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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旗班與最初的升降儀式
目睹過天安門廣場國旗升降旗儀式的人都說，國旗冉冉升起的時刻總是令人熱血沸騰，萬千感慨在那一個特定的時刻濃縮，令人備感祖國的國威和莊嚴。
長安街上車輛來來往往，遊人川流不息，升旗的兩位士兵，一人扛旗，一人護衛，走到長安街上，還得注意避讓過往的車輛和行人。
當軍車載著他們駛進廣闊的天安門廣場時，戰友們都顯得有些激動。
董立敢決定帶領戰士們，進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嚐試。
圍觀的群眾也逐漸多了起來。
“國旗班”源自何處
1983年1月31日，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衛戍區警衛第二師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
奉上級命令，原警衛二師六團十一連改編為武警北京總隊第六支隊十一中隊，進駐天安門地區擔負升降國旗和天安門廣場、城樓、金水橋、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升旗儀式的現場警衛任務。
“國旗班”這個名稱現在還被群眾稱呼著，但在武警部隊裏並沒有這個編製，國旗班事實上就是十一中隊下屬的五班。隨著時間的推移，負責天安門地區警衛任務的武警十一中隊現在已經發展成了武警北京一總隊十四支隊，原來的十一中隊也發展成了五、六兩個中隊。十四支隊下轄的六中隊就是今天的國旗護衛隊，連級建製。
這是後話。
據國旗班第一任班長董立敢回憶，他們是1982年12月28日深夜從北京農展館地區搬到天安門的。他說，那天晚上很冷，路上已見不到幾個行人。當軍車載著他們駛進廣闊的天安門廣場時，戰友們都顯得有些激動。
軍車緩緩駛過金水橋，開進了文化宮西北角的一個院子。戰士們動作敏捷地將行李搬進了平房裏。屋子裏除了幾張架子床，幾乎什麽也沒有，一盞隻有25瓦的電燈泛著黃黃的光芒，爐火也燒得不旺。見此情景，董立敢立即帶領全班戰士動手收拾屋子，給爐火加煤炭。一會兒功夫，屋子裏變得暖和起來。
收拾停當，董立敢和全班戰士熄燈休息。作為一班之長的董立敢，身體雖然躺在床上，心卻飛得很遠，既感到無限光榮，又覺得責任重大。
董立敢現在已是一個團級幹部。他回憶說：“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宿沒能睡好，我們由解放軍轉為武警編製後，上級領導決定由我所帶領的班去擔負國旗的升降和護衛任務。因為當時我所在的連隊是先進連隊，我們五班更是部隊中的隊列標兵班，我們不能辜負領導的期望，一定得把任務圓滿地完成。改革升旗儀式的念頭，也是從那個不眠之夜開始萌生的。”
記下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時刻
最初，他們沿襲了解放軍原來的升旗儀式。
兩個戰士並肩從天安門城樓走出，一人扛旗，一人護衛，躲過來往車輛和行人，來到旗杆下。
那時候旗杆基座四周被護欄封閉，不像現在是開放式的。每次升旗時，戰士們必須先跳進欄杆，然後順梯子爬到2米高的旗杆基座上，將國旗掛好，再回來扳動升旗的電閘，整個過程，顯得很不莊重。
董立敢決定帶領戰士們，進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嚐試。
