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卷）

第14章 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

　　看到這個題目，你也許會感到不解，甚至驚訝：俄國文學向來被中國人民當作自己的“良師益友”，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和尊重，怎麽與殖民主義掛上了鉤？是俄國文學反對殖民主義、聲討殖民主義？還是俄國文學維護、美化殖民主義，充當了俄國殖民主義的工具？

　　美國學者埃娃·湯普遜的《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楊德友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就是專門探討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關係的著作。說句實話，我一開始看到書名，也感到有些突然。沙俄窮兵黷武，四處擴張，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但習慣上沒有把它稱為殖民主義國家。盡管我對俄羅斯文學中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早有反感和警惕，但始終沒有和殖民主義聯係起來。

　　俄國如同西歐殖民主義國家一樣，通過一係列的戰爭、兼並和外交手段，巧取豪奪，瘋狂奉行殖民主義政策。不同之處在於，西、葡、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是漂洋過海到海外去掠奪土地，濫殺原住民，收刮財富，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隔著海洋，距離遙遠；而俄國則通過戰爭，或者派遣一夥強盜就可以侵占一條條河流，一片片草原，一座座山脈，一個個村莊，一個個城池，把沙俄的疆界向外擴張，將掠奪到的土地納入俄國的版圖，使殖民地和俄國本土山水相連，在地理上似乎沒有明顯的阻隔感，給人造成大一統帝國的印象。另外，他們向周邊地區殖民，強製實行俄羅斯化，因而模糊了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關係。盡管殖民的形式不同，但謀求土地、出海口、自然資源和世界霸權的目的不變，殖民主義的實質沒有改變。俄國以及後來的蘇聯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殖民主義國家，“以俄為師”的中國人在很長時間內當然也不會去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反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照抄照搬“老大哥”的模式，甚至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蘇聯的殖民主義政策辯護。

　　俄羅斯在建國之初僅是隅於歐洲東部的一個蕞爾小國，麵積不足二十四萬平方公裏，到一九一四年，俄國成了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上最龐大的帝國，麵積達二千三百八十萬平方公裏，版圖擴大了將近一百倍。據史料統計，十七至十九世紀，俄國以平均每天一百四十平方公裏的速度向外擴張。也就是說，僅用四天時間就可以拿下如今的彼得堡，不出一星期就可以得到與莫斯科相等的土地。如此驚人的速度和規模，曆史上實屬罕見。

　　且不說沙俄北上南下西進的大肆擴張，沙俄趁中國積貧積弱、內亂外患之際，吞並侵占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就讓中國人民深感屈辱，成了永遠的曆史之痛：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割去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裏中國領土；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四日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割去烏蘇裏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裏土地；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去西部四十四萬多平方公裏；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簽訂的《中俄伊犁條約》和以後幾個勘界議定書，占去中國7萬多平方公裏土地……短短二十多年，沙俄就從中國奪走了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其麵積相當於三個法國。

　　十月革命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照理說蘇聯應該改變殖民主義侵略政策。曆史證明，這僅僅是我們的良好願望。蘇聯繼續推行沙俄殖民主義的基本國策，隻不過假借國際主義旗號罷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受到的教育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廢除在我國的特權。事實上，這僅僅是一紙空文，根本沒有兌現。蘇聯不僅沒有歸還沙俄侵占我國的領土，反而繼續占去我國大片領土：一九二九年占去黑瞎子島；

　　一九四四年占領唐努烏梁海地區；

　　一九四五年分裂中國，使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斯大林時期使中國失去的領土超過沙俄時期，也就是說，從沙俄到蘇聯，從我國掠奪了大約三百四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幾乎等於現在我國領土的百分之三十七。

　　那末，俄羅斯文學如何對待俄國殖民主義的呢？湯普遜認為：“俄國文學在這一殖民過程中扮演了一種中介角色。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索爾仁尼琴和雷巴科夫等優秀人物，都是俄國殖民大計劃的組成部分。”從十九世紀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到蘇聯時期的索爾仁尼琴、拉斯普京，他們都是傑出作家，為俄羅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曾經為俄國殖民主義唱過讚歌。

