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卷）

第15章 一個外國教授眼中的中國學術界

　　上世紀末時我國的學術界熱衷於研究近代以來中國人怎樣看世界，重印了好多有趣的舊著，也出版了不少頗有價值的新作。近幾年來學術風氣又變了，引領潮流的大家們轉而探究起外邊人是如何看中國的。這目光一去一來地轉換，很能透出中國這些年來自我意識的變化。

　　但是至今有關外國人看中國的著述涉及的都是曆史材料，顯示的是我們的祖先眼裏的蠻夷到底是怎樣看待中華上邦的，這對矯正我們的曆史觀當然非常必要。然而，了解當代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實際上對我們更有緊迫性。在這裏，有位加拿大學者寫的一部題為《中國的新儒家》的著作很有意思，他的不少經曆和想法發人深思。

　　作者名叫貝淡寧，不是貝氏哲裔，卻是地道的加拿大人士，和在中國謀生的許多白人（現在在西方已經不興說白種人，應該說是高加索裔人）一樣，娶了個中國妻子，起了個中國名字。說他在中國謀生有點會令人誤解，仿佛他是在本國生計蹇薄，故而來我們這裏淘金似的。國內報刊報道的先進事跡中慣常說什麽什麽人毅然放棄海外的高薪回歸祖國報效人民，我們都聽厭了這樣的故事。但是貝淡寧倒真正是一個主動放棄在香港的高薪教職來到大陸服務的專業人士。他畢業於名校，專攻哲學，一九九一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學成後在國立新加坡大學任教。本來他可以在國外的大學裏安安靜靜地過他鑽研哲學問題的書齋生活，卻在清華大學的盛情邀請下動了凡心，先是到清華大學當了一輪特聘教授，二〇〇六年後索性加盟清華大學，成了清華大學哲學係的一名正式教員，是國內第一個人文學科領域裏的外籍教授。

　　貝淡寧的決定是非常大膽的，因為他教授的不是古典哲學或語言哲學那樣遠離塵世的題目，他的專業是政治哲學，所思所論與當今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在中國最高學府裏開講會遭遇到什麽樣的反應呢？

　　他小心翼翼地開始他在清華大學的教書生涯，發現沒人告訴他應該講什麽不海外書情能夠講什麽，提交上去的教學計劃也原封不動地被批準了。果然，他在教室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和他的那一小批學生討論幾乎任何問題，比較起他在新加坡大學的經曆，不禁使他喜出望外。但是，很快他就感到禁忌的存在，並且是相當奇怪的禁忌。中國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他在中國能夠討論和分析東西方任何政治哲學，卻偏偏不能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他的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事們精通理論，但是從來不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當前和將來的運用。或許這是象牙塔裏的學者的通病，所以他又去訪問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那可是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的重鎮，在那裏他想他應該能夠了解到中共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新情況的。中央編譯局果然是個人才濟濟經費充裕的地方，好像學術空氣也很自由，但是談了半天，他唯一的收獲是編譯局送給他的一套精美的各種《共產黨宣言》的譯本，沒人對他的馬列主義政治哲學的問題感興趣。

　　他漸漸地也明白了，對談論所謂敏感問題的容忍程度，在課堂上講課是一回事，形成文字發表又是另一回事。有家刊物向他約稿，請他論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文章登出來後，他發現被刪去了一節，這一節引用了孟子關於討伐暴君的正義戰爭的觀點。孟老夫子的話怎麽也犯忌了呢？約稿的編輯事後來電話表示抱歉，希望他原諒。他隱隱地明白，因為孟子的說法有可能被理解為是支持了國際上的人道主義幹涉的理論，所以不能見報。

