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速讀

第十節 宋元住宅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結束了半個世紀的混亂、分裂的局麵。統一和繁榮聯係在一起，當時中國廣大土地上，無論從治國安民、經濟貿易，還是人民生活以及文化藝術，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在這種現實的深層，則是社會文化的格局定型。上麵所說的城市和宮殿形製，宗教形態及寺廟規範，都走向一定的形製模式。由此，也涉及人們的生活習俗和觀念形態的定型。從住宅形製來說，四合院的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定型；建築形式也走向統一的格局（宅舍較大型化的用梁架式；宅舍較小型的用穿鬥式）。但是，正是由於我國的建築多用木構，而且居住建築又不同於宮殿、寺廟，一般來說做得都比較簡單，不那麽考究，所以往往不到百年就毀了；而且隨著家庭係統的不斷更迭、解體、重組，其建築也不同於寺廟宮殿那樣須千年不變，所以如今已看不到宋代的民居原物了。這就給我們研究建築文化和曆史帶來較大的難度，我們隻能通過文獻資料、繪畫以及文學性的描述來進行認識，並作一些分析研究。

　　與北宋並存的是北方遼和西夏這兩個少數民族國家，與南宋並存的是北方的金，這些國家，後來都被元統一，所以這一時期的居住建築形態也比較複雜，形式眾多，內容豐富，但鑒於資料的欠缺，所以在此隻能重點地說一下兩宋和元代的住宅。

　　宋元時期也與我國別的曆史時期相仿，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居住建築的形態差別是比較明顯的，這種差別並不表現在木構形式上，主要表現在它們的空間布局及經濟和文化上。例如，農村住宅，多是兩間或三間一組，形式比較簡單，與外部環境具有很大的融合性。這正是由於生產和經濟的原因：他們的工作對象是田野或山林，因此希望能比較直接地與這些場所發生聯係；他們往往是小農經濟，所以也不必做成多進式四合院式的隱蔽性空間，都是露在外麵的。

　　但城市裏的住宅就不同了。做得考究（例如鄉村宅舍多草屋頂，市井宅舍多瓦屋頂）的四合院多進的平麵布局，適合於官僚宅第或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商賈之類的住宅。當然，城市中的一般的市民經濟條件也不富裕，他們雖然也做成四合院多進的住宅形式，但房屋一般比較簡陋，用加工簡單的木構件：柱、梁、枋、桁條等。

　　值得欣幸的是宋代畫家張擇端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可貴的長卷《清明上河圖》，這幅畫的出現，一方麵是北宋時代的繪畫上的成就，而另一方麵則也通過繪畫反映出當時社會的許多民俗文化。他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出當時的市井村舍環境，房屋、橋梁、城郭等以及當時社會的衣、食、住、行，如同一幅幅照片，真實地表現出北宋時期的種種社會現實。

　　《清明上河圖》取景於東京汴河，描繪當時各個階層人物的各種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汴河在這裏不僅僅是一個環境，或僅供人們遊樂的地方，它在我國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它是隋煬帝時代開鑿的運河之北段。運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連接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這兩片廣大的地區，起著積極的作用；汴河上的汴梁，首先作為一個商業城市，然後作為政治和軍事的要地，這都與汴河有密切的關係。畫中以汴河為依托，作了詳細的忠實的描述，把這一時期的社會動態和人民的生活狀況，具體地展現出來。畫家描寫了那裏的街市，各種商業、手工業等。這裏有酒樓、藥鋪、香鋪、弓店以及十字路口的茶館、酒肆等，還有門前掛著“解”字的當鋪，木匠、鐵匠、賣花人及各種攤販也穿插其間。街道上人物形形色色，車馬熙熙攘攘，一番熱鬧的景象。我們對這幅畫中更感興趣的卻是居住建築。著名的建築曆史學家劉敦楨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說道：“宋朝農村住宅見於《清明上河圖》中的比較簡陋，有些是牆身很矮的茅屋，有的以茅屋和瓦屋相結合，構成一組房屋。”又說：“城市的小型住宅多使用長方形平麵。梁架、欄杆、欞格、懸魚、惹草等具有樸素而靈活的形體。屋頂多用懸山或歇山頂，除草葺與瓦葺外，山麵的兩廈和正麵的庇簷（或引簷）則多用竹篷或在屋頂上加建天窗。而轉角屋頂往往將兩麵正脊延長，構成十字相交的兩個氣窗。稍大的住宅，外建門屋，內部采用四合院形式。有些院內蒔花植樹，美化環境。”