　　普希金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在我國幾乎家喻戶曉。他的詩歌和小說，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他的作品從上世紀初就介紹到中國，到目前為止，他的作品幾乎全部譯成了中文，單單《葉甫蓋尼·奧涅金》就有六七個譯本，他的多卷本文集就出版了三套。我國還成立了全國普希金研究會。一九九九年是普希金誕辰二百周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其規格之高，實屬空前。我不記得有哪一個外國作家能夠享受如此的殊榮。但是，也許很少讀者知道，歌頌自由、反對暴政的普希金曾全力支持沙俄帝國殘酷鎮壓殖民地人民的起義。

　　波蘭在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每次瓜分都有沙俄的魔爪參與。一八三〇年，波蘭人民發動了反對沙俄殖民統治的起義，結果遭到俄國軍隊的血腥鎮壓。當歐洲各國輿論嚴厲譴責沙俄暴行的時候，普希金跳出來為沙皇侵略政策辯護。他寫了《致誹謗俄國的人們》這樣一首詩。他在詩中把鎮壓波蘭起義稱為斯拉夫家庭內部的爭吵。既然是一場家庭糾紛，就不容他人置喙；既然斯拉夫人是個大家庭，家庭成員的性格就不盡相同，“波蘭人傲慢”，“俄羅斯人忠誠”；既然是個大家庭，那麽家庭成員的地位和實力也各不相同，俄羅斯是“浩瀚的大海”，其他成員無非是“涓涓細流”，這些“涓涓細流”都應該歸入“浩瀚的大海”。也就是說，俄羅斯擔當著老大的角色，理該教訓那些不聽話的小兄弟。普希金在這首詩中還回顧一八一二年俄法戰爭的曆史，指出拿破侖早就嚐過失敗的苦果，誇耀俄國用自己的鮮血使歐洲獲得了“自由、榮耀與和平”。詩人嘲笑歐洲：你們隻是嘴上功夫了得，實際上沒什麽了不起。他提醒歐洲：千萬別忘了蘇沃羅夫的厲害，別以為沙皇的話已經不再算數，俄羅斯人依然保留著善於取勝的習慣。最後普希金發出了威脅：我們人多勢眾，地域廣闊，到處都會豎起密密麻麻的刀劍，你們這些誹謗俄國的家夥，你們來吧，等待著你們的就是墳墓。詩人的憤怒情緒這時候已經無法控製，口氣近乎街頭叫罵了。

　　普希金不僅寫詩抒發自己的“愛國主義”狂熱感情，甚至迫不及待地要采取“愛國主義”的實際行動。他向朋友納肖金表示，他要“拋棄一切，親自上前線與波蘭人作戰”，還勸這位朋友別忙著結婚，要用結婚的這筆錢去買一匹馬支援前線。這時候詩人已經完全背叛了自己原來的政治理想，徹底淪為俄國侵略政策和沙文主義的奴隸。

　　普希金聽到俄軍攻占華沙的消息，欣喜若狂。這一天正巧是波羅金諾戰役紀念日，於是他寫下了《紀念波羅金諾勝利》一詩。基調與前麵那首詩基本相同，無非借此事件再次炫耀俄軍的厲害和不可戰勝，免不了還對拿破侖奚落嘲笑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的朋友、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寫詩憤怒譴責沙俄的強盜行徑，而普希金反誣他是“惡毒的詩人”，是“為狂暴的愚民澆灑飽滿的毒汁”。

　　如果說以上兩首政治抒情詩隻是作者殖民主義情緒的宣泄，野蠻民族主義和大國主義的流露，那末《阿爾茲魯姆遊記》便是普希金參加，或者更準確說是跟隨俄軍征服高加索的真實記錄，從中更加可以看清作者的殖民主義心態了。

　　一八二九年五月，普希金向莫斯科第一美女岡察羅娃求婚被拒，傷心之餘，當夜前往南方，追隨帕斯凱維奇將軍的部隊經高加索（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去攻打土耳其的阿爾茲魯姆。

