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1章 不應該遺忘曆史蕭建生

　　我們周圍不少人很容易遺忘自己的曆史。他們既不關心過去，也不關心未來，既不能記住別人的恩惠，也不能記住曆史上的罪惡，更記不住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不能認真對待自己的曆史。這是一個十分可悲的現象。正是因為對曆史的麻木，結果導致前人的努力犧牲付之東流，公平正義不能得到伸張，文明無法得到積累，使社會和文明進化遲緩。

　　一些國人對曆史的遺忘首先是對前人恩惠的遺忘。“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這是先人留下的古訓。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其實並不是這麽回事。許多人實際上並沒有記住前人的恩惠。更談不上報恩，發揚前人的精神。

　　例如，西漢時期的路舒溫，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為保護人權而呐喊的正義之士。他是河北巨鹿人，當時不過是司法部（刑部）一名小小的廷尉史，位卑而言輕。但是，就是這位小人物，最早為保障中國人的人權而奮起，最早起來揭發當時司法的黑暗。

　　西漢前期，文帝、景帝無為而治，廢除了秦朝的一些嚴刑酷法。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中國冤獄遍地。史學家司馬遷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於是以言治罪，被投入監獄，判處腐刑——割掉了生殖器。曾平定七國之亂、拯救西漢王朝的周亞夫，也被判死罪。罪名是謀反，可是，謀反的事實，卻是他的兒子買了一些紙糊的刀槍，預備在周亞夫死後焚化。在獄中，周亞夫為自己辯護，可是審案的司法人員的任務，不是查清事實的真相，而是執行皇帝的命令。他們認為，周亞夫不在人世間叛亂。也將在陰間謀反。於是周亞夫隻有一死。著有《淮南子》一書的親王劉安，也以謀反的罪名被判死罪，此案還牽涉數萬人被殺。但事實的真相，卻是劉安不願把一部介紹製造“仙丹”技術的書獻給漢武帝，使漢武帝大為震怒。還有江充向漢武帝告發的巫蠱案，也有數萬人被牽連遭到殺害，其中包括太子和衛皇後均被迫自殺。當時全國人口總數才有一千多萬人，而因謀反案被殺的人數就達十多萬人，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被殺，這個比例叫人震驚。而這些冤案的產生，牽連之廣，罪名的成立，都是通過刑訊逼供、嚴刑拷打製造出來的，所謂的罪犯根本沒有經過正當的司法程序加以審訊，就被處死。

　　麵對漢武帝對人權的嚴重侵犯，路舒溫極為憂憤。所以，漢武帝死後，他冒死向漢宣帝上書，要求改革司法製度，取消以言治罪，廢除酷刑，要按司法程序公正辦案，而不能以皇帝個人的喜怒隨意判決一個人的生死。他認為，在嚴刑拷打之下，任何人都難以忍受，要什麽口供就會有什麽口供，所以，一個人的罪名很容易成立。這種先定罪，後審判的做法，很容易造成冤假錯案。每次殺人達數萬之眾，血流成河，實在叫人悲哀，以致‘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計”。

　　路舒溫的奏章。揭露了中國古代人權被嚴重踐踏的事實，是中國最早爭取人權的呼聲，他為保護國人的人權免遭蹂躪所作的努力，他的精神和勇氣，是值得人們尊敬的。他對國人是有恩的。東漢曆史學家班固獨具慧眼，在《漢書》中，特別為路舒溫這個小人物單獨作傳，並將路舒溫的奏章全文記錄下來，毫無疑問是希望後來人記住路舒溫要求改革司法、保障人權所作的努力，並繼承路舒溫的遺誌。

　　然而很遺憾的是，從東漢班固到如今，有幾個人還記得路舒溫這個名字？有幾個人記得路舒溫為保衛國人的人權所作的努力？有幾個人還記得路舒溫的恩德？有幾個人還能體會班固的苦心？如今的我們，能夠知道路舒溫名字的人，寥若晨星，這難道不是國人的悲哀嗎？

