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四節 民本的取向

　　儒家堅信以民為本，並從先後之辨的理論意識上加以證明，從而形成儒家德政體係的基本導向，並將其貫徹到實際的處理政事中，也成為了中國實學傳統、德治傳統的基本價值取向之一。這一證明的理論特色或邏輯特征是：在本與末、民與官、民與權的三個向度上，主張先本後末、先民後官、先民後權，從而提升出儒家民本思想在儒家官德理論體係中的引領性作用。

　　1.先本後末。孟子率先從“本”的意義設定民高於國家、君王的地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是最重要的，國家居次，君王要算更輕了。儒家堅信民為本，依孟子設定，是與國家、君王的地位比較而言的，儒家希望它成為曆代政治家思想家思考國政理政問題的基本向度。第一，民為國先。《禮記大學》：“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大學》乃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經典。漢代政治家賈誼在《新書大政上》直言：“民無不以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清儒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臣》中提出具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民本思想，發展了孟子以來的民本命題：“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國家的秩序井然，不在於一姓王朝的興起或滅亡，而在於人民是生活在憂患之中，還是安居樂業。第二，民為君先。春秋以來一批政治家身臨執政，麵對諸強興衰，感悟君王之道應以重民為先的道理，《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國將興，聽於民。”國家興亡，是聽取人民的意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作百姓君主的人，豈可淩駕於人民之上？清代激進改革思想家、大儒譚嗣同在《仁學》中公開陳述民本君末的執政道理：“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君主是末梢，人民是根本。天下不能因末梢而累及根本，同理，也不能因君主而累及人民。正因為先民後君，所以君主的存在是以人民為前提的：“君必自附其民，而後民附之；君必自離其民，而後民離之。”第三，民為政先。統治人民的當務之急，是人民的生計。儒家認為這是構成國家政治的核心。“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這是出自清代一位極富政治遠見、並有著民主啟蒙思想的儒家人物之口，也是對中國政治自孟子提出民本觀念以來走過一千多年的反思。所以，國家的政治生活，君王的權力地位，都應以人民為最高的目的。自孟子開始的民本觀念，在儒家的政治道德體係裏具有了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基礎性地位。也值得提出的是，自宋明以來的中國“實學”路徑，正是沿襲著以民為本、以民為先展開的。

　　2.先民後官。官民關係，向來是儒家政治的基礎性話題。先民後官，儒家通過“民之父母”這一重要命題，試圖來涵蓋或窮盡這樣的關係。早在《詩經》和《尚書》中已經有“民之父母”的強烈觀念。所謂“民之父母”，在儒家的視野裏至少是這樣來框架的：

　　第一，要愛民，這是官員的首要職責。《尚書文侯之命》：“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統治者要給人民以幸福，不得荒廢政務，貪婪安逸，要特別地愛護你國中的人民。《詩經泂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盡職盡孝的君子，才是人民的父母；君子不能懈怠自己的職位，人民才會心悅誠服地跟著你，人民也才會得到休養生息。就如《詩經假樂》所說：“不解於位，民之攸墍。”儒家在愛民與官員職責的聯係中，加以規範先民後官的倫理綱要，並且這種理念深刻地影響和左右著中國曆史舞台中一批有政治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在他們那裏得到了踐履和檢驗。春秋的晏子，作為一個具有儒家抱負的政治家，對自己的職責確定為：“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以愛民為崇高意誌，以樂民為行動準則。漢代政治思想家劉向，一位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儒家學者，在《說苑政理》中明確提出：“治國之道，愛民而已。”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頗有治國建樹的宋代名儒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以憂樂為民，把愛民作為君王之位所思所憂，也顯示出德位之辨的一種考驗：“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應該看到，儒家的這類思想很有價值，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力。

　　第二，要利民，這是官員工作的出發點。“利民”，就是要讓人民得到利益、得到好處。這是統治者必須持有的一個先在的認識。儒家肯定：“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治理國家的領導人，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麵，然後才能受到庇蔭，長久地得到好處。荀子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沒有給人民利益，就不可能從人民利益中獲得利益；隻有先給人民利益然後才能從人民中獲得利益。這個先後之辨對於統治階層是必須認清和遵守的，“君子任職則思利民”，“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在儒家看來，“利民”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而是在治理國家的係列裏有實質性規定的，最基本的是先做到兩件事：富民和教民。即如孔子所言：“富之”加“教之”，“既富矣”，而後“教之”。使人民生活富裕，使人民得到教育，這是儒家“治民”觀的基本態度，而且儒家也貫徹了先富後教的政治策略。漢儒董仲舒說：“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時隔了幾百年的唐儒房玄齡也堅持了這樣的看法：“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這些思想成為儒家“利民”思想的精神實質，也得以源遠流長。不乏儒家思想的戰國時代政治家管仲（其言論收錄在《管子》一書）講出兩句著名的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和“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已經受到過儒墨“顯學”的深刻影響。

