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六、抗戰陪都的本土學府――重慶大學

　　四川天府之國，從先秦到漢唐，其經濟文化一直以川西平原的成都為中心地帶。清末光緒十六年（1890年），重慶辟作商埠，因有兩江合流、舟航轉運的特殊優勢，於是“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貨出入，輸合必於重慶”。商貿的迅速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川東地域經濟的發展，重慶崛起成為西南重鎮。

　　隨著中英《煙台條約續增專條》，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法、美、德、日、英等國紛紛在重慶設立領事館。辛亥革命後四川軍閥混戰的結果，推出新的代表人物劉湘主持川政。

　　劉湘主持川政後，極為重視發展教育。繼1926年撥鹽稅一部支持創建川大的前身成都大學後，1929年又組建重慶大學，又在磁器口積極籌建四川鄉村建設學院和四川中心農事試驗場；並指令21軍軍部創建四川省立重慶女子職業學校；劉湘還支持在北碚創立中國西部科學院，擔任董事長。

　　劉湘對籌建重慶大學有深邃的見地，他認為，世界各國之所以有進步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賴有完備的大學研究之所。因為大學設立，才能夠演進學術，闡明真理。因此，“欲解決種種問題，與列強相處於平等地位，應取法列強，辦理大學教育”。

　　1929年8月4日，劉湘在21軍軍部召開的重慶大學籌備會上指出：“重慶乃西南重鎮，川東首要之區，大學之設立仍付缺如，這實為重慶地方之恥辱。此間中學畢業學生，除負笈遠遊外，無升學之學校，……為社會需要計，為四川前途計，重慶大學不可不辦。”

　　這次會後的一個月時間裏，劉湘又四次召開重慶大學籌備會會議，討論諸多問題，決定在菜園壩臨時校址招生行課，又派人在重慶市內精心選址。考察人員沿兩江上溯，實地踏勘。發現一處新址最為可人：地處紅廟子，麵臨嘉陵江，左挽磁器口，右連成渝路；一野平川，水陸稱便，天空地闊，適宜讀書。這紅廟子就是如今沙坪壩到磁器口襟靠嘉陵江這一大片土地。

　　到了10月23日，重慶大學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推選劉湘任重慶大學校長，並抓緊了購地建校的工作。1933年夏，建於沙坪壩紅廟子的重慶大學理學院竣工，嘉陵高崖，建築挺拔。10月，師生從菜園壩遷入。1935年5月，省政府明定重慶大學為四川省立大學。

　　早在重慶大學創辦之初，《新蜀報》、《大中華時報》紛紛載文就學校僅設文理兩種予以評論，認為未立工商，設科片麵，這是輕視文化學術的做法，不利於人才培養。抗戰全麵爆發之前，四川省教育廳又對成渝兩地高校做了調整，把重慶大學的文學院並入四川大學，將四川省工學院劃入重慶大學，讓重慶大學成為一所工科大學。

　　這種做法引起重慶大學師生強烈反對。教授們的抨擊更為激烈。他們認為，綜合性的高等學府，要培養精神高尚、學見豐富、多科通識的精英人才。裁割文科，無異於裁割一校之靈魂。重慶大學既有高遠的建校方略，麵臨“文化頹廢、國勢替淩”的局麵，就更應該研究國學，中西兼備，以求得綜合創新。校長胡庶華堅決支持廣大師生的反裁並鬥爭。但當局執意裁並，鬥爭終歸失敗。

　　重慶大學的發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二任校長胡庶華。湖南人胡庶華是留德的冶金學家、教育家，他歸國後連續考察我國的西北、西南地區，受劉湘邀請，做了重慶大學校長。他的文化視野極為開闊，學術識見極為深邃。在對重慶的經濟、地理作了一年的考察後，胡庶華寫出《理想中的重慶市文化區》一文，他以重慶大學1935年、1936年的招生為例，指出頭年新生標準40分及格，第二年也隻有45分及格，可見重慶中等教育的落後。雖有城市電燈、自來水和公共汽車，看似有都市規模，細加分析，“則去現代文化的水準還差很遠”。他據此提出重慶市應將沙坪壩作為一個文化區來建設的主張。

　　1937年底到1938年初，胡庶華領導重慶大學積極開展了文化區建設的實踐。

　　先是重慶大學1938年1月，致函周邊的教育、文化等企事業單位，邀約來校開會，商議“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合組實施辦法”，並最終於當年2月6日舉行“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提出“維護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進文化事業”的宗旨。繼後，重慶大學又積極為該自治委員會幹事會議提供辦公用具、活動場地和辦會經費。

　　抗戰時期，“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這個以履行政府基本職能為主旨的民間組織，“佑啟鄉邦，振導社會”，對區域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功不可沒。而重慶大學作為其中的重要元素，它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

　　1938年6月，胡庶華辭職離校，接替重慶大學校長職位的是葉元龍教授。是他領導重慶大學，一如既往地推動了沙磁文化區的各項活動。

　　葉元龍，安徽歙縣人，早年留學美、英、法等國，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經濟學碩士。他1927年回國後，先後擔任過中央大學法學院經濟係主任，中央大學教務長，安徽省教育廳長、財政廳長，濟南大學經濟係主任，貴州省教育廳長。葉元龍受任重慶大學校長前，正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重慶行營第二廳廳長任上。

