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曆代循吏的德政事跡

　　曆代循吏的德政事跡，主要體現為風化作業的績效。要講循吏德政，就得考察循吏之於風化的問題。

　　比較曆代官箴設立的“風化”項目可以觀其大要。元人張養浩《牧民忠告》設“宣化”要目：“先勞，申舊製，明綱常，勉學，勸農，服遠，恤鰥寡，戢強，示勸，毀淫祠。”明人汪天錫《官箴集要》設立“風化”要目：“明綱常，正婚喪，申舊製，先勞，興學校，勸農，守常，善惡薄，示勸，治刁，抑強，師巫，倡優，毀淫祠。”另位明人楊瑉《牧鑒》設的“教化”要目：“撫字，農桑，催科，刑罰，財用，市價賣，祠祭，防禦，訊讞。”以上張、汪、楊三段“風化”項目基本上反映出地方風化的一般任務和大致走向。並且曆代循吏的主要政績似乎也是全力於此中的努力。再者，從三氏的時代來看，自元明以後，地方的風化作業基本上在為官的實踐中比較成熟和一致。翻開元明二史中的循吏作業事跡的記錄，基本上可納入此類“風化”要目裏，有勸農，有治民，有理訟，有興學，有尚禮，有治巫，易俗移風，頗有績效。至清代，《清史稿循吏列傳》記得更加集中詳細。

　　著實地說，曆代循吏所從事的風化作業，極大地改善了地方風化，而且這些作業是緊密地聯結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征和循吏自身的為政特色。細心品味，有以下六種作業對於地方的風化意義重大：

　　1.勸農桑

　　農業是古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支柱。勸農勸耕勸桑，是曆代循吏由來已久的傳統。司馬遷《史記》中的循吏事跡記錄就有如是說：“孫叔敖）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公儀休）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雲‘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從班固《漢書循吏傳》之後，有關勸農桑的記錄幾乎遍布曆代正史的循吏事跡中。如記龔遂：“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記召信臣：“躬勸耕農……其化大行（勸農桑直接帶來風化大行）”。從司馬遷和班固的記載裏，可以看到勸農桑以致引起風化的連接性描述。

　　曆代循吏推廣勸農耕桑，不僅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促進了百姓安居樂業，而且通過農耕方法的改進和推廣，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更促進了地方風化的積極改善。根據正史循吏傳的記載，由勸農桑產生的風化績效，最集中的顯示為，它不但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開化和傳播了農耕技術。如《後漢書循吏列傳》記任延：“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田鑄歲歲開廣，百姓充給。”《舊唐書良吏王方翼列傳》：“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通之，百姓賴焉。”《宋史循吏陳靖列傳》：“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清史稿》記載循吏推廣、傳教農桑技術尤為顯著，還有的推廣到邊遠地區。《循吏陳悳榮列傳》：“推廣）蠶繅之法”，“導以蓄泄之法”。《循吏陳慶門列傳》：“用秦中收澱之犁法”，“教民種旱稻”，“教以分繭絲之法”。《循吏李大本列傳》：“益陽人不知蠶，大本教之樹桑，後賴其利。”《循吏牛運震列傳》：“行視郊野，鑄農具，教民耕耨。”《循吏鄭基列傳》：“見沙地磽確多不治，教民種薯蕷，佐菽麥，俾無曠土。壽州不知蠶織，而地多椿樗，可祠蠶。購蠶種，教民祠之，農桑並興。”《循吏康基淵列傳》：“田高渠下者，則教為水車引溉。”《循吏周際華列傳》：“課民種桑四萬株，教之育蠶，他樹亦十五萬株，於是邑有絲絮、材木之利。”“先是輝縣及興化民皆不習織，際華輒自出貲織器教之，轉相授，於是二縣有衣被販貿之利，至今賴之。”《循吏茹敦和列傳》：“地多茅沙鹽堿，教以土化之法，廣植雜樹。鄉民以麥稭編笠為生，敦和勸種桑。”《循吏陳豪列傳》：“禁種鶯粟，募崇陽人教之植茶，鹹賴其利。”《循吏林啟列傳》：“又以浙中蠶業甲天下，設蠶學館於西湖，講求新法，成效頗著。”《循吏陳文黻列傳》：“頒給樹秧蠶種，募工導之。絲成，製機教織，設局收買，種其值以招之。又購紫陽茶種，課之樹藝，於是地無棄利。”《循吏張楷列傳》：“以南方戽水法導民，使開稻田，植桑課蠶。”