　　通過他的文章，貝淡寧漸漸地有了點小名氣，和編輯們打交道多了，他也更清楚在中國的報刊上什麽能印出來什麽不能印出來。他學了不少儒家思想，於是在一篇文章中建議中國恢複像科舉這樣的考試選拔製度來選舉政協委員。這樣具體的政治製度建議就無法見報，立刻給編輯刪去了。更熟悉中國的出版潛規則後，他驚訝地發現出版的時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之前所有的出版社的所有編輯都格外地小心，他們會把有敏感內容或大膽思想的文章或書籍壓一壓，等大會以後再發表或出版。

　　這位老外教授和中央黨校的交往最有趣。他的課堂裏來了個旁聽生，自我介紹是中央黨校的一名研究生，後來知道大概是某地一個經濟部門的官員。他對貝淡寧的政治哲學課程非常感興趣，常常在課後留下來和貝老師繼續討論。顯然他覺得應該把這樣精彩的哲學課程介紹到黨校去。也不知他進行了怎樣的努力，終於有一天他打電話邀請貝淡寧去中央黨校演講。講什麽題目呢？貝淡寧猜想總是關於西方政治哲學的某個論題吧。但是那位熱心的學員笑著說，請他去談談怎樣學好英語的方法。貝淡寧為難了，他是孩提時跟媽媽學會的英語母語，實在回想不出當時采用過什麽方法。但是，這畢竟是中央黨校第一次同意讓外國人去做演講，貝淡寧還是接受了邀請，盡管他明白他說不出什麽真能幫助中國學生學好英語的建議來。

　　能踏進黨校的大門，這使貝淡寧很有點興奮。他發現黨校有著北京最漂亮的校園，那裏的學生好奇地盯著他看，好像還是在多年前的中國或在偏僻的鄉下那樣。那天晚上來了不少學生，他好歹說了些關於學習英語的話，但是實際上的思想交流開始於演講結束時，他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問題，一些關於政治哲學的問題。

　　過了三年，貝淡寧的黨校學生又打算請他去演講，題目呢？仍然是“如何學好英語”。貝淡寧疑惑了，他已經把他第一次演講的經曆寫進了他的文章，大家都知道他談學習英語隻是個借口，他和學生真正討論的是政治問題。如果黨校領導已經明白他會去講他想講的內容，為什麽他們不直接讓他自己選一個題目呢？可是不，題目必須是“如何學好英語”。三年了，黨校有了些變化，中央黨校的大門不再那麽戒備森嚴，來客也不需要登記了。但是演講還是得從學習英語開始，隻有到了學生提問的時刻，真正的題目才出現了。接著“看原版電影對學英語有沒有幫助？”這個問題，來了下一個問題：“在一個沒有自由傳統的國家裏怎麽才能實現民主？”緊接著的問題是，“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關係是怎樣的？”等等。當貝淡寧回答了關於自由主義民主的問題後，時間已經到了，於是很自然地轉到最後一個問題：“在西方英語考試都是選擇題嗎？”這個問題最終表明，他們進行的是一場關於英語學習的演講。

　　這樣，貝淡寧教授在教中國學生的同時也在學習中國的表達方式。同時他更在努力理解中國當代的思想，生活在清華大學的他能夠就近觀察和分析影響著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潮，特別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思潮。清華大學有著新左派的標杆性人物，但是他對新左派並不感興趣，覺得他們空喊社會平等，既沒有針對實際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法，理論上也空空洞洞沒什麽有價值的建樹。

　　新儒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有次參加了一個博士論文的答辯會，論文是關於一位當代西方哲學家的。可以看出論文的作者對理解他的研究對象下了大工夫，但是，貝淡寧評論說，整部論文隻是對那位哲學家思想的介紹，卻沒有任何批判性的分析。在他這個西方學術傳統裏培養出來的學者看來，批判性思維是學術的根本。作為學者，我們對講到的每個論點都必須從根本上質疑一下，這篇論文顯然缺乏這種批評精神，因此難以被稱為是合格的學術工作。使他吃驚的是，同是答辯委員的一位中國教授起來為那個博士生辯解。這位教授說，按照中國的傳統，學生的責任是學習，是盡可能好地理解前人的學說，批判不是輕易可以做的，能夠好好地懂得和掌握前人的學術思想就可以了。一開始，貝淡寧幾乎難以置信這樣一個辯解是出自一位大學教授之口，大學教授的根本職責不就是讓學生學會批評性思維嗎？為什麽這位教授居然會認為批評性思維不重要甚至不必要？

