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十三、陶行知和他的育才學校

　　1938年10月27日，陶行知踏上了重慶的土地。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山城。這時的重慶已成為中國戰時首都。

　　兩天前，武漢被日寇攻占，陶行知還在那裏參加保衛武漢的鬥爭，向武漢的朋友們介紹海外支持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情況。

　　陶行知是8月30日從海外回到香港，10月1日，經長沙又來到武漢的。《漁光曲》作者、音樂家任光陪同他到武漢戰時兒童保育院，去看望那裏的兒童。陶行知心情格外沉重，他看見裏邊很多有培養前途的兒童不能就學。於是他加深了要為難童辦學的決心。

　　在重慶這個中國戰時首都的街頭，陶行知看見不少衣衫襤褸的難童身影。在重慶的一些戰時兒童保育院，他看見一些有錢人選走了身材勻稱的孩子當幹兒女，長相平平的多問幾句話也不願。陶行知的心被再次刺痛。他加快了在重慶各地的考察，決心盡快為戰時中國和受難兒童建立一所學校。

　　1939年7月20日，重慶育才學校終於辦起來了。這所學校最初是在北碚借用北溫泉小學開學的，隨後遷到了合川草街鄉古聖寺。古聖寺曆史悠久，占地很大，有著高高的圍牆和參天的大樹。寺門外壁上有彩繪圖案和“檀林”、“忠孝”的題字，遠遠望去便覺氣宇軒昂。

　　陶行知先生提出，這所學校不要因襲舊傳統的教育。舊教育是誘天下英才不求真知，不學本領，人為地製造了一個偽知識階級。他說，育才學校的新教育不能隻靠文字和書本，而要使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去求得真知。因此，這所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引導學生團結起來做追求真理的小學生；團結起來做自覺覺人的小先生；團結起來做手腦雙揮的小工人；團結起來做反侵略的小戰士。”

　　陶行知有著平實而睿智的教育理念。他說，“教師的成功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樂，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他不辭辛苦，在重慶的難童中選擇有才華的孩子，把他們帶到育才學校培養。陶行知這樣舉辦育才學校可以說是一個創舉。

　　其實，我們稍一回顧陶行知先生的跋涉曆程，便可以清晰地見到這位人民教育家的人生足印和教育追求。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於安徽黃山腳下的歙縣黃譚源村。他自幼家貧卻很好學，17歲考入杭州廣濟醫學堂，19歲又入南京金陵大學文科學習。在金陵大學，他受孫中山民主思想和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知行合一”觀點的影響，改自己原名“文�”為“知行”。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總分第一的成績畢業。後來赴美攻讀市政學、教育學，成了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祿的學生。1917年，陶行知學成回國，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參加了聲援“五四”運動的遊行集會。他先後與李大釗、蔡元培、胡適聯名發表文章，宣揚民主。又與朱其慧、晏陽初發起組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與北大教授朱經農合編《平民千字課》本，以極大熱忱推行平民陶行知把發展教育的注意力放在占中國人口85%以上的農村，他邀集了誌同道合的朋友要在南方各地創辦一批平民學校。他遇到挫折，也不後退，提出師範教育要搞“下鄉運動”的主張。陶行知連續發表《我們的信條》、《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答客問》、《再論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文章，創造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

　　陶行知曾經提出“籌集一百萬元資金，提倡一百萬所學校，征集一百萬位同誌，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教育計劃。處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政府不可能支持這個計劃，陶行知便先做示範。1927年3月，在北伐戰爭的槍炮聲中，他創辦了南京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以後又辦起湘湖師範學校、新安師範學校、小學和幼稚園，為中國農村教育作出示範。

　　陶行知的教育有理論支持，但決不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他結合中國的實際，農村的實際和教育的實際，在運用中創新。他的教育實踐，真正是把老師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經過改造，形成了“教育即生活”、“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中心內容的嶄新的生活教育理論。

　　正是曉莊師範的實踐感悟，陶行知的人生理念和教育觀念都發生了巨大飛躍。他真正明了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從此，他改名“行知”。先行後知，有行才有知，先力行後有真知。

　　陶行知在重慶舉辦育才學校整整八年。他主張對兒童智力實行早期開發，因材施教，全麵發展。他提出“建築人格長城”的口號，認為這是做人的根本。

　　有一次，周恩來讓八路軍辦事處主任錢之光給陶行知送去延安大生產運動的一套照片。

　　陶行知看了之後很受啟發，於是動員師生墾荒種地，又辦起了育才學校的農場。這樣既培養學生的勞動觀念，又彌補了辦學經費的不足。

　　陶行知認為，育才學校的新教育，應該是“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世界的、有曆史聯係的”，這種教育“是民族、大眾、人類解放之工具”，因此學校的課程設置、活動安排和教師組別，也以社會組、文學組、音樂組、組、美術組、自然組而定。他聘請了一大批名師專家到育才學校上課，如翦伯讚、何其芳、艾青、賀綠汀、戴愛蓮、張泯、陳煙橋等，使育才學校的教育生動活潑，多姿多彩。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非常關心育才學校，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徐冰、錢之光都曾多次到校參加活動、看望師生、觀看演出，還從延安馬列學院派來廖意林擔任育才學校的地下黨支部書記。

　　陶行知宣傳教育“要創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主張把學生從種種枷鎖中解放出來。他說：要解放兒童的腦，使之能想；解放兒童的雙手，使之能幹；解放兒童的嘴，使之能談；解放兒童的空間，使之能接觸大自然和社會；解放兒童的時間，使之能學習渴望學到的東西。他認為無窮的考試隻會使兒童失去創造的欲望。

　　在育才學校，孩童們的學習空間是自由的，有的學音樂，有的學美術，有的學舞蹈，有的學自然科學。陶行知說，第一流的教育家就是要“敢探未發現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而學生，就是大家都能學習渴望學到的東西。而這就必須有一個適宜創造的環境，要有民主的環境和寬容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和一批民主人士在重慶創辦了社會大學。馮玉祥任董事長。社會大學設在管家巷28號，有政治係、文學係、新聞係和教育係。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都到校作過專題演講，陶行知聘請了鄧初民、華崗、許滌新、張友漁、王昆侖、侯外廬、章乃器、翦伯讚、胡風、何其芳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到校任教。社會大學宣傳民主，擁護中國共產黨，還在學校成立地下支部。結果，辦學僅一年，便被國民黨政府查封。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勞累過度，在上海去世，享年55歲。當時，上海、南京、重慶、延安、香港、九龍以及美國、新加坡等國的民眾都為陶行知先生隆重舉行追悼大會。大家認為，陶行知先生不幸去世，不僅是中國教育事業和人民大眾精神解放的重大損失，也是各國人民爭取獨立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