　　俄國征服高加索的戰爭持續了三十年。在俄國人的記憶中，葉爾莫洛夫將軍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七年間率五萬大軍對高加索幾個民族實行的大屠殺是一種高尚的英雄行為，是為俄國建立的豐功偉績。普希金曾經以少見的謙卑語氣寫信給葉爾莫洛夫，希望擔任他的秘書，負責編輯出版將軍的回憶錄：“您的榮耀屬於整個俄羅斯，您沒有權利把它隱藏起來。”而帕斯凱維奇是繼葉爾莫洛夫之後率領俄軍征討高加索和土耳其的元帥，他對普希金優待有加，準許普希金體驗討伐山民的樂趣，但為了國家利益，為了保護這位著名詩人，不允許他直接參與戰爭。普希金對此心懷感激，於是創作了《阿爾茲魯姆遊記》。

　　在殖民主義者眼裏，他們自己代表了文明和先進，而殖民地人民則是野蠻和落後的，殖民擴張是為了傳播文明，對殖民地人民來說是天大的好事。沙俄不斷侵略的借口為俄羅斯民族是上帝的特殊選民，比其他民族優秀，擔當著解救其他民族的彌賽亞使命。普希金在《遊記》中體現的完全是這樣的理念，他筆下的亞洲人都是劣等人種：

　　卡爾梅克人——烹調技術低劣，製作的食物糟糕透頂，女人都是狐媚子；

　　切爾凱斯人——生性殘忍，世世代代鬧內訌，彼此仇殺，劍和馬刀是他們軀體上的器官；

　　奧塞梯人——貧窮，懶惰，狡猾；

　　土耳其人——在阿爾茲魯姆陷落之前，“王公的宮殿被搶劫一空，沙發被撕裂，地毯不見影蹤。”言下之意：俄羅斯軍隊是解放者，而土耳其人倒是一夥強盜，自己搶劫了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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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無論是高加索還是土耳其，普希金看到的全是落後、貧困、肮髒和野蠻。“不管化多少錢，無法買到普斯科夫省一個小鎮上的小商鋪裏可以買到的東西。”“貧困”、“肮髒”和“野蠻”成了亞洲的代名詞。相比之下，俄國侵略軍簡直成了一支英勇善戰、無堅不摧的威武之師，帕斯凱維奇一晝夜就擊潰三萬土耳其敵軍，迅速占領了阿爾茲魯姆；俄軍又是一支文明之師，所到之處，馬上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幾年以前，高加索的溫泉浴池“都是倉促搭建起來的棚子……現在宏偉的浴室和大樓拔地而起。兩側栽種了菩提樹的林蔭道一直通往馬舒克山的山坡。到處都是整潔的道路、綠色的椅子、長方形的花圃、小橋和亭子。溫泉都經過了整修，鋪好了石塊；浴池牆上掛著警察局的告示；一切都顯得整齊、清潔、美觀。”

　　可見，普希金這時候完全站在俄國殖民主義立場上，成了俄國殖民主義的代言人和辯護士。偉大的魯迅先生對此倒有比較公正的看法。八十多年前，他在《羅摩詩力說》中就曾指出：普希金從監禁地返回莫斯科之後，“立言益務平和，凡足與社會生衝突者，鹹力避而不道，且多讚頌，美其國之武功。”遺憾的是，如今的中國學者，也許是長期洗腦的結果，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反倒讚揚普希金明顯的殖民主義言行是“表現了軍人之勇”（見《普希金文集》第一卷“前言”浙江文藝出版社）。