　　值得提示，有不少循吏還專門就勸農桑著書立說，使之知識化而傳播下去。《宋史循吏陳靖列傳》：“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嚐取淳化、鹹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清史稿循吏張作楠列傳》：“疏浚境內河道，以工代賑，水得速泄，嚳涸出田畝不誤春耕，人刊《婁東荒政編》紀其事。”《清史稿循吏方大湜列傳》：“所著《平平言》及蠶桑、捕蝗、修堤、區田諸書，皆自道所得。”《清史稿陳文黻列傳》：“乃周曆山穀，辨其土宜，作《種椽說》及《山蠶四要》，遍諭鄉民。”這些農桑作品不是作者脫離實踐、憑空想象而著，而是結合循吏親身從事農業生活的經驗總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求雨驅災的祈禱行為

　　在科學和技術相對落後的古代中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傳統仍然左右著農業耕桑，尤其缺乏人工降雨、農藥殺蟲劑這類科技方法手段，又加之封建統治階級的無能為力或不願作為，麵對旱澇蟲災等自然災害，循吏試圖通過一種祈禱方式來幫助農業生產，這其中折射出的正是循吏關切於民的道德精神。正史循吏傳中最早有這種詳細記錄的見於《遼史能吏蕭文列傳》：“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鳥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複隨禱而霽。是歲，大熟。”自元史至明清幾代正史，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就多起來了。

　　求雨驅災的祈禱行為，可能與效仿商湯祈雨有關。《帝鑒桑林禱雨》記載了商湯祈雨的細節和概要：“商史紀：成燙時歲久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以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發、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女謁盛歟？包苴行歟？言未已，大雨數千裏。’”我們業已提出，曆史上關於商湯祈雨故事的真實性有不少質疑，但我們應注重由這則故事所折射出來的一種道德原則、官德精神：商湯王的民本倫理，重民輕己，為民禱雨，敢於自責，勇於犧牲。正是這種道德精神鼓舞著曆代循吏的祈雨實踐，他們希望做到的也正是對古代帝王傳統的繼承和延續。

　　必須指出兩點。第一，有關循吏祈禱雨澤的結果，正史的記錄大多與祈禱心願相一致，其可信度尚存質疑，但它蘊含的道德精神是可信的，因而這裏的著墨之處也在闡發商湯祈雨的道德精神在循吏祈禱驅災中的張揚。第二，有關循吏祈禱雨澤的行為，不能與“巫祝尼媼”一類的迷信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注重行為本身的道德價值，是義務責任的榜樣使然，而後者恰恰是遊離於此的。因此，這也沒有影響到那批循吏的戒巫使命。

　　3.利通商於民

　　南史循吏郭祖深說“今商旅轉繁”，表明當時商業已十分繁忙（盡管從勸農立場出發郭氏對此深藏一份憂慮）。再往前，循吏已有利商業績。《史記循吏子產列傳》記子產為相兩年，治理商業，買賣公平，有“市不豫賈”之美稱。《後漢書循吏孟嚐傳》記孟嚐“去珠還民”、利民於商：“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嚐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複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值得一提，孟嚐的“去珠複還”還產生著積極的風化作用。桓帝時，尚書同郡喬上書薦孟嚐曰：“嚐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情。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複還，饑民蒙活。”盡管孟嚐終不見用，但事實上“去珠複還”促進了當地的移風易俗：“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有些循吏在重視勸農耕桑的同時也促進商業流通，盡管在曆代正史的循吏傳中記載得不多。在以農立國的傳統中國，推進商業流通需要勇氣和膽識。

　　4.興文教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裏，曆代循吏積澱著這個共識：風化，移風易俗莫過於興學校、創書院、禮儒士、誦詩書、尚禮教來得直接和顯著。因此興文教幾乎成為貫穿於循吏善化風俗的主要政績之一。而且從中可以更實際地看出循吏是如何地有“師”的職能以及文化一路是如何承傳和發展的。餘英時先生基於對漢代循吏的深入研究指出：“漢代的循吏毫無可疑地曾扮演了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其實整個的“循吏的最大特色則在他同時又扮演了大傳統的‘師’的角色”。《漢書》和《後漢書》的循吏傳記載循吏的“師”之功能有兩個之“始”的曆史重要性。《漢書循吏傳》記文翁：“又修其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孔子創辦私學，使學移民間，打破了西周以前學在官府的局麵。而文翁使官府學校向平民開放，其意義也具開拓性。此為其一“始”。其二之“始”為開後代循吏良風。曆代循吏傳記中都有比較集中的“興文教”作業記錄。至明清二代，這方麵的記錄已漸多，說明興文教的風化意義正在變得日趨顯著。

