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一節 成為新文化的偉大旗手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

　　1917年夏，魯迅獨自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裏。下班之後，他除了逛書店，基本上足不出戶，夜夜坐在燈下抄古碑。

　　很少有客人來紹興會館拜訪魯迅，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麽問題和主義，而魯迅覺得自己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這也就是他此時唯一的願望。

　　夏天的夜裏，蚊子多了，魯迅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地青天，晚上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他的頭頸上。

　　當時，偶爾來談天的是魯迅的一個老朋友錢玄同。錢玄同於190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係，次年加入同盟會。在留日期間，錢玄同與魯迅等人一起師事章太炎，學習文字學，研究音韻訓詁。

　　1910年，錢玄同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17年後，錢玄同任《新青年》編輯，從事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字改革，創議並參加擬製國語羅馬字拚音方案。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雜誌》，原來是一種極普通的學生讀物。後來經陳獨秀主編後，始改名為《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倡新文化運動，遂成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

　　一日，錢玄同來找魯迅。一進門，他便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桌上，脫下長衫，對麵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地跳動。

　　“你抄了這些有什麽用？”錢玄同翻著魯迅的那古碑的抄本，發出了研究的質問。

　　“沒有什麽用。”魯迅回答。

　　“那麽，你抄它是什麽意思呢？”錢玄同又問道。

　　“沒有什麽意思。”魯迅說。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錢玄同建議道。

　　此時，魯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沒有人來讚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魯迅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然而，魯迅卻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反駁說。

　　魯迅很明白，雖然他有自己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於是，魯迅終於答應錢玄同做文章了。

　　1918年初，魯迅參加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在編輯會上，魯迅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開始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從此，魯迅置身於當時的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反對舊禮教和舊文學的偉大鬥爭的前列。

　　同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描寫了一個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動，把對社會生活的清醒描寫和對狂人特有的內心感受的刻畫雜糅在一起，揭露了封建“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指出中國社會的曆史是人吃人的曆史。這是徹底的反封建的第一聲“呐喊”，也是魯迅戰鬥史上新的開端。

　　魯迅在談小說創作體會時曾說：“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拚湊起來的角色。”

　　“狂人”的原型，是魯迅的姨表弟阮久蓀。阮久蓀原在山西太原做文書工作，後來得了精神病，總疑心周圍的人要謀害他，惶惶不安，於是就到北京來躲避。

　　魯迅當時住在紹興會館，阮久蓀來找他，魯迅便把他留在會館裏暫住幾天，兩人間或談起一點時事，阮久蓀總是冒出一些奇怪的念頭。

　　1916年10月的一天傍晚，阮久蓀神色慌張地敲開了魯迅的家門。落座後，他語無倫次地講起自己被人跟蹤，可能會被捉殺頭的“遭遇”。講述時，適逢隔壁傳來了敲門聲，他立即恐慌起來，急忙躲到了書櫥後麵。

　　魯迅見此情形，便勸慰他說，別害怕，不是找我們的，他才瑟瑟地蹭出來。驚恐稍減後，阮久蓀又告訴魯迅，說他現住在“西沿河客棧”，每夜要換幾個房間，還睡不安穩，生怕被人殺了。

　　第二天清晨，阮久蓀又跑來了，進門後便癱坐在椅上，淒慘地說：“今天就要被人捉去殺頭了！”魯迅知其精神錯亂，便帶他去看醫生。在去醫院的路上，見到背槍的警察，阮久蓀就惶惶然。在池田醫院住了一禮拜，阮久蓀終日疑神疑鬼，昏語不斷。魯迅不放心，便尋一個可靠的人，把他送回了老家紹興。

　　此事在魯迅心頭縈繞了許久，總想寫點什麽卻又無從下筆。直至十月革命勝利後，魯迅才認識到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於是就以表弟為原型，創作了著名的《狂人日記》。

　　陳獨秀對魯迅深刻的見解、鮮明的愛憎、幽默的風格和潑辣的文筆非常欣賞。陳獨秀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

　　1918年7月9日，陳獨秀又在信中說：“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

　　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寄陳仲甫小說一篇。”僅過6天，陳獨秀就於8月13日複信周作人：“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在這號報上印出。倘兩先生高興再做一篇在2號報上發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

　　陳獨秀在把魯迅的《風波》發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八號後，立即致信周作人：“魯迅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他並且在考慮到魯迅的小說應該結集出版時說：“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將《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由此可見，陳獨秀對魯迅文學創作的關心和支持。

　　後來，魯迅接受陳獨秀的意見，將創作的小說結集出版，這本小說集題名為《呐喊》。

　　魯迅對陳獨秀的關心和支持念念不忘。他曾滿懷感激的心情說：“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在陳獨秀的大力支持下，魯迅以《新青年》作為陣地，他如魚得水，“一發而不可收”，在不長的時間中便創作出一係列優秀的作品。

　　魯迅稱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學”。但是，魯迅又說：“不過我所尊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願意尊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認識李大釗，是緣於陳獨秀的關係。因為魯迅是在應陳獨秀的邀請，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期間見到李大釗的。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我看見李大釗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說明，魯迅與李大釗的相識，陳獨秀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魯迅評價陳獨秀：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裏麵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繼《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又寫出了《孔乙己》。“孔乙己”的原型是“孟夫子”和“跛腳鼓”。這兩個人一個是他鄰居酒店裏的常客，一個是他的綽號叫“跛腳鼓”的本族伯父。

　　《孔乙己》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劇性格，表達了魯迅對於造成這種性格的文化教育製度的有力鞭撻。《孔乙己》是《呐喊》的第二篇，寫於“五四”前夕，是繼《狂人日記》之後，又一篇聲討封建社會和封建文化的戰鬥檄文。

　　那時，科舉製度雖已廢除，但教育體係並未改變，許多知識分子還未擺脫封建思想的桎梏。魯迅認為要使人民群眾覺悟起來，改變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狀態，必須反對“國粹”，解放個性，把人民群眾從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精神傳統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隻有這樣，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爭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因此，魯迅提出了立國先“立人”，改造“國民性”，解放個性的戰鬥任務。魯迅明確地說過，他從“五四”時期開始寫小說，就是抱著“啟蒙主義”的目的，“認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在《呐喊》中，描繪農村生活和農民形象的《故鄉》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本書通過“我”回故鄉的見聞及回憶，描寫舊中國農村急速破產的蕭索、淒涼的生活圖景。

　　魯迅懷著悲憤的心情，對造成這一悲慘圖景的社會勢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訴。同時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夠醒悟過來，開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