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初期,魯迅主持並創立了一些文學刊物和社團,而且扶植很多青年,但後來有的社團內部分裂,他細心培育過有些青年,後來卻在他困苦的時候落井下石,真是讓魯迅心痛不已!
但是最令魯迅心痛的,這種莫測之變竟然發生在家庭之內,兄弟之間。可想而知,這給他的打擊是多麽的疼痛。
在那之前,魯迅的悲哀和寂寞都是來自個人和社會環境的,現在卻來自最親近的人,幾十年長相守的手足,原來一直並肩戰鬥的“友侶”,這才是最令人痛惜和傷心的!
魯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兩人年齡差不多,從童年的時候直至“五四”時期,都走著差不多的人生道路。他們都去上新學堂,都到日本留學,都麵對著相同的曆史任務,而且在日本時期奠定了相當一致的思想基礎。
他們都熱愛文藝,有著共同的反封建、要求個性解放和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們在留日和“五四”時期,能夠並肩戰鬥,成為當時文壇上耀眼的“雙子星座”。
作為哥哥的魯迅一直很關心周作人的成長,無微不至地幫助他。周作人從日本回來後,一直都在紹興教書。1917年,在魯迅和許壽棠的推薦下,由魯迅匯寄路費,周作人來到北京大學,成為特聘教授。
在一開始幾年裏,他們兄弟間的情誼,已經從少年時的相依為命,青年時的共宿共讀,發展到在學術上相互切磋,在事業上攜手前進的階段。
他們共同反對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學。“周氏兄弟”,同為偷青邦的重要撰稿人,是“五四”文壇上的兩顆明星。
在魯迅居住北京期間,他和周作人信件往返頻繁,共有260多封,魯迅還經常給他郵寄書刊,可見他對二弟何等關懷。周作人初到北大任教時,總是先寫好講稿。讓魯迅修改,有時魯迅還給他謄寫。
自從周作人帶著妻子羽太信子回到中國後,魯迅一直負擔他們全家生活的費用,還經常匯款到東京,接濟羽太家的老人,資助她弟妹讀書。
1919年,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實現早年曾經許諾的三兄弟共同生活,永不分家的夙願,魯迅多方奔走,花了4000元買下並修繕了八道灣的房子。這些錢除了有賣掉紹興故宅所得,還用去了魯迅多年的積蓄,甚至向銀行貸了款。
魯迅之所以不惜花費巨款,買了這個院子,是因為房間多,空地大,適宜兒童活動和玩耍。這時他自己並沒有子女,倒是兩個弟弟有子女,而周作人已有一子兩女。
房子修好後,周作人便帶著妻子、兒女和妻舅一批人,從日本遊玩完畢回到了北京,這一家人就這樣獨占了後院整幢房子。
1919年11月,魯迅搬入八道灣以後,為了全家和睦,他把自己的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支配。那時他們兄弟兩人的收入,每月約有600元。但羽太信子揮金如土,雇了許多的男女傭人,什麽東西都要去日本商店買,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所以月月虧空,總需要魯迅到處借錢,而周作人卻不聞不問。
有一次魯迅借到錢,連忙坐黃包車拿回家,卻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裏開出去,他不免感慨地說:“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魯迅對待別人很誠懇,對於不合理的事情;他要提出來,要正確處理各種問題,就不免要觸犯羽太信子,這也就招來了周作人的不滿,因此就受到許多折磨和打擊。
魯迅很愛孩子,他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吃,羽太信子不讓他們接受,而讓扔掉這些糖。魯迅還聽到她對孩子的斥責:“你們不要到大爺的房裏去,讓他冷清煞!”
孩子們是天真的,不明白什麽叫“讓他冷清煞”,還是要偷著到大爹的房裏去。這仿佛又成了魯迅的罪過。後來魯迅對增田涉談到這些往事;說到糖果被扔掉時,十分感慨地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髒的。”
這使聽講者不由想起魯迅常說的“寂寞”這個詞的深沉含義。
在和周作人夫婦的相處中,他如牛負重,卻得到了相反的回報,這令人心寒。1923年7月24日,魯迅開始和周作人一家分開吃飯。
又過了5天之後,周作人捧著一封寫好的信,走到前院魯迅的屋裏,要求從此跟他斷絕往來。魯迅讓他當麵作出解釋,可是他回過頭去,慌慌張張地走了,以後就始終避不見麵。
因為周作人輕信了有些神經質的羽太信子的話,終於把長兄逼入困境。兄弟的決裂令魯迅充滿了痛苦與憤怒,他默默地犧牲了自己,而自己幫助過的兄弟竟會這樣蠻橫地對待自己,實在太出乎意料了。
魯迅不能忍受這無端的屈辱,決定搬出這個宅院。他通過自己的學生許欽文租來了磚塔胡同61號的空房子,這棟小房子,顯得十分擁擠。
這時周建人也已經離開八道灣,去上海商務印刷館工作了,這樣,周作人一家就獨占了魯迅用巨款買來的全部房子。
魯迅的母親仍和周作人一起住,雖然他們雇了幾個傭人,但是老人卻仍需自己料理生活。後來老人病了,周作人夫婦也很少照顧。於是周老太太哭著來找魯迅,有時就在這裏住下看病。
由於心情不好,又得為生活奔波,魯迅大病一場,就是在病中,也不能休息。老太太住不慣租來的房子,魯迅就帶病到處看房子,在朋友的幫助下買下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的房子,加上翻修,花了800元。
這個價錢僅是原來八道灣房價的四分之一,由於當時魯迅手頭拮據,還是都向朋友借的,直至去廈門任教時才還清。
雖然魯迅和周作人決裂了,但他因為周作人對新文化事業尚起一些積極作用,還是把私事放在了次要地位,繼續與弟弟處於同一個文學團體中。而且他還始終保有手足之情。
這一點,周作人也意識到了,後來他評價魯迅是借男女愛情的悲劇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後來魯迅又寫小說《弟兄》,實際上是在追念自己對周作人得病的憂思,表示隻要弟弟有難,仍可以向他尋求幫助。周作人也很清楚這一點,他自己說《弟兄》所寫,“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