值勤禮服。站哨回駐地後，又要換上常服。晚上降旗，再次穿上專用禮服，回來再換上士兵常服。
《國旗護衛隊隊歌》唱心聲
以上對戰士們日常生活的羅列，不難看出國旗護衛隊戰士的生活是瑣碎和枯燥的。而十八九歲，正是精力充沛的時候。這個年齡的青年，處在多夢季節，好動，喜歡探索和實踐。但是，令筆者非常吃驚的是，不少當兵已一年多的戰士告訴我，到北京後，除了天安門這片天地之外，他們沒到過北京的任何其他地方。
為此，有人曾專門問護衛隊現任指導員謝輝，請教他做思想工作的“秘方”，謝輝卻總是輕描淡寫地說：“我沒有任何所謂的‘秘方’，護衛隊的戰士幾乎不用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們個個都很懂事，知道自己肩負什麽樣的重任。”
在采訪中，筆者仔細觀察過許多國旗護衛隊的戰士。他們的手，一律有著厚厚的老繭，那是長期操槍在鋼塊上拍打出來的。他們的臉龐一律是黑黑的，看上去都比他們的實際年齡大得多，那是長期經受風霜雪雨洗禮的結果，他們的站、走、坐一律體現出一種軍人的陽剛之美，顯得十分大方、得體。
在這群平均年齡隻有19歲的戰士身上，理想被真正實實在在地體現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們每天精神抖擻地完成千篇一律的升降旗任務，並且從不失誤，沒有對國旗的深刻理解，沒有對祖國的深沉感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們有一首《國旗護衛隊隊歌》，戰士們每次唱起它，總是滿懷深情――
迎著東方的晨曦，懷著赤誠的情意，
伴著莊嚴的樂曲，我們升起了國旗，
國旗，國旗，
高於一切。
我們向你敬禮，
時刻守衛在你的身旁。
你永遠飄揚在我們心裏。
迎著東方的晨曦，懷著赤誠的情意，
站在光榮的哨位，我們護衛著國旗，
國旗，國旗，
高於一切。
我們時刻銘記，
時刻守衛在你的身旁，你永遠飄揚在我們心裏，
你永遠飄揚在我們心裏，飄揚在我們心裏。
前任擎旗手曲衍濤，護旗手王浩、王炳乾跟我交談時曾認真地說：“我們這些人現在已經染上職業病，那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隻要看到國旗或聽到國歌奏響，都會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感到莫名的激動。說不出什麽原因，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感情。”
來自湖南舞陽縣的護衛隊員魏付彬也說：“國旗對我太重要了，我們都離不開它。”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在國旗護衛隊駐地經常能看到不少戰士眼圈紅紅的，那是每次戰士們看到電視上我國運動員摘取金牌後，升國旗奏國歌時激動的。戰士們表示，看到國旗升起在國際體育賽場上時，是他們最暢快的時候。
六位國旗衛士的自我介紹
在護衛隊采訪時，我隨機找了六位國旗衛士談天說地，為的是真正了解作為一名普通青年的真實情況。為保持原味，這裏實錄他們自己的自我介紹：
1.陳朝英，身高1.84米，河北保定市人，出生於1971年，1990年3月份參軍入伍。現任國旗護衛隊副指導員。
我剛入伍當兵時，在儀仗隊，負責外賓和首長檢閱時的接待表演任務。1995年7月份軍校畢業後，因工作需要，進入國旗護衛隊。
1995年10月5日開始擔任帶隊警官，時間約八個月。第一次帶隊參加升降旗的心情現在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如果一定要說，我隻能說是顫抖，激動得讓你渾身顫抖。總的來說，升降旗任務的確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但我們做這件事情是心甘情願的。之所以能夠始終如一地對待這件事，是因為我們確實從心底裏熱愛國旗，我們為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可以說，我們沾了國旗的光，但我們更要為祖國第一旗增光添彩。
在我的記憶深處，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懷，那是源自1996年7月4日《中國遠洋報》和我們搞的一次活動。