　　第三，要治民，須以安民為先，這是官員為政的基本要求。古人已有如此堅信：“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也從“道術”上提出安民的實際辦法：“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儒家對“安民”的設計有以下著力點：一者謂惜民之力。孔子從足與不足上指出君對民的惜用：“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隻有百姓先富足，然後才有國君的富足。儒家推崇的大學之道，即治理國家的道路，也從國君與人民的關係裏加以準確限定，《禮記大學》：“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統治人民就得把財富先分散給人民，使人民團結起來。用違背道理的手段，即不正確選定先後次序而隨心所欲地聚斂財富，最終也要被人民所拋棄。因此，“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所謂“惜民”，儒家還是比較積極提倡的：先為民後為己，為民豐財，與民不爭利不爭財（如宋儒楊萬裏《見執政書》：“不求不爭於民，而民知遜；不求不貪於民，而民知廉。”這是對統治階層的要求）。先民後己，儒家對統治階級有這樣的惜民要求，並給出養民、欲民優於取民的特定規範：“養民至厚，取之至薄。”“欲民者，取之有製，使之優厚之謂也。”“取之有製，用之有節則欲，取之無製，用之不節則乏。”朱熹在解釋儒家《大學》“治國平天下”中發揮儒家的這種惜民觀：“寧過於予民，不可過於取民。”“於民爭利，便是不絜矩。”“絜矩”乃謂中庸之道的處理，絜矩之義，豈是隻說財利？所以生養人民者，都需這個公正平等的對待。取之有製，這是儒家對安民的一種製度安排上的設想。二者謂體察民情。高高在上的君王，身居職責的官員，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了解民情，而體察到民情，是為了更好地達到治民效果。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根據人民的願望去做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了解民情作為官員的任務之一，方可稱為“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這是儒家重要政治文獻《大學》接著孔孟而來的評價。體察民情在先，就可得到民心，就可得到天下。在儒家看來，這是一條治國治民平天下的規律，孟子做了這方麵的概括：“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得到民心是有規律的：人民需要的，就幫助他們收聚起來；人民厭惡的，就不要強加給他們。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這就是體察民情的重大意義。安民，構成儒家解決官民關係的基本態度。

　　3.先民後權。權力意識在儒家的政治體係裏處理得比較簡單。儒家推崇君權至上，體現儒家思想的《詩經小雅北山》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國之疆土、財富、人民，乃至萬物皆屬於君王一人。所以對於各級官吏，作為君王的臣民，隻是為君王（也即國家的象征）運轉，一切的權利和權力歸根結底是屬於君王的，百官無有私意私心可言。儒家，從周、孔、孟開始，為這種帝國政權進行了嚴格的合理性證明。以後乃為傳統中國延續變化的基本主軸。但是，儒家的民本意識也會滲透在權力意識裏，試圖成為各級官吏的普遍意識。必須看到，儒家沒有專門解決認識國家、組織國家的政體問題，而是向君主提供“治國之道”，荀子一段話很具代表性：“彼國措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權力是政治的生命，道義是權利的底線，儒家關注權力運行中的帝國政治體係，各級官吏如何在維護君權之下，處理君與民的關係、權利與人民的關係。對此儒家突顯的價值取向是先民後權，有三個向度是儒家特別關注的：

　　第一，民為權力之監。《尚書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人君不要把水作為鏡子，而應把人民作為衡量政治得失的鏡子。權力是政治體係的核心之一。權力運用的實際後果就是政治得失的晴雨表。為政者要以人民的反應為鏡子，檢查權力運用帶來的政治得失。這是儒家“善政”的一個指標。這叫“政必合乎民”。儒家申辯的君為舟、民為水的比喻，是從民心向背上來界限“善政”，即權力必須合乎民心民意。

　　第二，民為權之歸。權歸在何處？歸在道義，就是歸在人民。這是儒家權力觀中蘊涵的義利之辨的儒家理想。明代大儒呂坤《治道》講出這樣的“權”觀：“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濟私。在上者慎以權與人。”這裏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孔子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從孟子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學，對義利之辨雖有極端之嫌，但是它嚴格地來看，是屬於道義論的，隻要是“利”，總有個“義”在其中。為官利民，就是一種“義”，就是一種對權利的限定。這樣的觀點也為各級官吏勾勒出一幅“天下為公”、“以義至上”的理想境界。

　　第三，民為權之達。達在何處？孟子挑明：“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為官以道義左右來行使權利，這是得到人民信任的必要條件；居官先要在得民澤民上下工夫，然後才有通達之處。孟子言：“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這裏道明的是為官通達的充分必要條件。儒家對權力的考察，重心是在肯定君權至上的帝國體係裏，以民本的背景中加以規範，突出了先民後權的民本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