　　也許普希金的《致誹謗俄羅斯的人們》、《紀念波羅金諾戰役》和《阿爾茲魯姆遊記》這些作品，除了研究者之外，並不為中國廣大讀者所了解。那末，萊蒙托夫的社會心理小說《當代英雄》，則不僅是俄語專業學生的必讀書，也是廣大讀者津津樂道的經典之作。萊蒙托夫在《當代英雄》中塑造了一個對現實不滿、卻又找不到出路、內心痛苦不堪的“多餘人”畢喬林。應該說，這個文學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真實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羅斯貴族青年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現實。但我們往往忽略了審視作者對待高加索及其居民的態度。《貝拉》是《當代英雄》中寫得最成功的章節之一，作者把我們帶到了風光迤邐的高加索。作者借用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在高加索的經曆。因為要走山路，他雇了六頭公牛和幾個奧塞蒂人幫助拉馬車。一名奧塞蒂人扛著他的皮箱，另外幾個奧塞蒂人就吆喝著催促那些牛拉車。就在這輛馬車後麵，有四頭牛拉著另一輛車。那車盡管裝得滿滿的，幾頭牛卻像拉空車一樣輕鬆。他感到納悶，於是向那輛車的主人打聽是怎麽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這些亞洲人簡直是壞蛋！您以為他們嘴裏嚷嚷著是在幫忙嗎？鬼才知道他們在嚷什麽！牛倒懂得他們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頭牛，隻要他們這麽一嚷嚷，牛就一步也不動了……混蛋透頂的騙子……他們就愛從過路人身上多弄幾個錢……瞧吧，回頭他們還要向您討酒錢呢……他們連俄國話‘麵包’都不會講，可學會了：‘老總，給點酒錢吧！’我看，就是韃靼人也比他們強，至少韃靼人不是酒鬼……”萊蒙托夫一上來就把奧塞蒂人描寫成了騙子和酒鬼。

　　畢喬林強占韃靼少女貝拉曆來被看作是一出具有異域風情的浪漫主義愛情悲劇。畢喬林在韃靼王爺嫁女的婚宴上初識美少女貝拉，馬上為貝拉的美貌所傾倒。於是利用貝拉的弟弟愛馬如命的弱點，設計將貝拉搞到手，但不久便開始冷淡她，最終貝拉被暗地裏愛她的同族人卡茲比奇刺死。畢喬林占有貝拉並非出於真正的愛情，完全是為了填補自己空虛的心靈，他把貝拉看作自己人生遊戲中的一個玩偶，一旦無法滿足心靈的需要便棄之如敝屣，正如他解剖自己時所說：“野姑娘的愛情比貴婦人的愛情好不了多少；野姑娘的純樸無知也同貴婦人的賣弄風情一樣使人厭倦”，“我跟她在一起感到無聊”。他非常清楚，如果貝拉不是死於卡茲比奇的刀下，她的結局也許更加悲慘。因此，當別人勸慰他不要因為失去貝拉而過分傷心的時候，他居然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傳統的評論一般著重分析畢喬林這個“多餘人”扭曲的心靈，很少關注畢喬林給貝拉及其一家帶來的悲慘結局，以及隱藏在這悲劇後麵的殖民主義心態。且看萊蒙托夫怎樣塑造高加索居民的形象：貝拉的弟弟阿紮瑪特頭腦簡單，愛馬如命，為了得到一匹好馬，可以把自己的親姐姐綁起來拱手交給畢喬林；貝拉這位韃靼美少女，初次見到畢喬林便讚揚俄羅斯軍官比韃靼青年更英俊，遭到綁架後曾經絕食反抗過，但抵擋不住畢喬林的花言巧語，最後主動投懷送抱；卡茲比奇是個盜賊，暗戀貝拉，在搶奪心上人的行動失敗後竟然對戀人痛下殺手。總之，在這位俄羅斯軍官的眼中，高加索的山民，從頭腦簡單、為了一匹良駒甘願把自己的親姐姐送給畢喬林的阿紮瑪特到親手殺死自己心上人的強盜卡茲比奇，到一開始以絕食反抗劫持、最後又主動投入畢喬林懷抱的鮮花般的美少女貝拉，一個個都是頭腦簡單或者生性凶殘或意誌薄弱的賤人。作者竭力醜化山民，目的在於凸顯俄國青年軍官“像挺拔的白楊”那樣英俊和軒昂，反襯俄羅斯人道德的高尚和思想的深邃。盡管萊蒙托夫成功塑造的畢喬林這個“多餘人”形象在俄國文學史上占有很高地位，但隱藏在背後的殖民主義心態往往被大家忽略，這倒是很值得引起我們警惕和思索的一個現象。

