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循吏折射出的官德精神：儒家背景

　　引申的道義論義務性連接

　　我們檢討循吏與風化，意在觀照出循吏活動在中國古代行政倫理中的特殊定位。它首先屬於儒家官德的傳統。我們業已指出，循吏事跡至明清二代記錄的特別多。現在集中清代循吏事跡來繼續挖掘在循吏德政事跡中所折射出的儒家背景和為政的儒家哲學基礎，以及隨之引申出的義務性連接。

　　1.哲學背景，儒家主流意識。曆代循吏的處事、為政原則，是受其哲學思想指導的。仔細品味，發覺循吏是以儒家為主流意識而受其左右的。《清史稿循吏列傳》中清代循吏的儒家哲學背景，大都通過其風化的事跡或作業反映出來。儒家文化通過循吏們的風化努力而得到承繼和光大。記陸在新：“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記張壎：“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記駱鍾麟：“鍾麟在盩厔（今陝西周至）以師禮數造李甬廬，至是創延陵書院，迎甬講學，率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麵聽。問為學之要，甬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鍾麟書其言，終身誦之。已而江陰、靖江、無錫諸有司爭禮至甬，甬為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士林蒸蒸向風，吏治亦和。”[李甬，明清之際大儒，主張：“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為，生民夢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見《盩厔答問》）循吏駱鍾麟借此教養吏民，收效頗巨。故有人稱：“郡人論賢有司知治體必首推鍾麟。”（見《循吏駱鍾麟列傳》）]記邵嗣堯：“既蒞事，虛衷衡校，論文宗尚簡質，著《四書講義》，傳示學者。”記葉新：“從蠡縣李塨受業，立日譜自檢，尤嚴義利之辨。”（李塨，清初大儒，顏李學派創始人之一）記陳慶門：“著《仕學一貫錄》，世以儒吏稱之。”記劉大紳：“嚐訓諸生曰：‘朱子《小學》，為作聖階梯，入德塗軌。必讀此書，身體力行，庶幾明體達用，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記伊秉綬：“秉綬承其父朝棟學，以宋儒為宗，在惠州，建豐湖書院，以《小學》、《近思錄》課諸生。”記鄒鍾俊：“輯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讀書》。”記孫葆田：“葆田故從武昌張裕釗受古文法，治經，實事求是，不薄宋儒。”

　　2.“亦官亦師”。清代循吏的儒學主流背景，是化在其具體實踐中而顯儒家治國之要義，同時在風化的努力中使儒家義理充分體現在循吏們的為政活動裏，從中也可看清儒家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循吏的風化努力是分不開的。值得指明，清代循吏興文教，突顯“亦官亦師”的職能，更是對儒家文化的彰顯，有三個方麵值得提及：

　　其一是繼續以堅持和傳播儒家文化為價值取向。《清史稿循吏列傳》記張壎：“大修學宮，複嵩陽書院，宋四大書院之一也，延耿介為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記陳汝鹹：“修文廟，造祭器，時會邑中士紳於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設義學，延諸生有學行者為之師。修朱子祠。教養兼施，風俗為之一變。”記繆燧：“繕城浚濠，葺學宮，建祠廟，役繁而不擾……又以土著不能副額，擴建義學，增廩額以鼓舞之，文教興焉。”記陸師：“修學校，集諸生治經，童子能應試者免其徭，民興於學……修宋文天祥祠。”記葉新：“補江西建倡。修盱江書院，招引文士與講論學術。複南城黃孝子祠，以勵民俗。”記陳慶門：“建宣漢書院，聘名流教授，文風漸振。”身為一地一方之官吏，循吏們不忘行政之責，又通過其辦學宮、修祠堂、建書院、請名師等特定努力來弘揚儒家文化，促進地方風化的積極改善，頗有建效。

　　其二是有的循吏自己主講書院，極力宣傳文化。《清史稿循吏列傳》記牛運震：“留主皋書院，教學得士心……嚐主晉陽、河東兩書院，所造多名雋士，也稱‘空山先生’。”記張甄陶：“主講五華書院……複移掌貴州貴山書院，課士有法……主鼇峰書院。以經義教閩士，於是鹹通漢、唐注疏之學。在滇時著經解百餘卷。”記邵大業：“大業所至以勸學為務，因黃陂二程子祠建義學，葺睢州洛學書院，集諸生親為之師焉。”記周際華：“蘇門故多名賢祠宇，鹹新之，修明祀事，以勵風教焉……調江都，兼署泰州，毀淫祠百餘區，改為義學。”記邵希曾：“朔望蒞學，集諸生講論，增書院膏火，親課之如師……募錢萬緡，建義學。凡經塾三，家塾十五。擇其秀者入書院肄業，文教興而悍俗漸化。”循吏們不僅自己主講書院，而且毀淫祠改設義學，努力擴大儒家文化的傳播力和感召力，促進地方風俗的漸漸善化。