　　胡庶華提出辭去重慶大學校長職位，四川省政府先是任命四川大學化學係主任曹四易接任，不料重慶大學“挽胡拒曹”，雙方一時僵持不下。拖了幾個月，四川省政府轉了個彎，重新任命葉元龍為省立重慶大學校長，這才使事態平靜下來。

　　葉元龍擔任了重大校長，也同時接任了胡庶華的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主任幹事的職務。

　　葉元龍於1938年11月7日到校赴任，馬上抓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的改組活動，一件是重慶大學省立申改國立的促進工作。

　　隨著戰爭全麵爆發，沙磁地區的入駐單位日漸增多，轄區內已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開中學、省教院、中工職校、大公職校、軍政部紡織廠、軍政部製呢廠、大鑫煉鋼廠、豫豐紗廠、兵工署24廠、中央電台、合作五金製造廠、永利化學工業公司、沙坪壩電廠、巴縣汽車公司、行營第一軍械庫、川康銀行、金城銀行、國立藥專、省立女職校、北平師大勞作專修科、中央研究院倉庫、沙坪壩郵局、巴縣龍隱試驗鄉公所、大成糖廠、重慶牛奶場、昆侖紙廠、小龍坎龍隱人力車行、資源委員會輕油廠等多家單位，自治範圍逐步擴展，改組擴大工作日益緊迫。加之當時四川省政府又將歌樂山森林區委托給地處磁器口的會員單位四川省教育學院管理，重慶大學和省教院共同發起建立了歌樂山鄉村建設社。文化區領域又進一步擴大。

　　1939年1月30日，重慶大學會議廳舉行了“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改組擴大會。這次會議由葉元龍派出的代表沈重宇主持，認真討論了新的組織草案，並擴大改組，重新將該會定名為“巴縣沙坪文化區社會事業促進會”。選出葉元龍、王韜甫（巴縣縣長）、羅家倫（中央大學校長）、周越浩（金城銀行沙坪壩辦事處主任）、潘仰山（豫豐紗廠經理）為該委員會的常務委員，葉元龍為主任委員、王韜甫為副主任委員。

　　在抗戰烽火中，重慶大學積極投入宣傳的洪流，為民眾覺醒和社會發展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日寇重壓下，國民黨二號人物、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漢奸集團叛國投敵，賣身求榮，葉元龍校長率全校教職員工發出《闡明國是聲討漢奸》的電文，對其賣國行為作了深刻揭露和無情抨擊。電文指出“立國之本，在於文化與教育。……今日誓死抗戰之意識植基於此，將，來無窮建國之大業，亦植基於此”。當時，沙磁地區各界紛紛舉行以“討逆鋤奸”為主旨的活動，馮玉祥將軍倡導發起“捐款建墓鑄逆”運動。重慶大學師生熱烈響應，走上街頭，向民眾散發討汪傳單。

　　1939年7月7日，沙坪文化區“七・七”抗戰建國兩周年紀念大會在重慶大學體育場舉行。重大師生邀約南開中學、中央工校、省教院、藥專的師生一道，辦牆報、貼標語、演出話劇、放映電影，使社會各界的民眾受到熱烈的鼓舞。紀念大會召開的當天，師生們在校園內熱情服務，四下巡邏，最後組織了向前方將士募捐的“獻金”活動，把紀念活動推向高潮。

　　作為文化區的脊梁柱石的重慶大學，隨著它肩負的文化責任日漸繁重，它的“經費支絀、設備欠周”日顯突出，1939年1月12日，重慶大學成立“四川省重慶大學國立促進會”，發起大學升格的國立運動。師生們廣泛向各界和政府當局遞送促進會“宣言”，從曆史現實、交通地位、學校現狀、辦學經費、成渝比較、國內高校等方麵陳述了六條情勢，表達了希望改省立為國立，以獲得充分發展，適應抗戰需求的心聲。宣言指出，重慶大學從1929年創建，1935年改為省立，“幸賴政府當局深切關注，曆任校長慘淡經營，與各界文老之熱烈襄助，設備漸充，人才蔚起，實質精進，聲譽日增。”但“本大學尚無確定設備費，”而每年僅有的五十萬元經費，也多是七五折且欠至數月核發，遂使學校行政“多受掣肘”，不僅“影響校政”，而且“貽誤西南文化之發展”。

　　當時教育部久有大學國立的規定，而且數年之間，東北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湖南大學、雲南大學等皆先後改為國立，省立大學所剩無幾。宣言呼籲政府公鑒，改重慶大學為國立，以獲發展之規模，以應抗建之需求。然而，宣言遞送國民政府最高當局蔣介石手中，答複是“應暫緩議”，便擱了下來。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過將重慶大學改為國立。

　　抗戰時期，重慶大學發展為有三院十二係二個專修科一個師資班。工學院院長由著名無線電專家馮簡擔任，理學院院長由著名數學家何魯擔任，商學院院長由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擔任。延聘任教的著名學者有：潘序倫、柯召、李四光、段調元、俞建章、朱森、毛鶴年、丁洪範、朱祖晦、柱國璋、張聖奘、傅麗夫、劉覺民、羅蜇潭、葉謙吉……他們一麵教學，一麵著書，“研究學術，哺育英華，佑啟鄉邦，振導社會”，為中華民族的教育振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