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處危原則論

　　儒家意識到，理政中存在的客觀危險，即上下情是否通達，本末是否顛倒，輕重緩急是否得當，難易顯微是否準確把握，這裏就是一個先後之辨的具體展開。處理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到理政得失，國家安危。這裏體現了儒家特有的一種辯證法。在此提出五個看法：

　　1.上下情要通達，關鍵先在上。漢儒王符《潛夫論述赦》：“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奸可塞國可安矣。”治理國家的人，必須先了解百姓的苦楚，禍亂的起因，然後設立具有針對性的防範措施，奸偽之事即可杜絕，國家就能安定。儒家也把這一點設定為君王治理天下的“道術”：“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禦天下之術。”把執政者了解天下之情況放在一個在先的地位，作為一種“道術”提出，說明儒家對這個問題已經上升到規則、規律的層次上去理解、去設定。

　　2.正末先正本。理政有本有末，關鍵先在本。儒家常以樹喻之：“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治其源。”要想使樹梢端正，必須首先端正樹根；要想使水流清澈，必須首先使源頭清潔。治國如種樹，“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樹之比喻，一是寄予了儒家對清潔政治源頭的期待，“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二是傳遞出儒家的理想政治目的，即還社會一個安全的、廉潔的、清潔的、茂盛的政治大樹的期望，“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

　　3.輕重緩急，貴在先後適治。宋儒程顥《論王霸紮子》有過這番議論：“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事情有大有小，有先有後；注意了小的事情而忽視了大事，把本來應在以後辦的事提到前麵來做，把應在先前辦的事推遲到以後去做，都不符合治國理政的需要。這裏體現了儒家治國理念中具有一種秩序穩定的設想，“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確立政務管理，要有一定的章程；施行政務管理，要有一定的程序；根據實際情況，考慮輕重緩急，應該先做什麽後做什麽。明人丘浚《正百官》道了個透徹：“權其輕重，知其緩急，決然以必行。”這裏的先後之辨也是一目了然。

　　4.防患於未然，治禍於未亂，貴在先知先行。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說得明確：“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挽救一個事物，必須提早努力，工作做在前頭，禍害就可避免。所以觀察事物的變化，要在其萌芽時就有察覺，從而將禍亂災害杜絕、堵塞於將要發生而又沒有發生之時。這叫救早（先）不救遲（後）。儒家在這裏更有一個憂患意識的貫穿，“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則憂之，則無及已”。治理要在未亂的時候，一旦災禍降臨到身才開始憂慮，那就晚了。孔子提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君子為政的必備素質，故《周易》加以補充：“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遠慮”和“思患而預防”，就是一種在先的知覺和行動。如歐陽修總結五代曆史更替教訓，在《新五代史宦者傳序》中歸納了一條規律性認識：“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當官的要明智呀：明察事理者，禍亂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時，就知道憂患了；糊塗者，等到禍亂已經臨頭，還自以為很安全，就勢必亡國亡家亡身了。儒家作為入世的學派，一定是堅持先存的憂患意識。

　　5.把握事物發展態勢。事態發展由先到後，由小到大，由易到難，由微到顯，處理政事，防危止險，科學的做法，是要講究先後之辨。儒家對政治的總結，通過一批具有儒家誌向的政治家得到了徹底的發揮。王安石言：“禁微則易，救末者難。”司馬光通過曆史經驗也從中概括出一般的認識。《資治通鑒周紀一》：“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資治通鑒漢紀二十四》：“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奸生所易。”明代重臣、改革家張居正形象地以小火變成大火、小鳥變成鴻鵠來說明這個道理：“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一批有著強烈曆史感立場的儒家思想家基於曆史反思精神從治國保家的角度得到深刻反省，明儒方孝孺《豫讓論》總結曆代政治得失，痛感：“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清儒王船山讀司馬光的《資政通鑒》，痛感：“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處危的原則是堅持先抓事態變化發展的萌芽，即抓小、抓微、抓易，預先防止事態向大、向顯、向難的方向變化。清代中興之臣曾國藩政治和學業上的成就也離不開他的先後之辨：“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在日本很有實學創意的儒家思想家、清人朱舜水也形象地道出先後之辨的處危意義：“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支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救火應當預先籌劃於改造煙囪之前，房梁折斷之後才用柱子支撐一定無濟於事。這已經把先後之辨運用到生活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