　　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卷帙浩繁，氣勢雄渾，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作品生動地描寫了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二〇年俄國社會的重大曆史事件和生活的各個領域：“近千個人物，無數的場景，國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領域，曆史，戰爭，人間的一切慘劇，各種情欲，人生各個階段，從嬰兒降臨人世的啼哭到氣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後迸發，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歡樂和啼哭，各種內心的思緒，從竊取自己同伴的錢幣的小偷的感覺，到英雄主義的最崇高的衝動和領悟透徹的沉思——在這幅畫裏都應有盡有。”但是處於中心位置的是一八一二年擊敗拿破侖的“衛國戰爭”，作者最看重的是“人民的思想”，力求表現的是“人民戰爭的大棒以全部威嚴雄偉的力量”趕走了侵略者，從而成功製造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不可戰勝的神話。

　　托爾斯泰生活的年代，正是俄羅斯帝國向外擴張最厲害的時候。向北合並芬蘭，控製了波羅的海東岸；往西侵占波蘭，把邊界向西大幅推進；往西南吞並了比薩拉比亞；南下控製了整個高加索；又將中亞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納入自己的版圖；東部邊界從西伯利亞擴展到遠東，直達太平洋——俄羅斯帝國成了世界上僅次於英國的殖民大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是在沙俄帝國感覺最樂觀、情緒最亢奮的年代寫作和發表的。帝國對外擴張成了藝術的資源，反過來，托爾斯泰的小說又對俄國人膨脹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形象產生了重大影響。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製造了帝國的神話，這神話的核心便是：外國入侵，俄國奮起自衛。托爾斯泰的小說繼承了普希金《致誹謗俄羅斯的人》一詩的邏輯和基調，幾乎成了普希金詩作的一個續篇：俄國不僅單獨打敗了入侵的拿破侖，而且為歐洲的自由和幸福灑下自己的鮮血；俄國不僅有能力保衛自己，而且能夠拯救歐洲。《戰爭與和平》使這個信念永遠牢牢地紮根在俄國人的腦海中。托爾斯泰忽略、模糊或者隱瞞了一個關鍵的曆史事實：俄羅斯和法國曾在一八〇八年結成聯盟，密謀瓜分土耳其，而壓斷兩國之間聯盟的那根稻草則是貿易的衝突，即經濟利益。《戰爭與和平》竭力表現俄羅斯遭受法國侵略，刻意營造俄羅斯人民奮起抵抗法國侵略者的氛圍。於是，角色成功轉換：凶惡的狼成了無辜的羊羔，強盜成了受害者。讀者也許還記得，小說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參加奧斯特裏茨戰役，受傷後躺在地上遙望遼闊的天空，領悟了人生的真諦，但是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場戰役不是發生在俄國，而是在捷克的領土上。

　　在托爾斯泰筆下，俄軍統帥庫圖佐夫是民族英雄，而拿破侖則是一個高傲自大、愚蠢臃腫的侏儒，一個不懂軍事戰略的庸才，一個愛慕虛榮的惡棍。為了拔高庫圖佐夫和貶低拿破侖，托爾斯泰不惜違背了藝術真實的原則。俄羅斯人，從上層貴族到平民百姓，都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深明大義、勇於犧牲的愛國者，而波蘭人、立陶宛人等非俄羅斯人在作者眼中就完全是另一種形象了。

　　除了把拿破侖貶低成一個卑微的小醜和大肆美化俄羅斯軍隊的官兵，托爾斯泰製造民族神話的另一個環節是沙皇與臣民的關係。在奧斯特裏茨戰役之前，沙皇檢閱俄國軍隊。與沙皇父子同時出場的還有奧地利皇帝和皇太子，但與沙皇父子相比，他們缺少光彩，大為遜色。俄國軍團見到沙皇出現，報以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這些俄羅斯軍人，正如羅斯托夫堅信的那樣：隻要沙皇說一句話，“全國廣大群眾就會赴湯蹈火，去犯罪，去死，或者去完成最崇高的英雄主義的豐功偉績。”俄國就是沙皇，沙皇就是俄國。在這裏，道德和尊嚴徹底服從於俄國國家及其獨裁的國君，《戰爭與和平》表現的不僅是神聖俄羅斯的彌賽亞救世意識，還有絕對效忠於國家權力、服從擴張侵略宏圖的信念。

　　與當年普希金曾經打算親自上前線跟波蘭人作戰一樣，一八六三年，托爾斯泰曾打算中斷《戰爭與和平》的寫作，離開妻兒子女，親自奔赴鎮壓波蘭起義的前線。由此可見他的“愛國主義感情”是何等強烈，這種情緒無疑滲透在小說中。

