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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先秦的城市建築

  眾所周知,城市與人類文明有密切的關係。“文明”一詞,英文中叫civi-lization,這詞源出於拉丁文的“城市”(Clvltas)與“市民”(civis)。因此,人類進入文明時代才有城市,在這以前,隻有聚落,沒有城市。城市的產生也標誌著人類文明的開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裏說:“作為藝術的建築藝術的萌芽,有設雉堞和炮樓的城牆圍繞起來的城市、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他說的是古希臘,中國古代的城市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據《呂氏春秋》記載,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夏鯀作城”,這大概是我國最早的城市了。在《史記·夏本紀》中說,“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據裴駟的《集解》說,陽城在今河南潁川之陽城。河南登封縣告成鎮於1975年發掘出龍山文化晚期的一個小城堡(遺址),據分析它可能就是鯀作之城,但這畢竟有些無稽,所以更可能是夏禹時代的陽城。這座城市遺址是迄今所發現的我國最早之城。

  據《括地誌》記載,夏的末代之王桀建都於尋阝城,“故尋阝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裏,蓋桀所居也”。1957年,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附近的夾河地帶,發現古文化遺址,後來經多次發掘,遺址範圍很大,文化遺存也很豐富。早期部分距今已近四千年,相當於夏代與商代之交,則很可能就是夏桀之都郡城。後來到了商代,也在這一處建都。近年來在偃師二裏頭東北的洛河北岸,發現一處規模很大的古城址。這座古城的周垣已查明,城門和大型宮殿建築基址的位置和組合也已發現,但還在進一步發掘中。這座古城址中部有一條低窪地,當地稱屍鄉溝,據《漢書·地理誌》所記,“屍鄉,殷湯所都”。屍鄉,即偃師之古稱,所以據研究這裏很可能就是商都西亳。

  在陝西一帶,古時候為周人所居,當初在今陝西的岐山、扶風兩縣之交的周原建都。他們在灃河以西建豐京,後來又在河東建鎬京。豐鎬,即西周之都城。後來周滅商,豐鎬成了全國最大的城市。周王朝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製,故又在今洛陽建造洛邑王城。此城完全按都城禮製格局營建,洛邑不但規模大,而且左右對稱,並築有內城外郭,是兩重城垣的大城市。

  《周禮·考工記》中如此記述周代都城的形製:“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這裏的意思是說,匠人規劃和營建都城,其範圍是都城規模,九裏見方,每邊有三個城門,城內縱橫各有九條街道,每條道的寬度可並行九輛車。城內東側置廟,即帝王的祖廟:西側置社稷(即穀神)壇。城的南部(前麵)是朝廷宮殿:北部(後麵)則是市場和居民區。但後來由於地理、社會實際情況,都城形製與《周禮·考工記》中說的形製很不一樣。隻有到了明成祖在十五世紀建都北京時,都城格局才接近周代的規範。但“麵朝後市”也不甚符合了。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諸侯紛紛營建各自的都城。所以這一時期,我國的城市建設事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裏說幾個比較典型的先秦城市實例。

  一是燕下都。

  燕是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北方的一個饒有名氣之國。據曆史記載,燕都在薊城。考古工作者從1975年開始,在北京房山縣的琉璃河一帶發掘出一座古城。專家認為這就是燕都薊城。可是從曆史文化和考古發掘情況來看,燕下都更為有名。燕下都位於河北易縣城東南,介於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這座城市的營建年代,據考證不晚於戰國中期的燕昭王時期(前311~前279),是當時燕國在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曆史上燕太子丹就在這裏送別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高漸離擊築,荊軻詠歌和之,場麵感人。燕昭王時代乃是燕國的複興時期,當時在此修造“黃金台”以招納天下賢士,後來曆史上好多文人墨客來此題詠感懷。燕下都以兩個方形城作不規則的組合。城東西約83公裏,南北約4公裏。城牆用黃土版築,殘存遺跡寬度7~10米不等。城內分東西兩部分。東部主要是宮室、官署、作坊等,西部似為後來擴建的。宮室位於東部北端,有高大的夯土台,長135米,高76米,成階梯狀。附近還發現一些建築的遺址,可能是此台的附屬性建築。考古學家認為,此台很可能就是“黃金台”遺址。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建築遺址,據統計所發現的夯土台基(建築遺址)達50餘處。