　　如果兩千年來，我們始終不忘路舒溫為保衛人權所作的努力，發揚他當年冒死呼籲改善人權的精神，為改善和保障人權而不懈地努力，那麽，如今的中國又該是什麽樣子呢？

　　還有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為了保障中國人生命和自由的權利，親自在太廟裏立下了祖訓，也就是為自己的王朝立下了一個‘憲法”。後世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立下的‘誓碑”前背誦其內容：“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世皇帝都必須在這裏發誓遵從這一誓言，不得違背。也就是說，從他開始，以後曆代皇帝都必須實行自由開放的政策，不準以言治罪，不準殺害知識分子，不準株連無辜。

　　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曆朝皇帝都切實地遵守和執行了太祖的這幾條中國迄今最為開明的法規，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宋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法律上確保了當時的中國人過上了三百多年自由幸福的生活，使中國人的人權得到空前的保護，使宋朝出現了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領先世界上百年。

　　趙匡胤是有大恩於國人的，是我們永遠也不可忘記的偉大名字。

　　可是，自宋亡之後到如今，我們有幾人還對這個偉大的皇帝懷有感念之心？如今人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是，宋朝‘積貧積弱，專製腐敗”。人們除了記得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這些典故外，有幾個人知道趙匡胤為保障國人的人權所作的巨大努力呢？

　　如果一千年來，人們能夠牢牢記住趙匡胤當年保障國人的人權的偉大恩德，並世世代代發揚趙匡胤的這種精神，堅持自由開放的政策，如今的中國又該是什麽樣子呢？

　　還有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為了富國強兵，保障人權，改善民生，不顧自身的安危，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麵，進行堅決的變革，最後在既得利益集團與慈禧太後的聯合攻擊之下遭到失敗，他本人作為國家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在沒有經過任何合理、合法和合情的程序下，就被慈禧終身軟禁，喪失了人身自由。這是專製政治對法治的殘暴的踐踏。

　　光緒為了國家民族而遭不幸，他是有恩於民眾的。作為國人，是應該報答他的恩惠的。然而很不幸的是，光緒皇帝很快就被國內的民眾遺忘了。雖然康有為在海外呼籲要恢複光緒皇帝的帝位，但他的呼籲不但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相反，康有為還被人們咒罵為‘保皇黨”。一個叫章太炎的大學者，甚至無恥地咒罵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很顯然，正是因為民眾對光緒皇帝恩惠的迅速淡忘和對他的境況的漠不關心，於是既鼓勵獨裁者不僅敢於蔑視法治剝奪光緒皇帝的自由，而且這樣做也沒有任何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恐懼。於是使得專製獨裁政治不僅沒有因為“戊戌變法”而有所改變。相反還更加強化。

　　對光緒皇帝恩惠的遺忘，必然使他的複辟難以實現。試想，如果當年人們能幫助光緒皇帝順利實現複辟，重新掌權的話，必然要為戊戌維新平反，那麽，中國的民主、共和政治必然大大地向前推進，憲政和法治必然大大加強。所以，複辟在曆史上未必都是反動的。

　　從曆史上看，革命後的複辟一般難有製度創新，但至少能夠避免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可以使文明的積累得以存留。中國曆史上很少有過成功的複辟，卻有無數次成功的革命。結果使得中國曆史進步緩慢。特別是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和少數民族入侵，因為無知，所以隻有大規模的破壞，卻不善於建設，一切從零開始。之後繼續積累，但幾百年後又一個改朝換代，毀掉一切又從頭開始。中國曆史就這樣原地進退難以進化。

　　對光緒皇帝恩惠的遺忘，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遺忘，而且是對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的遺忘，是對一個民族基本道德的遺忘，是對人類起碼良知和做人底線的遺忘，這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民族性格的冷漠和無情，也反映了我們文化的某種僵化。這就是中國曆史上很少有成功複辟的原因。

　　光緒皇帝的時代離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盡管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因仍在發生作用。一些人對曆史迅速遺忘的性格並沒有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有任何的改變。