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每天升降旗的時間。為了象征祖國與日月同輝，使國旗與紅日同時升起，董立敢帶領幾個戰士開始記錄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時間，找出規律。
他們先是確定了一份每10天變換一次的升降旗時間表，後來經多次到北京天文台查閱北京地平麵每天的日出日落時間，並結合在廣場的觀察記錄，編排了“國旗升降時刻表”。
這樣，就保證了國旗每天與太陽一同升起。
董立敢還從天文台了解到，太陽從開始冒出地平線到完全離開地平線的時間是2分07秒。於是他動開了腦筋：能否把升旗時間也控製在2分07秒呢？在太陽剛冒出頭來時啟動國旗按鈕，太陽完全躍出地平麵時，國旗應正好升到旗杆頂端。
他將這一想法向有關部門做了匯報。他的意見後來得到了采納，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現為天管委）對電動升旗裝置重新進行設置，這樣，國旗從旗杆底部啟動到冉冉升到頂端，剛好與太陽躍出地平線互相映襯，象征國旗與初升的太陽一樣照耀著中國大地。
敢不敢穿單衣去升旗
剛開始升旗的時候，正是北京隆冬時節。
當時還沒有什麽執勤禮服，更沒有升降旗專用禮服，國旗班戰士升降旗時跟其他執勤部隊是一樣的著裝：棉衣棉褲棉帽子……
這身服裝穿起來鼓鼓囊囊，扛著旗走起來手腳也擺動不開，動作走樣。
每當看到有人舉起相機拍照時，班長董立敢心裏很不是滋味，他覺得這身鼓鼓囊囊的著裝，使人越看越別扭，還有損國旗的尊嚴。
晚上開班務會時，董立敢與大家商量，以後升旗不穿棉衣、棉褲，也不戴棉帽子。
其時，正是北京最冷的時節。穿著棉衣棉褲還覺著刺骨的寒冷，更甭說穿單衣單褲去升降旗了，那還不把人凍壞？
個別戰士流露出一些不悅的神情。
董立敢見此情景，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
“那是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南軍蓄意製造分裂南方幾個州，不承認林肯政府，甚至作為國家統一象征的國旗也被他們禁止懸掛。”
“一天，南軍攻克了弗雷德裏克城，一隊隊士兵湧入城中。一麵麵星條旗被他們撕扯下來，擲在地上。剛剛還在晨風中飄揚的滿城國旗，一麵也不複存在了。南軍的官兵們耀武揚威，以此宣告著他們的勝利。就在這時，一個叫巴巴拉・弗裏徹的老年婦人走上街頭，頭發花白、腰都直不起來的她，拾起一麵被拋擲在地上的國旗，緩緩地走回家。”
“不一會兒，這麵國旗就被掛上旗杆，飄揚在弗裏徹家頂樓的窗戶外麵。”
這惟一一麵在陽光下飄揚的國旗，很快就被正在得意洋洋的南軍將領發現了，他怒不可遏地命令正在行進的部隊停下來向這麵國旗開火，密集的子彈瞬間將它撕成了條條洞洞，旗杆也被打斷了。可是就在這麵旗幟迅速下落的時候，弗裏徹老人卻非常迅速地抓住它，她將身體使勁地傾出窗外，費盡全力揮動著旗幟：“‘如果你們必須開槍，就向我這頭發灰白的老人打吧，但請別向你們的國旗開槍。’”“指揮官的臉上露出了一點惱怒，很快又被羞愧代替了。他突然向士兵們吼道：‘誰碰這位老人一根頭發，就讓他像狗一樣死去，出發！’”
“於是，弗雷德裏克城的街道上，一整天都響著南軍行軍的腳步聲，而那麵彈痕累累的國旗就在他們的頭頂飄揚……”
聽了這個故事，戰士們都深為感動。
排長袁嶽積極支持他的建議，並決定由他倆第一次著單衣升旗。
董立敢這樣回憶說：
“第二天升旗時，我和當時的排長袁嶽同誌穿單衣扛著國旗從城樓中門走出來。那是一個滴水成冰的早晨，西北風一刮，真是透骨的涼。但人要的就是一種精神，心裏這股勁兒一撐起來，我們照樣將正步邁得‘哢哢’響，精神抖擻地走過金水橋。那天，長安街和廣場上的群眾都用一種驚奇而又敬佩的目光看著我們。他們或許感到，今天升旗的戰士跟以前不一樣了。”