  二是吳都闔閭。

  春秋時期,我國的南方開始繁華,當時的楚、吳、越等國,不但有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而且經濟、文化也很繁榮。這裏說的是吳國的都城閹閭,即今之蘇州。相傳商朝末年的周人首領古公直父有三個兒子,他欲把王位嗣於第三個兒子季曆,長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為避嫌疑而離開周原,千裏迢迢向東南方而去,來到了今江蘇無錫的梅裏定居。兄弟倆一方麵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也“文身斷發”;另一方麵又給當地人帶去了周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當時南方“荊蠻之地”,生產力相當落後,多為刀耕火種),因此這裏的生產和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當時由於社會動亂,所以泰伯“築城郭以為藩衛”。據《吳越春秋》所記:“周三裏二百步,外郭三十餘裏,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這就是泰伯城。後來泰伯逝世,仲雍繼之,並代代相傳。據《史記·吳泰伯世家》所記,周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從此吳為周之版圖。後來吳漸漸強大,成為南方的一個諸侯強國。這時,梅裏的泰伯城已難作為吳國之都,所以後來就選擇了今蘇州一地(這裏的自然地理條件比梅裏好),興建都城。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登位,並接受伍子胥的建議,在今之蘇州建都城,即闔閭城。當時伍子胥說,“凡欲安君之民,興霸稱王,以近製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庫,斯其術也。”據《越絕書》記載,“闔閭都城大城周四十七裏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麵十裏四十二步五尺;西麵七裏百一十步三尺;北麵八裏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麵十一裏七十九步一尺”。“吳小城周十二裏,其下廣二丈七。丈七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從這些記述中可知它與北方中原諸地先秦時期的都城形製較接近。“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闔閭到樓門,九裏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裏七十五步,陸道廣二十三步。水道廣二十三步”。從這些記述可知,吳國的闔閭都城內街道規模,要超過同時代的北方諸都城的街道。

  闔閭城是吳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城內有皇宮衙署,駐有軍隊。在閹閭城西郊的上方山還建有魚城,居高臨下,為軍事要塞。闔閭城也是吳國的經濟中心,城內有許多作坊、市場。當時冶煉技術特別發達,相傳著名的造劍能手幹將、莫邪就在此鑄劍。這裏還有熱鬧的市場,人們除了購物、貿易外,還有許多文化活動,據《吳越春秋》記載,闔閭葬其女兒塍玉,“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視之”。這種生動而熱鬧的場景可想而知。

  闔閭城自建造至今已有2500年,這座城在當時來說是一座雄偉的都城,說明當時我國南方不但政治和軍事已很強盛,而且經濟和文化也已相當發達了。

  三是趙都邯鄲。

  春秋戰國時期的趙國是當時北方的一個強國,《史記》中記述趙國於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鄲,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所滅,長達一百五十八年。這座城位於今河北省邯鄲市西南。邯鄲在當時分王城與廓城兩大部分。王城即宮城,由東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組成平麵如“品”字,城內總麵積約5公頃。遺址四麵有蜿蜒起伏的夯土城牆和凹形門址。其中西城近正方形,邊長約1420米,周圍有殘高3至8米的夯土城牆,保存較好,每麵城牆都有兩處門址,其中各有一門直通主體建築“龍台”。在遺址中發現“龍台”,位於城中部偏西;這裏相傳就是王宮,故稱“龍台”。台基近正方形,東西103米,南北132米,高約16米。台的四周層層而上,如梯田狀。邯鄲古址又發掘出茶棚、梳妝樓等遺址。