　　例如，宋教仁是中國立憲政治的先驅，是中國政黨政治和民主競選的開創者，是國民黨的創始人。在早期辛亥革命黨人中，他是唯一對憲政製度、共和製度、現代法治、議會製度以及政黨政治進行過深入係統研究的資深專家，被稱做“議會迷”和‘憲政先生”。為了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製度，使中國走上民主、共和、法治、自由的現代文明之路，他與袁世凱的專製獨裁進行了抗爭，並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他是為了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幸福和權力而獻身的。按理說，這樣一位偉大的民主政治家，是國人的驕傲，作為今天的中國人，一個正在為實現民主憲政而努力的民族，是不應該忘記他的。忘記了宋教仁，等於就是忘記了我們的民主共和憲政曆史。然而很不幸的是，宋教仁的鮮血和留給後人的憲政理想。已經被許多國人忘記得一幹二淨了。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一個宋教仁倒下去，並沒有千萬個宋教仁站起來。

　　宋教仁就埋葬在上海人潮如流的閘北公園。如今，憲政精英宋教仁墓淪為荒塚一堆，被野草淹沒，同時被荒草淹沒的還有國人的憲政夢想。一個為中國憲政奮爭、獻身的英雄，從此被淡化為遙遠的曆史。

　　試想如果國人沒有忘記宋教仁，沒有忘記他為民族作出的犧牲，沒有忘記他的憲政理想，而是繼承他的未竟之誌和憲政偉業，繼續為中國的民主共和憲政事業不懈地奮鬥，那麽。今天的中國又該是什麽樣子呢？

　　其實被遺忘的豈止路舒溫、趙匡胤、光緒皇帝和宋教仁，還有郭嵩燾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蔡鍔及許許多多為現代文明奮鬥的人士，也都被現在許多國人遺忘了。

　　還例如，在二次大戰中，先後有幾百萬中國軍人在與日本軍隊的作戰中戰死沙場，有以張自忠、左權為首的近兩百多位將軍壯烈殉國。

　　郝夢齡是抗日戰爭中我國犧牲的第一位軍長，犧牲時年僅三十九歲，河北稿城人。一九三七年忻口會戰爆發，郝夢齡親自到前線督戰，戰爭打到白熱化階段，他告誡官兵說：“此次戰爭為民族存亡之戰爭，隻有犧牲。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現在我同你們一起堅守這塊陣地，決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們不管是誰，都可以槍斃我！你們不管是誰，隻要後退一步，我立即槍斃他！”十月十六日淩晨，我軍開始反攻，郝夢齡和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親自到前線指揮。連克敵人幾個山頭。在通過一段隘路時，被敵人的機槍子彈打中，壯烈殉國。劉家騏也同時為國捐軀。

　　唐淮源，雲南江川人，一九四一年任第三軍軍長。這年三月，第三軍被日軍合圍中條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師長訓話：“現情況險惡，吾輩對職責及個人之出路，均應下最大決心，應為國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氣。”言罷令各師分路突圍。唐淮源則被困懸山，三次突圍受挫，傷亡慘重，彈盡糧絕，身邊有人勸其投降，他嚴詞拒絕：“中國隻有陣亡的軍師長，沒有被俘的軍師長！”隨即於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飲彈自盡於懸山之嶺，以身殉國，終年五十五歲。

　　馮安邦，山東無棣人，一九三八年擔任第四十二軍軍長，他率部參加過娘子關、台兒莊諸戰役，英勇奮戰，屢挫強敵，戰功卓著。一九三八年九月，馮安邦奉令率第四十二軍轉戰大別山區，扼守要隘，阻止日軍前進。日軍向馮安邦部發起猛攻，馮安邦高呼：“殺敵報國，就在此時！貪生怕死，保存實力的軍人，是國民革命的敗類，不算是炎黃的子孫！”率部血戰五十多天，日軍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後來他奉命撤離大別山，轉移到湖北襄樊一帶，突然遭到大隊日寇飛機狂轟濫炸，不幸遇難，以身殉國，終年五十四歲。