　　除了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外，其他好多宋畫中也反映出當時的住宅建築的形態。如山水畫家王希孟的代表作《千裏江山圖卷》，據記載他創作此巨作時年僅18歲。圖卷表現出幽岩深穀，高峰平坡，流溪飛泉，山村野市，漁船遊艇，茅棚樓閣以及捕魚、遊賞、行旅、呼渡等人物活動。這幅畫全麵繼承了隋唐以來青山綠水表現手法，畫麵爽朗、富麗，表現了畫家對美好生活環境的向往。圖中也畫出許多住宅形式，想必也是比較真實可靠的。從這幅作品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住宅有單條狀的，曲尺形的，“丁”字形的，“工”字形的，三合院的，多進四合院的，以及用廊廡等組合而成的大宅。這可見到兩宋時期，中國的住宅建築形式已經定型，在一定的模式下係列化，可以用一定的方式拚接。這就是一種進步和成熟的表現。元代以後，就不可能有什麽更多的創新了。

　　據劉敦楨的《中國建築史》中所說，當時的一些高尚的貴族宅第，屋的外部都有“烏頭門”或“門屋”，門屋的中間一間，多用“斷砌造”，以便車馬出入。院落四周，為了增加居住麵積，多以廊屋代廊，因而四合院的功能與形象發生了變化。這種住宅的布局仍然沿用漢以來前堂後寢的傳統原則，但在接待賓客和日常起居的廳堂與後部臥室之間，用穿廊連成丁字形、工字形、王字形平麵，而堂寢的兩側，都有耳房或偏院。除宅第外，宋朝官署的居住部分也采取同樣布局方式。房屋形式多用懸山式，飾以脊獸和走獸。北宋時雖然規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觀宮殿以外，不得用鬥拱、藻井、門屋及彩繪梁枋，以維護封建等級製度，但事實上有些地主富商並不完全遵守。明代以後，這種等級製度更為繁瑣而嚴格。

　　南宋的山水畫家劉鬆年多畫宅第之類。如他的《四景山水》，畫的是杭州西湖邊上的景色，除山水林木外，宅舍也畫得很明顯和具體。從圖中可以看出，有的畫出圍牆、院門，有的畫出台榭、敞廳，依水背山，景致十分理想。當然這些人家多為大宅富有之家，但這也表現出當時對人居環境的追求：不但宅舍寬大而考究，而且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住宅在宋畫中是很多的，還有如《文姬歸漢圖》、《中興楨應圖》、《漢宮圖》、《溪亭客畫圖》、《江山秋色圖》等，在此不再細說。

　　宋元時期的住宅內部陳設家具之類也值得一說。我們知道，大約在兩漢時期，家中還沒有坐凳、坐椅，一般都席地而坐。有些不加推敲的電影（或電視劇），演到“三國”時竟有凳子、椅子。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一出，兩人在小亭中席地而坐，當曹操說到天下英雄就是你我二人時，劉備不覺大驚，故筷子落地。而由於坐得低，撿起來不需大的動作，“從容俯首拾箸”，從而掩飾過去。大約“三國”以後的魏晉時代，當時由於西北少數民族與漢族交往甚多（戰爭也是一種交往，如當時有“五胡亂華”等），因此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也隨之而來，當然漢人的生活方式更為他們所青睞。因此，當時便出現了凳子、椅子之類，當然桌子也高了，悉如今天的尺度。還有胡床、榻等。

　　我們知道，兩宋時代的藝術很繁榮。而住宅這種對象，除了繪畫上有所表現外，在文學作品中也有所描述。這種描述不僅生動地再現了住宅形態，而且更為美化了。在此，先列舉一些詩詞。蘇軾有詩《新居》：“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疏影。短篇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史達祖有詞《雙雙燕·詠燕》：“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明。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憑。”

　　住宅的形式在中國古代還十分重視精神文化，如“風水術”之類，但其中卻不失科學的成分。大約在西周時期已有擇居之說，如《詩經·大雅·公劉》中就有擇居方法的敘述。說公劉擇居“於胥斯原”，“陟則在巘，複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於京”，“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又說，“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孔穎達疏說：“既以日影定經界，乃複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暖所宜，又現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稼禾、地利足以養生物，乃居處其焉。”其中“以日影定經界”，是一種測量方法。《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又說到“生彼虛矣”，“降觀於桑”等，據鄭箋說，“文公將登其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丘山，審其高下所在，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書中有好多處都說到這種情況。

　　風水，隨著曆史的發展越來越豐富多彩。到了漢代，就有天地對應的“堪輿”之說，並引申出許多相宅之術。魏晉時代又重視葬術，認為人死了以後擇葬好地方，後代就興旺發達，故有《葬經》。當然也研究人居的宅舍，所謂“陽宅”。到了隋唐，就有《宅經》。宋元時期，這種風水之說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據《宋史·藝文誌》中說，陽宅術類書有《宅體經》一卷，《相宅經》一卷，《九星修造吉凶歌》一卷，《行年起造九星圖》一卷，《宅心鑒式》一卷，《黃帝八宅經》一卷，等等。所謂“九星”、“八宅”，這是自宋代開始的陽宅的主要特征。這其中多涉及天文、地理及諸民俗文化之屬。由於本書不專論宅術風水，故不再細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