向三軍儀仗隊學習
雖然改換了著裝，嚴格了升降旗的時間，但董立敢總覺著還有些不足，兩個戰士升降旗的儀式，在廣場寬闊的背景下顯然有些孤單，而且這個簡單的儀式對於天安門、對於這麵共和國第一旗而言，也不能充分顯示出其應有的尊嚴。
可到底該怎樣改進呢？
董立敢陷入了深思，既要實際可行，又要正規一些，他一時還找不到答案。
也許在今天看來，董立敢的冥思苦想不值一提，但任何的創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的盛典也是靠一點一滴的小環節積累起來的，就如同大江大河的形成離不開小溪一般。
一天，董立敢在廣場上遊動值勤，忽然聽到廣場東邊的人民大會堂前傳來禮炮和軍樂聲，他知道又是某國訪華元首在檢閱三軍儀仗隊了。
隻見三名身著軍禮服的儀仗隊員，邁著矯健的步伐，為來訪貴賓開道，顯得非常得威武和精神。
董立敢心頭不由得一震。
那時人民大會堂前經常有這樣的檢閱儀式，董立敢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檢閱的場麵，但平時也未過多地往心裏去。
這天晚上董立敢失眠了，他深深地思索著。想著想著，突然熱血沸騰起來，腦子裏的弦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合適的音符。
他一拍大腿坐了起來，對了，就應該像儀仗隊那樣，一人擎旗，兩人護衛，昂首挺胸，正步行進。
想到這裏，他趕忙打著手電在被窩裏把自己的設想寫成報告，第二天便給中隊幹部審閱。
大家連聲稱讚這個設想方案好，有的還提議，應該在升降旗時實行交通管製，長安街上的車輛行人應該禁止行駛，讓國旗手踏出正步，昂首闊步地穿越長安街，這樣更顯得連貫，給人一氣嗬成之感。
大隊、支部、總隊領導很快批準了董立敢的升旗方案，並於1983年2月1日試行。由董立敢為首的第一批國旗班戰士創立的升旗儀式，整整施行了八年。
最難忘那年“八一”升旗
第一任國旗班長董立敢，現在已是武警北京一總隊六支隊參謀長，談起國旗班組建初期的情況，他似乎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他說：“最難忘的是那年‘八一’升旗儀式，那是我們穿上新式警服過的第一個建軍節，我們國旗班戰士是全國武警部隊中換裝戴大簷帽最早的部隊之一，這是令戰士們感到自豪的事。”
那天早晨，一場小雨把夏末的北京城洗刷得特別漂亮。三名武警戰士身著新式警服，氣宇軒昂地擎著鮮豔的五星紅旗，邁著雄健的步伐，從天安門城樓下出發。
走下金水橋後，國旗手身子一抖，開始邁正步，每步75厘米，從金水橋南端到當時的旗杆，一共是138步。到旗杆下“啪”的一個立定，兩名護旗手分別向左、向右轉，麵向國旗。
擎旗手將國旗掛上旗繩，在太陽冒出地平線的瞬間，按動了升旗的電鈕。
董立敢回憶說，那天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群眾特別多，還有不少其他部隊的戰友們。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嬉鬧，千百雙肅穆的眼睛與三名國旗衛士莊重的軍禮匯集到一起，目送國旗升上高高的旗杆頂。
升旗儀式結束後，董立敢帶領換上新裝的戰友們，在國旗下莊嚴宣誓：為了國旗，我們可以舍棄一切。
“國旗班”是被群眾叫響了
經過董立敢和戰友們的努力，升旗儀式更加莊重威嚴，國旗衛士的形象也開始樹立在人民群眾麵前。
以往升旗手得扛著旗避讓車輛，現在過往的車輛老遠就停下來，等著旗手們瀟瀟灑灑地走過去。圍觀的群眾也逐漸多了起來。
盡管武警部隊的編製冊裏找不到國旗班這個建製，但人們卻不約而同地稱他們為“國旗班”。