　　好學深思的貝淡寧覺得這不會隻是那位教授個人的特殊看法，應該是有一個文化傳統因素在裏麵，這個因素就是儒家的文化傳統。為了說明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對大學教育的影響，他想象了一場思想辯論。這是那種現在很流行的電視辯論論壇，題目是“我們要有什麽樣的大學教育”，邀請了兩位名教授擔任辯論嘉賓，正方的辯論嘉賓是孔教授，孔教授者，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也，因為如果他生活在今天，那麽他最可能從事的職業應該是大學教授了，他能得到最多聽眾的地方應該是電視論壇了；反方的辯論嘉賓是胡教授，胡教授者，胡適也。讓這樣兩位人物來辯論，顯然是因為政治哲學專家貝淡寧先生認為當前中國思想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和對中國未來會最有影響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和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

　　胡教授對大學的期待很明確，那就是教育學生學會自己思考自己分析和批評，這樣學生就會成為負責任的和有自己的判斷力的公民，因為教育的使命是培養能行使民主權力能開展民主政治的公民。但是孔教授對這個觀點大不以為然，孔教授相信精英教育，大學應該培養社會未來的領袖人物，為此，學生應該努力學習以往聖人的經典，學習經典的最好方法是千年來行之有效的誦讀熟記方法，而決不是妄自批評。批評很危險，因為批評性思維常常會導致對立和衝突，有害於和諧社會的建設。“啊！‘和諧社會’，你怎麽像是在替政府說話！”胡教授聽到這裏叫了起來。

　　孔教授和胡教授沒能辯出個共識來，胡教授說倦了，巴不得辯論時間快完，而孔教授談興不減，拉著胡教授在錄製時間結束後繼續討論。貝淡寧的這個描寫暗示著中國目前思想界的趨向，在他的這部描述中國當代政治思想狀況的著作中著重介紹的當代人物隻有兩位，一位是於丹，一位是蔣慶。這樣的選擇很會讓我們這裏許多自封的或他封的思想大師感到失望。但是西方人看我們自有他們的道理。看重於丹，是在於她的影響力。包括盜版在內，她的《論語新得》印行了一千多萬冊，不能不使人把她列為中國當代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現象。貝淡寧發現，從內容上看，如此成功的這部於丹的書實際上既不深刻也無甚新意。但是，她的道德說教在一個恰當的時機回應了中國當代社會的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值得注意。貝淡寧把於丹的講座及其書比作美國的那些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布道，盡管在內容上非常不同，兩者都滿足了社會大眾在經濟發展後產生的心理和精神需求。

　　於丹不談政治，但是正像美國的電視布道者的說教常常會影響美國政治的走向一樣，新儒家也一定會有它的政治意向，也一定會對中國將來的政治改革提出他們的建言。這就是為什麽貝淡寧花很大篇幅談論蔣慶的緣故。蔣慶退居貴州一隅辦書院，國內一流的學者要麽無視他的存在，要麽把他作為儒家原教旨主義的負麵例子來提。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其他的新儒家學者不同，他以政治儒家為標榜，是新儒家中唯一有政治設計的人。蔣慶想象了一個三院製的政治體製，由所謂的“通儒院”，“庶民院”和“國體院”組成。其中隻有“庶民院”是按民主原則由老百姓選出的議員組成，其他兩個院完全是按精英政治原則建立。所謂的“通儒院”由指定的儒家君子們組成，所謂的“國體院”由曆代聖人的後裔組成。這個政治製度很奇怪，但確實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它和中國其他一切標示著“中國特色”的事情一樣，承認西方的民主原則是不錯的，但是隻能給民主一點有限的位置。

