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七、大氣磅礴的本色學人――傅斯年

　　胡適生前評價人物少有過譽之詞，但他卻把同時代的一位學人，譽為“稀有的”天才。這位學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叱吒風雲，又在學術研究和教育主張上獨樹一幟。陪都時期，他指點政治，抨擊時弊，時人推譽為“傅大炮”。傅斯年在抗戰時期已成為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在山東省聊城縣。傅家是魯西名門望族，聊城大姓。傅斯年的祖公傅以漸是清王朝第一個狀元，順治帝的兵部尚書――名副其實的宰相。到了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家道中落。傅旭安鄉試中舉後移至山東東平縣龍山書院出任山長，並死於任所。傅旭安執教6年，教誨殷勤，深受學生愛戴。當時傅斯年僅9歲，其弟斯岩才7個月，祖父年過花甲，一家重荷落在母親肩上。好在父親在世時人緣極好，門生故人不但經辦了喪事，而且此後每年都要前往探視，饋贈錢財，以備來年之用。

　　傅斯年生在“開代文章第一家”的相府門第，但從小在清貧生活中長大，幼小心靈承受過人生重壓，這使他一生疾惡如仇，奮鬥不息。難得的是，父親生前一次上街閑遊，無意中扶助了一位名叫侯延�的窮學徒。為了報答師恩，侯延�後來有了出息，登門說服傅的外祖父和母親，將13歲的傅斯年帶到天津上了“洋學堂”，接受新教育。侯延�自己苦讀成為清末進士，曾留學日本學習政法，辛亥革命後，當過眾議院議員，出任哈爾濱中國銀行行長兼海關總署，對傅斯年多有指點開導，影響很大。

　　傅斯年北京大學預科和本科的學習成績十分優秀，成為國學大師劉師培、黃侃、陳漢章三先生的高足。傅斯年性情直爽，好激動，對人對事不講“溫良恭儉讓”，談古論今，滔滔不絕，同學都認為他恃才傲物。他的同學、同鄉回憶說：傅斯年是北大聞名的高才生，但他很少上課，成天泡在圖書館裏，博覽群書。他在課堂上提問題，教師有答複錯誤的，他會當麵指出老師講錯了，說某某書上怎麽講的，某某先生又是怎麽講的，我認為該怎麽理解，搞得講課人下不了台，以致有些教授怕上他的課。

　　“五四”運動爆發，傅斯年正念大三。這之前一年多時間裏，傅斯年在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已完成了由國學大師高足向新文化戰士的轉變。他約集同學羅家倫、顧頡剛、俞平伯創新潮社，並出任《新潮》主編。兩年時間，投稿《新青年》、《北京大學日刊》、《新潮》雜誌，先後發表《文學革新申義》、《中國曆史分期之研究》等詩文50多篇。“五四”運動前夕，美、英、法、日、意等國操縱把持的巴黎和會會議拒絕了中國的正義要求，將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出，國人震驚。5月2日蔡元培把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訴了北大學生許德珩以及羅家倫、傅斯年。5月3日晚，北大學生集會，有同學咬破指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大家當場推薦傅斯年在內的20多名學生代表負責第二天遊行示威。

　　5月4日，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親自扛著大旗率隊遊行。隊伍行至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學生憤怒地用旗杆將曹宅房瓦挑下，又拋入院內。數人翻窗入院，打開大門，放進人群，點火燒了曹家臥室的羅紗蚊帳。翌年（1920年）1月，傅斯年在上海登上英輪，放洋出海。

　　傅斯年先是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兼學物理學、化學和高深的數學。傅是北大文學係高才生，具有深厚文史根底，他之棄文習理，是受了當時“通才”觀念的影響。當然，這也為他結構知識體係，完善自身素質奠下了堅實基礎，使得他觀察社會、認識事物的眼光更為準確。後來傅斯年受陳寅恪和俞大維的影響，由英赴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學習相對論、比較語言學以及德國哲學、曆史、地質學、力學。

　　學成以後，傅斯年回到家鄉。1926年底，接受廣州中山大學朱家驊邀請，擔任該校文學院院長和國文、曆史兩係主任。國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長，傅斯年被聘為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領導了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參與了明清大庫檔案的搶救和整理。“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傅斯年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與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共同創辦《獨立評論》周刊，發表文章，鼓吹抗日。他聯合徐中舒、蔣廷黻編寫了《東北史綱》，提供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駁斥日本人所謂“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論，對國人進行曆史和國情教育。他說：“中華民族自有潛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曆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他認為，從深層認識，民族的危機正是民族複興的機會和條件。傅斯年花很多時間為《獨立評論》撰稿，這些文章很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蔣廷黻回憶說，傅斯年的每一篇文章，知識豐富，就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曆史經驗似的。而且傅斯年把文章重要內容摘登於前，創造了出版界的先例。