　　王甲本，雲南富源人，一九四四年擔任第七十九軍軍長。這年八月，衡陽失守，王甲本奉命率七十九軍從衡陽外圍迅速向南轉戰到湘南東安一線與日軍展開血戰。九月七日拂曉，日軍便衣部隊向七十九軍軍部進行襲擊，王甲本率軍部向西轉移，不期正與日軍遭遇，雙方展開激戰。由於寡不敵眾，我方士兵全部壯烈犧牲。當日軍逼近王甲本時，他拚死戰鬥，用手槍擊斃幾名日軍，又赤手空拳與日軍肉搏，頭部、胸、頸都被敵刀砍傷，兩手血肉模糊，最後被敵人刺刀刺中腹部，壯烈殉國，終年四十三歲。

　　佟麟閣，在一九三七年南苑之戰爆發前夕，任二十九軍副軍長，四十五歲，當時他的夫人恰好送來書信，稱父親病危，要他立即趕回，但他執意不回，他給妻子回信道：“釁將不免，吾輩首當其衝，戰死者榮，偷生者辱，榮辱係於一人者輕，而係於國家者重。大敵當前，此移孝作忠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供子職，孝敬雙親。”並詔所部將士：“此殺敵報國時也！”在激戰中以身殉國。

　　戴安瀾，安徽無為人，一九四二年初，時任中國遠征軍第二。師師長，率所部萬餘人赴緬參戰。在東瓜保衛戰前，他在留給妻子的遺書中寫道：“現孤軍奮鬥，決心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麵對數倍於己的日軍，戴安瀾號令全軍：“雖戰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東瓜。”戴安瀾部擊斃日軍五千餘人，掩護了英軍的撤退，取得出國參戰的首次勝利。後在孟關激戰中以身殉國，終年三十八歲。

　　薩師俊，福建閩侯人，一九三八年任中山艦艦長。這年十月，中山艦奉命開赴武漢上遊二十六公裏的金口迎敵。遭到日機狂轟濫炸。中山艦遭到重創，逐漸下沉。薩師俊左臂、左腿皆受重傷，右腿被炸飛，化為一血人。但始終堅持指揮，不離崗位，部下勸其離艦，薩師俊回答：“諸人盡可離艦就醫，唯我身任艦長，職之所在，應與艦共存亡，萬難離此一步！”最終與一代名艦共沉江底，終年四十三歲。

　　這些優秀的軍人，這些民族的精英，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慷慨赴死。感人肺腑，作為中國人應該永遠銘記他們的恩情，祭奠他們的英靈。可是現在有幾個人還能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墓地如今在哪裏？我們如何對得起這些英烈的在天之靈？當一輩後人連自己浴血衛國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和感恩戴德，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會理至情歸？

　　國人還不應該忘記的，是美國人對我們的慷慨幫助。

　　清末以來，大批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不僅向國人傳播基督信仰，而且創辦了大批的醫院、小學、中學和大學，為普通百姓治病，招收兒童進行現代科學教育。早在一八七一年，就在中國創辦了第一所美國教會大學——文化大學，此後，由美國教會興辦的大學在中國陸續出現，如東吳大學、嶺南大學、聖約翰大學、協和醫學院、湘雅醫科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等。當時外國在中國開辦的教會大學共有十四所。絕大部分是美國教會創辦。而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一一年，由清朝政府創辦的大學，總共隻有三所。它們是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北洋大學堂和山西大學堂（後兩所為省立）。在數量和質量上遠遠落後於美國教會大學。

　　一九。八年七月十一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當時清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的‘庚子賠款”的半數（約1200萬美元），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一九。九年十月，第一批“庚子賠款”資助的留學生赴美。在一九一。年八月的第二批‘庚子賠款”資助的留學生中。就有胡適、趙元任、竺可楨等日後著名的人物。一九一一年初，利用‘庚子賠款”專門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一千多人。一九二八年，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我國的‘兩彈一星”元勳中，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等人就畢業於清華大學。而錢學森，鄧稼先則是由美國大學提供獎學金赴美留學。他們後來都成為新中國核物理界的先驅。在那個戰亂年代，正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現代教育的重視，才造就了一代棟梁之材。