  東城為不規則長方形,城內東西最寬處926米,南北1442米,城中有南北兩大夯土台,據考證這裏就是趙王閱兵點將的地方。這使我們聯想起當時趙惠文王、藺相如、廉頗諸重要人物在此誓師抗秦的壯觀場景。

  北城更不規則,也發掘出一些夯土基址。據研究,趙王城可能毀於秦二世二年(前208)。

  郭城即“大北城”,是邯鄲的古城,也是趙國都城中人民生活、手工業生產之地。經發掘研究,城址平麵為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約32公裏,南北約48公裏。遺址中發掘出許多戰國時期的遺物,並發現製骨、石器、煉鐵、製陶、水井等遺址遺跡。

  四是魯城。

  魯城在今之曲阜。這座城市遠在魯國之前就有較多的文化史料。曲阜的曆史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記·周本紀》)舜“作什器於壽丘”,“黃帝生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均同上書)。但這些史料都是後人所記,既無當時文字,亦無實際遺跡。曲阜在商代也曾一度為王都,甲骨文“王入於奄”,奄就是曲阜。《後漢書》說魯國為古奄國。而從曆史上看,曲阜作為都城,最輝煌的要算春秋時期的魯國了。魯國重教化,僖公時修泮宮,《詩經·魯頌》中的《泮水》篇,就是指此地。當時孔子(前551~前479)在魯國講學,弟子三千,學生來自秦、齊、楚、宋、陳、吳、晉諸國,可見是當時“天下”的教育中心了。

  魯國都城曲阜,其形狀近乎扁方形,四周築有城牆。南端城牆筆直,東、北、西三端彎曲,似是地形之故,城的四角略呈圓弧狀。城周長達11771公裏,其中東垣長2531公裏,南垣長325公裏,西垣長243公裏,北垣長356公裏。據《太平寰宇記》引《曲阜縣誌》:“古魯城,春秋之時魯國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門。”這十二座門分別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現在已發掘出十一座門。但在眾多文獻資料中,門的名稱又有些不同,如《左傳》、《呂氏春秋》、《史記》等書中,有南門、雩門、稷門、東門、鹿門、稚門、萊門、高門等。

  魯國都城的營建原則,“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今尚有殘存城垣,這是都城的外郭。城的中部有魯國的宮城,叫中城。據《春秋》記載,成公九年(前582)、定公六年(前504),都以中城為宮。今已發現在此有大量的建築基址。整個基址高出地麵達10米左右,周圍有夯土城牆基址,牆基寬約4米。整個宮城範圍甚大,東西約550米,南北約500米。

  在宮城外,還發現有許多居住區和作坊遺址。從考古發掘知道,宮城四周,除今曲阜(明代所建)外,其他地方多處發掘到建築基址。據記載,魯哀公十七年(前478),將孔子故居改建為廟,歲時祭之,“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後來此處位置未曾更動過,隻是曆史上多有擴建,但“闕裏坊”、“孔子故宅門”等尚在。從總的看,魯國最重儀禮,故都城的營建,相對來說也最符合《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格局。

  古魯國都城,在文獻資料中多處有記述,如《詩經》、《尚書》、《左傳》、《孟子》、《禮記》、《史記》、《漢書》等等,所謂“伯禽封魯,建都曲阜”。《詩經·魯頌》有“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字,為周室輔。’乃名魯公,俾侯於東。”《尚書》中也說,“魯侯伯禽宅曲阜。”伯禽是周公旦之子,在此封侯。而後來伯禽的次子煬公則在曲阜建都(據說在此之前封地在河南魯山)。如此說來,魯國都城的建成年代當在西周初年。近年來考古發掘出大量的文物資料,其中有西周早期及中、晚期之建築遺址及文物多件。所以今之曲阜,確為西周初年所建之古城所在地。