那天淩晨4時51分。一位小姑娘和她的媽媽一起眼含著熱淚，參加了我們的升旗儀式，母親叫梁金芬，在無錫市民政局工作，她是原廣州遠洋運輸公司“阿波羅”號海輪大副陸建森的妻子。小姑娘名叫陸吟海，是無錫市師範附小二年級學生。
1994年6月20日，陸建森外派所在的“阿波羅”號海輪在南非好望角附近海域遇難，36名中國海員全部犧牲。為了不讓孩子過早承受失去父親的打擊，梁金芬沒有把陸建森遇難的消息告訴小吟海。陸建森1994年5月在南中國海航行時給家裏寫的最後一封信中說：“等7月份我休假時，帶吟海到北京看升國旗儀式……”
今年元月，小吟海給《中國遠洋報》寫了一封信說：“我爸爸在‘阿波羅’號海輪上當大副，他遠航在南非，我很想念爸爸，盼著爸爸回來帶我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
《中國遠洋報》報社的同誌們被小吟海的真情所感動，他們決定替陸建森同誌實現遺願。
那天，陸吟海似乎長大了許多，她和母親一同來到我們國旗護衛隊的駐地，向戰士們獻上了一條嶄新的紅領巾。
梁金芬流著眼淚對我說：“海員們把遠洋船比喻成浮動的國土，船上每天也都升起五星紅旗，國旗伴隨著中國海員走天涯，是海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神聖內容。”
這對母女的眼神令我至今記憶猶新。人民群眾對國旗的深厚情感就是我們努力工作的源泉。中國隻有一個北京，隻有一個天安門，隻有一麵“祖國第一旗”，我們沒有理由不好好護衛國旗。
2.馮新年，20歲，高中畢業，身高1.82米，來自安徽省宣州市衛東鄉孫莊村上馮村，是農民的兒子。1995年12月12日應征入伍。
我入伍時原來是在別的中隊，1996年3月28日，國旗護衛隊隊長陳傑到我們新兵連選兵，我單兵隊列動作好，就被選上了。到北京10多個月了，我哪裏也沒有去過，每天都在廣場這方寸土地之內訓練、學習。
1996年5月31日，我第一次參加升旗儀式。扛上槍走進方隊的時候，我激動得似乎心髒就要跳出胸膛。其實那個時候，頭腦是一片空白，似乎什麽都想，又好像什麽都記不起來。在天安門城樓門洞內預備的時候，我隻覺得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流，全身衣服好像被水浸泡著一樣，渾身禁不住地發抖。跟著隊伍，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國旗杆下的。當國歌奏響，舉行敬禮的時候，我想到了強盛偉大的祖國，想到了祖國的未來，想到了家鄉的父母和親人，想到了此刻的自我是多麽的光榮，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我父母都在家鄉務農，姐姐是搞服裝加工的個體戶。他們知道我成為一名稱職的國旗衛士後，都感到很自豪。母親在信中對我說：“從電視裏看你們走得真整齊，真威武，30多個人好像一個人一樣！”得到父母的誇獎，我心裏非常高興。
3.付大平，1976年7月29日出生，中專學曆，身高1.83米。家住吉林省鬆原市前廊煉油廠41號樓3單元103室。1995年12月18日應征入伍，次年3月26日被選入國旗護衛隊。
從一名社會青年到一名合格的軍人，是我人生的一次轉折，從一名普通軍人到一名合格的國旗護衛隊隊員，我感到十分光榮和自豪。這份光榮和自豪是我用淚水和汗水換來的，因為國旗護衛隊的強化訓練不是一般人能堅持下來的。
我第一次執行降旗任務的時間是1996年6月5日。當天晚飯後回到駐地，排長通知我參加降旗儀式。我接過老同誌遞過來的升降旗專用禮服時，心中異常激動。穿戴整齊後，我對著鏡子照了又照，生怕出差錯。同時告訴自己，千萬不能緊張出錯。但一出天安門城樓，麵對那麽多凝望的眼神，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特別是在國旗杆下時，我的心中一片空白，自己好像不存在一樣，持槍，敬禮和禮畢的動作都不知道是怎麽做的。直到返回駐地，才算鬆了口氣，心“撲撲”地直跳，汗水已濕透了襯衣。我愣愣地站在那裏想了半天，直到班長喊我換衣服，方才從激動中緩過勁兒來。晚上給家裏寫信說：爸爸、媽媽，兒子終於真正加入到國旗護衛隊了，我沒有給你們丟臉。
說實在的，有時也很想家，一次強化訓練中間休息時，班長組織我們唱歌。唱《世上隻有媽媽好》時，全隊沒有一個不掉淚的。其實那也不是哭，隻有一種特別的情不自禁的感覺。雖然平時我們也經常唱這首歌，但那次是真正觸動了心弦。
