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十一、抗戰陪都的沙磁文化區

　　瓊瑤的言情小說拍成電視劇，其中寫抗戰生活的幾部作品，讓世界華人都知道中國有個青木關，更知道有個沙坪壩、磁器口。人們從作品裏知道了沙磁文化，知道了蓬勃的教育生活，但是這個文化區是怎麽變化發展過來的，則少為人知。其實，這裏邊的許多故事，還真是饒有趣味。

　　直到上個世紀30年代初，沙坪壩不叫沙坪壩區，它隻是小龍坎到磁器口之間麵臨嘉陵江的一片農耕地，因為地勢平坦，所以叫壩。這一大片田土種水稻、小麥、花生、紅苕，隻是在農田中（相當於現在重慶大學A區大門那一帶）有一座小廟，牆壁是紅色，稱為紅廟。當時人們說紅廟都明白，說沙坪壩有的人還不知道。這紅廟（或者說沙坪壩）是屬於有東、南、西三裏的巴縣的西裏所管轄。

　　1933年，成渝公路通車，公路從土灣經小龍坎往山洞翻歌樂山。工商界著名人物溫少鶴籌辦巴縣汽車公司，從小龍坎接了一條支路經紅廟到磁器口，每天開有兩部木炭車往返通遠門――磁器口，上下午各一班。

　　磁器口和小龍坎當時也屬巴縣。磁器口又叫龍隱鎮，巴縣四大鎮之一，因是水陸碼頭，商業繁盛，一年四季，人流稠密，還辦有一所西裏中學。而小龍坎則是巴縣界內從馬王場經石橋鋪到磁器口的一處行人歇腳之地，並無店鋪客棧。抗戰前，往磁器口走經過紅廟，隻有兩三間茅草房，賣茶水冷酒讓修南渝中學的建築工人在這裏休息。偶爾有農民挑著花生、地瓜、甘蔗之類的農產品在這裏賣，顧客也多是南渝中學的學生。

　　劉湘把重慶大學從菜園壩遷來紅廟，這塊土地就成了重慶唯一高等學府所在地。最初劉湘兼任重慶大學的校長，他於1934年接待了來川考察地理、經濟、交通和文化教育的中國工程師學會考察團，劉湘特別看重考察團的團長、中國冶金學家、教育家胡庶華，多次挽留他在渝任重慶大學校長。這樁事引出沙磁文化區發展的一段史話。

　　胡庶華是湖南攸縣人，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畢業回國先後在武昌高等學校、湖南大學、同濟大學任教和做校長，兼任中國工程師學會副會長、會長等職。他於1932年至1934年連續考察西北、西南經濟、交通、文化之後，為當時的四川省主席劉湘誠情所動，受聘擔任了重慶大學校長。他除了執掌校事，還對重慶市和沙坪壩的文化教育予以關注。經過一年的考察，1936年，身任重慶大學校長的胡庶華發表5000餘言的《理想中的重慶市文化區》。

　　文章指出，在“內亂頻起、外患迭乘”的時代，中華民族要救亡圖存，首要之務是國防物質和精神的建設，要喚起民眾，充實力量，要有全盤計劃，精細分工，而這一切，都須有文化的力量。由此可知，“文化在中國革命現階段是如何的重要。”胡庶華分析作為川東大都會重慶的發展現狀和諸多不足，並建言要改善重慶市的文化，必須改造阻止重慶市文化發展的不良環境，建立一個新型的文化區。

　　他說：“吾人認為如果新的文化區一旦建立，不但造成一適宜於文化發展的環境，而且更可利用物質上和人力上的諸多優越條件，以加速其發展，各學校經費的集中及用途適當的調節，富有經驗的教育者及科學專門者的薈萃，勢必在文化上植下龐大的鞏固基礎，而成為一巨型的熔爐。它的光芒不僅照亮重慶一隅，而且將四射到西南各省乃至整個中國。”

　　胡庶華以他對地域經濟文化的考察和思考，看好距重慶主城區三十餘裏的小龍坎――沙坪壩――磁器口片區，認為這塊東襟嘉陵、西依歌樂、南北十裏、東西八裏的平坦地帶，“環境優美，宜於讀書休養，遠離城市，與惡習隔絕，不受其影響”，是新型的文化區的理想之地。

　　在胡庶華的見解公之於世不久，“七・七”抗戰爆發，大片國土淪於敵手，淪陷區同胞扶老攜幼，顛沛流離，輾轉來渝；官僚資本、民族資本也向後方轉移；許多教育文化機構，也紛紛落腳重慶。國事的突變使沙磁地區先後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四川鄉村建設學院（省立教育學院）在磁器口成立，張伯苓辦的重慶南渝中學建成招生，國民政府兵工署接管的重慶電力煉鋼廠正式投產，省立重慶女子職業學校從主城區遷來沙坪壩，四川最大的絲廠在磁器口成立，我國著名的“北四行”之一天津金城銀行在沙坪壩成立辦事處，國立中央大學遷至鬆林坡……域內人口逐漸稠密，治安問題日益突出。有時候，在崎嶇公路上顛簸的汽車還被頑童扔來的石子擊中，而地區舊有的行政管理卻鞭長莫及。

　　胡庶華和他執事的重慶大學，擔負起了曆史的責任。1938年2月6日下午，由重慶大學公函約集的“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重慶大學理學院舉行，會議修改了組織大綱，選舉了胡庶華任該會的主任幹事，高顯鑒、張伯苓被選為副主任幹事，會議還討論了代表們提出的電話裝機問題，小龍坎至磁器口的公路問題、治安問題。有的問題當場便形成決議。