  五是齊都臨淄。

  齊,最早為周的封侯之地,在今山東之西北部一帶。此城最早約建於公元前11世紀,開國之君叫呂尚,建都營丘(後改名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之東北)。春秋初,齊桓公任用管仲進行改革,國力逐強,後來在齊靈公時代,國疆擴至山東東部和河北南部。戰國時期成為“七雄”之一。後來“合縱”失敗,於公元前221年被秦所滅。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乃是中原大國,不但政治和軍事上力量強大,而且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齊人講究裝束、排場。帝王的文化生活也甚豐富而高雅。齊王愛好繪畫。韓非子(前280~前233)在《外儲說左上》中說道:“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者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劉向(前77~前6)在《說苑》中提到,“齊有敬君者。齊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其妻對之。”這說明當時齊國不但重視繪畫,而且還重視裝飾。

  齊都臨淄城大約建於公元前4世紀,城址在今山東臨淄城北,可幸的是當時的城牆現在還有殘址。故城有大小兩座城組成。大城南北約45公裏,東西約4公裏;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城周長約7公裏餘,總的麵積約15平方公裏,是春秋戰國時期諸都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齊國都城形勢十分險要,城牆高大厚實。小城嵌入大城,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有以“桓公台”為主體的大片建築群(今為基址)。桓公台高14米,台基近乎於橢圓,南北長達86米,建於生土之上,位於小城西部偏北。桓公台是當時齊國寢廟之所在。城內南半部還有一些手工作坊的基址。城邊有淄河,位於大城的東城牆,為一天然護城河。大城乃是齊國貴族與平民雜居之地。《管子·大匡》中說道:“凡仕者進宮不任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由於城市規模較大,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願相鄰而處,故留出好多空地。貴族們的住所靠近宮衙,老百姓、工匠、商人們則聚於市。而當時的“市”,已有相當大的規模了。臨淄在春秋戰國時期曾是一座很繁華的都市。據《戰國策》所記:“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煽朔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可見人多而富,車水馬龍,繁華之至。

  在臨淄古城址發現有許多城門遺跡,這與文獻資料上所記基本相符。當時臨淄為齊國之都城時,有城門八座:東門、東閭、北門、西門、雍門、稷門、揚門、虎門。有些文獻中還有廣門、南門、申門等。到目前為止,已發掘十座門了。

  最後說江南的一個小城,即位於今江蘇常州之淹城。

  淹城位於今江蘇常州市的南麵,距市區約7公裏。這座古城乃是西周時期的南方小國淹國的都城。淹城有三重城牆,分別為宮城、內城、外城。宮城呈方形,周長約05公裏;內城也呈方形,但四周呈圓弧形,周長約15公裏;外城為不規則形,周長約3公裏,略呈圓形,這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響。城牆均用土築成,三道城牆均僅一個城門。外城之門在西北向,內城之門在西南向,宮城之門在正南向,自宮城一直向外,有一條大路經三座城門通向北路。宮城地勢較高,中間有土台,據考證乃是建宮室的地方。三道城牆的外側都設有護城河,內側可能也有河,但遺跡已不甚明顯。在外城內西部有並排三個土墩,當地人叫“頭墩”、“肚墩”、“腳墩”,相傳是埋葬吳王女兒三段身首之墳墓,可能就是古葬墓或古建築的遺址。

  淹城內及城河內發現有許多印紋陶器碎片,在城內河的南麵、東麵發現有近二十隻印紋陶罐,據考證是戰國初期的遺物。淹城出土文物甚多,如銅尊、銅盤、銅犧等等,從這些文物中可知我國先秦時期南方的藝術文化特征,顯現出浪漫而秀美之氣質。後來還在護城河中挖出長11米的獨木舟,經測定也為戰國時期之物。

  淹城乃是一座小城,所以文獻資料上少有記述。最早見諸文字的是在《越絕書》上:“毗陵縣南城,古故淹君地也。”以後《讀史方輿紀要》、《常州府誌》等也有所記。當初曾有人以為它是殷商末年原在山東的淹君,周滅商時逃到南方來,在此建都,但一則所發掘出來的文物,幾乎均為戰國的,二則從發掘的文物來看,其風格明顯地表現出南方風格,幾乎沒有北方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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