4.王健，身高1.83米，職高畢業，出生於1973年10月24日，1993年12月入伍，家住江蘇省泰州市西花路57號103室。父親王如山是一家國營企業的廠長，母親是工會主席。
我們其實也很一般，沒有什麽特別的，無非是我們擔負的任務比較特殊，我們是沾了國旗的光。我記憶最深的一次執行任務是1994年7月20日參加降旗。部隊一出天安門城樓，看到廣場上站滿了人，目光都集中到我們身上。剛喊“敬禮”的口令，大雨便傾盆而下，但我用視線的餘光看到站著看降旗的群眾沒有一個走開的。雨水仿佛是聖水包圍了我們的全身，我感到周身血液奔湧，充滿了無窮的力量。那個時刻，我相信自己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天還刮著大風，人都被吹得似乎無法站穩，但我們還是拚全力把動作做得規範、整齊。降完旗，觀眾就自發地鼓起掌來，那是平生聽到過的最熱烈的掌聲。我們走上金水橋時，在天安門城樓門洞裏避雨的群眾全都跑出來，主動給我們讓路……
從小國旗在我心中就很神聖，現在我能日夜陪伴它的左右，我感到無比光榮。
5.曲衍濤，山東省煙台市牟平區人。出生於1974年10月，身高1.85米，1993年12月入伍當兵，1996年12月剛退伍。是國旗護衛隊的前任擎旗手，也是在每天的升降旗儀式中最受矚目的那位護衛隊隊員。
我入伍前在煙台市工商銀行牟平區支行工作，從小沒有離開過父母。北京武警總隊到煙台征兵時，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報了名，沒想到就通過了，當時全家還有點舍不得。
到北京後，我們先是在大興縣的訓練基地接受新兵訓練。那一陣很苦，我總覺得不適應。1994年3月13日，隊長陳傑到訓練基地選人，我很幸運地選上了。
到護衛隊後，我和其他新兵一起開始接受專項強化訓練。當時隊長說了，訓練不合格的，動作及各項要求達不到執行升降旗任務標準的，還要回到原來的支隊去。我也曾擔心自己動作不過硬再給退回到其他中隊去，所以拚命給自己鼓勁，並經常偷偷地增加訓練強度。
我的父母多次寫信給我，說我很有出息，給全家人爭光了，也給煙台爭了光。
我覺得之所以我們能夠每天保持高漲的熱情，是因為有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鼓舞著我們。
記得1994年冬天，我擔負一個淩晨2時至4時的國旗哨。那天氣溫是零下12，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上哨時，廣場上空無一人。2時半左右，從地下通道裏出來一位中年婦女，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提著行李。我走過去對她說：“升旗還早著呢，你先到下麵躲一躲。”她操著山西口音說：“不礙事，我就站在這兒等。”我們幾次勸她，她都說沒關係，還說就是要站個好位置，能看得清楚、看得全。我站完崗又回駐地睡了一小覺，7時多我們正步走到國旗杆下升旗時，我不自由主地用餘光向她站的地方掃了一眼，果然，她像一尊雕塑那樣站在那裏，嚴肅地凝望著上升的國旗。孩子也醒了，在她的懷裏睜著大眼睛。當時我的眼淚“刷”地湧了出來，以至於升旗完畢部隊往回走時，我差點沒反應過來。群眾是這樣的熱愛國旗，作為能整天廝守在它身旁的我們，責任感也應該更強些。
我已經扛著這麵國旗連續不斷地執行了近2000次升降旗任務，現在回想起來，每天讓我們那麽早起床的精神動力，正是像那位婦女一樣熱切注視的目光。
6.王炳乾，出生於1977年7月20日，身高1.85米。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鐵道北八裏莊。現任國旗護衛隊的兩名護旗手之一。
我來自一個農民的家庭，父母親都在家務農，還有一個弟弟在上學。1994年12月入伍時，我想能看一眼升國旗一定是令人激動的事。沒想到第二年3月25日，我居然被選進了國旗護衛隊。當時新兵連的戰友都羨慕死了，我也覺得特別榮幸。我把自己入選護衛隊的消息告訴了我的幾個哥兒們，他們有的上了大學，有的開汽車，各行各業都有，但他們在寫給我的信中，都表示非常羨慕我，說我的確很光榮，讓我一定好好幹。