1988年9月，當時的國旗班副班長又對升旗儀式的裝備提出了重大改進意見，即把擎旗手左右的護衛兵由佩帶手槍改為懷抱衝鋒槍。這樣，升旗儀式更顯得莊嚴和具有美感，“國旗班”的聲名也愈來愈響，愈來愈亮。這個儀式一直沿用到1991年4月。
長安街上車輛來來往往，遊人川流不息，升旗的兩位士兵，一人扛旗，一人護衛，走到長安街上，還得注意避讓過往的車輛和行人。
當軍車載著他們駛進廣闊的天安門廣場時，戰友們都顯得有些激動。
董立敢決定帶領戰士們，進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嚐試。
圍觀的群眾也逐漸多了起來。
“國旗班”源自何處
1983年1月31日，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衛戍區警衛第二師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
奉上級命令，原警衛二師六團十一連改編為武警北京總隊第六支隊十一中隊，進駐天安門地區擔負升降國旗和天安門廣場、城樓、金水橋、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升旗儀式的現場警衛任務。
“國旗班”這個名稱現在還被群眾稱呼著，但在武警部隊裏並沒有這個編製，國旗班事實上就是十一中隊下屬的五班。隨著時間的推移，負責天安門地區警衛任務的武警十一中隊現在已經發展成了武警北京一總隊十四支隊，原來的十一中隊也發展成了五、六兩個中隊。十四支隊下轄的六中隊就是今天的國旗護衛隊，連級建製。
這是後話。
據國旗班第一任班長董立敢回憶，他們是1982年12月28日深夜從北京農展館地區搬到天安門的。他說，那天晚上很冷，路上已見不到幾個行人。當軍車載著他們駛進廣闊的天安門廣場時，戰友們都顯得有些激動。
軍車緩緩駛過金水橋，開進了文化宮西北角的一個院子。戰士們動作敏捷地將行李搬進了平房裏。屋子裏除了幾張架子床，幾乎什麽也沒有，一盞隻有25瓦的電燈泛著黃黃的光芒，爐火也燒得不旺。見此情景，董立敢立即帶領全班戰士動手收拾屋子，給爐火加煤炭。一會兒功夫，屋子裏變得暖和起來。
收拾停當，董立敢和全班戰士熄燈休息。作為一班之長的董立敢，身體雖然躺在床上，心卻飛得很遠，既感到無限光榮，又覺得責任重大。
董立敢現在已是一個團級幹部。他回憶說：“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宿沒能睡好，我們由解放軍轉為武警編製後，上級領導決定由我所帶領的班去擔負國旗的升降和護衛任務。因為當時我所在的連隊是先進連隊，我們五班更是部隊中的隊列標兵班，我們不能辜負領導的期望，一定得把任務圓滿地完成。改革升旗儀式的念頭，也是從那個不眠之夜開始萌生的。”
記下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時刻
最初，他們沿襲了解放軍原來的升旗儀式。
兩個戰士並肩從天安門城樓走出，一人扛旗，一人護衛，躲過來往車輛和行人，來到旗杆下。
那時候旗杆基座四周被護欄封閉，不像現在是開放式的。每次升旗時，戰士們必須先跳進欄杆，然後順梯子爬到2米高的旗杆基座上，將國旗掛好，再回來扳動升旗的電閘，整個過程，顯得很不莊重。
董立敢決定帶領戰士們，進行革新升旗方式的嚐試。
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每天升降旗的時間。為了象征祖國與日月同輝，使國旗與紅日同時升起，董立敢帶領幾個戰士開始記錄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時間，找出規律。