　　《戰爭與和平》為俄羅斯帝國的光輝業績描繪了一幅藝術畫卷。在俄國的殖民行徑和自我形象之間，它發揮了很好的中介作用；俄國的形象就成了一個飽受外族欺壓和侵略、但是又有能力打敗入侵者、保衛自己家園、甚至拯救其他民族的偉大國家。

　　需要指出的是，《戰爭與和平》畢竟是作者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作品。到了晚年，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有了根本改變，他不僅猛烈抨擊沙皇政府，還對俄羅斯的殖民政策進行了反思，著名長篇小說《複活》中就有憤怒譴責俄國將軍殘酷屠殺波蘭愛國人士的篇章，當然反殖民主義立場最明顯、最典型的作品無疑是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托爾斯泰都是十九世紀的經典作家，按照我們傳統的說法，他們都難免“時代的局限”。那末，蘇聯時期的那些著名作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又如何呢？讓我們看一看以西伯利亞題材著稱、在中國擁有眾多讀者的拉斯普京吧。

　　眾所周知，俄羅斯帝國在向西伯利亞和遠東擴張的過程中，其剿滅當地居民、瘋狂掠奪自然資源的罪惡罄竹難書，他們的殖民主義醜惡嘴臉暴露無遺。有學者稱：“一五八二至一九五三年間，西伯利亞這個名稱是扼殺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同義詞。在這個時期，俄國人至少消滅了七十五個民族和至少同樣數量的語言。”俄國的經濟在相當程度上依靠西伯利亞的資源。廣袤而富庶的西伯利亞和遠東為俄國提供了大量的皮毛、貴金屬、石油和天然氣。早在十七世紀，俄國國家收稅的十分之一來自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皮毛。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年，西伯利亞的黃金產量增加了二百五十倍。二十世紀，蘇聯得以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除此之外，西伯利亞和遠東還是傾倒犯人和強製遷移少數民族的“垃圾場”。總之，西伯利亞在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出生在西伯利亞、以西伯利亞為主要創作題材的拉斯普京是怎樣看待這一切的呢？他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西伯利亞啊，西伯利亞……》集中反映了他的觀點和立場。他首先頌揚征服西伯利亞的哥薩克首領葉爾馬克，把他描繪成一名為了俄羅斯帝國大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神話式英雄：“哥薩克隻有五百人，而敵人的數目高達數千；俄國勇士們如果不是得到具有出類拔萃的軍事才能和行政能力的葉爾馬克的領導，敵人是可能取得了勝利的。”拉斯普京所說的“敵人”，就是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原住民，他所渴望的“勝利”就是對原住民的屠殺和剿滅。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僅僅這兩次慘案，俄國殖民強盜就殺害了我們近一萬名手無寸鐵的同胞。對於葉爾馬克、哈巴羅夫、波亞爾科夫這些劊子手殘酷屠殺殘害當地居民的令人發指的罪惡行徑，拉斯普京閉口不談，反而百般讚揚他們，與一個半世紀之前普希金讚揚征服高加索的葉爾莫洛夫的口吻幾乎如出一轍。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拉斯普京居然罔顧事實，說西伯利亞原本沒有本地居民，仿佛俄國人是進入了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他在中篇小說《告別馬焦拉》中就製造這樣的謊言。拉斯普京宣稱，西伯利亞就是俄羅斯人祖祖輩輩居住的故土。如今為了在安加拉河上建造水電站，需要淹沒俄羅斯人居住的馬焦拉島。於是，拉斯普京大肆渲染村民們故土難離的情緒和心理。請注意“馬焦拉”這個村莊名稱，其中藏著玄機，是作家按下的一枚釘子：“馬焦拉”源自“母親”這個詞，表示這裏是俄國人祖輩居住之處，是俄國人世世代代的家園。曆史事實是：安加拉河流域原來是我國少數民族的居住地，一七二七年沙俄采用卑劣的手法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布連奇斯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從此這個地區被劃入了俄國版圖。正因為西伯利亞原本不是俄羅斯的領土，所以拉斯普京不惜歪曲曆史，再三強調這片土地是俄羅斯人的故鄉。這種說辭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