　　循吏的興文教，有三個重要特點：其一是以儒家文化為價值取向。如《明史循吏列傳》記陳灌：“時天下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舍，延師，選俊秀子弟受業。”記方克勤：“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記翟漙福：“廬山白鹿書院廢，漙福倡眾興複……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敦頤、朱熹也。”記段堅：“創誌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循吏文教以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為宗旨，至清代也一以貫之。《清史稿循吏列傳》記張壎：“大修學宮，複嵩陽書院，宋四大書院之一也，延耿介為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記陳汝鹹：“修文廟，造祭器，時會邑中士紳於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設義學……修朱子祠。”其二是有的循吏自己主講書院，極力宣傳文化。如《清史稿循吏列傳》記張甄陶：“主講五華書院……複移掌貴州貴山書院，課士有法。”記邵大業：“葺睢州洛學書院，集諸生親為之師焉。”其三是著書立說。並非每位循吏都著書立說，但一旦在正史中留下一筆，說明此書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循吏的“著書立說”，有治官心得，有人文地理，有自然常識，並從中傳播出一種屬於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在正史裏，最早有這種記載的是《後漢書》，清代為最多。

　　5.理訟有方

　　在一個缺乏法治的古代中國，處理民間訴訟也成為官吏的主要職責。理訟有無方，直接關係到民風好壞。風化效果與循吏理訟的特色有直接關聯，循吏列傳多有記載。司馬遷在《循吏列傳》裏為循吏理訟樹立了公正執法的兩位榜樣：石奢和李離。“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司馬遷樹立這兩為循吏榜樣，意在挑明應秉公執法，先做表率，才有後人仿效，也才有風化改善。班固在《循吏傳》中揭示漢代循吏以德化人的理訟特色。在《循吏傳序》裏，班固挑明循吏“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的道德取向，宣帝稱其謂“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其中感悟到對循吏（“唯良二千石”）在“政平訟理”中“以德化人”的滿意和自足。循吏黃霸“獨用寬和為名”，循吏劉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循吏仇覽：“有母告子不孝）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這類以德化人的事跡，在漢書的循吏傳記中幾乎成為一條主線。後代史書裏的記載也比比皆是。

　　化幹戈為玉帛，化爭訟為和解，靠循吏的德化，並非隻以刑法，其風化效果也甚為可觀。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爭訟都能用德來化解，須是先德後刑，寬嚴結合。有些循吏在奉法循理、奉職循理、奉德循理之間結合得體，斷獄理訟甚有一套路子和特色，如《明史循吏列傳》記張淳斷案猶如“包青天”：“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為‘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在清代循吏中，不乏理訟高手，斷訟聽獄各具特色。如《清史稿循吏列傳》記廖翼：“凡訟宜少準、速決，更加二字曰從寬。”記葉新：“訟者至，立剖決，滯獄一空。治瀘兩載，俗一變焉。”記朱休度：“南方獄多法輕情重，北方獄多法重情輕。”記徐英台：“俗好訟，英台謂訟獄糾纏，由於上下不通。與民約，傳到即審結。”記姚柬之：“俗好訟，柬之速訊速結，不能售其欺，期年而訟稀。”記陳慶門：“俗悍，好群鬥……又好訟，仿古鄉約法，使之宣導排解。勤於聽斷，日決數十事。不數月，澆風一變。”順便指出，這些理訟特色在循吏汪輝祖（龍莊）的佐幕吏治的實踐中表現得尤為顯著，而且通過其著書立說而成為循吏理訟之圭臬。

　　6.治巫

　　有關這方麵的內容，我們在儒家官德中的反巫傳統裏已經給予了相當關注和分析。這裏隻是就地方風化項目來看循吏們的努力。

　　當官戒巫，風化自興。曆代循吏的戒巫努力在曆代正史中得到讚譽，也使治巫納入於風化之中的重要環節。曆代循吏傳記中多有記錄。而且治巫是從多方麵展開。《後漢書循吏第五倫列傳》：“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南史循吏郭祖深列傳》：“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新唐書循吏田仁會列傳》：“巫傳鬼道惑眾，自言能活死人，市裏尊神，仁會劾徙於邊。”《明史循吏列傳》中記吳履：“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為神。履縛巫責之，沉神像於江，淫祠遂絕。”記丁積：“積一切杜絕。俗信巫鬼，為痛毀淫祠。”記唐侃：“用豐俗刁訟，尚鬼，尤好俳優，侃禁止之。”

　　當官戒巫，素為中國政治道德的基本信念。亦如宋人呂本中《官箴》一語中的：“當官者，凡異色人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可知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傳統。而且經過循吏們的多種戒巫努力，移風易俗，使得戒巫最終被更多的人接受，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會使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獲得更加深遠的風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