　　傅斯年是一位知識廣博的學者，文、史、哲、語均有造詣，自然各科，亦多精熟，他又長期從事教育，對當時中國教育的腐敗，深有感觸。他對當局不關心學生生活學業，隻關心“反共教育”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他說，有些學校簡直連難民收容所都不如，學校牌子掛出來，招來學生，卻不解決他們的衣食住，不去努力聘請好老師，功課談不上，學生生悶氣，當然要鬧事，要擁護共產黨。他認為，教育腐敗，政府應當負責任，教育當局應負責任，教育行政長官也應負責任。“地方教育長官不得人，校長不成樣子，然後教員不成樣子，然後學生的風紀不堪問了”。他指出，“把辦學當作買賣做”，“選舉校長，選舉權要與政客”，“真是亂國害政的大源”。

　　全麵抗戰開始不久，傅斯年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連續四屆當選，並多次成為駐會委員。1939年5月，北大恢複文科研究所，他又兼任所長。

　　傅斯年一方麵積極參與政治，為抗日救國出力獻策，同時在艱苦環境中領導學術研究。他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經常奔波於重慶、昆明和四川南溪李莊。他用各種形式發表言論，其主題都是：抗戰必勝，鼓動人民的抗戰熱情。傅斯年被人們評為懂得軍事的三個文人之一（另兩個是張季鸞、丁文江）。他的目光異常深邃，他說：“這兩年我們的同胞雖然飽受艱苦，大量死亡，但我們的民族充分表現其偉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在這個表現中，看到了最後的勝利，光明的前途：以後的中國曆史，要比四千年曆史上，任何時代都光榮偉大。所以這次的大艱難，已是締造將來的大光榮的基石。”

　　為了民主，傅斯年不遺餘力地四處奔走。1944年9月15日，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大會主席團提議：組織延安視察團，前往視察，並推薦冷�、胡霖、王雲五、傅斯年、陶孟和為視察團團員。提議獲得絕大多數通過（140 名參議員，138名投讚同票）。但延安之行一直拖到1945年7月1日方才成行。而且最後成行的六位參政員是褚輔成、黃炎培、冷�、傅斯年、左舜升和章伯鈞。

　　五天的延安考察，幾位參政員同中共領導人會談、參觀。傅斯年無黨派，又是學者身份，加之早在“五四”時期北大讀書時便與時為北大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相識，因此二人顯得更加親近。毛澤東邀傅斯年談了整整一個晚上。毛澤東稱讚傅斯年當年反封建主義做出的貢獻，傅則回答：“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二人別無拘礙，無話不談。談至天明，傅向毛索字，毛欣然應允。

　　7月5日，視察團如期返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前往機場送行。毛澤東將一幀親筆題詞麵贈傅斯年。還請傅斯年向胡適轉達他的問候。登機後，傅展紙而視，上書北宋詩人錢惟演的詩句：“不將寸土分諸子，劉項原來是匹夫。”傅斯年心知肚明，這正是毛澤東對兩人夜談時自己所打比喻的答複。

　　從延安回到重慶，15天（7月20日）後，傅斯年再次當選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緊接著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消息傳到重慶，全城人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這是中華民族百年來反對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全麵勝利，是14年艱苦卓絕、浴血奮戰的結果。

　　聽到這個特大消息，傅斯年衝出門去，見熟人就打招呼，又用拳頭敲打友人。朋友們都喊吃不消，他還把人肩膀抓住搖了又搖。晚上，傅斯年更像瘋了一樣，拿了一瓶酒，從聚興村住所跑上街，邊走邊唱。

　　又手拿一根拐杖，挑上一頂帽子，邊跑邊舞。這時慶祝勝利的群眾已經匯成巨大的人流。傅斯年被人流裹挾旋到市中心的“精神堡壘”。圍著“精神堡壘”，人流匯成一個大旋渦。

　　“精神堡壘”是座紀念碑，位於重慶民族路、民權路、鄒容路的交口處。這裏曾遭日機轟炸，燃成一片火海。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22天，國民政府建起這座木質建築，高7.7丈，寓意“七七”事變，勿忘國恥。這時，人們將建築頂端的一口瓷缸灌入酒精，點火引燃。傅斯年也被人們旋轉著，漂遊著……最後帽子舞飛了，手杖弄丟了，又和街上慶祝的民眾、盟軍大鬧一通，直到醉得爬不起來，才被人扶回去了。羅家倫第二天去看他，他還起不了床，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真是顯出了個學人的性情本身。

　　傅斯年與胡適交往很深，既有師生之誼，又為學術摯友。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要傅斯年擔任北大校長，傅堅持不就，極力推薦胡適。由於胡適在美未歸，傅斯年便代理北大校長，負責遷校複員之事。1948年，國民政府宣布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死於任上。胡適親為《傅孟真先生遺著》作序，高度評價傅斯年的才能品行：“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能的天生領袖人物”。這應該是知人之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