我們三個排頭兵與其他隊員不一樣，他們每日可以輪換執勤，但我們不行。我已經整整兩年零兩個月一天不落地執行升降旗任務了。不論心情如何，不論身體狀況怎樣，也不論天氣好壞，每天昂首挺胸地進出天安門廣場四次，是我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真正風雨無阻的滋味，我相信不是一般人品嚐過的。有時候我們自己也想，如果不是在國旗護衛隊這樣一個特殊的部隊，我們可能早就頂不住了。
王金耀說，就是這樣的老屋，迎接了國旗班的七茬新兵。
國旗護衛隊的正式名稱應該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一總隊第十四支隊六中隊”，是武警部隊的一個連級單位。
時間長了，鴿子成了他們的好朋友。
他們有一首《國旗護衛隊隊歌》，戰士們每次唱起它，總是滿懷深情。
筒子河邊的老營房
國旗護衛隊的前身國旗班剛剛組建時，駐營地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個駐營地是從國旗護衛隊成立時才正式由北京市有關部門劃歸使用的。
現任國旗護衛隊隊長的王金耀1988年入伍時，便到了當時的國旗班，他也是現在國旗護衛隊中惟一經曆過國旗班階段的國旗衛士。
他仔細回憶了他所了解的當時國旗班駐地情況。
他說，當時國旗班的駐地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的西北角，挨著筒子河，條件十分簡陋。院內沒有燈，戰士們隻能看到低矮的平房內微弱的燈光。房頂上長滿了很高的茅草。簡陋擁擠的屋子裏被一個磚砌的火爐占去1/4的空間，四周的牆皮都已基本脫落。
低矮的門框使高大的戰士不得不低頭而入，睡在上鋪的戰士，一起身就會“頂天立地”。戰士張健秋複員時，額頭上還留著一條清晰的疤痕。這個高1.85米的北方漢子，每次進這低矮的小屋，都得“低三下四”。一天夜裏下哨回駐地，迷迷糊糊直往裏走，額頭重重地撞在門框上，血流不止，傷口一共縫了七針。
四周的門窗玻璃也已破碎不全。戰士們在屋裏行動總是很小心，怕碰掉牆皮。地得天天掃，每天都能在屋裏掃出一小堆土。那個巨大的火爐，並未因它的巨大而釋放充足的熱源，戰士們幾次欲將爐火調旺，可捅來捅去，火爐還是半死不活。
夏天也麻煩，每到雨季，牆角裂縫的地方就得貼上“預警紙”，紙一裂說明房子有危險。尤其是雨夜，警衛哨必須打著手電不停地圍著老屋轉，以防出現險情，半點不敢馬虎，戰士們睡覺也不敢脫衣服。
1985年的夏天，一場大雨後，老屋嚴重傾斜，工人文化宮迅速派來搶險隊，在老屋後牆上斜著打上了六根粗圓木做支撐，老屋才沒有倒下。
夏天屋裏悶熱，呆一會就大汗淋漓，而且隻能搖扇子驅暑消汗。整個駐地隻有一個小龍頭，上廁所要走老遠。
屋外挨著筒子河，百年老河滋養出來的蚊子特別“能衝善戰”。每至傍晚便嗡嗡作響，逼著戰士們往蚊帳中鑽。那時經常能見到戰士們的胳膊上有一溜紅紅的疙瘩。
王金耀說，就是這樣的老屋，迎接了國旗班的七茬新兵。
駐地一共隻有三個門
從北到南，護衛隊駐地營房一共隻有三個門。
最北邊的門內是護衛隊的榮譽室和連部辦公室。走進掛有塑料門簾的門內，迎麵更可看見牆上的部隊介紹。一麵巨大的國旗鋪底，上麵寫著八個金色的大字“護衛國旗，重於生命”。榮譽室內陳列了這支部隊組建、發展、壯大的過程，照片和文字資料把三麵牆鋪得滿滿的。榮譽室也兼作會議室。榮譽室裏麵還有兩間房，一間是通訊員值班的，放有兩張床，一張桌子，一部電台，一部電話；另一間是隊長和指揮員辦公和值班的地方。
從榮譽室出來沿走廊往南，便能看到一排四麵大鏡子，每天早上和傍晚，國旗護衛隊員出去執行升降旗和護旗任務之前，都要在這裏認真整理好服裝。再往南，便進入第二個門，這是國旗護衛隊一排（即一至四班）的營房，裏麵整齊地橫放著20多張雙層的行軍床，床頭是洗臉盆架。隔幾張床就放有一個大木櫃，那是戰士們掛升降旗專用禮服用的。整個房間顯得十分擁擠，但是擠而不亂，每張床上，都整齊地放著疊得像方磚似的被子，在床頭放著戰士們的帽子和武裝帶，所有的帽子和武裝帶都放在同一個位置，看上去整齊得像一條直線。
再往南，是第三個門，裏麵住的是國旗護衛隊的二排（即六至九班），裏麵的景象與一排營房完全相同。
在一二排中間的走廊，安放著一麵立式的敬意旗。敬意旗上方的房簷下，橫掛一塊白底黑字的匾額，上書“武警天安門警衛支隊國旗護衛隊”，二排外麵的走廊外，架著四塊宣傳黑板，黑板上方是一塊紅色的匾額，上麵刻著八個金色大字“護我國旗，壯我國威”。
