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十五、四壁清風石牆院――陳獨秀的晚年生活

　　1938年7月2日下午，重慶嘉陵江和長江兩江夾匯的朝天門碼頭。從剛剛靠岸的民生公司“民豐”號客輪臭氣熏天的客艙裏，走出一位年屆60的老人，他就是曾經名震中外的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

　　作為一位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政治家、大學者，此時的陳獨秀早已跟“五四”時期叱吒風雲的陳獨秀判若兩人。長期的政治風雨使他心力交瘁，五年的南京老虎橋監獄關押更使他明顯衰老。隻見夫人潘蘭珍扶助他擠上甲板，又下舷梯，踱上江岸。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次他離開武漢來到重慶，是離開戰火烽煙來到戰時後方，但同時也是他走完人生的最後歸宿，他將在一塊陌生的土地――江津，生活、呼吸四個年頭。

　　陳獨秀自己說過，我“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陳獨秀在炎熱的重慶城裏隻居住了一個月。

　　盡管他表明“決心不再介入國共兩黨之爭”、“對政治已無興趣”，可他仍然應邀演講，頻發文章，讓世人重睹了犀利深刻的文風和鋪天掠地的氣概。

　　他在這一個月裏，左右開弓，兩麵出擊，既猛烈抨擊“重慶”，又對延安頗有“微詞”。他在《民族野心》一文中怒斥“重慶”：“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商人大做其經濟漢奸，買辦和銀行家、官僚們則利用國家機關來投機外匯，或陳壟斷國產，阻礙出口貿易，以此大飽私囊。士大夫豪劣紳士紛紛充當漢奸。為抗戰而盡力犧牲的，隻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識的工業家、工人、軍人或受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洗禮的青年。所謂的‘全民抗戰’，不過是一句宣傳口號。”而五天之後，陳獨秀又撰文《論遊擊隊》，發表了一些“個人之見”。

　　北大老朋友沈尹默來看望他，二人相知甚久，交談甚深。沈尹默勸他說，既然國民黨共產黨都“得罪”完了，不如尋個清淨，離開政界，不要再為聲名所累。陳獨秀聽了十分感慨，承認“過了幾年牢獄生活，已經弄得一身是病，高血壓、胃腸炎、最近又患上心髒病。眼下的陳獨秀孤家寡人，哪還有什麽心思、精力、本錢去搞政治。”七八月份的重慶酷熱難當，陳獨秀攜家去了江津。

　　陳獨秀是安徽人，他的遷津與徽鄉極有關係。當時遷居江津的安徽人很多，陳獨秀辛亥革命時期任過教的安徽公學就早於他遷到江津德感壩，在該校任教的人中有陳獨秀的不少同鄉、至交和學生。陳獨秀的同鄉，留日好友、安徽名醫鄧仲純，亦在江津城內開業行醫。這些同鄉、熟人聽說陳獨秀來到重慶，紛紛寫信、托人邀陳獨秀到江津居住。陳獨秀體弱多病，不耐重慶酷熱，便攜夫人潘蘭珍來到江津。

　　潘蘭珍是上海英美煙草公司的工人。1930年陳獨秀居住上海嶽州路永興裏11號樓時，二人是鄰居。潘敬重陳獨秀的學問，產生愛情後與陳獨秀同居。後陳獨秀被捕，照片見報，潘才恍然大悟。但她不改初衷，在陳獨秀被押往南京監獄後，她便堅辭工作，趕赴南京，服侍陳獨秀。經她悉心照料，陳獨秀雖獄中患病，倒也安然無事。出獄後，兩人正式結為夫妻。從此她陪伴陳獨秀，南京、武漢、長沙、重慶、江津，漂泊流落，艱難度日。他們沒有子女但卻患難與共。潘蘭珍操持家務，勤儉能幹，很得陳家老小的尊重。

　　陳獨秀在江津，很少參加社交活動。有時，他也在潘蘭珍的伴隨下，到城東支那內學院去走動走動。支那內學院原是1918年佛學大師歐陽竟無與章太炎等人在南京設立的。抗戰時歐陽大師入川在長江之濱重建了這座佛學研究院。這裏清雅幽淡，風景宜人。陳獨秀常常在這裏同歐陽竟無、高語罕等好友切磋書法，談天說地。

　　陳獨秀移居江津，最初臨時住在東門郭家公館，幾個月後又搬到黃荊街8號延年醫院居住。不到一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江津也幾次挨炸，鬧得人心惶惶，陳獨秀的母親受驚不起，久病而亡。

　　陳獨秀又遷到離城30多裏的施家大院，後來他嫌這裏的小孩吵鬧，便移往二裏地外的鶴山坪石牆院住下。

　　陳獨秀未去鶴山坪石牆院前，曾應鄧蟾秋和聚奎中學董事主任鄧縭仙的邀請，在白沙鄧氏舊居住了兩個多月。當時聚奎中學校長是周光午，周的教育理念十分開明，喜歡邀請學養深厚的各界學人蒞校演講。陳獨秀也曾應邀在聚奎中學鶴年堂（即校禮堂）給全體學生作過一次精彩演講。他身穿藍布衣衫，外套馬褂，腳蹬布鞋，衣著簡樸。他的演講褪盡浮躁，心氣平和，如敘家常，娓娓而談，40分鍾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陳獨秀對鄧氏疏財助學的義舉十分欽佩，寫下“大德必壽”篆字相贈，被刻於黑石山鷹嘴石上。可惜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毀掉。