　　更叫人感動的，是美國人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無私的援助。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後，由於日本對中國工業企業的狂轟濫炸，使我國的重工業、輕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整個抗戰期間，中國鋼鐵產業完全停產，其他輕重工業也奄奄一息，戰略和民用物資絕大部分需要進口。汽油、煤油、柴油、橡膠、汽車配件的百分之九十七，鋼的百分之九十五，藥品、棉紗、白糖、紙張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彈藥的百分之八十，都需要依靠美方的供給，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戰，美國人不僅向中國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資金支持，而且把難以計數的戰略和民用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

　　一九四二年，由於日本軍隊在緬甸擊敗英法軍隊，控製了中國的國際運輸通道。截斷了中國最後一條補給線。中國的抗日戰爭陷於了空前艱難的歲月。此時又是美國人向中國伸出援手。於是世界航空史上最偉大的奇跡誕生了——美國人開辟了橫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線。駝峰航線西起印度阿薩姆邦，東至昆明，全長八百多公裏，山峰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到五千五百米，最高處海拔七千米。由於冰峰參天，空氣稀薄，氣候變幻無常，飛行條件極為險惡，因此這條航線也被稱為‘空中的地獄”。據美國官方後來公布的數據，駝峰航線開辟後，曾有五百多架運輸機夜以繼日地飛來飛去，給中國每天運送二百噸物資，最高時每月運送物資達八萬噸，從不中斷。從一九四二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稱為‘飛虎隊”的美國空軍誌願飛行隊，共飛躍駝峰八萬次，飛行一百五十萬小時，運送部隊三萬二幹人，運送物資一百四十萬噸。美國在駝峰航線上共損失運輸機五百六十三架，每三架飛機就有一架在飛行途中墜毀。墜毀飛機最集中的地方殘骸連綿一百多公裏。在三年多的援華空運中。美國空軍犧牲和失蹤飛行員及機組人員共計一千五百七十九人。

　　美國的這些援助都是無償的援助。美國的這些飛行員都是美國人民的兒子。他們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抗戰。正是因為他們的犧牲，才粉碎了日本人企圖切斷中國與國際聯係的交通線而迫使中國屈服的圖謀，奠定了中國正麵戰場的戰略反攻、並最終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在中國曆史上，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這樣無私地幫助過我們？如果沒有美國人民的堅定支持，中國沒有能源、沒有先進的飛機、坦克、槍支大炮等作戰物資做保證：如果軍人的槍炮裏沒有子彈和彈藥，飛機、坦克、汽車裏沒有汽油，負傷的戰士沒有醫藥的救治等等，我們能打贏這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嗎？如果認為僅靠小米加步槍、靠人命搶奪敵人的武器就能取得勝利，那不僅是一種幼稚的思維邏輯，而且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以上參考了《從曆史看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和《美國的恩情我們還記得嗎？》兩篇文章）。

　　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澤東就在對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談話中說過：“美國民主黨的讚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係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抗日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可是，七十多年過去了，還有幾個人知道和記得美國人的無私幫助呢？我們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得如此健忘了呢？

　　一些國人對曆史的遺忘，不僅表現在對別人恩惠的遺忘，而且表現在對曆史上的罪惡和曆史教訓的遺忘。

　　比如現在很多國人就忘記了秦始皇的罪惡，忘記了他的專製和暴政。有一部電影，甚至歌頌秦始皇為英雄。我不知道這些編導是怎麽想的，也許他們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高度專製的大一統社會是豐功偉業，所以連焚書坑儒和殘酷剝削壓榨民眾的罪惡也可以忽略不計了。這確實表現了一些國人對曆史的無知和對罪惡的漠視與健忘。

　　這裏我們不說別的，就說秦始皇統一六國，也並不是什麽豐功偉業，而是一場空前殘暴的大屠殺。《秦史集》記載蘇代致燕王書說：“秦之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戰國時代中國人口如果以二幹多萬人計算（按：郭沫若《中國史稿》的數字），則秦國所殺害的人數達百分之二十左右，足見秦始皇對中原人民的殺戮之殘暴以及對社會生產力和文明積累的破壞之巨大。這樣的行為，怎麽能稱之為豐功偉業呢？