在營房前的訓練場上，安放著四副雙杠，兩副單杠。訓練場中間有一棵百年柳樹，上麵懸掛著一根鐵杆，那是升旗手訓練打旗和甩旗的地方。在柳樹下是一間簡易房，是戰士們洗漱的地方。
此外，國旗護衛隊的五班單獨駐紮在天安門後麵西側的一間平房內，在天安門城樓後麵的小廣場北端，有一個高高大大的鐵皮棚子，那裏存放著毛澤東、孫中山等人的畫像，每天在廣場上升起降落的國旗就放在這些畫像的東邊，那裏有一個專門用來存放國旗的高大櫃子。
另有一個炊事班駐在故宮西邊的中山公園內，負責國旗衛士的每日三餐。
鴿子是他們最忠實的朋友
自從國旗班對社會開放後，不知有多少人到這小屋來過，從普通老百姓到市長，從士兵到將軍，從一般幹部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這兒如果沒有人領路，很多人以為走錯了地方，因為他們眼前的老屋與他們想象的相差太遠，與戰士們所從事的事業反差太大。
北京市無臂書法家劉京山，看完國旗班的駐地後，飽含激情，用嘴咬住筆寫下了八個大字：“身居陋室，精忠報國！”現在老駐地沒有了，但老國旗班戰士身上那種“身居陋室，精忠報國”的精神在國旗護衛隊戰士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國旗護衛隊的官兵們現在住在看似高大的東朝房內其實並不舒服，因為房子是古建築，隻能按現狀居住，不能進行任何裝飾或裝修改造。冬天，高5米多的房子關不住風，古建築的菱花窗變形走樣的不少，無法關嚴，冷風便長驅直入。夏天這裏濕氣很重，地麵上是濕的，牆皮上到處滲水珠。戰士們住在裏麵又悶又熱。
每天，戰士們的訓練與外麵熱鬧的商業場麵形成鮮明的反差。當來往的遊客透過懸掛著琳琅滿目的商品，看到店鋪後麵一絲不苟地在訓練軍姿的護衛隊戰士，都會覺得眼前一亮。戰士們在這樣喧鬧的環境中，似乎什麽都聽不見，什麽都看不到，隻是專心地走著自己的正步。很多遊客說，看國旗護衛隊戰士訓練，應該列為故宮遊覽的一個景點，隻是這個景點是完全免費的。
有人說，在現在的故宮遊覽區，國旗護衛隊駐地是惟一僻靜之處，整個駐地顯得十分整潔。
不知是因為忍受不了遊人的熱鬧和紛擾，還是它們對國旗衛士情有獨鍾，在戰士訓練間隙，常有一群潔白的鴿子翩翩飛落在這片訓練場內，悄悄地與戰士們對話。
時間長了，鴿子成了他們的好朋友。
戰士們每天要換六次服裝
國旗護衛隊現在的編製是103人，其中警官7人，戰士96人。除五班和炊事班外，其他戰士分別編成兩支可以獨立執行升降旗任務的隊伍，每一個月輪換一次。
國旗衛士每天的生活內容大致如下：早晨，提前起床的升旗部隊戰士到了訓練場後，先對著鏡子整理著裝，然後開始40分鍾的適應性訓練。離升旗時間還有3分鍾時，他們準時從天安門城樓的主門洞出發，去完成每天的神聖使命。任務完成後，升旗部隊回駐地休息。
6時10分，起床哨響起。
20分鍾後，其他戰士開始為期30分鍾的晨練。
7時，個人衛生和服裝檢查。
7時30分，早飯，食品是鹹菜稀飯加饅頭。
8時30分，開始上午操課，主要內容軍姿訓練。
12時，午飯，一般是炒土豆、白菜肉片、炒黃瓜和饅頭。
12時40分至2時10分是午睡時間。
下午2時40分，操課，主要內容是政治學習和文化學習。
下午5時30分，晚飯，是米湯加饅頭，兩個素菜。參加降旗部隊戰士提前40分鍾做好準備，準時降下國旗，護衛回到駐地。
晚6時，讀書讀報或體育活動。
晚7時30分到8時30分為業餘活動時間，一、三、五組織看電影或錄像，二、四、六組織勤務研究等內容，星期日整理個人衛生。
晚9時，準時熄燈睡覺。
國旗護衛隊的戰士，每天要換六次衣服：每天淩晨，比當天升旗時間早一個小時，營地警衛哨兵便把升旗部隊的戰士從睡夢中叫醒。戰士們起床洗漱後，穿上升國旗專用的禮服，從槍庫中領出升降旗專用的禮賓槍。升完國旗回到駐地，他們要立即換下禮服，穿上與其他武警戰士一樣的常服。如果今天自己有站國旗哨的任務，戰士又得換上值勤禮服。站哨回駐地後，又要換上常服。晚上降旗，再次穿上專用禮服，回來再換上士兵常服。
《國旗護衛隊隊歌》唱心聲
以上對戰士們日常生活的羅列，不難看出國旗護衛隊戰士的生活是瑣碎和枯燥的。而十八九歲，正是精力充沛的時候。這個年齡的青年，處在多夢季節，好動，喜歡探索和實踐。但是，令筆者非常吃驚的是，不少當兵已一年多的戰士告訴我，到北京後，除了天安門這片天地之外，他們沒到過北京的任何其他地方。