他們先是確定了一份每10天變換一次的升降旗時間表，後來經多次到北京天文台查閱北京地平麵每天的日出日落時間，並結合在廣場的觀察記錄，編排了“國旗升降時刻表”。
這樣，就保證了國旗每天與太陽一同升起。
董立敢還從天文台了解到，太陽從開始冒出地平線到完全離開地平線的時間是2分07秒。於是他動開了腦筋：能否把升旗時間也控製在2分07秒呢？在太陽剛冒出頭來時啟動國旗按鈕，太陽完全躍出地平麵時，國旗應正好升到旗杆頂端。
他將這一想法向有關部門做了匯報。他的意見後來得到了采納，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現為天管委）對電動升旗裝置重新進行設置，這樣，國旗從旗杆底部啟動到冉冉升到頂端，剛好與太陽躍出地平線互相映襯，象征國旗與初升的太陽一樣照耀著中國大地。
敢不敢穿單衣去升旗
剛開始升旗的時候，正是北京隆冬時節。
當時還沒有什麽執勤禮服，更沒有升降旗專用禮服，國旗班戰士升降旗時跟其他執勤部隊是一樣的著裝：棉衣棉褲棉帽子……
這身服裝穿起來鼓鼓囊囊，扛著旗走起來手腳也擺動不開，動作走樣。
每當看到有人舉起相機拍照時，班長董立敢心裏很不是滋味，他覺得這身鼓鼓囊囊的著裝，使人越看越別扭，還有損國旗的尊嚴。
晚上開班務會時，董立敢與大家商量，以後升旗不穿棉衣、棉褲，也不戴棉帽子。
其時，正是北京最冷的時節。穿著棉衣棉褲還覺著刺骨的寒冷，更甭說穿單衣單褲去升降旗了，那還不把人凍壞？
個別戰士流露出一些不悅的神情。
董立敢見此情景，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
“那是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南軍蓄意製造分裂南方幾個州，不承認林肯政府，甚至作為國家統一象征的國旗也被他們禁止懸掛。”
“一天，南軍攻克了弗雷德裏克城，一隊隊士兵湧入城中。一麵麵星條旗被他們撕扯下來，擲在地上。剛剛還在晨風中飄揚的滿城國旗，一麵也不複存在了。南軍的官兵們耀武揚威，以此宣告著他們的勝利。就在這時，一個叫巴巴拉・弗裏徹的老年婦人走上街頭，頭發花白、腰都直不起來的她，拾起一麵被拋擲在地上的國旗，緩緩地走回家。”
“不一會兒，這麵國旗就被掛上旗杆，飄揚在弗裏徹家頂樓的窗戶外麵。”
這惟一一麵在陽光下飄揚的國旗，很快就被正在得意洋洋的南軍將領發現了，他怒不可遏地命令正在行進的部隊停下來向這麵國旗開火，密集的子彈瞬間將它撕成了條條洞洞，旗杆也被打斷了。可是就在這麵旗幟迅速下落的時候，弗裏徹老人卻非常迅速地抓住它，她將身體使勁地傾出窗外，費盡全力揮動著旗幟：“‘如果你們必須開槍，就向我這頭發灰白的老人打吧，但請別向你們的國旗開槍。’”“指揮官的臉上露出了一點惱怒，很快又被羞愧代替了。他突然向士兵們吼道：‘誰碰這位老人一根頭發，就讓他像狗一樣死去，出發！’”
“於是，弗雷德裏克城的街道上，一整天都響著南軍行軍的腳步聲，而那麵彈痕累累的國旗就在他們的頭頂飄揚……”
聽了這個故事，戰士們都深為感動。
排長袁嶽積極支持他的建議，並決定由他倆第一次著單衣升旗。
董立敢這樣回憶說：
“第二天升旗時，我和當時的排長袁嶽同誌穿單衣扛著國旗從城樓中門走出來。那是一個滴水成冰的早晨，西北風一刮，真是透骨的涼。但人要的就是一種精神，心裏這股勁兒一撐起來，我們照樣將正步邁得‘哢哢’響，精神抖擻地走過金水橋。那天，長安街和廣場上的群眾都用一種驚奇而又敬佩的目光看著我們。他們或許感到，今天升旗的戰士跟以前不一樣了。”
向三軍儀仗隊學習
雖然改換了著裝，嚴格了升降旗的時間，但董立敢總覺著還有些不足，兩個戰士升降旗的儀式，在廣場寬闊的背景下顯然有些孤單，而且這個簡單的儀式對於天安門、對於這麵共和國第一旗而言，也不能充分顯示出其應有的尊嚴。
可到底該怎樣改進呢？