　　石牆院是清朝拔貢楊魯丞的舊居，本是幾進寬綽鋪展的大院子。但陳獨秀寓居之室在後院，既不向陽，又近低濕。屋裏沒有天花板，遇到下雨，滿屋汙水。室內家具極為簡陋，兩張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還有幾口裝書的木箱、藤箱。

　　一次，陳獨秀到城裏延年醫院看病，石牆院家中被盜。小偷將他的幾口箱子全部竊去。那裏邊值錢的少，唯有少許換洗衣服、一些書籍文稿和一枚篆刻陽文“獨秀山民”的印章。後來，經警察局追查，衣物倒是找回來了，但手稿和印章卻不見蹤影。縣裏的要人說：重慶方麵很不放心陳獨秀，經常派人過問陳獨秀的行動，了解跟他有交往接觸的人。於是有人便把失竊說成是有意為之的盜竊案。

　　在石牆院安頓下來後，陳獨秀便不顧年過花甲，身體多病，又開始了著書立說。他把能夠反映漢字基本形義的字根選出500多個，按天地、草木、蟲魚、鳥獸、宮室城郭、服飾器用、動作行為排類，字字形義並解，以此改良中小學識字的方法，意在提高語文水平，普及國民教育。

　　陳獨秀深諳中國國文教學的弊端，他認為私塾授童讀經，多不釋義，隻管讓兒童念誦符咒一樣苦讀，現代學校雖有通俗解釋，但識字教學仍不過關，學童死記硬背二三千個漢字，其過程痛苦不堪，毫無愉快可言，無異於“戕賊學童之腦力”！他從南京監獄裏開始便把音韻學、文字學的研究，移放到小學生學習漢字這個層麵來，潛心撰寫書稿，而且把書稿取名為《小學識字教本》。

　　從1940年3月到1942年5月，陳獨秀在石牆院陸續給朋友寫過6封信和4篇文章，除了一篇《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刊於重慶大公報外，餘皆未曾發表。直到1949年6月，才由胡適作序，香港自由中國社編輯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予以出版。說是“最後見解”，因為收入此書末篇的一封信寫成後14天，陳獨秀便因病去世，這就是“最後”之意。

　　其“見解”的內容和思想，很多都是陳獨秀“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意見，是他當時對蘇俄幾十年曆史經驗的思考。

　　“見解”三萬多字，觀點鮮明，內容豐富，涉及廣泛，其中心是談民主問題，其他諸多見解都是由此派生的。

　　陳獨秀在江津的農家院落中獨自關注著世民界政治潮流的起伏回落而他對民主問題的一些見解，反映出他個人的偏激的思考生追求。

　　陳獨秀在江津的生活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除了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主要靠親友的接濟。他任了《時事周報》主筆，也為《東方雜誌》和編譯局寫稿，有一點微薄的津貼和稿酬。他大姐家偶爾給他一些資助，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朋升等私人也時不時探囊相助。他使用的印著“獨秀用箋”“仲甫手緘”的信封信紙也全由楊朋升包贈。北大同學會定期資助陳獨秀生活費，還先後委托羅漢、何之瑜二人照顧陳，這成為陳獨秀晚年生活相對安定的保證。對此，陳獨秀十分感激，遂把書稿《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和《連語類編》贈送北大，以資報答。他也時常寫些字條、聯語、碑文送人，以答謝友人的資助，但他在不少接受饋贈後的複信中，反複申說“既感且慚”、“且感且慚”、“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感慚惶無地……”透出明受人施舍，卻又無法拒絕的慚恧情狀。但陳獨秀也有不願受賜的時候。羅家倫、傅斯年親自送錢給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陳當他們麵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朱家驊也曾贈他5000元支票一張，他也拒絕；朱又托張國燾轉送，再遭拒絕；張又托鄭學稼寄贈，仍是不受。

　　在抗戰日漸艱危的時局中，物價飛漲，友人的資助也不能維持他貧病交纏的生活用度。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楊朋升信說中，每月生活費已達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他不得不靠典當度日，連柏文蔚送他的灰鼠皮袍也被他送進當鋪。他去世前幾個月因生活實在困難，曾經萌生了要去生活用度少得多的貴州來擺脫窘境的念頭：“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全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較川中便宜一半。”但終因體弱難勝車舟勞頓而作罷。

　　陳獨秀去世前，還在握筆撰寫他的《小學識字教本》。

　　1942年5月13日，他寫下生前的最後一個字：“拋”，便病倒了。

　　之後，連注文也沒有續下，他便在5月27日拋下了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中國和世界，離開了人世。石牆院的陋室裏，四壁清風，除了一扇門，隻有一堵一平方米的小窗；破舊的牆上，唯一的裝飾是一幅嶽飛“還我河山”的大字拓片。

　　江津西門外的康莊，本是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別墅，麵臨長江，背倚青山，房前屋後，幽篁勁鬆，四時花草，景色宜人。大轟炸時，陳獨秀曾隨鄧氏來此小住，對前坡美景大加讚賞，鄧氏叔侄也對陳氏“得此佳景，平生足矣”的慨歎深以為然。

　　陳獨秀去世後，鄧氏叔侄擇地捐資，在康莊修築墓垣，芟蕪剔穢，撫葬了這位晚年淒零的一代宗師。抗戰勝利後，1947年，陳獨秀的兒子陳鬆年將父親靈柩遷回老家安慶，葬於北門外十裏鋪葉家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