　　其三是著書立說。仔細品味循吏的著書立說，內容比較廣泛，而且多有實踐價值。似乎最早有這個記載的是《後漢書》，清代為最多。表明至清代，循吏們似乎在“亦官亦師”方麵的建樹上存在著向一專多能的才幹方向發展。《清史稿循吏列傳》記陳如鹹：“著有《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略》諸書。”記邵嗣堯：“著《四書講義》，傳示學者。”記龔鑒：“所成者《毛詩疏說》，闡明李光地之說為多。”記藍鼎元：“著《鹿洲集》、《東征集》、《平台紀略》、《棉陽學準》、《鹿洲公案》傳於世。”記陳慶門：“著《仕學一貫錄》，世以儒吏稱之。”記牛運震：“搜考金石，所著經義、史論、文集及《金石圖》，皆行於世。”記張甄陶：“大學士陳世倌贈以明呂坤《呻吟語》，甄陶讀其《實政錄》而慕之，在粵作《學實政錄》，見其書者，鹹曰：‘循吏之言也’。”記汪輝祖：“所著《學治臆說》、《佐治藥言》，皆閱曆有得之言，為言治者所宗。”記劉衡：“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等書，尤為洞悉閭閻休戚，於興利弊之道，籌劃詳備，洵無愧循良之吏。”記徐棟：“讀書多。然更事在既事之後，讀書在未事之先，乃匯諸家之說為《牧令書》三十卷……亦集諸說，成《保甲書》四卷。”記張作楠：“作楠精算學，貫通中西。在官以工匠自隨，製儀器，刊算書。所著書，匯刻《翠微山房叢書》，行於世，學者奉為圭皋焉。”由是觀之，循吏的“著書立說”，有治官心得，有人文地理，有自然常識，並從中傳播出一種屬於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透視清代循吏興文教的三個特點，我們想要說明的是，清代循吏承擔的“師”角色，在承傳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方麵意義非凡。俗世人物的循吏扮演著“師儒”角色，在推進文化傳播延續的過程中，起到了朝廷所起不到的獨特作用。由曆代循吏開辟出的這種傳播文化的儒家使命，至清代循吏身上已有相當擴展，如建學舍、擴義塾、延儒師、課諸生，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循吏的著書立說，在傳播文化方麵是有特殊功績的，這一點也可說是出於前輩循吏又勝於前輩循吏。然而，曆代循吏在傳播儒家文化、建立和主講書院、著書立說諸方麵是有著內在的連續性，是應當加以認真總結的一份曆史文化遺產。

　　下麵我們再從《清史稿循吏列傳》的第三、第四部分裏摘取有代表性的若幹循吏事跡進一步看出這三個方麵的相繼努力。記伊秉綬：“在惠州，建豐湖書院，以《小學》、《近思錄》課諸生；在揚州，宏獎文學。”記劉體重：“厚書院廩餼，課士以經，動繩以禮法……創建河朔書院，仿朱子白鹿洞規條，以課三郡之士。”記鄒鍾俊：“興書院，儲書七萬卷。輯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讀書》。訓士敦本行，旌節孝，修祠祀，舉行賓興鄉飲酒禮。在任五年，以興養立教為務。”記塗官俊：“官俊故績學，立賓興堂，置性理、經濟有用之書，日與諸生講習。增義塾，定課程，親考校之。凡有利於民者，為之無不利。”記陳文黻：“建書院、義塾，置書籍，延高才者為之師。數年之後，橫舍彬彬，遂請奏設廳學，建官置額。”記李素：“擴充商山書院，延碩儒課士，設義塾三十餘區，絃誦聞於比戶。”記王仁堪：“仿社倉法創社錢，按區分儲，為修溝洫，廣義塾之用。郡西鄉僻陋不知學，立榛思文社以教之……在任兩年，於教養諸端，盡力為之。”顯然，循吏們的“師儒”作用是可見可聞了。

　　所舉這些例子，想引起我們注意的無非還是具有儒家哲學背景和信念的曆代循吏承擔“亦官亦師”職責，也是出於一種義務性使然。受到曆史讚美的古循吏之風，仍然是自孔、孟而來的官德道義精神的基本寫照。

　　後記

　　研究“官德”一類主題，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因為講做官要有德性和德行，總會“得罪”什麽的，但是，我既然選擇了這樣的研究方向，就不會退卻後悔。沒有從學術上研究這樣的苦差事，我想後麵總會有人去做的，與其如此，我還是願意接過前輩的薪火，繼續為這個“爐灶”增添一點“火花”，不讓本來就很少有人往裏添薪的“爐灶”熄火。

　　三年前，我的拙著《中國古代官德研究》問世，受到不少熱心讀者的關心，本人甚是高興更激勵我繼續展開這方麵的研究。

　　2005年，我在韓國釜山大學校作訪問學者，比較詳細地考察了韓國哲學（主要是韓國的儒家傳統）與韓國現代政治製度以及廉政製度的關係，其中引起我深思的是，他們接受了儒家文化，並且使儒家文化從實學的立場轉化為治國資源，而且富有成效，我的內心不由產生一種“牆內開華牆外香”的痛感。這又使我看高一層對於儒家官德研究的意義。

　　光談論曆史沒有大用處，但一結合現實生活，那曆史轉眼就變得意義非凡！

　　這次是在《中國古代官德研究》的基礎上，再向讀者奉呈此書，其中還有不完善、沒有想到的、過筆粗糙的地方，盡請多方指正和批評。

　　承蒙出書之際，再次感謝曾經和正在關係我、支持我的人，不管在什麽地方、處於何種地位，我都將永記心頭。

　　特別地感謝：我的導師，複旦大學餘源培教授、上海大學鄧偉誌教授、韓國釜山大學校丁海王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趙汝教授。

　　也要特別地感謝：江西人民出版社為拙著出版給予的關懷，感謝徐德和彭茜倆位編輯在盛夏酷暑之際，為我的書稿操心；感謝我的單位及領導所給予的大力支持。

　　§§第十九章 官道中的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