為此，有人曾專門問護衛隊現任指導員謝輝，請教他做思想工作的“秘方”，謝輝卻總是輕描淡寫地說：“我沒有任何所謂的‘秘方’，護衛隊的戰士幾乎不用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們個個都很懂事，知道自己肩負什麽樣的重任。”
在采訪中，筆者仔細觀察過許多國旗護衛隊的戰士。他們的手，一律有著厚厚的老繭，那是長期操槍在鋼塊上拍打出來的。他們的臉龐一律是黑黑的，看上去都比他們的實際年齡大得多，那是長期經受風霜雪雨洗禮的結果，他們的站、走、坐一律體現出一種軍人的陽剛之美，顯得十分大方、得體。
在這群平均年齡隻有19歲的戰士身上，理想被真正實實在在地體現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們每天精神抖擻地完成千篇一律的升降旗任務，並且從不失誤，沒有對國旗的深刻理解，沒有對祖國的深沉感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們有一首《國旗護衛隊隊歌》，戰士們每次唱起它，總是滿懷深情――
迎著東方的晨曦，懷著赤誠的情意，
伴著莊嚴的樂曲，我們升起了國旗，
國旗，國旗，
高於一切。
我們向你敬禮，
時刻守衛在你的身旁。
你永遠飄揚在我們心裏。
迎著東方的晨曦，懷著赤誠的情意，
站在光榮的哨位，我們護衛著國旗，
國旗，國旗，
高於一切。
我們時刻銘記，
時刻守衛在你的身旁，你永遠飄揚在我們心裏，
你永遠飄揚在我們心裏，飄揚在我們心裏。
前任擎旗手曲衍濤，護旗手王浩、王炳乾跟我交談時曾認真地說：“我們這些人現在已經染上職業病，那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隻要看到國旗或聽到國歌奏響，都會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感到莫名的激動。說不出什麽原因，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感情。”
來自湖南舞陽縣的護衛隊員魏付彬也說：“國旗對我太重要了，我們都離不開它。”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在國旗護衛隊駐地經常能看到不少戰士眼圈紅紅的，那是每次戰士們看到電視上我國運動員摘取金牌後，升國旗奏國歌時激動的。戰士們表示，看到國旗升起在國際體育賽場上時，是他們最暢快的時候。
六位國旗衛士的自我介紹
在護衛隊采訪時，我隨機找了六位國旗衛士談天說地，為的是真正了解作為一名普通青年的真實情況。為保持原味，這裏實錄他們自己的自我介紹：
1.陳朝英，身高1.84米，河北保定市人，出生於1971年，1990年3月份參軍入伍。現任國旗護衛隊副指導員。
我剛入伍當兵時，在儀仗隊，負責外賓和首長檢閱時的接待表演任務。1995年7月份軍校畢業後，因工作需要，進入國旗護衛隊。
1995年10月5日開始擔任帶隊警官，時間約八個月。第一次帶隊參加升降旗的心情現在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如果一定要說，我隻能說是顫抖，激動得讓你渾身顫抖。總的來說，升降旗任務的確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但我們做這件事情是心甘情願的。之所以能夠始終如一地對待這件事，是因為我們確實從心底裏熱愛國旗，我們為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可以說，我們沾了國旗的光，但我們更要為祖國第一旗增光添彩。
在我的記憶深處，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懷，那是源自1996年7月4日《中國遠洋報》和我們搞的一次活動。
那天淩晨4時51分。一位小姑娘和她的媽媽一起眼含著熱淚，參加了我們的升旗儀式，母親叫梁金芬，在無錫市民政局工作，她是原廣州遠洋運輸公司“阿波羅”號海輪大副陸建森的妻子。小姑娘名叫陸吟海，是無錫市師範附小二年級學生。
1994年6月20日，陸建森外派所在的“阿波羅”號海輪在南非好望角附近海域遇難，36名中國海員全部犧牲。為了不讓孩子過早承受失去父親的打擊，梁金芬沒有把陸建森遇難的消息告訴小吟海。陸建森1994年5月在南中國海航行時給家裏寫的最後一封信中說：“等7月份我休假時，帶吟海到北京看升國旗儀式……”
