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五節 鍥而不舍地堅持寫作

　　魯迅於1906年春天重返東京。回到東京的魯迅隻是把學籍放在了東京德語協會的德語學校。這時，魯迅的身份依然是官費留學生，但他不再進正式學校了，隻想學外語，用來敲開外國進步文學的大門。

　　回東京後，魯迅將棄醫從文之事告訴好友許壽裳。魯迅以為，也就許壽裳能夠理解他的決定，其餘人大概隻會暗笑他丟掉能謀生的專業、選擇了不能賺錢的文學。魯迅不管這一切，他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家人給魯迅訂婚時，魯迅正在日本。得知後，魯迅便寫信表示反對，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嫁他人。家裏人拘於舊俗，認為悔婚對兩家名聲都不好，姑娘更沒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寫信去規勸。

　　魯迅心情很是複雜矛盾。出於對母親的尊重和愛，認為她給找的女人大概不會錯的，就勉強答應下來。但在回信的時候，提出兩個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腳，二要她進學堂讀書。朱安是個舊式婦女，思想保守，認為腳已經定型，放不大了；女人進學堂，也不合習俗，所以都沒有實行。

　　魯迅不願違抗母命，不想讓母親難過，他想：“母親願意有個人陪伴，就隨她去吧！”魯迅終於懷著這樣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結婚。魯迅的婚姻不是為了對朱安的愛，而是對母親的愛和順從。

　　魯迅在了卻母親心願之後，立即帶上弟弟周作人回到了東京。

　　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響，站在革命派立場，開始了對維新運動的批判。當時的東京，以孫中山、章炳麟為代表的革命派，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進行尖銳的鬥爭。

　　魯迅師從章太炎，與陶成章等革命派往來密切，並成為反清革命組織光複會的成員。

　　章太炎是國學大師。他在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麵為《民報》撰文，一麵為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的一間教室裏。

　　1908年7月21日，魯迅等人來到章太炎先生的寓所，開始向這位學識與膽識都超群的老師學習。在狹小的寓室裏，師生席地而坐，中間是一張小矮桌。8時整，章先生準時開講。講的是音韻學，先講36個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從容不迫，侃侃而談，言辭深奧，但是沒有一句空話。

　　在這之後的幾個月，每逢星期日，魯迅和其他幾位同學都要到民報社聽講。章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給他們講了《說文解字》、《爾雅義疏》，還講了一些文學知識。

　　據說章太炎先生愛發脾氣，可是對於青年學生，卻和藹可親，隨便談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樣。

　　魯迅凝神諦聽，很少發言。

　　有一次，章太炎問：“文學的定義是什麽？”

　　魯迅回答說：“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

　　先生聽後說：“這樣區分雖略勝於前人，但仍有不當。比如郭璞的《江賦》雖然是文學作品，卻沒什麽原因能讓人哀樂呢？”

　　魯迅沉默不語了，回去後，他對自己的朋友說：“先生解釋的文學概念，範圍過於寬泛了。實際上，文字與文學是應當有區別的。《江賦》這一類的作品，很難有什麽文學價值。”

　　章太炎先生那時生活貧困，一天僅吃兩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雙目炯炯。他廣博的見識，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響了魯迅。

　　當時，魯迅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係起來。探索國民性問題成為魯迅一生的思索，奠定了他的基本思想基礎。

　　魯迅在棄醫從文後，渴望用文藝為武器追隨革命派為祖國的新生而戰鬥。他確信文學藝術可以改變人們的精神，進而使祖國贏得新生。因此，魯迅決定和幾個誌同道合的人商量辦一個文藝性的雜誌，以此來作為園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理想，為祖國盡一點力量。

　　魯迅對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那種活力強勁的文學充滿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詩集的名字《新生》作為這個刊物的名稱，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當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不少學習法政、理化以及工業的，但學習文學和美術的卻非常少。就在這冷淡的氣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幾個人，於是開始著手準備了。

　　魯迅為這個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約了一些稿子，連封麵、插圖都選好了，稿紙也印出來了，《新生》就要誕生了，魯迅激動萬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是走掉了一個作者，接著能給這個雜誌拿錢的人也走了。

　　魯迅返鄉結婚之前，答應支持這個刊物的有許壽裳、陳師曾、袁文藪、蘇曼殊等人。可是這次到東京後，雖然多了一個周作人，但袁文藪卻到英國留學去了。袁文藪對於這個雜誌的命運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原來要由他墊付創辦刊物的款項。袁文藪這一走，就隻剩下一文不名的3個人了。

　　雖然刊物沒辦成，但魯迅仍不放棄，繼續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書籍，孜孜不倦地進行翻譯和練筆。

　　為了喚醒民眾，激勵鬥誌，他更加認真地學習和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那些被壓迫民族的進步文學作品。他當時最喜歡的作家是俄國的果戈理、日本的夏日漱石、匈牙利的裴多菲等。

　　因為當時日本很少翻譯這類作品，魯迅便經常去舊書攤，買來德國文學舊雜誌，看出版消息，以便及時搜求。有時，他開出書目托相識的人，向日本書店訂購某種書——常常要等待兩三個月後，才能由德國遠道寄來。

　　當他覺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時候，他開始投稿了。最初魯迅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稿子寄出去之後，他便焦急地等待著，期望有一天登載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過了很久，上海給他寄來了郵件，但不是登著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動地被退了回來。魯迅沒有灰心喪氣，他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

　　魯迅把新寫的稿子又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可是不久又照樣被退回來了，而且附了字條，說是這樣的稿子，不要再寄來了，這很使魯迅感到失望。

　　不過魯迅還是繼續寫文章，然後寄出去，他以這種堅韌的性格，開始了文學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這種堅忍不拔、鍥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進道路上的千難萬險，勝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為了革命的文學事業，魯迅不辭辛勞地工作著，他不停地尋書、買書、學習、翻譯……常常廢寢忘食，通宵達旦。

　　他讀書的趣味很濃，每次從書店歸來，錢袋總是空空的，他和許壽裳相對苦笑，說了一聲：“又窮落了。”

　　但是魯迅的生活過得相當簡樸，他隻有單的、夾的、棉的三套衣服。在東京的幾年，他幾乎沒有添置什麽東西。為了貼補生活的不足，他又為湖北留學生翻譯的《支那經濟》全書做校對工作。可是隻要有點錢，又被他用到了買書上。

　　魯迅堅持寫作，他從1907年底至1908年，先後在《河南》雜誌發表了幾篇重要論文。

　　其中《人的曆史》介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和西方科學思潮的演變。1908年發表了《文化偏執論》、《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分析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曆史特點及其存在的偏頗。

　　《摩羅詩力說》就是鼓吹敢於勇猛反抗強暴的拜倫式的精神戰士，這是魯迅棄醫從文後所寫的第一篇文學論文，標誌著魯迅更堅實地踏上了文學的道路，並且是以一個勇猛的反抗者身份踏上這條道路的。

　　在日本留學的7年，魯迅廣泛涉獵外國的自然科學、社會學說、文學藝術和哲學，開始形成早期的社會思想和文藝思想，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並且確定了用文學作為自己為祖國的獨立自由、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爭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