　　首批七個會員單位，沙坪壩原有的占四個，抗戰爆發後從東部遷來的有三個；屬文化教育的有五個，非文化教育的有兩個。也就是說，沙坪壩一開始建設，就集中了全國的多種力量，特別是接受了華北、華東先進地區和教育媒體文化要素的影響。

　　這個自治會的會所暫時設在沙坪小學。辦公經費由會員單位按月籌集。後來會員單位多了，各單位大、小財力不一，於是分攤會費也成甲、乙、丙三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教育學院、南渝中學、煉鋼廠、巴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央電台每月會費10元；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金城銀行、行營軍械庫繳6元；藥專、女職校、鄉公所隻繳4元。

　　1939年1月30日，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邀請域內新舊機關、學校、團體各首長在重慶大學會議廳舉行改組大會。一年不到的時間，沙磁地區新增了很多機構。這天到會的代表濟濟一堂，陣容龐大，有：重慶大學、大鑫鋼廠、大公職業學校、金城銀行、軍政部紡織廠、軍政部製呢廠、重慶女子職業學校、合作五金製造廠、川康銀行、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四川鐵工廠、省教院、龍隱試驗鄉、南開中學、北平師大勞作科、豫豐紗廠、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央電台、中央工業職業學校、中央大學、沙坪壩郵局、沙坪壩電廠、中央研究院倉庫、巴縣汽車公司，還不包括沒有到會的重慶行營軍械庫、兵工署24廠、資源委員會輕油廠、重慶牛奶場、大成糖廠、昆侖紙廠等機構。

　　這次會議將“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擴大改組為“巴縣沙坪文化區社會事業促進會”，不僅表明該會的職責內容有了擴大，而且工作範圍也從小龍坎、磁器口向兩頭延長到土灣和雙碑。沙磁地區無論是“自治委員會”，還是“社會事業促進會”，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擔負起了協調會員機構、開展抗戰宣傳、改進域區社會事務的職責。

　　1939年5月2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親赴沙坪壩、磁器口視察工作，並發布命令，稱：“沙坪壩、磁器口、小龍坎等處，均應劃給重慶市政府。”1939年7月19日，重慶市政府發布訓令，公布：“重慶市政府沙磁區臨時辦事處”正式成立，地點設在沙坪壩樹人中學內，市政府專員楊學淵為臨時辦事處主任。

　　沙磁區臨時辦事處內設社會、工務、衛生、總務、警衛五個組。從此，沙坪壩地區作為重慶市下屬的一個重要行政區域，開始名正言順見諸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而“沙坪文化區”、“沙磁文化區”也以中國文化的一個新事物、新地域、新元素進入國人和世界的視野。

　　抗戰時期，沙磁文化區成為全國的學術文化活動中心，大量的中外學術活動在這裏舉行。教育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中央衛生署、中國科學社、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醫學會、化學會、物理學會、農學會、教育學會、經濟學社、自然科學社等先後舉辦的全國性學術年會和科學文化展覽、文化教育係列活動，大大促進了中國科學文化教育的向前發展。

　　沙磁區學術講演會和歌樂山孔學會連續幾年組織各界專家學者，舉辦“星期日名人講演”和一係列學術演講，成為抗戰時期陪都文化繁榮的一道道風景線。這些學術講演，每周舉行，風雨不誤，講題廣泛，內容豐富，既有宏觀，又有微觀，涉及形勢分析、時事總議、戰爭走向、科技發明、文化動態、藝術品鑒、行業現狀、考試指導、學科答疑。演講者多是國內各界知名人士、外國使節和來華人物。他們學養深厚，頗有建樹，或者從前線返回，或是出國歸來，自然信息量大，材料新鮮。這些演講，血肉豐滿，深淺相宜，既開眼界，又長知識，既是青少年素質培育的絕好途徑，又是抗戰時期各界群眾的精神需要。

　　文化區的文化藝術活動也蔚成大觀。經常活動在這裏的郭�若、冰心、老舍、陽翰笙、田漢、徐悲鴻、傅抱石、司徒喬、張書旃、呂斯百、豐子愷、吳作人、王臨乙、楊大均、金律聲、賀綠汀、馬思聰等著名文學家、音樂家、美術家，與中央大學、國立音樂學院、重慶大學、朝陽學院、陸軍軍樂學校、國立音專、中央工校、南開中學、湘雅醫學院、上海醫學院、省教院、藥專、藝專、重影廠合唱隊的廣大師生以及社會民眾打成一片，經常舉辦聲勢浩大的音樂會、合唱會、軍樂會、歌劇會、繪畫會。這些活動不但在民眾大劇院、國泰大劇院的高雅場地舉行，也在大中學校校園內舉行，還常常拉到街頭、鄉間去為老百姓演出。

　　他們不但在沙坪壩和陪都各地演出，還前往成都、江安、桂林、新加坡、英國等地演出，使陪都沙磁文化區的聲名日益遠播。

　　1940年12月，中央大學藝術係中國畫教授張書�受外交部長王寵惠之請，以《世界和平的信使》為題，創作“白鴿圖”。鴿群，有動有靜，有獨有聚，背襯橄欖，生機蓬勃。完圖之後，羅家倫校長題詩：“撥亂猶餘不世功，平章正義範群雄。會看寰宇休兵日，信使聯翩繞白宮。”蔣介石又在圖上書簽“信義和平”四字，然後作為中國國禮贈送給美國大選中第三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成為抗戰時國家交往和文化傳播的重要新聞和精彩篇章。沙磁區的文化衝擊波再一次在全球範圍內推開。當時有雜誌評論說：“重慶現在是全國文化的中心，而沙磁區又是重慶文化的重心。”這可以說是對沙磁文化區的形象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