今年元月，小吟海給《中國遠洋報》寫了一封信說：“我爸爸在‘阿波羅’號海輪上當大副，他遠航在南非，我很想念爸爸，盼著爸爸回來帶我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
《中國遠洋報》報社的同誌們被小吟海的真情所感動，他們決定替陸建森同誌實現遺願。
那天，陸吟海似乎長大了許多，她和母親一同來到我們國旗護衛隊的駐地，向戰士們獻上了一條嶄新的紅領巾。
梁金芬流著眼淚對我說：“海員們把遠洋船比喻成浮動的國土，船上每天也都升起五星紅旗，國旗伴隨著中國海員走天涯，是海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神聖內容。”
這對母女的眼神令我至今記憶猶新。人民群眾對國旗的深厚情感就是我們努力工作的源泉。中國隻有一個北京，隻有一個天安門，隻有一麵“祖國第一旗”，我們沒有理由不好好護衛國旗。
2.馮新年，20歲，高中畢業，身高1.82米，來自安徽省宣州市衛東鄉孫莊村上馮村，是農民的兒子。1995年12月12日應征入伍。
我入伍時原來是在別的中隊，1996年3月28日，國旗護衛隊隊長陳傑到我們新兵連選兵，我單兵隊列動作好，就被選上了。到北京10多個月了，我哪裏也沒有去過，每天都在廣場這方寸土地之內訓練、學習。
1996年5月31日，我第一次參加升旗儀式。扛上槍走進方隊的時候，我激動得似乎心髒就要跳出胸膛。其實那個時候，頭腦是一片空白，似乎什麽都想，又好像什麽都記不起來。在天安門城樓門洞內預備的時候，我隻覺得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流，全身衣服好像被水浸泡著一樣，渾身禁不住地發抖。跟著隊伍，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國旗杆下的。當國歌奏響，舉行敬禮的時候，我想到了強盛偉大的祖國，想到了祖國的未來，想到了家鄉的父母和親人，想到了此刻的自我是多麽的光榮，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我父母都在家鄉務農，姐姐是搞服裝加工的個體戶。他們知道我成為一名稱職的國旗衛士後，都感到很自豪。母親在信中對我說：“從電視裏看你們走得真整齊，真威武，30多個人好像一個人一樣！”得到父母的誇獎，我心裏非常高興。
3.付大平，1976年7月29日出生，中專學曆，身高1.83米。家住吉林省鬆原市前廊煉油廠41號樓3單元103室。1995年12月18日應征入伍，次年3月26日被選入國旗護衛隊。
從一名社會青年到一名合格的軍人，是我人生的一次轉折，從一名普通軍人到一名合格的國旗護衛隊隊員，我感到十分光榮和自豪。這份光榮和自豪是我用淚水和汗水換來的，因為國旗護衛隊的強化訓練不是一般人能堅持下來的。
我第一次執行降旗任務的時間是1996年6月5日。當天晚飯後回到駐地，排長通知我參加降旗儀式。我接過老同誌遞過來的升降旗專用禮服時，心中異常激動。穿戴整齊後，我對著鏡子照了又照，生怕出差錯。同時告訴自己，千萬不能緊張出錯。但一出天安門城樓，麵對那麽多凝望的眼神，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特別是在國旗杆下時，我的心中一片空白，自己好像不存在一樣，持槍，敬禮和禮畢的動作都不知道是怎麽做的。直到返回駐地，才算鬆了口氣，心“撲撲”地直跳，汗水已濕透了襯衣。我愣愣地站在那裏想了半天，直到班長喊我換衣服，方才從激動中緩過勁兒來。晚上給家裏寫信說：爸爸、媽媽，兒子終於真正加入到國旗護衛隊了，我沒有給你們丟臉。
說實在的，有時也很想家，一次強化訓練中間休息時，班長組織我們唱歌。唱《世上隻有媽媽好》時，全隊沒有一個不掉淚的。其實那也不是哭，隻有一種特別的情不自禁的感覺。雖然平時我們也經常唱這首歌，但那次是真正觸動了心弦。
4.王健，身高1.83米，職高畢業，出生於1973年10月24日，1993年12月入伍，家住江蘇省泰州市西花路57號103室。父親王如山是一家國營企業的廠長，母親是工會主席。