董立敢陷入了深思，既要實際可行，又要正規一些，他一時還找不到答案。
也許在今天看來，董立敢的冥思苦想不值一提，但任何的創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的盛典也是靠一點一滴的小環節積累起來的，就如同大江大河的形成離不開小溪一般。
一天，董立敢在廣場上遊動值勤，忽然聽到廣場東邊的人民大會堂前傳來禮炮和軍樂聲，他知道又是某國訪華元首在檢閱三軍儀仗隊了。
隻見三名身著軍禮服的儀仗隊員，邁著矯健的步伐，為來訪貴賓開道，顯得非常得威武和精神。
董立敢心頭不由得一震。
那時人民大會堂前經常有這樣的檢閱儀式，董立敢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檢閱的場麵，但平時也未過多地往心裏去。
這天晚上董立敢失眠了，他深深地思索著。想著想著，突然熱血沸騰起來，腦子裏的弦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合適的音符。
他一拍大腿坐了起來，對了，就應該像儀仗隊那樣，一人擎旗，兩人護衛，昂首挺胸，正步行進。
想到這裏，他趕忙打著手電在被窩裏把自己的設想寫成報告，第二天便給中隊幹部審閱。
大家連聲稱讚這個設想方案好，有的還提議，應該在升降旗時實行交通管製，長安街上的車輛行人應該禁止行駛，讓國旗手踏出正步，昂首闊步地穿越長安街，這樣更顯得連貫，給人一氣嗬成之感。
大隊、支部、總隊領導很快批準了董立敢的升旗方案，並於1983年2月1日試行。由董立敢為首的第一批國旗班戰士創立的升旗儀式，整整施行了八年。
最難忘那年“八一”升旗
第一任國旗班長董立敢，現在已是武警北京一總隊六支隊參謀長，談起國旗班組建初期的情況，他似乎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他說：“最難忘的是那年‘八一’升旗儀式，那是我們穿上新式警服過的第一個建軍節，我們國旗班戰士是全國武警部隊中換裝戴大簷帽最早的部隊之一，這是令戰士們感到自豪的事。”
那天早晨，一場小雨把夏末的北京城洗刷得特別漂亮。三名武警戰士身著新式警服，氣宇軒昂地擎著鮮豔的五星紅旗，邁著雄健的步伐，從天安門城樓下出發。
走下金水橋後，國旗手身子一抖，開始邁正步，每步75厘米，從金水橋南端到當時的旗杆，一共是138步。到旗杆下“啪”的一個立定，兩名護旗手分別向左、向右轉，麵向國旗。
擎旗手將國旗掛上旗繩，在太陽冒出地平線的瞬間，按動了升旗的電鈕。
董立敢回憶說，那天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群眾特別多，還有不少其他部隊的戰友們。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嬉鬧，千百雙肅穆的眼睛與三名國旗衛士莊重的軍禮匯集到一起，目送國旗升上高高的旗杆頂。
升旗儀式結束後，董立敢帶領換上新裝的戰友們，在國旗下莊嚴宣誓：為了國旗，我們可以舍棄一切。
“國旗班”是被群眾叫響了
經過董立敢和戰友們的努力，升旗儀式更加莊重威嚴，國旗衛士的形象也開始樹立在人民群眾麵前。
以往升旗手得扛著旗避讓車輛，現在過往的車輛老遠就停下來，等著旗手們瀟瀟灑灑地走過去。圍觀的群眾也逐漸多了起來。
盡管武警部隊的編製冊裏找不到國旗班這個建製，但人們卻不約而同地稱他們為“國旗班”。
1988年9月，當時的國旗班副班長又對升旗儀式的裝備提出了重大改進意見，即把擎旗手左右的護衛兵由佩帶手槍改為懷抱衝鋒槍。這樣，升旗儀式更顯得莊嚴和具有美感，“國旗班”的聲名也愈來愈響，愈來愈亮。這個儀式一直沿用到199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