　　有趣的是，拉斯普京又自打耳光，大言不慚地稱讚俄國人對土著居民的友好態度。他承認，有人要奴役西伯利亞人，不過立即遭到政府和俄羅斯人的指責，不像英國殖民者那樣可以無法無天，慘無人道地奴役美洲土著。拉斯普京反複強調，西伯利亞本地人歡迎新移民的到來，遷移到西伯利亞的俄國農民與當地的布裏亞特人和通古斯人關係既融洽又友好。我們知道，沙皇政府為了永久侵占掠奪到手的西伯利亞和遠東，為了在這個地區實行俄羅斯化，便把大量的西部農民遷移到西伯利亞，而引誘、鼓勵農民東遷的措施就是解除農奴身份和減免收稅。數量眾多的俄國殖民移民在沙俄政府的安排和保護下，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資源，甚至反客為主，排擠、限製、驅趕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下，原住民哪能會張開雙臂歡迎外來者呢！拉斯普京斷言：“西伯利亞比俄羅斯更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俄羅斯是一家……沒有俄羅斯，西伯利亞就無法生存……西伯利亞早已命中注定是俄羅斯血肉的一部分。”這番話徹底暴露了拉斯普京歪曲曆史、美化殖民主義的立場。

　　平心而論，拉斯普京在反映現實、探索道德方麵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我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翻譯過他的中篇小說《火災》，並寫過評論文章，肯定他對蘇聯社會瀕臨崩潰的敏銳預感。但他骨子裏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遮蔽了他的視野，使他無法正視正在急劇變化的世界，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蘇聯解體後，拉斯普京發表的作品基本上都充斥了哀歎、怨恨的灰色調子。他的長篇新作《伊凡的女兒，伊凡的母親》告訴讀者，“狡猾的中國人”和“蠻橫的高加索人”紛紛到西伯利亞經商，他們擠占了俄羅斯人的生存空間，敗壞了社會道德。令人遺憾、也令人擔憂的是，我國的一些拉斯普京研究者，也許當慣了賈桂，居然不分是非，大肆讚美這樣一部與時代大大脫節、甚至明顯侮辱中國人的作品。（見《拉斯普京創作研究》孫玉華等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近數十年來，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後殖民主義理論研究在政治、曆史、經濟、文化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對於殖民政策罪行的自我意識在西方的語境中已經隨處可見，自鳴得意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氣球已經被戳破，對他者壓迫和歧視的黑暗麵遭到揭露。但是，這一潮流沒有觸動俄國，俄羅斯學界和民眾對殖民主義沒有根本的反思和批判，依然渾然不覺，沉醉於帝國的迷夢中。湯普遜的《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提出了一個棘手的論題，公開撥開了俄國人意識中的一個傷口，為我們認識俄羅斯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以上文字多數是轉述湯普遜新著《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的內容。該書共七章。第一章敘述研究狀況，提出論爭的問題。第二章探索帝國話語的產生，主要例證取自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第三章討論托爾斯泰的紀念碑式作品《戰爭與和平》。第四章題為“俄國文學中的中亞敘事”，集中討論索爾仁尼琴。第五章是“蘇聯晚期的帝國欲望”，以拉斯普京為例，探討蘇聯作家與西伯利亞的關係；第六章分析蘇聯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俄國意識形態，解剖的對象是形式主義批評家施克洛夫斯基和官方推崇的利哈喬夫。作者還用了相當篇幅介紹蘇聯新聞界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拙劣表現。最後一章闡述了解構俄羅斯帝國的當代女作家彼特拉舍夫斯卡婭。在結束此文的時候，筆者認為有必要介紹一下作者：埃娃·湯普遜出生於考納斯（現立陶宛）一個波蘭人家庭，二次大戰後隨父母遷居波蘭，畢業於華沙大學，後赴美國深造。曾執教於印地安納大學、弗吉尼亞大學、萬特比爾特大學，後隨統計學教授的丈夫定居休斯敦，現為休斯敦市萊斯大學斯拉夫學研究教授，《波蘭評論》季刊主編。她的另一本著作《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聖愚》也由楊德友教授譯成中文於一九九八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