我們其實也很一般，沒有什麽特別的，無非是我們擔負的任務比較特殊，我們是沾了國旗的光。我記憶最深的一次執行任務是1994年7月20日參加降旗。部隊一出天安門城樓，看到廣場上站滿了人，目光都集中到我們身上。剛喊“敬禮”的口令，大雨便傾盆而下，但我用視線的餘光看到站著看降旗的群眾沒有一個走開的。雨水仿佛是聖水包圍了我們的全身，我感到周身血液奔湧，充滿了無窮的力量。那個時刻，我相信自己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天還刮著大風，人都被吹得似乎無法站穩，但我們還是拚全力把動作做得規範、整齊。降完旗，觀眾就自發地鼓起掌來，那是平生聽到過的最熱烈的掌聲。我們走上金水橋時，在天安門城樓門洞裏避雨的群眾全都跑出來，主動給我們讓路……
從小國旗在我心中就很神聖，現在我能日夜陪伴它的左右，我感到無比光榮。
5.曲衍濤，山東省煙台市牟平區人。出生於1974年10月，身高1.85米，1993年12月入伍當兵，1996年12月剛退伍。是國旗護衛隊的前任擎旗手，也是在每天的升降旗儀式中最受矚目的那位護衛隊隊員。
我入伍前在煙台市工商銀行牟平區支行工作，從小沒有離開過父母。北京武警總隊到煙台征兵時，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報了名，沒想到就通過了，當時全家還有點舍不得。
到北京後，我們先是在大興縣的訓練基地接受新兵訓練。那一陣很苦，我總覺得不適應。1994年3月13日，隊長陳傑到訓練基地選人，我很幸運地選上了。
到護衛隊後，我和其他新兵一起開始接受專項強化訓練。當時隊長說了，訓練不合格的，動作及各項要求達不到執行升降旗任務標準的，還要回到原來的支隊去。我也曾擔心自己動作不過硬再給退回到其他中隊去，所以拚命給自己鼓勁，並經常偷偷地增加訓練強度。
我的父母多次寫信給我，說我很有出息，給全家人爭光了，也給煙台爭了光。
我覺得之所以我們能夠每天保持高漲的熱情，是因為有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鼓舞著我們。
記得1994年冬天，我擔負一個淩晨2時至4時的國旗哨。那天氣溫是零下12，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上哨時，廣場上空無一人。2時半左右，從地下通道裏出來一位中年婦女，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提著行李。我走過去對她說：“升旗還早著呢，你先到下麵躲一躲。”她操著山西口音說：“不礙事，我就站在這兒等。”我們幾次勸她，她都說沒關係，還說就是要站個好位置，能看得清楚、看得全。我站完崗又回駐地睡了一小覺，7時多我們正步走到國旗杆下升旗時，我不自由主地用餘光向她站的地方掃了一眼，果然，她像一尊雕塑那樣站在那裏，嚴肅地凝望著上升的國旗。孩子也醒了，在她的懷裏睜著大眼睛。當時我的眼淚“刷”地湧了出來，以至於升旗完畢部隊往回走時，我差點沒反應過來。群眾是這樣的熱愛國旗，作為能整天廝守在它身旁的我們，責任感也應該更強些。
我已經扛著這麵國旗連續不斷地執行了近2000次升降旗任務，現在回想起來，每天讓我們那麽早起床的精神動力，正是像那位婦女一樣熱切注視的目光。
6.王炳乾，出生於1977年7月20日，身高1.85米。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鐵道北八裏莊。現任國旗護衛隊的兩名護旗手之一。
我來自一個農民的家庭，父母親都在家務農，還有一個弟弟在上學。1994年12月入伍時，我想能看一眼升國旗一定是令人激動的事。沒想到第二年3月25日，我居然被選進了國旗護衛隊。當時新兵連的戰友都羨慕死了，我也覺得特別榮幸。我把自己入選護衛隊的消息告訴了我的幾個哥兒們，他們有的上了大學，有的開汽車，各行各業都有，但他們在寫給我的信中，都表示非常羨慕我，說我的確很光榮，讓我一定好好幹。
我們三個排頭兵與其他隊員不一樣，他們每日可以輪換執勤，但我們不行。我已經整整兩年零兩個月一天不落地執行升降旗任務了。不論心情如何，不論身體狀況怎樣，也不論天氣好壞，每天昂首挺胸地進出天安門廣場四次，是我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真正風雨無阻的滋味，我相信不是一般人品嚐過的。有時候我們自己也想，如果不是在國旗護衛隊這樣一個特殊的部隊，我們可能早就頂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