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不得不知道的曆史萬象

唐朝的社會經濟

　　唐前期封建經濟的繁榮

　　隋末，由於隋煬帝濫用民力，對外征伐，農村經濟破壞。加上隋末農民大起義後，統治者鎮壓起義，軍閥之間混戰，唐統一戰爭，都使生產力進一步受到破壞。唐初全國人口隻有200多萬戶，隻及隋朝900萬戶的1/3不到。在這種農業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唐政府所麵臨的最大問題是使人民盡快安定下來，盡快恢複農業生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唐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實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由於統治者采取了一係列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措施與經濟措施，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從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加上社會相對安定，江南（長江流域）乃至遼河流域、新疆地區都得到開發，使唐代的封建經濟很快地恢複與繁榮，遠遠超出以前各代。

　　農業發展，使更多勞動者從事手工業成為可能。唐前期，手工業大多由官府控製，但這種局麵很快被手工業的發展所衝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現。唐代手工業的分布很廣，出現了許多手工業中心。除長安洛陽外，許多城市出現了代表性的手工業。如成都的造紙、紡織、製鹽。定州（河北定縣）的絲織業，貢品最多。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業。易州（河北易縣）的製墨。登州（山東蓬萊）的造船業等。

　　在農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的基礎上，加上國家的統一，唐代商業發展很快。表現在商品增多，商業城市大批形成。

　　當時的商品種類很多，糧食、鹽、酒、茶、糧、藥、紡織品、金銀製品與許多生活用具都有供應，其價格也較穩而低。貞觀時，“鬥米三四錢”（《貞觀政要》）。開元年間，“米鬥十三文，青、齊穀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不過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業城市也大批出現，西北有蘭州、涼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長江流域有潭州、荊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揚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廣州，黃河流域有長安、洛陽、開封、太原、定州等。在這些商業城市中，有專門的市，有管理市場的市令與市丞、市佐等官吏。還有專門的開市收市製度：“凡市嚐以午時擊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擊鉦（鑼）三百下而散市”（《冊府元龜》）。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檢查，分精、次、粗三等，並檢查量具衡具。如果發現以次充好，弄虛作假，貨物被沒收。

　　從以上情況可見，唐前期的經濟是十分繁榮的。由於這時期經濟的高度發展，使我國的封建社會前進了一大步，也給唐代文化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必須指出，這一時期經濟的發展，還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受到當時封建生產方式的束縛。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貧富懸殊的情況在日趨擴大，社會危機也在不斷地接近爆發。

　　唐後期的經濟改革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經濟也遭到很大破壞，因此著手整理財賦製度。在均田製與租庸調製受到破壞的情況下，開始實行兩稅法，這標誌著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同時，在這一時期南方的經濟迅速發展，並最後超過北方，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亂後，唐財政十分窘迫。一方麵是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物資，另一方麵，方鎮割據局麵的加劇，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區不斷縮小。在這樣的情況下，唐政府先後任用第五琦、劉晏等人整頓賦稅製度，來挽救財政危機。

　　劉晏的“理財”活動，對唐後期的經濟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對人民也在客觀上有好處，所以當時有人把他與管仲、蕭何相並提。但是，劉晏的理財活動，最終還是為了從勞動人民身上搜刮錢財，來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對這一點要有正確的認識。

　　南方經濟的迅速發展

　　安史之亂中，北方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受到很大的破壞，安史之亂後，恢複也不很快。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方，安史之亂中，江南地區相對比較安定，沒有受到破壞。同時，戰亂中北方大量人口進入江南，給江南地區帶來了大量勞動力與先進生產技術。所以，江南地區的經濟在唐後期發展速度很快，並取代黃河流域成為全國財政經濟的重心。

　　唐後期，大量勞動力南移。據《元和郡縣圖誌》載：公元730年吳郡（江蘇蘇州）戶6萬8千，洪州（江西南昌）戶5萬5千。到公元810年，兩地分別增加到10萬戶與9萬戶。勞動力的大量增加，使大片荒地開墾，興修水利也大規模開展。如在江蘇武進開孟瀆，引長江水，可溉田四千頃、在南昌建鬥門控製江水，溉田一萬二千頃。水利的大量興修，使許多荒地變成水旱保收的良田。糧食產量大大提高，不僅保證南方地區供應，還經常調運到北方。當時有人（權德與）說：“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新唐書·權德與傳》）。文學家韓愈也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韓昌黎文集》卷4）。南方已成為全國財政的重心。製茶、紡織業、造紙業發展很快，另外，南方的采礦業、造船業也發展很快，大大超過北方。

　　唐前期，北方有許多商業中心，安史之亂中大多毀於戰火。而南方的商業城市日益增多，南方成為全國商業中心。

　　在各商業城市中，夜市已很普遍。王建有詩《夜看揚州市》：“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昇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還有《送友遊吳越》詩：“……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都生動地描繪了江南商業城市中夜市的繁華。

　　在許多商業城市出現的同時，在農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區還開始出現定期的集市——“草市”、“村市”。它們大大加強了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為以後小城鎮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這—時期南方商業的發展中，有一個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即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匯兌製度——“飛錢”。“飛錢”的出現，是我國古代經濟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標誌著古代商品經濟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具有進步意義。

　　糧運是唐代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一是轉運速度遲緩，二是運雜費用太高，三是損失浪費驚人。以前的轉運使都無能為力處理這些問題。劉晏接管後，采取了三項措施：

　　1、積極整頓漕運；2、合理組織運輸，采取因地製宜、分段運輸的辦法，費用花銷由逐級核算到匯總核算；3、改進運輸包裝，改散裝為袋裝，大大減少了損耗。

　　由於采取這些措施，不僅加快了運輸速度，而且極大地減少了運輸費用。過去由揚州運糧至長安要花9個月，沿途損耗達20％，改進後僅需40天，且無開鬥損失，每石米隻需要700文的運雜費，“人以為神”，長安糧價平穩，唐肅宗曾稱他為“當朝的蕭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