　　還有一部電視劇，居然把殘暴專製的暴君雍正皇帝歌頌成為一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明君。劇中還把雍正皇帝對民眾殘酷剝削得到的幾千萬兩銀子。當成雍正皇帝的一大政績。電視劇播出後，居然得到眾多好評，這顯示了很多國人對曆史的無知和愚昧。也許他們忘記了，也許他們不知道，雍正年間在少數民族地區‘改土歸流，”把地方自治的‘土官”，改為中央派遣的‘流官”，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製，結果大大加重了對少數民族的剝削和壓迫，“賦稅徭役十倍於前”，導致湘黔邊境幾十萬苗族民眾無法生存而造反。之後還有白蓮教少數民族大暴動。雍正皇帝國庫裏的銀子就是這樣靠對民眾的巧取豪奪得到的。這還不說雍正皇帝如何大興文字獄、如何閉關鎖國，如何殘暴屠殺大臣和民眾等等。這樣的曆史罪惡我們怎麽可以忘記？

　　秦皇、漢武、成吉思汗、朱元璋、雍正、乾隆等專製統治者的罪惡，因為年代的久遠我們不說了，就拿近現代以來的許多曆史的罪惡和教訓來說，又有多少人真正記得呢？例如給國人帶來無數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過去不過四十餘年，如今，有多少人還能夠記住它的教訓，去探尋“文革”發生的根源？如今，如果向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講述‘文革”的曆史，他們會覺得這是在講述一個外星人的故事。這段曆史好像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實在令人憂慮。像‘文革”這樣的全民族的大災難，怎麽能夠被淡忘？怎麽能當作沒有發生過？這樣重大的曆史教訓如果不徹底反省，那麽，我們的未來又怎麽能令人樂觀？如果我們不深刻地反省‘文革”發生的根源。並加快政治體製改革去鏟除“文革”發生的土壤，誰又能保證類似‘文革”的社會悲劇不再重演？

　　被遺忘豈止‘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還有反右、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大饑荒、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等政治運動，都逐漸被許多人遺忘了。難道我們真的是一個失去了記憶的民族嗎？

　　現在有些人不僅忘記了“文革”對人權嚴重侵犯和計劃經濟給人民造成普遍貧困的曆史，反而以浪漫主義的手法，對‘文革”進行詩意般的美化，繼續製造個人迷信，這樣發展下去，將會是什麽局麵？當國家憲法不能保護普通百姓的生命和人權時，同樣也不能保護劉少奇這位國家主席的生命和人權，不能保護各級領導人的生命和人權。像‘文革”這種造成‘玉石俱焚”的社會大動亂決不是中國人所需要的。所以對‘極左”思潮的複活決不能掉以輕心。曆史的教訓豈能遺忘！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過：“人類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強權的鬥爭。”正如胡平先生所說：“消解曆史的神聖性導致人們隻是‘活在當下’，以眼前的厲害為唯一準繩，因此它有利於權勢者而有害於反抗者有害於大眾，有利於惡而有害於善。對於缺少宗教的中國人，如果曆史不再神聖，那麽還有什麽神聖？如果中國人的人生失去神聖，那將是怎樣的人生？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對曆史心懷虔敬。”（轉引自傅國湧著：《從龔自珍到司徒雷登》，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

　　是的，一個民族必須牢記並且正確地對待自己的曆史。隻有牢記並且正確地認識自己的文明曆史，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文明的精華和糟粕，從而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而一個不能牢記並且正確對待自己文明曆史的民族，很難說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事情很明顯，一個民族連自己的文明曆史都可以遺忘，都不能正確對待，又怎麽能夠期望這個民族以偉大的胸懷麵向未來？