　　貝淡寧把他的書的第一章題為“從共產主義到儒家”，這是他在這幾年就近觀察中國後的一個感想。這個感想不僅來自於他和他的同事學生討論政治哲學的課堂，也來自於他對中國社會的各式現象的觀察：中國體育迷對比賽的反應，中國家庭怎樣對待他們的保姆，中國人為什麽這麽喜歡唱卡拉OK？他們想要獲得的軟實力是什麽？等等。他的觀察和分析或許不全麵，他對中國當代社會和政治思想的評判或許有偏頗，但是從他的書裏我們常常能發現我們中國人自己看不到或沒重視的東西。

　　為何要否認莎士比亞？

　　在西方，有一大批人孜孜於尋找莎士比亞劇作的真正作者，他們不相信那個退休在艾馮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鎮上的鄉紳是我們熟悉的那些戲劇傑作的作者，他們堅持認為必定有別的什麽人借用了莎士比亞的名字來發表《哈姆雷特》、《李爾王》等了不起的劇作和詩行。

　　這些人為什麽要否定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呢？或許我們所知的莎士比亞生平中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實際上那些否認莎士比亞的著作權的人的說法和證據更加可疑。這場擾動了西方學術界一個多世紀的爭論據說是由十八世紀的一個名叫威爾莫特的教士的發現所引起的。一九三二年有人在權威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發表文章，說有個叫考威爾的人在一八〇三年時曾在伊普斯威奇哲學學會做報告，透露了十八世紀的威爾莫特教士的發現，即莎士比亞不是莎士比亞作品的真正作者。文章說，威爾莫特準備為莎士比亞寫部傳記，在收集了有關莎士比亞的生平材料後發現這個人不可能是莎士比亞劇作的作者。但是，文章說威爾莫特後來把他所有的研究材料都銷毀了，隻是在他死前才把這個發現告訴了考威爾，於是才有考威爾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寫出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文章大大推動了證偽莎士比亞並挖掘真正的莎劇作者的轟轟烈烈的事業。

　　有意思的是，這個揭偽故事本身卻也是偽造的。本書的作者提出確實的證據，證明所謂的考威爾報告不可能是十九世紀初的作品，因為裏麵使用的詞匯和一些信息隻有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在英語中出現。進一步的研究表明，根本就沒有考威爾這個人，也沒有什麽伊普斯威奇哲學學會。這聳人聽聞的一切都是偽造的。

　　這樣的揭發並不能打消非莎派的信仰。不相信莎士比亞寫了莎士比亞作品的人還分成好幾個陣營，一大陣營堅信名作家培根是真正的莎劇作者。一個也姓培根的美國女人在十九世紀中期首先提出這個主張，她曾遠渡重洋來到英國，打算發掘莎士比亞的墳墓來找證據，後來她被她的侄女接回國，在精神病醫院裏度過了餘生。她的後繼者熱情更高，在培根的文章裏細細索隱，找出了大量的線索，說明培根不僅寫了全部的莎士比亞戲劇，同時代所有題名為馬洛，格林，斯賓塞，伯頓和皮爾的作品全都是培根寫的，培根還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私生子，因而應該是英國王位的繼承者。另外一個陣營主張牛津伯爵是真正的作者，但是他們的論點也有自己的嚴重問題，莎士比亞有一些作品在時間上是牛津伯爵死後才寫成的。

　　其實，關於莎士比亞的生平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也有確實的證據表明他是一位戲劇家和作家。而所有質疑莎士比亞的著作權的懷疑人士並沒有任何史實材料來否定莎士比亞的存在和他的寫作。所有的疑問和猜測都建立在這樣一個觀點上，即具有莎士比亞這樣教育背景和社會地位的人不可能寫出內容如此豐富的作品來。這個觀點是不是太勢利了一點？本書作者認為，我們真正應該研究的是，到底是出於什麽樣的心理那麽多人會至今還堅持否定莎士比亞的著作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