　　我們應該看看別的民族是怎麽對待自己的曆史的。

　　以色列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卻是一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很強大的國家。為什麽以色列會這樣強大？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猶太人對自己曆史文化的銘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這裏，我們從一個小小的細節就可以看到。《聖經》記載了猶太人的曆史。為了讓自己的子孫熟悉並牢記民族的曆史，猶太人就在《聖經》的每一頁上塗上蜂蜜，讓幼兒去閱讀，孩子用手指翻書，就會粘上蜂蜜，他們後來用手指放到嘴裏，就會吃到蜜糖，很甜。猶太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吸引孩子們去讀《聖經》，去熟悉自己的曆史文化，意味到這是甜蜜的事情。再看看猶太人對死難同胞的紀念，也可以知道這個民族對曆史的銘記。每到猶太人的受難日，猶太人就開始紀念死難的同胞。在大屠殺中死去的每一位猶太人的名字，都被神聖地朗讀一遍，所有名字念完要念一天一夜。念這些名字的，都是一些二十歲上下的大學本科生。納粹大屠殺時，連他們的父母都大部分還沒有出生。可是他們那種虔敬，讓你覺得他們自己親身經曆了那個時代。由於猶太人牢記自己民族的曆史文化，所以猶太人在自己的國家滅亡兩幹多年之後還能重新建國，所以這個民族堅不可摧。

　　牢記自己曆史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恩怨分明和知恩圖報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中國當時出於對猶太人的同情。在上海收留了幾萬名猶太人，挽救了他們的生命。當時中國還同意在東北劃出一塊地方，作為猶太人建國之用。雖然後來猶太人沒有在東北建國，但對於中國人的這一恩惠，猶太人至今念念不忘，為了報答中國人的恩情，以色列不顧其他國家的反對，給予中國多方麵的技術援助。一個不忘別人恩惠的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但是，對當年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分子，以色列入也是窮追不舍。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就把在全球追殺納粹仇人當成一項國策。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十多年後的一九六。年五月，還把那位已經隱居在阿根廷的曾經奉命屠殺了幾百萬猶太人的老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秘密綁架到以色列審判。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色列最終判阿道夫·艾希曼滅絕人性罪，處以絞刑。艾希曼被絞死在拉姆勒監獄，由於他的子女們不敢露麵來領取骨灰，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以色列海軍奉令將艾希曼的骨灰倒進公海裏，以免以色列領土受到玷汙。對以色列這種鍥而不舍追殺納粹的精神，連艾希曼本人也十分佩服，臨刑之前還表示以色列組織和計劃工作十分出色。猶太人有一種精神，那就是絕不忘記曆史的罪惡，追擊仇敵至天涯。六十多年來，猶太人靠企業家的資助，陸續將幾千名漏網納粹分子從世界各個角落追捕歸案。正是因為這種精神，她的敵人對她敬畏三分，正是因為這種精神，這個民族具有舉世無雙的凝聚力。以色列民族這種恩怨分明、銘記曆史的精神是值得國入學習和反思的。

　　我們再來看看法蘭西人。他們也是牢記自己的民族曆史的。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法國人一直念念不忘拿破侖執政時的恩惠。所以，當拿破侖百日複辟時，隻帶著少數隨從，一槍不發地走到巴黎，沿途與他敵對的軍隊都高呼“皇帝萬歲”而倒戈。拿破侖的複辟，鞏固了拿破侖自己創立的保護私有財產製度和陪審團製度的法律體係，使法國的曆史大大前進了一步。

　　法國先賢祠，是永久紀念法國那些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方麵作出最傑出貢獻的人物的聖殿，這兒安葬著伏爾泰、盧梭、雨果等七十二位偉人。先賢詞大門正麵，門楣上鐫刻著幾個大字：“偉大人物，祖國感恩。”可見法國人對自己文明曆史的銘記，對前人的感恩戴德。在這裏，人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國的文化、曆史、精神的偉大。這裏是法國的聖地。

　　進入地宮，伏爾泰和盧梭安葬在整個墓群最中心、最顯赫的位置，棺木高大、精美。他們被尊為法國的精神先驅，葬在一處。

　　伏爾泰的棺木前麵聳立著他的全身雕像，右手捏著鵝毛筆，左手拿著一卷紙，昂首目視遠方，似乎是在沉思。棺木上鐫刻著金字：“詩人、曆史學家、哲學家，它拓展了人類精神，他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

　　隔著走廊，與伏爾泰相對的是盧梭的棺木。棺木的正麵有一扇門，門微微開啟，從門縫裏伸出一隻手來，手中擎著一支火炬，象征著盧梭把自由、平等的思想帶給法蘭西。盧梭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的社會契約和主權在民的思想，不僅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立國思想，而且也已經成為人類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法國人用先賢祠這樣的方式，永遠銘念那些為法國思想、文化作出偉大貢獻的先哲們，讓一代代法國人牢記這些偉大的名字，學習他們的思想，繼承他們的偉大的精神遺產。這樣的民族令人尊敬。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人。在美國，且不說詳細描述和反思美國曆史的書籍汗牛充棟，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也隨處可見美國人對自己曆史的文化的銘記。

　　在美國，你隻要看看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儀式，你就會被美國人對生命和曆史的尊重的感情所折服，那種莊嚴，那種神聖，讓人由衷產生崇敬之情。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阿靈頓國家公墓。是一個專門安葬為國捐軀者的墓地，是一個榮譽歸葬地。在這裏，隻有為國捐軀的戰士才有資格安葬。任何官員直至總統都沒有資格安葬在這裏。為什麽美國要作出這樣的規定？就是要讓美國人對為國捐軀的戰士表示崇敬，世世代代對這些戰士感恩戴德，牢記美國的曆史。

　　在美國的曆史上，曾經有過一次慘烈的內戰，那就是美國的南北戰爭。戰爭期間，曾經發生過一場著名的戰役，就是位於密西西比河邊的維克斯堡戰役。在這場戰役中，南北軍隊一共有一萬七幹名將士戰死，屍橫遍野，最後南軍彈盡糧絕，隻好在南軍司令佩貝爾頓將軍的率領下，向北軍司令格蘭特將軍投降。投降的這一天，是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正是美國的國慶日。

　　在中國的教科書裏，美國南北戰爭，是美國總統林肯為維護國家的統一、解放黑奴而發動的，是正義的。但是在美國，許多人一直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南方要退出聯邦是符合美國憲法的，而北方發動內戰是違反憲法的。這種爭論至今沒有停止。在這裏，我們不管這場戰爭誰對誰錯，戰爭的性質如何，它都是骨肉同胞之間的相互殘殺，是一場巨大的民族悲劇。為了讓後代永遠記住這場曆史的悲劇，美國人在這個埋葬著一萬七幹名陣亡將士的陣亡將士公墓，建起了維克斯堡軍事公園和曆史博物館，無論是勝利方的戰士，還是失敗方的戰士，都在這裏得到一視同仁地紀念。

　　正如林達在《百年之痛——訪維克斯堡》的文章裏所描寫的那樣：“內戰對任何一個民族都是一場悲劇，美國人從南北戰爭至今從來沒有停止對這場內戰的反省。但是，內戰之痛，沒有什麽地方的人像維克斯堡市民那樣，痛徹心肺。他們是在被強大的軍隊圍困了四十天，彈盡糧絕之後，被迫投降的。而那投降的日子，恰好是‘北方人的國家’的國慶日。當和平來到，戰時的饑餓艱辛和苦難會被淡忘，但是當年全國焰火騰空慶祝國慶的時候，戰爭帶給他們的屈辱和難以言說之痛卻無法忘懷。從此以後，維克斯堡這個城市不再慶祝七月四日國慶節。每年這個日子，全國喜氣洋洋一片歡騰，隻有密西西比河邊這個美麗的城市，一片死寂……”（見林達著：《掃起落葉好過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至今，美國南北戰爭已經過去一個半世紀了，可是在維克斯堡這個小城，每年七月四日，依然與美國其他城鎮不同，依然寂靜無聲，沒有人出來舉行國慶節紀念活動。維克斯堡的百年創傷，至今依然沒有平複。這個小城的人們不願意慶祝美國的國慶節，是他們永遠不能忘記慘烈的曆史悲劇，並希望這樣的曆史悲劇永遠不再重演。

　　看到這樣的情景，誰不為之動容？美國人就是這樣對待自己的曆史，牢記曆史的悲劇與教訓。可是我們呢？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發生過無數次骨肉同胞自相殘殺的戰爭悲劇，死人難以計數，可是有多少人進行過真正的反省？真正記住了曆史的悲劇與教訓？在曆次內戰中死去的軍人，有誰得到過一視同仁地評價與紀念呢？我們什麽時候才能真正走出改朝換代、成王敗寇的曆史怪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